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发展观也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大体说来，国外发展理论依据其对发展本质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四代不同的发展观。
第一，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为了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真正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普遍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相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地域占世界陆地面积的70%，占全世界国家和人口的80%，这样就使全世界被带入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发展潮流之中。发展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研究成为国际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发展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兴起。
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迅速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这些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这种情况必然使发展经济学成为发展理论产生和研究的基础，发展理论的发展，也主要是指经济意义上的发展。因此，在战后的最初阶段，所谓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刘易斯将发展视同于增长，即“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这种观点极具代表性，当时发展经济学家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他们共同坚持的基本观点是：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化程度不够，经济馅饼不大；而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提高工业化的程度，把经济馅饼做大，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而，他们都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把发展单纯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
这种把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观的形成，在理论上继承了早期工业化思想的遗产，在实践上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物质资本匮乏，只有解决了物质资本的积累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独立和较快发展。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的，即只有明显的生产的量的增长，而没有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状况、政治经济体制等的明显进步和质的提高，相反，却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社会腐败、政治动荡。所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受到了普遍批评。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
第二，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发展观。由于在单纯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计划遭到失败。人们普遍认识到，仅有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还远不能反映和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经济发展本身的研究推动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从而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大变化：政治学家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探索政治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学家从社会结构的观点研究社会的变迁，历史学家则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演变过程，文化学家、生态学家、未来学家、哲学家也都纷纷加入了研究的行列。从而相继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史学、未来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新型社会科学学科。而这些学科就被统称为发展理论或发展研究。正如《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发展研究的词条中所指出的：“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组，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分析和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人们所说的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以这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的这类学科包括经济学、地理学、政治科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而且，越来越多的技术学科也渐渐地加入进来。”发展理论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从发达国家学者的专利品转向世界各国广大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从对发展中国家的专门研究转向对不同发展程度各类社会形态国家的研究，从实证科学的研究转向更具综合性、抽象性的哲学层面的研究，成为发展理论的基本走势。
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下，许多发展理论研究者，包括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对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的发展观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可以视为是对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观点的扬弃，同时在肯定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注意到发展中的质的变化，注意到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多维变化的过程。与此相类似，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研究者也提出了一种新观点：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这一广为流行的观点反映了发展理论学者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
1968年，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对南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不朽之作的《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在书中，他指出：“发展，意味着从‘不发达’中解脱出来，是消除贫困的过程”，“‘发展’，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向上运动”。这实质上是指出了发展是一个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不只是GNP的增长，而且包括整个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的上升运动；影响经济发展的有产量和收入、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制度、政策等因素，因而应从质和量上去把握发展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实行社会改革的政策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观念已开始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向减少和消灭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方面转变。达德利·西尔斯教授在《发展的意义》一文中，对发展观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说：“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平等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这三方面都从原来的高水平上下降了，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特别是如果这三个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即使人均收入增加一倍，把它叫做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也指出，每个国家都在为发展而奋斗。虽然经济进步是基本的组成部分，但它不是唯一的部分。他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囊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们的态度，甚至还有人们的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托达罗还认为，虽然通常是从范围来看发展的，但发展的普遍实现也可能使得对国际经济和社会体系进行根本性修正成为必要。所以，必须把发展看做涉及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
第三，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导致了发展观的重大变化，这是20世纪发展观演变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人们在经济增长、城市化、人口、资源等因素所形成的环境压力下，对“增长—发展”的模式产生怀疑并展开讨论。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l Carson）发表了一部引起很大轰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作者在书中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发展观念的争论。十年后，两位著名美国学者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的享誉颇高的《只有一个地球》一书问世。该书把人类对生存与环境的认识推向一个新境界——可持续发展的境界。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
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舆论的极大重视。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概念得到与会者的承认。“可持续发展”这一词语一经提出，即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得到认同并成为大众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成为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反映了人类对今后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的憧憬和向往。人们逐步认识到，沿袭过去的发展道路必将造成不可持续的发展，因而是不可取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面临的必然选择。人类的这一次反思是深刻的，反思所得到的结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正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世界不同经济水平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得到普遍认同的根本原因。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可以争取实现的目标，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投身到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也正是可持续发展理论风靡全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进一步把发展观的视角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发展。1983年，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新发展观》一书，该书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新发展理论，并称之为“新发展观”。这种新发展观综合了“人的发展第一”和“基本需求战略”等观点，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作为主题，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成员的全面发展。按照这种发展观，对经济发展的最终检验，不是普通的物的指标，而是人的发展程度。1987年，埃德加·欧文斯在《发展中世界的自由前景：伴随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中进一步提出：“现在该是我们把政治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的时候了——不仅考虑社会能够变得更有生产力的方式，而且考虑社会应该变得更有生产力的质量，即是说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
在上述发展理论的影响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此类报告围绕人类发展，每年聚焦在一个主题上，如人类发展的概念和测量、人类发展的财政支持、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发展、民众参与、人类安全、男女平等等问题。人类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人类创造一个享受长寿、健康和有尊严的生活环境。人类发展史是扩大人的选择范围的过程，因此必须把人置于发展问题的中心地位。世界银行也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发展的挑战……提高了生活质量。特别是世界上那些最贫困的国家，生活质量的改善总是要求一个更高的收入——但是它所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这意味着最终他们将接受更好的教育，减少贫困，拥有更高水准的健康与营养、一个更为清洁的环境、更加平等的机会、更广泛的个人自由和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而联合国在《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这一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做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人类带着潜在的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所有的人都能施展他们的能力，不仅为这一代，而且也能为下一代提供发展机会”，“人类选择会远远超越经济福利”。
发展观的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更为注重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演变。过去，发展被归结为经济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GNP）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追求GNP的高速增长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主要目标。与这种传统的发展观不同，HDI超越了经济方面，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HDI包括三个基本因素：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寿命，通过预期寿命来衡量；知识，通过成人识字率和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来测量；生活水平，通过购买力，也就是将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调整为当地生活费用的水准（购买力平价即PPP）。在计算HDI之前，需要先生成以上三个方面分别对应的指数，HDI则是这三项内容指数的简单平均值。从这三个要素可以看出，HDI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和谐的综合反映。HDI不仅是对GNP的改进，也是对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有益补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人类发展报告所造就的具有标志意义的HDI，与GNP相得益彰，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度量标准，已取得相当的成功。它基于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寿命指标、教育指标和人均收入指标。它不像GNP那样仅注重经济的富裕程度。HDI大大提高了公众对社会发展评价的注意力……HDI不仅是对GNP的改进，或至少是对GNP的有益补充，而且会提高公众对人类发展报告中其他变量的兴趣……HDI引人注目，由此，人类发展报告其余部分所表现的复杂现实也找到了感兴趣的读者。”
人类正处于大转折时代，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都在对发展观进行反思。从物本主义发展观转向人本主义发展观，从唯经济主义发展观转向全面发展观，从自发发展观转向协调发展观，从不可持续发展观转向可持续发展观，是当代发展观变革的主要趋向。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了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化，中央又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五个统筹回答的是怎样发展，以人为本回答的是为什么发展。无视或者模糊以人为本这个发展目的，是形成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的根本原因。因此，把以人为本引入科学发展观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十分必要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实现发展目的上的历史性超越。对人类而言，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发展要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要重视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共产主义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也是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主体。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进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在于进一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不断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平。坚持科学发展观将进一步调动、激发、保护人民的创造力，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的价值取向。
坚持全面发展观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发展目标上的历史性超越。对于怎样发展，胡锦涛指出：“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坚持全面发展观，说到底就是要实现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协调发展。我们知道，要达到全面发展的目标，首先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并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这样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其次，经济发展不代表其他社会问题可以得到自然解决，必须坚持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努力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把经济发展造成的社会矛盾、积累的社会问题及时地化解在萌芽状态。
协调发展，就是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性超越。协调发展的抓手：一是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是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三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四是坚持改革开放。统筹推进各方面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处理好内需与外需、利用外资与利用内资的关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五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都是这一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实现发展形态上的历史性超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人口、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强调“代际公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类的永续发展。
总之，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实现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