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晏子曰：礼者，民之纪，纪乱则民失。乱纪失民，危道也。
“古句新解”
晏子说：“礼仪，这就是人民的纲纪法律。纲纪法律乱了，人民就会离心离德。搞乱纲纪、失去人民，这是很危险的道路。”
晏子认为，约束民众要靠两样东西——法与礼。有许多事情是难以制定相应的法律的，只能靠礼仪和道德规范去约束。因此对礼仪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所谓礼，就是高低贵贱有等级之分，长幼上下有辈分之别，贫富尊卑也都各有相应的规定。德行必须与其职位相称，职位必须与其俸禄相称，俸禄必须与其政绩相称。对士大夫以上的公卿贵族，要用礼仪规范来约束其行为；对于平民百姓，则要用刑法制度来统治他们。丈量土地以分封诸侯，计算收益以养育百姓，根据人力而安排事务。要让众人胜任自己的工作，工作要有成效，要能够满足百姓的基本需求，吃饭穿衣等各种生活费用要收支相抵，还要按时贮藏一些富余的粮食财物，这才是符合礼仪制度的做法。上至天子，下到百姓，大小事情都可以此类推。所谓“朝廷中没有无功受禄之辈，百姓中没有不务正业之徒”，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征收农业税要轻，关卡、集市免征赋税，控制商人的数量，尽量不要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不要误了农时，这样国家自然就富裕了。这就是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达到富裕百姓的目的。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行政命令、刑法这些强制性的手段只能起一时的震慑作用，老百姓不会心服。如果用“德治”、“礼治”的办法，老百姓才会“有耻且格”，服从统治。孔子还特别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因为此言语言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所以孔子十分重视“诗教”，出于政治的需要，《诗经》往往被断章取义，比附上许多道德观念。“思无邪”的意思就是“思想不邪恶”，也就是不违背周礼。
东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广大农民与豪强地主及封建国家的矛盾激化。黄巾起义正是在农民斗争蓬勃开展的基础上爆发的。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10余年间，徒众达10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张角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又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作为发动起义的信号。中平元年（184，甲子年）初，张角命于三月五日同时起义。于是36方“一时俱起”，众达数十万人。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统治者要“为政以德”，首先要自己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礼贤下士，谦恭有礼，与下属同甘共苦，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同时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春秋时期，秦国有一个国王叫秦穆公，有一次，他不小心把自己一匹宝马弄丢了。那匹宝马跑到一个村庄后，被村民们抓住，但这些村民并不知道这是国君的宝马，便把它给杀了，然后把马肉分给全村人。不久，官差就发现了那帮村民把秦穆公的宝马给吃了，于是就把全村的村民都抓起来。秦穆公知道后说：“放了他们吧，怎么能够为了一匹马而去杀人呢？”而且，秦穆公不但原谅了那些村民，还送来好酒给他们喝，并说：“吃了好马的肉，必须喝好酒。”村民们都很感激他，并牢牢记住了他的恩德。后来，晋国攻打秦国，秦穆公被晋国的军队团团围住。就在这危急的时刻，那些当初受过秦穆公恩惠的村民，自动自发地组成敢死队，他们冲进了晋国军队的包围圈，勇猛地杀敌，最后不但把秦穆公给救出来，还顺手把晋国的国王也给俘虏了。
战国时，齐宣王召见了一位叫颜躅的名士，颜躅刚上殿来，齐宣王就傲慢地说：“躅，走到我面前来！”颜躅也说：“大王，走到我面前来！”宣王不高兴，左右的人更是哗然：“大王是一国的君主，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颜躅答道：“我走向前去是贪慕权势，大王走到我面前来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做一个贪慕权势的小人，不如让大王做一个礼贤下士的君子。”
孔子也曾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驾马者只需要握住缰绳，马就知道按驾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缰绳而用鞭子来驱赶马，那样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把驾马者摔下来。”
卫文子问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缰绳，右手用鞭子来驱赶，马不是跑得更快吗，不然的话，只用缰绳，那马怎么会明白你的意图呢？”
只要善于使用缰绳，驾驭的技术到家，就没有必要用鞭子来驱赶。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说的是儒家与法家的区别：儒家主张德治，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法家主张法治，以政令、刑法驱遣民众。德治侧重于心，法治侧重于身。而卫文子的看法，则是德治、法治兼用，儒、法并行。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考察历史和现实，显然还是卫文子的主张比较行得通一些。只是孔子针对当时法家的“法治”路线，提出了“为政以德”。
古代的禹、皋陶等君王，他们还经常放下君王架子，亲自访问贤人，虚心听取意见，以礼接待宾客，救济贫穷的人。
奸邪之人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君主不尊崇、不推行礼义。推行礼义的目的，就是禁止人们为非作歹。当今之君主不尊崇、不推行礼义，百姓自然就会背信弃义、趋附奸邪，这就是奸邪之人兴起的原因所在。况且，君主是臣民的表率，臣民附和追随君主就如同响之应声、影之随形一样，因而君主不能不遵循礼义。对内可以调节个人的情感欲望，对外可以协调万事万物；对上可以让君主无忧，对下可以协调民众。调节内外上下，使之和谐融洽，这就是礼义的本质。因而，治理天下，礼义是根本，其次是诚信。夏禹、商汤正是以礼义为本，取信于民，而使天下大治；夏桀、商纣则弃义背信而致天下大乱。所以，君主必须慎重地对待礼义、诚信，这是做君主的根本。
礼是一个社会“分”、“别”的原则，礼的产生就是为了止争平乱，即解决争和乱的“度量分界”，也就是严格划清尊卑、贵贱、长幼、上下、贫富的界限，确立不可逾越的等级秩序，人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由此实现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
礼为民纪，礼不仅是“正身”的标准，更是“正国”的标准，就像用秤来量轻重、用墨线来正曲直、用矩尺圆规来匡方圆一样，人循此标准而行即可“不逾矩”，国循此标准而治即可秩序井然。礼是治国的原则和纲领，礼的作用就在于提供治国的标准或规则。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国家没有礼，民众就会乱，就不可能建立起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最终必将陷入混乱，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