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24日，智利沿海长达450英里的地区内发生了持续3分钟的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是康普西翁、奇廉、科伊维克、科罗内尔和安戈尔诸城。这次地震使50000人丧生，60000人受伤。70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达数百万美元。这次地震的伤亡人数比近代南美洲任何一次灾难中的伤亡人数都多。
尽管智利盛产谷物，矿产和森林资源丰富，但她狭长的国土却是地球上受地震骚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平均每年记录到的9000次地震中，有21%发生在智利。智利人民世世代代以来已经习惯时刻可能发生可怕的震颤，但对于1939年1月24日晚发生的这次大地震谁也没有料到。
在康塞普西翁、科伊维克和奇廉这样一些古老的城市中，狭窄曲折的街道上居民住宅毗邻相连，地震给这些城市带来的破坏性最大。奇廉市144座大厦中仅有3座在地震中幸存下来。首都圣地亚哥以南约250英里的英雄城中的全部纪念碑，包括智利“国父”伯纳多·奥希金斯受人崇敬的诞生圣地都被毁灭。
地震发生时，有300多人正在奇廉国家剧院看电影。他们几乎来不及抬头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剧院墙壁和天花板就塌了下来，观众全部被砸死。美国驻智利大使诺曼·阿穆尔听到地震消息后从圣地亚哥飞往奇廉，他前往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那家剧院。
他后来回忆说：“我走在剧院的废墟上。由于墙壁和屋顶顷刻间塌下来，大多数观众当场被砸死。但地震后，几小时，甚至几天中，惨叫声和呻吟声从瓦砾堆下传来。就在我到那里的前一天，从碎石中挖出一个男人，他仍然活着，但已经疯了。”
阿穆尔在城中巡视，对眼前令人难以置信的劫难感到震惊。该城50000居民中一半遇难。幸存者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茫然地在废墟上寻找自己的亲属。一个男人走到阿穆尔跟前说：“先生！当你脚下的大地塌陷下去后，你能去哪儿？我周围的世界好像完全崩溃了。但最后，我找到了自己的家，或者说是我家的地方，但一切已荡然无存，只剩下砖、墙灰，和那下面我的妻子和3个孩子。我只找到了两个孩子（他们已被砸死）。”然后，他面色凄然地指着那堆碎砖乱瓦说：“另外两个还在底下。”
在康塞普西翁和其他几座城市发生的地震同样是一场劫难。阿穆尔注意到，50000名死难者中有70%是儿童。地震发生时，他们正在睡梦之中，剧烈的震动使房屋四壁向内倒塌，砸在他们的床上。
奇廉惨剧发生后，在人们中间开始流传着一个青年英雄的故事。那是一个在电厂值夜班、不满20岁的小伙子。地震发生后不久，他看见十几根电线落在地上，迸着火花。他明白，这些通电的电线会使街上那些粗心大意的行人触电身亡。于是他立即跑进电站，不顾房屋已摇摇欲坠，关闭了总电闸。突然，整幢建筑塌下来，将他砸死。
康塞普西翁市70%的建筑毁于这次地震。几百座矿井塌陷，将矿工埋在里面。15座大教堂被夷为平地。智利南方工业区和农业区中有6个省被彻底破坏。
受灾地区与外界的通讯联系中断了几天。但当外界得知有关这次大灾难的消息后，各种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智利。巴西、秘鲁、阿根廷、英国和美国运来食物和医药等物品。他们还运来血清等医药品，控制伤寒、破伤风和坏疽病蔓延。
智利人民经过几年时间才从这次地震灾难中恢复过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大地震毁掉了智利整整一代人。
智利位于纵贯南美洲中南的西侧，濒临太平洋岸边，它是世界上地震发生频率最高的国家。智利特殊的地理位置是造成它灾害频繁的重要因素，因为地震的发生往往隐蔽性强，爆发突然，毁坏程度巨大，所以每年频频发生的地震给智利人民带来了巨大物质和精神损失。同时，由于地震发生频率太高，也导致了智利人民对这些可怕震动的习以为常，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对地震灾害的麻痹心态。
作为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或地区，加强其国民的防灾、防震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灾害，不可能凭借人为手段把它从地球上抹掉。因此更重要的是对地震灾害的防范，特别是城市地震灾害要警钟长鸣，一定不能抱有侥幸心理。灾害的历史表明，对于一切灾害的来临，必须在思想、物质上做好准备，尽可能把所受损失降低到最低，因为减灾就是增产，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负向增值。这也是智利人民应该引以为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