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需要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这将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即：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
生态门槛：自然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生态门槛是指自然资本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已经从人造资本转移到了自然资本，因此有效地配置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里的自然资本，不仅包括传统的自然资源供给能力，还包括地球对于污染的吸收和降解能力，以及生态愉悦等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诸大建，201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迅速崛起的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是自然资本论。传统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地依赖于人造资本（表现为机器、厂房、设施等运用自然资本制造而来的人造物品）的增长，并以严重地损害自然资本为结果。而新的自然资本论则认为，经过将近200年的工业革命，人类社会的资源稀缺图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人类在走向21世纪的进程中，必须停止经济增长对于自然资本的持续不断的“战争”，建立起以自然资本稀缺为出发点的新的生态文明，实现保护地球环境和改进增长质量的双赢发展。
自然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支持。1996年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威克纳格和他的同事提出生态足迹的概念，强调经济增长出现了生态门槛。生态足迹是为经济增长提供资源（粮食、饲料、树木、鱼类和城市建设用地）和吸收污染物（二氧化碳、生活垃圾等）所需要的地球土地面积。他们测定了从1960年以来地球每年提供给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资源及吸收排放物所需要的生态足迹情况，发现人类经济增长的生态足迹与我们的地球能提供的生态供给相比，从1980年左右开始超出了地球的能力，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5%左右。这就是说，地球的自然资本从盈余变成了亏损，今天我们已经需要用1.25个地球来支持我们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发现，为2008年以来解决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双重挑战而提出的“全球绿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思想提供了有力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增长，必然面临生态门槛。
福利门槛：人类社会的真实福利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
如果生态门槛表明了在自然资本约束下经济增长的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那么我们还面临着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续导致社会福利或生活质量改进的福利门槛。传统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增加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增长的极限》一书开始，人们对经济增长是否导致福利增加提出了许多质疑，以致经济学家不得不对此作出答复。1972年，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实证研究发现1925—1965年间的世界数据表明经济福利与经济增长还是正相关的：GNP每增加6个单位，经济福利就增加4个单位。但是20年后，生态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戴利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的概念。因为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人类社会的真实福利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也就是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并没有全部转化为人类福利。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家麦克斯·尼夫提出了著名的“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生活质量的改进，超过这个范围如果有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也许开始退化”。后来有许多研究者做出了支持这个假说的研究。
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假说，对传统经济学家坚信不疑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福利增长的信念提出了挑战，提出了经济持续增长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这是生态文明概念得以建立的另外一个基石（诸大建，2010）。
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提升之间的脱节，是中国未来30年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