新时期散文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繁荣起来的。在这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刚刚进入新时期，这时候，社会各个方面都开始发生变化。社会生活的变化在文学领域里，最先开始于诗歌，朦胧诗让人们感到无所适从；然后是小说，“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相继引起世人的关注；报告文学也掀起了一阵旋风。
面对其他文体的创新、繁荣、轰动效应，散文一直保持沉默，因为，解放以后形成的抒情散文只能抒发哀思和怀念，而面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只能保持沉默，这种沉默表明散文的老传统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使人们对已经滞后的散文创作感到厌倦，那种空洞的抒情散文再也激不起进入变革和求实时代人们的激情了。
在这样的处境中，散文似乎受到了冷遇。虽然我们一般以读者的反应来论定散文艺术成就的高低有些片面，但毫无疑问，文化的转型，使散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大革命”过后，很多人感到自己受骗了，原来的革命热情受到严重的挫伤，激情没有了，理想黯淡了，过去书写豪言壮语的抒情散文失去了读者市场。如果还要坚持原来的抒情路线，就会显得虚假矫情；而不走抒情路线，思想又受到很多束缚，不知如何创新，散文写作陷入困境。
从整个创作格局看，新时期文学呈现多元化态势。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戏剧，曾经形成的模式在作家与批评家的探索创新中发生裂变。而散文，就其全部历史来看，在艺术上的稳定性是强大的。艺术的稳定性转为艺术的惰性，限制了作家的创作活力。在悠久的散文传统面前，散文作者既为之骄傲，为之折腰，但压抑感也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使他们不得不在前人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创作模式中挣扎。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散文传统的国度，自古以来，散文创作思维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文言散文思维模式、白话现代散文思维模式和当代抒情散文模式。文言散文传统思维的模式是“文以载道”，这是封建专制压力形成的散文思维模式。白话散文是五四以来对文言散文传统思维模式的突破，高举个性张扬大旗。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发展及影响，解放以后，又渐渐形成了固定的颂歌或牧歌抒情思维模式。
当代抒情散文思维的颂歌或牧歌模式又可以具体分成两种变式：变式之一是社会主义抒情模式，可以概括为“人物 事件 抒情”。这一模式以细腻的外物描写与细腻的情感体验适应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生活感受的表达，最终统一为对祖国大好山河的赞美与歌颂。解放以后，特别是60年代，中国散文界出现的“三大家”――刘白羽、杨朔、秦牧，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把这种模式发展到一个极端。刘白羽、杨朔、秦牧，以一种文艺战士的姿态尽情书写解放以后新中国的变化，歌颂祖国的繁荣昌盛，期望用自己的作品实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目的。《日出》、《雪浪花》、《社稷坛抒情》等成为典范文章。他们的成功有其自身和社会历史的原因。杨朔亲历过九一八前后的变化，“决心用笔来战斗”。刘白羽是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获得艺术生命的，他自觉地用笔来进行革命。秦牧早在抗战期间就从事进步的文化活动。他们的创作可以说是他们的真情流露。因为他们对新中国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而后来大批的模仿者却把这种写作样式作为一种样板纷纷仿效，把散文引向一条歧途――只能抒写赞美之情的歧途。那些没有“三大家”人生经历的人瞪大两只眼睛看着外部世界，期望在那里找到可以描写和赞赏的美丽风景，却遗忘和遮蔽了自己美丽的内心世界。作者们都没有其他的思考意向和方法，发不出异样的声音，在外部形势和内在心态的双重作用下，大家自觉把思想统一在社会主义好这一维度，用一种昂扬亢奋的调子歌颂社会主义当作散文写作的天职，从而使散文创作的范围越来越小，散文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现象发展到了一个极端，散文成为一个工具，为政治路线服务，书写空洞无味的政治概念，肆意践踏鲜活的人生。
当代散文思维模式的变式之二是政治思想模式，即“人物、事件 思想认识及态度”。这是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而形成的。不加分析地对每一次政治运动进行歌颂，有回归到封建时代“文以载道”的旧路之嫌，实际上是颂歌模式在政治运动领域的一种表现。
后来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散文思维模式是在走出“四人帮”文化专制之后形成的，虽然散文思维的意向依然聚焦于政治，却与政治生活拉开了一定距离，只在它的外面进行反思，是对痛苦的反刍，无论在思维角度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还没有达到质的飞跃。
当代散文的思维模式是单调的，思维方式是仰视外部世界，视野单一外向，思维运动呈线性轨迹，而主体内心世界被抒情湮没了。这种思维模式只能适应于社会一元化的状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思想的进一步活跃，这种两眼朝上一心敬上的散文因缺乏与当代普通人密切的精神联结而逐渐失去它的思想魅力。
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散文？还要不要这种文体存在？关于散文一直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散文的概念基本上成为历史概念，而在相当长的时期，人们对散文的认识就是停留在狭义散文观念上，即取材广泛、篇幅短小，能够灵活记叙见闻、自由抒发情感的一种文章体裁。这种认识其实就是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散文进行的限定，形式上限定散文篇幅短小，内容上限定散文记叙见闻、抒发情感，这种限定一直束缚着散文的创作，把散文这种文体引入困境。
散文创作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它把自己变成一种小摆设，不触及社会实际问题，不直面历史的真实状况，不反映人民的强烈呼声，只是空洞抒发廉价的赞美和歌颂之情，为社会涂脂抹粉。拨乱反正之后，人们发现现实社会生活并不像歌颂的那样美好，如果继续抒写这种浮夸的赞美感情，就会成为笑料，散文必须寻找自己的出路。所以，散文必须进行大转折、大变革，不转折、不变革就没有读者、没有出路。只有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进行思维突围，适应信息爆炸的时代特征进行散文创作，才会使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贾平凹说：“一部中国散文史，严格讲是一部个性存亡史，一部情之失复史。”这是对散文在当代中国发展演变历史的准确认识和概括。
正因为散文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路越来越窄，只剩下抒情这么一个法宝，所以它逐渐失去了广大读者。散文本是自由的艺术，现在却顺着惯性，在上级指定的轨道上日复一日地行走，直到走向自己的反面，违反自身的自由本性。如果说，当它自由地在个性化的思想和情感的天空中飞翔时活像一个天使的话，那么，这个放弃自由思想的散文就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它受到人们的冷落甚至厌弃应该是合乎自然规律的。
如何突破已有的创作格局，探索新颖独特的思想艺术途径，是新时期一开始就困扰着散文作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