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说的是时光。
不管怎的，那些短短的日子，它们在个体的生命里经过了，生命的厚度多少会有所变化，因为有点厚度才算活着，也才幸福和值得感恩。相信他在短短的一生中是幸福和感恩的。
就是这样，某些旧时光在暖忆里总是会以一个固像的东西——比如花，比如房子，比如书，比如真心爱上他（她）也真心爱上自己的爱人——突然跑到你眼里……因有这些，才算活着吧。如此算来，他不比任何高寿的庸人活得少一点。
在他身后，其好友——同样才大如天的张小山，专门写了一首[南吕]《为酸斋解嘲》的散曲来总结他的一生：
君王曾赐琼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懒入编修院。红锦笺，白苎篇，黄柑传。学会神仙，参透诗禅。厌尘嚣，绝名利，近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学炼丹。同货墨，共谈玄。兴飘然，酒家眠。洞花溪鸟结姻缘，被我瞒他四十年，海天秋月一般圆。
听着看着，就不得不赞着他的解脱真坦荡。唔，也被那同心如一和痛心彻骨的友谊所打动。
每个人都为自己能有一位天赐的好友而高兴地笑笑吧，一笑白云外。即便在坟墓里也要呵呵出声的——他自己都未必能总结得这么全呢。
就像他还活着时，两人经常在一起打趣彼此一样：
[殿前欢]（三首，贯云石、张可久相互唱和）
晚归来，黄河桥边虫儿飞。多少年多少风流事，花落花开。望天涯天涯远。漫天星了心知，又是月圆将近。酸斋笑我，我笑酸斋。（贯云石）
钓鱼台，十年不上野鸥猜。白云来往青山在，对酒开怀。欠伊周济世才。犯刘阮贪杯戒，还李杜吟诗债。酸斋笑我，我笑酸斋。（张可久）
畅幽哉，春风无处不楼台。一时怀抱俱无奈，总对天开。就渊明归去来。怕鹤怨山禽怪，问甚功名在？酸斋笑我，我笑酸斋。（贯云石）
……
唉，读到这些，你就觉得那些熠熠闪光的好句子就浮在半空，就想起李白和孟浩然，刘禹锡和柳宗元，苏东坡和米芾……那些一对一对、几乎叫人疑心就是一对一、彼此都再没有其他朋友的好朋友，他们像做一件很大、很隆重的事一样，时不时送彼此一首诗歌，又一首诗歌，即便在朋友死去时也毫不例外。
咦，说到哪儿去啦？说回来……几行字，就是一生。任何人都是这样，就是他这样一位特异的异人也不能例外。
有多特异呢？数数吧：深目隆鼻，典型的维吾尔族长相，还穿着大作怪的衣服；出身黄金家族，二十岁即出仕；二十七岁做了小翰林……啥都厉害，啥都会。他像一只打扮成树叶子的麻雀，隐匿在风的底下，春天绿了秋天黄，欲落欲不落，游移间，就又变回麻雀飞了去……他得到，全都得到，又都抛弃，一再抛弃，直到彻底抛弃……唉，近代那个弘一大师怎么和他倒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可是啊，不一样的是，他顶着岁月那么毒的大太阳，走了那么多的路，却走得如此匆忙——三十八岁，像飞走的鸽子，或者久不散去终究散去的香气。唉，死亡啊，死亡是此在的终点，不间断地贯穿于人的存在中。死亡啊，死亡是人的存在的最固有、最亲自、不可超越、不可确定、最本己的可能性，伴随着人的出生就已存在，只要此在“活着”，就不得不承担着死亡。承受死亡，体验死亡，先行到死亡中去，勇敢地承担起责任与自由，也许，这就是他存在一回的意义，以及生的本真性？
谁知道呢？
还有，他要这么匆忙赶着做什么去呢？那里星光棋布，没有日光，又没有曲子可唱。像他自己曲子里说的，你“更闰一更儿妨甚么”呢？唉，才子不年是多么叫人可惜的事。或许正应了那句老话：“天道忌满，人道忌全。”也许他是回了来处，神仙居处。
他病得优雅，死得也优雅。
唉，一个人的完美程度，说到底是和他与神灵对话的能力成正比的。就算精于处世，为人老到，如果一个人不能感知自己在神手掌中的位置，便不会拥有谦逊、诚挚、悲悯和不老的童心，这些是真正宝贵的。在这个世间，被赋神性的人总是寥落、本能地保持着超拔的姿势，期待着重回神的花园。日升月沉，他每天真正在做的，只有两件事：黑夜里，心怀谦卑地仰望神灵；白昼里，满腹悲悯地俯视红尘。他是神遗落的使者，胸怀着没有时限的使命，尽管他有着很快就有了时限的生命。他和我们都不一样，从一开始就分道扬镳：我们生下来就带着泥浆和黏土，只哀哀恸哭；他生下来洁净如花，第一个动作就是抓过麦克风纵声歌唱。他抓住了传播人性经验这一条，纵声更纵情地歌唱，并且不让自己的笔去承载许多——教化爱引导爱什么的，也不担负责任。然而那辞章却幽洁悲壮，美得惊心动魄。它只美就够了。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彼此相异，他们看你与你看他们，其实是不对等的。你没有机会体察他们的喜乐与哀愁，他们对于你的那点东西虽不至历历，却早已了然。
美的深沉，美的博大和层次繁杂，超越了时间，以及人间能够理解的极限。他的笔就是这样洞察世界的一只眼睛，像自然里的一株草或树木，生发出枝叶，又被香氛覆盖。它也将一切覆盖。读着他，有时我会想起西画大师塞尚，塞尚认为“线是不存在的，明暗也不存在，只存在色彩之间的对比。物象的体积是从色调准确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其作品大都是他自己艺术思想的体现，表现出结实的几何体感，忽略物体的质感及造型的准确性，强调厚重、沉稳的体积感，物体之间的整体关系。偶尔有人诟病其为寻求各种关系的和谐、为了突出美而放弃了个体的独立和事物的真实性——这是后世俗人的口中无德。而在他的时代，事实上他的作品每年都在沙龙落选，拙劣画家、评论家对他极尽嘲笑之能事，公众对他长期不解……其实，在大师们的眼里，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有几个维度？他们看见了我们看不见的什么？……谁都不知道，而大师们已作古。
好了，我们今天能看到他们天才的作品，也已经非常有幸。
他幼年一直生活在大都，且几乎对于诗词歌赋无师自通。对于一个早慧的孩子和后来的天才，有些东西不能用自然法则去解释。当然，后天的学习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他的母亲廉氏是精通汉学的维吾尔族名儒廉希闵的女儿——她的一位叔父廉希宪曾任宰相，被世祖称为“廉孟子”；另一位叔父廉希贡则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他常随母亲住在廉家的别墅“廉园”里修文习武，无不涉猎，受着良好、特殊而又全面的教育，尤其是园内有两万多卷藏书，使他从小就受到了丰富的汉民族文化的熏陶与严格训练。
这样的岁月匆匆而过。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发现，他长成了既有“善骑射、工马槊”的维吾尔气质、又能“折节读书、目五行下”的英俊青年。此时他生活在蒙古王朝生气勃勃、四处征伐的兴盛向上时期，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又没有边患，几乎歌舞升平。这种大国气象对国民的心理是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会无形地促成一种普世性的心理氛围和情绪氛围。元初的自信有为的气息同样深深地感染了他，因此，他积极从政，从战火和铁血的视角去打量世界，渴望施展宏图。他此时的诗文理论也因此折射着强大的自信力，透着一股独立不惧、视险如夷的劲头。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承袭父爵，出任了两淮万户达鲁花赤（这是一个拥有实际兵权的三品要职）。不久，又出镇永州。这位血气方刚、文武双全的儒雅军官，皂盖朱幡，掌辖着十一万户百姓，统率着七千将士，在同他一样年轻的太阳照耀下，恍若天人。他“在军气候分明，赏罚必信”、“御军极严猛，行伍肃然”；公务之暇，则写诗作曲，投壶雅歌——他要凭着自己的才能建功立业，坐拥得意秋；又愿意“自适，不为形势禁格”，风流散怀抱。然而这兼美的好日子在当时那样的社会里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什么时候好像都不可能实现，拥有其中一样就已经拜上天所赐，而且需要百倍惜福了。况且，那样一个不断开疆拓土和动辄朝令夕改的时代，好像永远才一转身，天地就又要大折腾的架势。
在苦闷与矛盾中，他终于作出了将官职军权让给弟弟忽都海涯的决定。那是人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啊，而职位与贪婪是一家兄弟。他不贪，也就无求。
他让爵后，很是过了一段暗锦生活——暗暗地锦绣是很好的滋味呢。“与文士徜徉佳山水处”，“倡和终日，浩然忘却”，真是：“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清江引]）他笑：“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双调·殿前欢]）”……那些好句子，表面放达、平易，其实内里沉着、纡曲得很，很像一些旧年代时留下来的有底蕴的老房子，一眼看去与一般的没什么两样，两眼看去就多出来了什么。通读一下就可以得知了。
彼时，元代的散曲创作正处于由草创时期向黄金时代过渡的阶段。如同一条源头清澈、在中游却突然汹涌雄浑起来大河，穿越不过去的，就只看见形式；穿越过去的，就发现精神。他是发现并把住了散曲精神中的一个，开始以通脱豪爽的风格闯入了散曲阵营，在元代诗坛还嫌空荡的大旷野上做起了“圈地运动”，驰骋万里。
可他终于还是回到了文人荟萃的元大都。
一时间他成了廉园的中心人物。他的诗词散曲，在文化界崭露头角。然而他自己并不满足：他进而结识了程文海、赵孟、袁桷、姚燧等文坛前辈，得到他们的赏识，也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姚燧“于当世文章士少许可”，却连连称赞他“古文峭厉有法”、“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才气英迈，宜居代言之选”（见邓文原《贯公文集序》），并多次在东宫太子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的元仁宗）面前荐举他，使他“选为英宗潜邸说书秀才”。这些，不仅促进了他的文学创作，也再次激发了他报效国家的热情。
于是，二十七岁的他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这是一个能直接向皇帝提供政治见解、参与制订国家政令的要职。仁宗说：“翰林、集贤儒臣，朕自选用，汝等毋辄拟进。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之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也。”他想到自己被皇帝亲自委以重任，成了赤县神州第一个维吾尔族的翰林学士，感慨万分：“迩来自愧头尤黑，赢得人呼‘小翰林’。”小翰林充满信心，积极参政，直言敢陈。他与翰林承旨程文海一起制订恢复科举的条令，“多所建明”；他向仁宗进自著的文白对照的《孝经直解》；又递交了万言书，条陈释边戍、教太子、立谏官等六事。然而，科举制度迟迟不能恢复，《孝经》已引不起仁宗的兴趣，万言书被仁宗空许为“往往切中时弊”，却不予采纳，反而触犯了一班反对改革的权贵。此时，姚燧已辞官家居。他深感自危，也清醒了许多。这位任职刚一年的“小翰林”，毅然称疾辞归江南，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的一首[清江引]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
然而，他这五年的大都生活并没有白过。这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清丽婉腻的散曲，发散着自由浩荡的花香。世人将它们和散曲名家徐再思（号“甜斋”）的作品并称为“酸甜乐府”；他写下了著名的《〈阳春白雪〉序》，也写出了不少奇诡激烈的歌行诗。就在他刚刚就职翰林学士之时，程文海为他的诗文集写过一个跋，指出其在文学上造诣深湛，前程不可限量。他说：“盖功名富贵有不足易其乐者，世德之流，讵可涯哉！”程文海慧眼独具，道出了他品格上的可贵之处。这品格直接导致了他的二次归隐。
江湖难比山林住。他仰慕屈原、李白、陶渊明，决意彻底离开昏宝剑、碎袍花和老厩马，从政治的漩涡中冲腾出来。他这样做了。又一次证明：艺术家的算术一般都不是特别的好。
世道逼仄，大自然却以无私、宽柔的胸襟消纳一切。蚂蚁在地上的行路，蝴蝶蜻蜓徒然的飞翔，知了粗声粗气的呼唤，老羊伸出舌头舔着小羊，田野里斑斓的野花畅快地吐出心里的香气……当然，还有自己亲口起了可爱小名儿的爱人……对他而言，这些就已经是人生圆满的庆典了，浪漫、圆满得像有一场盛大的死亡在前面等着他——事实也的确如此。八年之后，他在微笑中与他爱的一切作别而去。最后的八年，是他真正活过的八年。这八年，他像个孩子，在人间，在大人中间流浪。
他好像预知了自己的死亡，知道对于深知运命无常的人类来说，玩偶是极好的人生隐喻：再光荣、愉快、美丽，都麻木、无力、受神秘之手的操纵。生命的脆弱和无常从来都是人生至理，活在世上，就被某些未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戏弄于股掌，随意予夺，没有任何一个逃脱得掉。
不，他不是一个懦弱的人。相反，他懂得死的可感，并相当勇敢——他懂得打开的东西最终都得合上，无一例外。于是，他把自己的生命打碎了，一小段、一小段、一小粒、一小粒地，珍惜着活，像小时候我们舍不得一下子吃掉一块黑巧克力。然而正是因为这样一小点、一小点算计着、计划着活，舍得适时放弃冗备，装上淡水，他才采到了比一般人更长、更好看的路边香花。嘿，他那些花朵的笑脸，比新翻的大地还要好看。反之，不勇敢的，倒是那些叽里咕噜、勇往直前、不知死活的人——他们活得过于理直气壮，以至于连自己每一天都随时可能死去这件事都忘了。他因为记得这件事，所以，毅然揖别了鼎沸的繁华。
暮色徐徐倾泻，三十岁的年纪，一颗还远谈不上老迈的心提前过起了退休生涯，领受了自然母亲的一片慈心。他布袜青鞋，历览名胜，从内心发散出来的光芒成为了他诗歌散曲等等文气充沛的幽僻来处——他的气全贯在那里，那里没有理由不文气充沛。没几年，他就著述满家，雅名愈盛了。居然达到了如此盛况：他每到一处，“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
一个文人最终的去处其实还是大自然。决心彻底避世的他不但舍去实在的盛产，最后连虚妄的盛况都不要了——他终于还是隐姓埋名，易服晦迹，定居在了钱塘正阳门外，靠卖回回药的极少的收入为生，嘴里吃着最简单的白饭，但眼里看着最好的星光，过起了简朴之至的生活，通向了大道。
《道德经》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南华经》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一点都不错。他澄心定意，打叠精神，还秉着真清真静，抱元守一的原则，修仁蕴德，济贫拔苦，拯人患难，与物无私……说起来，人世间少不得一些沉默的生活安守者，他们不招摇，也不屈从，活在自己的良知里安然从容。说起来这也不是什么格外了不起的见识，了不起的是：他醒来得忒早，在别人刚刚睡去的时候，他已经在晨练了。我们大都是到了临界中年对此才稍有了悟。
现在看，要了悟其实倒也不难，只要按照日常生活的经验理性去判断，立即会变得心明眼亮：我们该回去——回到故乡，或随便什么山什么水那里去。
他正是这样做的，幸运地，在山水之间，长成了生来原本的样子：他远远逃开物质的缠绕，立在精神的高原上，他执纛于前，呼啸前行，打开了一场一场的春天之门，放清凉的风进来到胸中，那些好句子也投桃报李、投怀送抱地大朵大朵扑进他的散曲：在凤凰山休暑，到包家山修禅；入天目山与中峰禅师论道，去城东阿里西瑛的寓所吹奏铁笛，切磋乐律；与散曲家张可久（就是开头提到的那个小山先生呐）一道游湖观潮，饮酒唱和；不时地同卖药接触到的平民百姓一起切磋诗艺……生活与他相互的馈赠应该说是丰厚的：他在西子湖畔度过了一生中创作散曲最旺盛的时期。生活布置好了一切，他收回成命，把一个青年才俊的维吾尔族将军拿去，将一个文采绝佳的汉诗才子送还给我们。
我们比照他，就有了愧色：当文明和进步打碎我们身上所有的锁链，甚至消灭我们心底神圣的信仰，还我们一个彻底自由的身体时，我们突然感到了比死亡还要更甚一层的、另一种恐惧：每个人都变成一个个孤单的分子，虽然常常过夜生活，拥挤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没有正形儿，也唱也跳，心却寂寞空虚，不知所措地飘荡在空中，漫无方向，遑论归宿。我们独立了，成熟了，但我们忘记了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子，忘记了做小孩子的愉快和安乐；也忘记了自己是大自然的孩子，忘记了该回去时就该果断拔脚启程。
他回到那里，内心安详，日子充实：他本自幼性格豪爽，不拘形迹，常鼓捣些“醉里簪花倒著冠”的事出来，长大后又多才多艺，工书画，通音律，精鉴赏，既善于学习前代各家之长，又“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兼具了多重的翅膀，这不仅使他的散曲创作形成了“如天马脱羁”（朱权《太和正音谱》）、冲淡简远的独特风格，题材上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色。尤其是作为一个出生在大都的维吾尔族人，他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又能摒弃民族的与传统的偏见，热心兼收并蓄北方“胡夷之曲”与南方“里巷歌谣”，使他的散曲奇异地带有了北方民歌刚健质朴的气息与南方民歌清新秀丽合二为一的特异风采，足可把玩。
明人李开先的《词谑》记载了他的一则轶事：
一日，郡中数衣冠士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其中一人，“泉、泉、泉……”吟哦很久，终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曰：“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
这个故事在杭州流传，至今未泯，说明了他与民众密切的交往，也说明了民间对其创作风格多么了解。邓文原在《贯公文集序》中说他：“生长富贵，不为燕酣绮靡是尚，而与布衣韦带角其技，以自为乐，此诚世所不能者。”这是他作为“浊世佳公子”的可贵之处，它决定了其后期作品仍然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是丰富充实的。譬如，有民间市井的街景，也有情致缠绵的曲子唱出来，那是他为心上的爱人所作，也是绝笔。略过不提。
不得不提的是，在钱塘定居期间，他又与海盐杨梓交善，向他传授“南北合调”的歌唱方法。姚桐寿在《乐郊私语》中有一段精彩的说明，引得人遐想：“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上彻云汉。而康惠（杨梓）独得其传。……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有名于浙右云。”
他竟是个出色的演员呢。
他的乐府、散套和堪比专业演出的歌唱，在南戏四大声腔之一“海盐腔”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发端作用。他的多方面出挑的才华，即便在汉族诗人中间也是一时无两的。时光太急，有许多的来不及，譬如：来不及与他相识，看看未及壮年即翩然而去、“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上彻云汉”的“翩翩公子”到底长成个什么样子——得有多好看呢？
唉，想不出来。不得不说，哪个时代的女人都有些耽于幻想，多少还有点花痴。虽然斯人不再（你知道，无论什么，过去的永远不会再来），如雁渡寒潭，雁去天空而潭不留影，但有迹可寻总是安慰——几百年过去，你看那茫茫大地上，时间的薄雪浅浅覆盖他的一切，再一块一块不均匀地融化，仿若情不自禁，张口说出内心对他短暂而不凡的一生的惊奇。
[曲人小传]
贯云石（1286—1324），元代散曲作家。维吾尔族。原名小云石海涯，因父名贯只哥，即以贯为姓。自号酸斋，又号芦花道人。贯云石被传早慧，出身武官家庭，自幼武艺超群，后弃武学文，接受汉族文化。善书法，草隶等书，变化古人，自成一家。
贯云石的散曲在当时最为俊逸流行，歌唱起来，响彻云汉。他与海盐杨梓交好，有人认为他为海盐腔的创造和传播做出了一定贡献。他还是最早的散曲评论家，曾为《阳春白雪》、《小山乐府》作序，在当时散曲界十分活跃，而且很有影响。
任讷将他的散曲与徐再思作品合辑为《酸甜乐府》，其中有他的小令八十六首，套曲九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