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指出这样一个前提：这里断言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说一说这两个标准存在哪些根本上的差异。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中国人的服装。在谈及中国人轻蔑外国人时，我们已经谈到，西方的服装式样是中国人接受不了；而我们也要说说我们的感受，我们也接受不了中国人的着装习惯。我们感到十分奇怪的是，中国人把头部前面一半头发剃光，让这个最应该受保护的地方暴露在外面。这样一种反常的打扮习惯，居然会出现在这个伟大的民族身上。之前我们说过，由于中国人是在以性命的逼迫之下接受了这个习惯，那么，现在我们就不必再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中国人自己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难受，连再戴上明朝的帽子他们或许都极其不情愿了。
中国人一年四季都光着脑袋，也同样不考虑是否舒服，特别是夏季。在夏季，烈日当空，人人都只是举着扇子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也有极少一部分的人是撑着伞遮太阳。只要哪个中国的男人戴起了帽子，就一定会招致身边人的反感。不过我们发现，中国的妇女会戴上头巾，而要求完美的外国人认为，这种头巾纯属装饰，丝毫没有遮阳的效果。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在炎炎夏日，随身携带一把扇子，就已经足够应付那些可怕的高温了。于是在夏日的天空下，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众多苦力光着膀子，使劲地拉着沉重的盐船逆着水流往上走，他们同时还使劲地摇着扇子。哪怕是路边的乞丐，也时常会摇晃着一把破扇子。
中国文明令人不解的现象之一，便是这个民族据说是最早从事畜牧业的，那么，他们应该在利用这一天赐条件上显现出先进的创造性，但他们却从不知道把毛纺线打成衣服。尽管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出现了毛纺织的手工作坊，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例外没有在整个国家普及。然而，他们大片的山野森林之中，到处漫游着嬉戏的羊群。
人们相信，古代还没有引进棉花的时候，衣服是用其他的植物纤维织成的，如灯心草。然而如今，这个国家的制衣主要依靠的就是棉花。这个国家的有些地区冬季非常寒冷，那里的人们往往要穿上好几件衣服才能御寒，小孩子穿的衣服更多，他们被包裹的像一个圆球，摔倒之后，甚至都爬不起来了。然而，我们从未听到过一个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的着装有什么不舒服。换作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只要有一点束缚，我们就会绞尽脑汁地甩掉它。
说到中国人冬天穿得笨重，就不得不说到中国人的内衣。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棉毛织衬衣经常换洗穿着，日子根本就没法过。这种需要，中国人仿佛可以省略。他们沉重的棉衣挂在身上，好似挂着许多布袋子，任凭冷风从缝隙中吹进来冻彻他们的肌肤，但他们不予理会，尽管他们也承认这种着装很不舒服。一个66岁的老头子抱怨自己冻僵了，于是我们送给他一件外国内衣，我们叮嘱他每天都必须穿着，避免受冻。没过几天，他居然扔掉了这件衬衣，他说这件衣服实在是“烧得慌”。
中国的鞋子普遍都是用布做成的，容易渗水，遇水就湿。天气一冷，脚底就像踩在冰块上。实际上，中国有一种油靴就是用来防潮的，但是，太贵了，没有多少人能买得起。雨伞也是这样。这些东西都属于奢侈品，中国人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这是必需品。哪怕风吹雨打，全身湿透，中国人也不认为换上干燥的衣服是件重要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用身体捂干湿衣服其实也是个好办法。尽管中国人羡慕外国人的手套做工精良，但是他们自己却从来不打算制作一副类似的。他们也知道有一种连拇指的手套，然而，哪怕是在北方，也极少能看见这种手套。
外国人觉得，中国服装最恼人的特点之一，便是没有口袋。任何一个普通的外国人都需要许多口袋。他需要在外衣的上面口袋放记事本，衬衣口袋放铅笔、怀表和牙签等小物品，其他方便的地方还要放小刀、钥匙串和钱包。一些外国人还要带上小梳子、折叠尺、开塞钻、小指南针、折叠剪刀、弹子、鞋扣、镊子、小镜子、自来水笔等，而在外国人看来，这很正常，完全没必要大惊小怪。他日常生活里都会用到这些小物品，而且一个也不能少。至于中国人，这样的东西很少，或者要用的话，也不是用口袋来放置这些东西。他们的手帕，都塞在胸口，而他带在身边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他有重要文件，他就仔细地绑在腿上，然后继续赶路。如果他穿着外裤，他就把文件塞在裤腰带上，而文件丢失自然在所难免，甚至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文件之类的东西还可以放在卷起的长袖子里，帽子也被充分地利用了。许多小东西找不到存放的地方，中国人就会把它卷起来架放在耳朵上，如钱币和银票。要保证随身携带的东西不丢失，主要靠裤腰带，带上系着小钱袋、烟袋烟杆，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东西。如果带子一旦松开，东西也就掉了。钥匙、木梳和一些古钱，都系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纽扣上，每次脱衣服还得注意，防止弄掉了这些小物件。
如果说在我们看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外套令人难受的话，那么，他们的晚上睡觉时候的着装就更加不用多说了，因为他们睡觉根本就不会穿着任何衣服。在中国，不分男女，统统都没有睡衣。孔子说过：“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然而，据说这是指孔子斋戒时穿的长袍，不是普通的睡衣。至少可以断定，现代中国人是不会仿效他而穿上夜袍的，并且也没有人愿意斋戒。新生儿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可是即便是新生儿，他们也是随便地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会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简直令人惊讶，难怪中国会有那么多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孩子稍大一点的时候，有的地区的妈妈居然用两个沙袋给孩子当尿布用。光是这种想法，就足以使西方的母亲谈虎色变。被这种怪异的重物坠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完全动弹不得，犹如一只“背着”大号铅弹的青蛙。流行这种习惯的地方，形容一个人孤陋寡闻，就常用还没有脱掉“土裤子”这一俗语。
住房条件与服装一样，对于我们所要求的舒适，中国人也不太在意。为了确立这个论题，我们暂且不谈穷人的安身立命的居所，因为他们是被迫如此居住的，但是我们要谈论的是他们在现有的居住条件下的改善。他们不注意在房屋四周种上树木来遮荫，宁愿随便搭起一个凉棚。假如凉棚都搭不起，那么，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在附近种上几棵遮荫的树，但是哪怕是这种很简单的事他们也不会做，他们喜欢种一些类似石榴树这样的装饰性灌木。当院子里热得令人无法忍受时，他们就走到路上坐着，实在是不行的话，他们又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朝南的部位是主要出入口，但很少有房子对着南门再开个北门。实际上这样设置所带来的对流空气，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散去那些三伏天的热气。假如你去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方便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去尝试一下，他们一贯地回答就是：“我们历来就没有北门！”
在北纬37度以北的地区居住的中国人，通常都在“炕”上睡觉。炕都是用砖坯垒起来的，中间是用来烧火加热的。假如不烧火，外国人睡在上面，就会觉得是睡在冰窖里。如果火烧得太大，他又会因为太热而在后半夜热醒过来，这种烧烤的煎熬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不管怎样，要想整夜保持一个适宜的温度非常难。而全家人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躺在这种炕上。垒土炕的材料又容易招致虫子的大批出没，就算是每年换砖坯，也不能保证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会不再出现，有时候，它们甚至占据了整个房屋的墙壁。
到处都有动物的侵害，对此，大多数中国人都已习以为常，但是，即使他们知道这些害虫会传播疾病，他们也不会想到要去防治这些害虫的。除了为数极少的城里人挂着账子驱避蚊子之外，据我们所知，其余地方就几乎没有人使用蚊账了。苍蝇和蚊子确实让人讨厌，用芳香植物熏一熏就能驱赶它们，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些虫子还不至于那么令人烦恼。
枕头的舒适度反映了人们对舒适的不同标准。西方人使用的枕头是一只袋子，里面装着羽绒，正好撑着头部。在中国，枕头是用来支撑颈部的，可以用一只小竹凳、一截木头，更常见的是用一块砖。任何一个西方人在使用中国人的枕头时，都觉得如枕荆棘。同样，也可以肯定，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作为枕头的袋子上忍受十分钟。
我们之前说过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不会毛纺技术。然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每年都会吃掉大量的飞禽，但对于其身上的羽绒却丝毫不感兴趣。用羽绒做被褥，经济又实惠，而且几乎也不花什么钱，但它们却在厉行节约的中国人的眼皮底下随意飘散。除非把它们卖给外国人，要不就是把羽毛捆起来制成鸡毛掸子。而在中国的西部，有时则把它们厚厚地铺在麦地或豆子地里，防止觅食的动物啃吃了刚长出来的庄稼。
西方人理想中的床，应该是结实而富有弹性的。据我们所知，最好的床应该就是钢丝床，这几年，这种床已经使用得十分普及了。但是，当中国一家最好的医院提供这种高档用品时，安置这些床的好心的医生却无可奈何地发现，只要他一转身，那些尚有点力气的病人，立马就会从弹簧床上爬下来躺在地板上，他们说睡地板就像睡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中国的房屋一到晚上，就昏暗得令人难受。当地人使用的那种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关于煤油的便利，他们也知道，但大部分的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持续到今天，都是因为保守的惯性力量所造成的，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使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去看得更清楚。
西方人感到中国的家具既笨拙又不雅观。中国人坐的不是我们的祖先习惯于靠坐的那种宽大的椅子，而是非常狭窄的长凳子。如果凳子腿松了，或者你只坐一端的话，冷不防凳子就会翘起来，但是中国人习以为常，他们没有想过要改变。中国人是亚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椅子非常丑陋。有些椅子式样，造得像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流行的椅子，座位高，靠背直，十分呆板。更普遍的式样，看上去足以支撑一个体重250磅的人，但椅子的支撑力有问题，仿佛马上就要散架。
西方人对中国的房屋最反感的，无疑就是潮湿和寒冷。建筑结构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地基建造得很随意，因此房子难免会时常潮湿。房间里的泥土地面或者是用没有烧制好砖块铺成地面，不仅令大多数外国人觉得碍眼，对于健康也是一大隐患。装在转轴上的门也非常不结实，两扇这样的门根本就合不上，冷风嗖嗖的就往屋里钻。哪怕贴上硬板纸的一扇门也无力抵御寒冬，要使一个中国人养成随手关门的好习惯几乎不可能。有位商人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了“随手关门”的标识，当然这几个字形同虚设，因为从来就没人会随手关门。进出房屋或院子的门框设计得非常低，就连普通身高的人进出时也要低头，不然一不留神就会撞在门框上。
中国人的窗户基本都是用纸糊上去的，抵挡不了风雨、阳光、热气和灰尘。百叶窗几乎找不到，即使有的人家有，也不会用。
在中国，几乎每家每户都只有一只炊锅，一只容量超大的大铁锅。但是，一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烧饭时就不能烧开水。并且必须得有一个人守在小灶膛前，随时往炉子里塞进一些柴禾或者干草，以防止柴禾烧没了。烧煮基本上都用这个办法。房间里全是水汽，甚至浓烟滚滚，如果叫一个外国人在这样一个厨房里做饭菜，恐怕他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但中国人却似乎对这些害处满不在乎，尽管他们也明白这样会导致严重的眼病。
西方人认为，中国住房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暖气设备。大部分地区的民众，即使是严寒肆虐，他们也只会通过炉灶和炕来取暖。中国人高度称赞炕的舒适性，妇女们甚至称呼炕为“亲娘”。然而，西方人却实在不敢恭维，我们希望热源能够稳定供给适宜的热量，而在这方面，中国的炕却远不如壁炉或火炉给的温暖和舒适。产煤的地区确实也用煤做燃料，但是与整个国家相比，这样的地区实在有限，而且煤烟往往不好驱散开，通常搞得满屋子都弥漫着呛鼻的烟味。富裕的人家用木炭，但也会用得十分节省，但是危险也随时存在，一不小心就会烧到其他东西，甚至是房子。通常，房子里面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所以，即便是在家里，每个人都会穿上所有的衣服。一旦出门，就不再添加衣服了。“你冷吗？”我们问他们。“当然！”他们经常这样回答我们。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整个一生都没有让自己暖和过。冬天，他们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面冻住，底下在慢慢地流淌。难怪一位曾经出过国的道台说，美国犯人住的监狱，比他的衙门还要舒服。不过，去过中国的外国人，对这句话丝毫都不觉得惊讶，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以前说过，中国人不在意拥挤和噪音。只要天气一冷，中国人就理所当然地挤在一起，以便取暖。即使是在三伏天，也可以经常看到船上的乘客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纷纷坐在船舱里，根本无法躺下。西方人是绝对忍受不了这样的拥挤，但中国人似乎觉得理所当然。西方人喜欢自己的住房与邻居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既可以通风，又能免受干扰。中国人对空气是否流通和住宅是否受到干扰全然不在乎，即使给了他们这样的优惠条件，他们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优待。中国的城市建设毫无章法，城市周围的小村庄横七竖八，密密麻麻，根本没有任何规划，房屋与房屋挤在一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里的地价特别贵。后来地价真的上涨了，而造成地价上涨的原因恰好就是人们的蜂拥而至，其实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最后是庭院狭窄，房屋拥挤，整个村落给人感觉人满为患，至于什么活动空间，更是一种奢望。
一位中国人，住进了一个中国的小客栈，他通常都会在晚饭之后，在大批人马进驻客栈的喧哗声中，倒头就睡。而一位来自西方世界的旅伴，却躺到半夜都没睡着，他整个耳边都响彻着60匹骡子在那里咀嚼、踢腿和嘶鸣的声音。不时还有木头的吱嘎作响声或者狗的狂吠声在此起彼伏。在一个客栈的牲口棚里，常常可以看见50头驴子，它们在夜里的不时地发出各种声响，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说的那样，其实中国人也知道，只要在驴尾巴上吊一块砖头，驴就不会再乱叫唤了，但是谁也不会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并不在意50头驴子的叫唤声是怎样的。而外国人通常会对任何疑问耿耿于怀，他们总是想搞清楚问题的答案。这样的不在乎，并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这是他们的天性。因为我们听说，有一个政府高官的夫人曾经在家里养了将近100只猫。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受到过流浪狗的侵扰，中国人不会去刻意约束这些狗，因为他们信仰的佛教主张不杀生灵。不过，比起东方其他国家的人，中国人的这个特点还不那么明显。劳斯·布朗先生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他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东方游记，书中有他自己画的插图。其中有一幅，画着各式各样的瘦狗和癞皮狗在开会，题为《君士坦丁堡总览》。书中还有很多插图，反映了中国城市的常见情形。大群大群的流浪狗肆无忌惮地吠叫着，此起彼伏，但是中国人似乎觉得很正常，他们好像不知道被疯狗咬伤后的巨大危害。一旦被疯狗咬伤，治疗的方法通常就是在伤口上敷些狗毛，这种做法与我们的一句谚语不谋而合“被什么狗咬伤，就用什么狗毛治疗”然而，中国人似乎还没有整顿狗的这个想法。
以上引证的例子，都是关于中国人漠视舒适的一些表现。再引一些例子来说明中国人漠视方便，也很容易。
中国人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而颇感自豪。他们也确实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文房四宝”中的笔、墨、纸、砚，没有一件方便随身携带，在你发现你突然需要用到这些的时候，通常它们不会那么容易出现。如果没有水，这四样东西俱全了也没用，因为需要水来研墨。事先不把纤细的笔毛润软，笔也不是可以立即使用的；使用不当，还会弄坏笔，缩短笔的使用寿命。中国人没有类似铅笔这样的替代品，即使有也没办法削，因为他们没有铅笔刀，也没有口袋放这些东西。之前说起中国人省吃俭用的时候，我们竭力公正地评价了他们的高超技艺，他们工具貌似不恰当，却能做出很好的东西来。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西方常见的节省劳力的种种办法，中国人却一无所知，事实的确如此。西方现代化的宾馆，为宾客们准备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很容易就能享受到冷热水、灯光、暖气和服务。但是，在我们看来，中国18个省份中最好的旅店，也只不过是一个低档次的旅店。店主承诺的服务基本兑现不了，旅客们不得不走到房间外面大声催促，当然，这都是“无用功”。
中国人的日常用品，也不是那么容易买到，要等小贩碰巧出现才能买到。甚至连每天的必需品都很难买到，人们感到自己来到了苏丹。夜出时，人人都得提着一个灯笼，有的城市，只有在巡回叫卖的小贩那些才能买到灯笼，类似于我们的卖牛奶和卖鲜酵母的小贩。受购买东西不便利的影响，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不可能很大。比如有的地区，人们习惯于每年2月份出售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经常从一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最后售出，或者拖回去。然而，如果有一个不懂市面的人想在5月份买木料，那他会很快明白聪明的东方人为什么会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评论中国人省吃俭用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中国的大多数工具都不是现成的，顾客买回各种零部件自行组装，可能他们会认为这样很方便，但是，这与我们对方便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完全不一致的。
有一次，我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木头的斧子。市场上似乎没有，他只好买回来14个（进口的）大马蹄铁，请铁匠打成一把斧子，又请木匠安上一个把手，最后的全部费用，要比买一把上好的外国斧子贵很多！
这个国家的种种不便，留给外国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完全缺乏“卫生设备”。即使是在首都北京，试图治理下水道也非常困难，人们发现一个问题总是容易引发出更多的问题。一个人不管在中国住多久，在回答这样一个经常提出的最有趣的问题时，心里总是犹豫不决，因为这很不好准确地回答：这个国家哪座城市最脏？一位从北方省份归来的外国旅行者，对一个住在厦门的外国人夸口说，要说最脏的城市，中国南方城市不如北方城市。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在厦门逛了一大圈，发现厦门确实很整洁（当然，这只是对中国的城市而言）。厦门的外国人出于对这个第二故乡的嫉妒，告诉他们，他们来得不是时候，因为刚刚碰巧有一场大雨冲刷了街道！这位旅行者在游览了福州之后，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中国最脏的城市。可是在宁波，他发现宁波的情况也是这样，而到达天津时，他发现情况越来越糟。然而，如果他最终坦诚而又公正地回顾在北京时的想法，并诚恳地撤回他那时的观点，其实也是合乎情理的！
西方人说起在中国生活的种种不方便，肯定会说到以下三点：邮局太少、道路状况恶劣、货币流通不顺畅。当然也有私营的邮局，可以把信件和包裹从中国的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但其作用极为有限，并且相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覆盖的地域也很非常有限。在讨论缺乏公共精神时，我们已经谈及中国的道路。山东有一条几英里长的穿山公路，十分狭窄，不能同时通过两辆马车。路的两端都有士兵驻扎看守，交通只能是上午从这个方向开往那个方向，下午从那个方向开往这个方向！由于中国人的服装——特别是鞋子（我们已经描述过了），以及中国的道路状况（我们也已知道），所以，一旦遇到雨天，中国人就只能守在家里不出门了。在西方国家，我们说一个人笨，就说他下雨就不知道怎么出门，而在中国，下雨天不躲在家里的才是傻瓜。
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一句表达祈使意义的话来处理事情，比方说“雨停了再说”。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活动应该随着天气和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哪怕是紧急的公务，在这些习惯语面前也变得脆弱无力。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擅作主张的跑进了哨所避雨，看不到一个人在雨天站岗。他们都在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死亡人数要多上好几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一场阵雨，完全有可能就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好的保护伞。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5分钟之内，便足以驱散外国人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残暴的暴徒，而这种事确实有人亲眼目睹过。橡皮子弹就相形见绌了，因为会有许多人去捡拾那些废弹头，而从汉朝以来中国人对冷水就非常反感，如同猫反感冷水一样。在中国人看来，泼冷水就是要了他们的命。
中国货币这个话题，不是一小段文字能讲清楚的，恐怕写一篇全面的论文，确切地说是一本书都不够。中国的货币混乱，各种怪事层出不穷，完全可以让任何西方人发疯。在谈及漠视精确时，我们就提到过一些令人烦恼事情。100个铜钱不是100个，1000个铜钱也不是1000个，而是其他完全不定的数目，只能凭以往的经验来确定。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区，一个铜钱算两个；20个铜钱以上也这样算，所以，当有人听到自己会得到500个铜钱时，他明白到手的只有250个铜钱，不同地方数目不同。总有小钱或者假钱混入，导致任何行业的商人之间都会发生不可避免的争执。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弊害，深深地触动了地方官员，他们不时颁布文告加以制止。这给这个地方官员的衙门中的下属官员带来了机会，他们提高税收，加重压榨当地钱庄，这无疑是在给原本货币流通不畅的市场雪上加霜。现钱因一时周转不灵，价值也跟着上涨。一旦现钱被支付殆尽，那么他的货币作用就会消失，坏钱也趁机在市面上流通了，但是它的价值却并不会减少。这样，就有了一条持续运行的无法抗拒的规律：坏的货币取代了好的货币。货币状况每况愈下，以至于在河南省的某些地区，人人去市场都带有两套钱币，一套是普通的，真假掺杂，还有一套则全都是假钱。有些商品只付假钱，还有一些商品，讨价还价而成交的商品，就要相应地支付双倍的钱币。
中国的钱币真的是“脏钱”，几乎没有不脏的钱。用于穿500钱或1000钱（名义上的）的绳子特别容易断，因而重新点数重新穿起来也相当麻烦。铜钱没有统一的重量，但是非常笨重。相当于一墨西哥元价值的铜钱，重量在8磅以上。吊在腰带上的小袋子里，能装上几百个铜钱。如果要用的钱大于这个数目，那携带就成了个难题。银锭在交易中损失巨大，使用银子的人在买卖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欺骗。假如使用钱庄的汇票，也是困难重重，因为一个地方的汇票去到另一个相距不远的地方，要么就是完全不被承认，要么就是得大打折扣，而当他最后拿着这张汇票回到原先签发它的那个钱庄时，又得预先考虑到在兑付多少现钱，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引发一场与这个钱庄的黑心人之间的争斗。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中国人竟然还能做买卖；而据我们日常的所见所闻，他们对这些烦人的钱币问题早已习以为常，仿佛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只有外国人叫苦不迭。
一个途经中国村庄的外国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只伸开四蹄躺在地的驴子，有一根结实的绳子绑住了驴的脖子，它就这样被拴在一个木桩旁边。但是，绳子非常短，驴的脑袋被倾斜着45度吊着，它那扯着的脖子，似乎随时都有脱臼的危险。我们感到非常奇怪，难道它不想挣脱这条束缚它的绳子吗？它怎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至少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一头西方的驴会这样。
读者们在看到了我们这些描述之后，一定发现：中国人似乎很容易满足，尽管他们的民族正处于一种极度难受的状态。这只能说明中国人关于舒适方便的标准，与我们所习惯的标准有极大不同，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声明了的前提。中国人已经学会了适应自己的环境，对于他们正在遭遇的所有困难，他们用他们独有的耐心加以承受，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完全熟悉中国人和中国生活的方式，尤其熟悉我们经常关注的那些方面，但是他们依然断言，中国人尚未开化。这个肤浅而错误的判断，完全是出于对文明和舒适的不同理解。比起3个世纪以前的状况，中国经历了各种各样地变化，我们一直都在贯彻我们的公正比较原则。我们不能认为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的英国是未开化的时期，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时期的英国一样叫人难以忍受。
在此，去提及过去的3个世纪之中让大不列颠群岛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的原因，纯属多余。然而，最近50年来，在舒适方便的标准上我们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这简直是妙不可言。如果我们被迫回到我们曾祖父和祖父的粗野方式，我们也许会怀疑这样的生活是否还值得继续。时代在变化，我们随时代而变化。这样对比看来，中国的时代未曾发生变化，中国的人也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从过去到现在，他们舒适与方便的标准，也一直未曾改变。当然，新的情况出现，这些标准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我们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能发生变化，我们也相信，新的标准将会与我们目前所习惯的标准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