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奇作：《红高粱》
莫言 1986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在文坛反响强烈。当年就被读者推选为《人民文学》“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
小说《红高粱》共九章，使用第一人称家族史的形式讲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 1939年农历八月初九，十四岁的我父亲跟着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父亲跟着队伍奔向了故乡通红的高粱地。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血海。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演出过一幕幕英勇壮烈的活剧。父亲不知道我奶奶在这高粱地里主演过的风流喜剧，但父亲记得待他如亲爹的罗汉大爷就是去年死在这里。老人们说，刘罗汉大爷与我奶奶有染，现已无法查清。我奶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女性个性解放的先驱。罗汉大爷为我家历史增添了光彩。县志载：民国二十七年，日军捉高密、平度、胶县民夫累计四十万人次，修筑胶平公路。毁稼禾无数。公路两侧骡马被劫掠一空。农民刘罗汉，乘夜潜入，用铁锹铲伤骡蹄马腿无数，被捉获。翌日，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凌割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我奶奶刚满十六岁时，由父母作主，嫁给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延秀的独子单扁郎。奶奶坐在花轿出嫁那天，路遇劫匪，是轿夫余占鳌挺身出来英雄救美。洞房里奶奶手持剪刀守了两夜，不让“麻风”新郎近身。第三天奶奶回门，路过高粱地，被余占鳌劫下。奶奶和爷爷余占鳌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野合，蔑视人间礼法，彼此愉悦。之后的三天，单家父子被杀。余占鳌的队伍走过高粱地，藏好等着伏击鬼子。晌午时分，奶奶带着人送卡饼来。奶奶这时是个刚过三十岁的风流少妇。同时，被红高粱夹峙的公路上，出现了鬼子的汽车。日本人向奶奶射出一阵密集的子弹。我父亲撕肝裂胆地扑向奶奶……战斗结束了，余司令的队伍伤亡惨重。但鬼子的汽车一辆也没跑掉，打死的鬼子中还有个少将。父亲牵着爷爷的手，向高粱深处走。奶奶躺在高粱下，脸上留着为我爷爷准备的高贵的笑容。父亲第一次发现，两行泪水，从爷爷坚硬的脸上流下来。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取材于作者家乡山东高密的抗日生活。与以往的“抗日文学”不同，这里是混沌的，自发的，民间的力量，没有民族国家的意志，没有自觉的政治觉悟，有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的抗战。这里的抗日故事摒弃了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思想束缚，消解了传统意识形态正反人物的模式，主人公“我爷爷”具有抗日英雄和土匪头子双重身份。“我奶奶”则是一个女性个性解放的先驱，她充满生命活力，是一位热爱家乡，讲义气的豪爽能干女子。作者把这些人物的抗日生活放置于民族的自然发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演绎，给人以既原始又悲壮之感。
由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 1987年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以及第八届中国电影节金鸡奖，小说自此闻名遐迩。 2005年《红高粱》获得了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这是莫言继在法国获得由法国文化部长亲自授予的“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之后再次在国外获奖。
《红高粱》以家族史的形式讲述故事，小说主要以成年的“我”和“我父亲”（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为叙述人。两个叙述视角，灵活运用，交互有致，互为补充，起到了多侧面、多角度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的作用。“我父亲”作为历史亲历者再现场景，描述故事，带有浓厚的主观感受色彩，因此叙述者与读者极易构成同步关系，读者往往如同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增强了小说的现场感和艺术感染力。“我”作为故事之外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对文本和读者有间离作用，拉开了读者与“我父亲”的主观感受的直接体验的世界。对于文学文本而言，距离意味着理性和客观，距离意味着对于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于主题的挖掘。莫言对于不同叙述视角的把握自如，运用得当，纵横驰骋，游刃有余，有助于主体意识的表达和主题意蕴的深化。小说的外部叙述形式与内容紧密结合，体现了作者厚重的叙述复调、多样主题、内外同构和谐的高超艺术表现力。
二、另类英雄
《红高粱》中的余占鳌，具有英雄和土匪双重人格特征。他是北方挺拔茁壮的红高粱哺育出的刚烈硬汉，一个地道的农民，疾恶如仇的轿夫，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一次抬轿迎娶的单家新娘戴凤莲。由于社会的逼迫他成为一个自立为王的土匪司令，一个驰骋于血红的高粱地里的北方汉子。
余占鳌具有自由不羁，反抗强暴的强悍性格。在做轿夫时，他冒死杀死抢劫新娘戴凤莲的劫路者。在那片热情如火的高粱地里与戴凤莲野合，毫无胆怯，“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余占鳌杀死了以金钱和权势强娶戴凤莲的单家父子，表现了反抗强暴剽悍无畏的精神。
余占鳌具有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顽强的生存意志。面对侵略者，余占鳌率领队伍，奋起反抗，浴血伏击。在抗战中，他失去了兄弟，失去了至亲的爱人，他成为名满天下的抗日英雄。
不过余占鳌的性格是复杂的，明暗结合的，一如作者所言：“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粗犷复杂立体的余占鳌是我们民族精神和生存意志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成功的书写。
三、精彩赏析
1.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这是《红高粱》小说开头关于“红高粱”的描写。《红高粱》作者莫言对红高粱有着深厚的感情，以红高粱命名并作为作品主要象征物，表现了作者对于出自乡间的茁壮的“红高粱”的由衷礼赞，“红高粱”是富有灵性，壮美顽强，充满旺盛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形象，饱满，丰厚，传神，渗透到了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内里，营造出整个小说的基调。莫言认为原始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他通过“红高粱”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意象，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意蕴。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现实生存的活动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穿梭，打伏击，这里是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那片鲜血浸染一般的红高粱，正是先辈们强悍旺盛，自由勃发的生命力的象征，是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的见证物。无边无际的红高粱，壮实挺拔，艳丽绚烂，给人以强烈的色彩感觉，极大地强化了读者的视觉感受，给人以丰富的心理想象。
2.父亲的脚步声变成了轻柔的低语，变成了方才听到过的来自天国的音乐。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朦胧的眼睛里，高粱们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的眼里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它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绿绿，他们哈哈大笑，它们嚎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打在奶奶心中那一片苍凉的沙滩上。高粱缝隙里，镶着一块块的蓝天，天是那么高又是那么低。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一切都在一个硕大无朋的罩子里罩着。天上的白云擦着高粱滑动，也擦着奶奶的脸……《红高粱》中，“我奶奶”死前幻觉的描写，是小说的精彩篇章，作者让即将踏进死亡之门的奶奶进入审美幻境之中，她看见了红高粱奇谲瑰丽的影子，听见了来自天国的音乐，奶奶乘风飞去，飘飘欲仙。奶奶的血肉之躯上留着侵略者的枪弹，中弹的奶奶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她把奇异的眼光投向红高粱，留下一个女人对于生命的无限眷恋。“我奶奶”之死在莫言笔下描绘得那样奇幻，像一幕童话，一支安魂曲，一首赞美诗。这里绝不仅仅是战争毁灭美丽生命那么单纯的意趣，这是对于生死的超然，是对于“我奶奶”精神再生的礼赞，是进入生命更高境界的抒写。莫言的小说世界变得异常丰富多彩，读者需要调动自己全部的感觉，才能进入这个幻化升腾的世界。
附：相关评论
1.莫言是 1985年崛起的中国当代最具活力、奇崛瑰丽的作家。当年他的出现被张洁称为文学界的大事。 1986年发表的《红高粱》，以其天纵之材造成了文学的煌煌“爆炸”。《红高粱》被视为“寻根文学”终结性的作品。
《红高粱》提供了一种新的接近历史的方式。它打开了一片新的历史叙述和想象空间，呈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经验和形态。
旷新年：《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 7期。
2.中国人活得太累了，忧虑太多了。我想做学问的目的，应该是叫人越活越精神，让生命状态热起来、活起来，敢恨敢爱，敢生敢死。我之所以把《红高粱》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就是要表现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表达‘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的道理……张艺谋：载《光明日报》，1988年 3月 15日。
3.《红高粱》通过颠轿、野合、酒誓等镜头，试图揭示二十世纪 80年代知识分子对个人生命强力的追求和享受，这是那个文化启蒙年代知识分子竭力求取的阶层大义。《让子弹飞》则透过张麻子对鹅城恶霸黄四郎的快意复仇和对全城百姓众生的解放，仿佛成功实则想象地发泄了市民积压于心的对贪官、不义、不公等世相的愤懑之情，这应是市民全力求取的大义。不同的只是，《红高粱》打造的是生命强力的悲剧，《让子弹飞》奉献的却是生命强力的喜剧。
王一川：《〈红高粱〉的忘年兄弟》，载《电影艺术》，2011年第 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