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门的功夫，即蹿房越脊、飞檐走壁、壁虎游墙、旱地拔葱等轻功。这门功夫难练，又常被官府、百姓乃至同仁误解，故此从来都是秘传私授，绝不戳杆立场。
教场传拳授艺属四大明杆中的“戳”杆，属“齿白春温”中的“春”字。
教场是被习武者视为最崇高的职业，因其占“教育之师”，可纳入“天地君亲师”之列。“文以载道”，“武”亦能“载道”。拳师向弟子传授舒筋活血强身健体之功，养五脏六腑七窍之法，教格斗搏击取胜之能，育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勇敢无畏之德，以武艺成就弟子一生的事业。因此，习武者以能做教师为自豪。
（一）古代传拳的方式
您看武术史，中华武术的发展几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现今流传于社会的一百多个拳种几乎都是经过千百年的传授、加工、完善、精炼而形成的。那么古代是怎样传习武术的呢？
如果分分类，不外乎这么几条途径：
一是私授。《宋史·岳飞传》载，岳飞“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后又从有名的枪手陈广学习枪术。这是载于正史的私授。明嘉靖年间，名将俞大猷、戚继光向武艺家李良钦学习棍法，号荆楚长剑，俞大猷著《剑经》一书。程宗猷（冲斗）向刀法名家刘云峰学习刀法，著成《单刀法选》一书。这是载于专著中的私授。
二是家传。在封建社会，当兵打仗是百姓必须应承的差役，不会几手武艺，怎能应付官差？到了东晋、南北朝时，兵士及其家属的户籍属于军府，称为军户。入军户后，世代为兵，社会地位低下，非经放免，不得脱籍。诞生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民歌《木兰辞》就真实地描写了军户的生活：“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此种制度到明清时还有遗存。清代屯卫兵丁以及充配为军的本人、随配子孙，到配所后所生的子孙也称军户。这种世代为兵的家庭，自然要代代习武，以求延续香烟。
一些以武艺军功争得功名爵禄的将领，也要把武功传之后代子孙。像宋朝的呼延赞，“以武勇为卫士直长”，他家传武艺给子孙，教法严酷至极，“数子亦有勇力，日夕课其击剑，驰射、格斗、蹶张、挽强，持棰梃相击挞，殆无完肤”。
岳飞一家也如是。其子岳云是一位善使双锤的勇将。《宋史·岳飞传附子云传》载：岳云“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以宋代重量换算成今天重量，这两柄椎约重95斤。岳飞岳云被害后，其后代四散逃亡。据《黄梅县志》和《岳氏宗谱》记载，湖北省黄梅县岳喆大湾一代居住着岳飞后人，这一支是岳飞子岳震、岳霆的后代。这一支20多代世代习武，从未请过外地拳师，所练称为岳家拳。清代时曾出过武举岳立三。清末民初当地有名的拳师是岳谱元、岳永义、岳双全、岳长安、岳天佑、岳朝林。《岳氏宗谱》在20世纪80年代尚保存在岳霆一支迁徙广济分支的25代孙岳海泉手中，是有据可查的。
三是军中设场。过去军旅除有世代为兵的军户外，还需征召农民入伍。应招农民并不会打仗，因此，军中必须进行训练。除教练阵法外，还要教练格斗技术，因此需要武术教师。在军中设立教师一职，大约起自宋朝。宋朝军中教练武艺的军官称作“教头”。有“教头”、“都教头”两种职务。
“教头”地位很低，就是“都教头”也仅仅相当于中下级军官。史载，宋神宗元丰二年，开封府集教大保长2845人，每10人置教头1人，设禁军教头270人、都教头30人、使臣10人。同年，于殿前司、步军司，各设置都教头，主管教习之事。《水浒传》写有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林冲的故事，虽是小说，但官职是不谬的。到了清朝，侍卫府、前锋营、神机营、骁骑营、护军营、健锐营、步军营、火器营、虎枪营等也都有专门教练武艺的下级军官，就连皇帝车驾出巡时扈从宿卫、宴会藩部献技为戏的善扑营，平时也有教头训练相扑等技艺。训练时分为三部，一部称善扑，两人相扑为戏，以摔倒对方者为优；二部称勇射，以弓力强者为优；三部称骗马，以矫健者为优。军中教头离职后，往往在民间设场授徒，最著名的就是清中晚期的杨露禅、刘德宽、纪德等。
四是合村为场，同宗传习。早在宋朝，这种现象就极其普遍。当时北方民间盛兴“弓箭社”，这种组织几乎到处都有。他们“平时种田，闲时习武”，“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当时，还有忠义社、巡社等合村习武保家的组织，可见规模之大。到了近代，典型的是河南温县陈家沟的陈氏家族，其始祖陈卜于明洪武五年由山西泽州迁居河南温县陈家沟。陈卜善武，曾率弟子青壮百余人歼灭当地土匪。此后，合村为场，习武蔚成风气。终于培养出陈王庭、陈甲第、陈秉旺、陈长兴、陈有本、陈青萍、陈鑫、陈发科等著名拳师，至今已二十余代。陈家沟存旧拳谱录有陈王庭的遗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到而今年老残喘，只落得黄庭一卷随身伴，闷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记述了当时合村成场的现实。
（二）江湖社会的明场、暗场
江湖社会大约在明末清初趋于成熟，各种规矩也渐渐完善。在立场收徒传拳方面历经千百年的传拳方式也便人为地归了类，分为明场和暗场。明场就是公开设馆收徒传艺，有固定的场地，有招牌名号。在乡间合村成场的，名号常以拳师姓名或村庄名号代替。在城镇则往往会另行起名，有的还会有牌匾悬挂于拳场大门之外。场地有的设在拳师宅邸，有的设在寺庙之中，有的则设在农村场院或郊野空地，有的还会建设专门的演武厅。
暗场则专指家传私授。他们不打名号，不事张扬，练功多避人耳目，所传功夫多秘不示人，所传弟子也不多。
明场自然要归于江湖，要遵守江湖规矩，参与江湖活动，也少不了介入江湖恩怨与是非。
暗场则不然，他们是尽量避免与江湖打交道，起码表面是如此。
在所传武功方面，二者也有所不同。明场所传大多是流传民间的武功，有着很强的普及性。这些拳种门派中绝技会以“私功”、“绝技”的面目出现，传给那些经过人品考察又有悟性的弟子。还有些明场专教科举考试的项目，即马射、步射、翘关、负重、马枪等，俗称弓刀石马步箭。同时传授武经、策略。他们传授弟子不多，练武目的明确，很少与江湖牵涉。他们有的也不戳杆立场，但绝对遵循武科考的要求培养学生。暗场传习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所传为暗门的功夫，即蹿房越脊、飞檐走壁、壁虎游墙、旱地拔葱等轻功。这门功夫难练，又常被官府、百姓乃至同仁误解，故此从来都是秘传私授，绝不戳杆立场。另一类是一些退出江湖的武师不甘寂寞，闲暇时教些族中子弟以自娱。他们不戳杆，不立场，不张扬，甚至不收徒，或是不收外姓徒弟，绝对不公开收徒，也属暗场。其所传也是光明正大的功夫，其弟子也会出类拔萃，只是甚少与江湖联系。这一类实也不在少数。
敢于戳杆立场的武师一定要有过人的本领和胆识，否则难以立足。江湖险恶。门户之见、派别之争、个人恩怨都会给拳场带来麻烦。甚至门徒多少、名声大小、口碑好坏这些看似与外人毫不相干的因素，也会给拳场带来是非。要想自立于是非旋涡，非有非凡武功和超人的涵养不可。
拳场通常遇到的麻烦是“踢场子”。来“踢场子”的人目的明确，就是“打倒你，扬我名”。场子被人踢了，教师脸面丢尽，门徒如猢狲散，在此地还怎么立足？“踢场子”的似是很不道德，砸了人家饭碗。但过去练武就为了具有超人的本领。你技不如人，被人打倒，怎还能戳杆教场，误人子弟？这话还真得两说着。
戳杆教场既是武人的一条出路，一个职业，那自然就是一个饭碗，与保镖、护院、卖艺一样，是有收入的。有没有不要钱白教的？当然有！但多数明场是收学费的，收费的形式有这么几种。
一种是明码标价，以清末民初建立的武术社为例，建于宣统元年（1909）的上海精武体育会，建于1912年的北平体育研究社，建于1900年的四民武术社等都是收费的。这种社团形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位于北海后门的四民武术社在招生牌上明确写着学费每月1元。至50年代末涨到每月2元。
一种是以实物代替，这多出现在民国以前在乡镇建立的武馆拳场。弟子们会以粮食、蔬菜、禽蛋、肉类等实物孝敬师父。
一种是以工代费。这多发生在师父有产业、土地、买卖的情况下。徒弟也是帮工，住在师父家，吃住有师父管着，有事办事，无事习武。
所以，“踢场子”的踢散了人家的徒弟，不相当于砸人家饭碗吗？非有深仇大恨，何必如此！
还有一种明场，是属于会道门帮派组织的。历史上有两个宗教，在农民起义中常起作用。一个是道教，一个是摩尼教，两教又混合成各种秘密宗教团体。后来南有魔教、斋教、吃菜教，北有白莲教、天理教。白莲教在农村广为流行，势力浩大，它由摩尼教、魔教演化而来，原有教义越来越少，道教色彩越演越浓，成为魔、道、佛三教的混合物。清嘉庆年间起义的天理教，又称八卦教，就是白莲教的分支。其离卦教首冯克善、坎卦教首林清、震卦教首李文成都会武术，他们设场组织教徒练武，是有政治目的的。到了清朝末年，兴盛一时的义和拳，当时先叫义和门，后叫义和团，也是白莲教的一个派别。属白莲教派八卦教的一个小派，它的特点是组织团众练习拳棒。还有同时期山东江北一带势力极大的大刀会，从名称上便可知，这个帮会是公开教练枪刀的，时被称为“刀痞”或“会匪”。这些组织的明场，在势力弱小时以习练拳棒团结会众，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揭竿而起，组织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诉诸政治要求和政治目的。
（三）民间武馆遍地开花
真正挑旗、挂牌、悬匾开办武馆、拳社，以收徒传艺为职业的状况是从清朝末叶开始的。
据能查到的资料记载，最早打出武馆名号的是南派蔡李佛拳大家张鸿胜（又名张炎）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在广东佛山开办的，名为“鸿胜武馆”。张鸿胜的师父陈享，清嘉庆、道光年间广东新会人。自幼随叔父陈远护和“青草僧”学得佛家拳，继而师事李家拳名师李友山和少林僧蔡福。他将三门武术融为一体，独创一派，称“蔡李佛拳”。陈享所居村落向例不收外姓为徒，张鸿胜投师后，便只在深夜学习。陈享爱其才，便推荐他到自己的老师八排山闸建寺“青草僧”处深造。八年后尽得真传。遂返佛山设“鸿胜武馆”于莺岗。二代弟子中有名者如陈盛牛、谭立、雷灿、李恩、钱致修、卖鱼四、唐栋臣、火水棉、大胆活等。道光二十六年（1846），张鸿胜遭人暗算身亡，弟子星散。不少人在广州、香港等地设武馆，仍以“鸿胜”号之。其五代传人关文经定居新加坡，1966年单拳独掌创办武馆，还是冠以“鸿胜”名号，传授蔡李佛拳。“鸿胜武馆”或可说是创建最早的，也是流传最长久的武馆之一。
黄飞鸿设馆是在清同治二年（1863），名号不详，地点是在广州西关第七甫水脚。光绪十二年（1886）黄飞鸿在仁安街开设“宝芝林”医馆，行医之余兼授武功，传授虎鹤双形拳、工字伏虎拳、铁线拳、飞铊、五郎八卦棍等。他还曾在刘永福黑旗军任过拳术教官和军医官，当过广东民团总教练，在抗日保台战争中立下功勋。这家武馆立馆年头也很悠久，并以“宝芝林”名号传扬。
而与张鸿胜同时代的北方武术大家董海川、杨露禅、李洛能等人的拳场却没有名号。为什么南方拳场有名号，北方拳场没名号呢？这大概与广州沿海一带经济较为开放，北方经济偏于保守的社会环境有关吧。
武术馆社的遍地开花，大约始自辛亥革命前夕。人民的觉醒，“强国强种”的需要，西方文化思想的渗入，清朝政府的腐败没落，都为武术馆校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耿继善创建于北京的四民武术社，1909年霍元甲创建于上海的精武体育会，1911年叶云表创建于天津的中华武士会，1912年尹昌衡、马镇江、刘学峻创建于成都的四川武士会，1914年孙霁虹创建于河南开封的培英武术学社，同时期刘震南创办于上海的中华国技传习所，以及孙禄堂创办于河北完县的蒲阳拳社，等等，这都是早期拳社的代表。
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官办国术馆在各省市开办，有的还开办到县里，由此也带动民间拳社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旧北平市在社会局注册的武术馆就达40多家。全中国的民间拳社得有多少？这还不算那几十家官办的，真可算声势浩大。
民间武馆（社）的名号很有讲究。有以拳师姓名为拳场名号的，如前所述的“鸿胜武馆”，还有武汇川在上海创建的“汇川太极拳社”，吴鉴泉创建的“鉴泉太极拳社”，佟忠义创建的“忠义国术社”，骆兴武创建的“兴武国术社”等等。
有以拳种门派为拳场名号的，如叶问的“咏春堂”、“咏春体育会”，刘子川的“通臂拳社”，贺振芳的“中国通臂拳研究社”，邢金台的“太极形意拳社”等。
有的拳社的名号起得很有意境，如陈微明1926年创建于上海的“致柔拳社”，一语中的地讲明该社所传拳术的特点。吴斌楼的“艺林国术研究社”体现了中华武术的纷繁复杂、包罗万象。耿继善的“四民武术社”体现了中华武术教育面向大众的思想。陈月舫的“普育国术社”，宫荫轩的“普及武术会”，都有着向大众普及的含义。韩其昌的“健族国术社”，赫寿岩的“健身武术总社”，商诚麟、杨宝旺的“健民国术传习所”，陈子江的“健康武术社”，及刘月亭的“国强国术社”，高濂璋的“正义国术社”，崔通达的“胜利国术社”，则都是宣示强国强种的意义。
还有的拳社就是以地名冠之，简单明了。如“上海市武术社”，武培青、唐凤亭、唐凤台的“北平大兴县第一国术社”，王润生、向恺然的“湖南国技会”，顾汝章的“广州国术研究社”，郭绍芳的“许昌国技研究会”，金恩忠、刘宝瑞的“沈阳国术竞技会”，王茂田的“大连南山拳社”等。
民国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五六十年间可说是民间拳社的鼎盛时期。
（四）民间拳场鱼龙混杂
民国以来，民间拳社武馆纷纷成立，蔚然大观之中却也是形形色色、鱼龙混杂。
这一时期武术已渐渐减弱了它的格斗技击的主导作用，凸显的是它的运动性质。于是把武术改良做体操——武术操教授的有之，把武术混杂在西方体育项目中教授的有之，把武术混杂在兵操中教授的有之，这算是一类。引进西方体育项目的教学方法，把武术内容由浅入深地系统安排，增加体能训练的科学内容，教师有教案，学生有讲义，并增加文化课，这又是一类。国术馆的武术教学基本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类就是仍然遵循口传心授的传统教学法，仍然坚守“十年成才”的原则，仍然沿袭使用传统的练功器械，当然，也仍然要把一些“绝招、秘籍”留到最后时刻才外传。
民间拳社的主持人，即拳师，则可说鱼龙混杂。早期有前朝武举、武秀才，有歇业的镖师，有旗营的武术教习，有各地讲武堂出身的军官，有名师的弟子传人等。后来，国术馆的学生、各民间武校的学生、民间私相传授的学生也便加入了拳师的行列。
也有一些只学了两三年武术，可称尚未入门的人，凭着会上几个拳械套路，便也堂而皇之地开了武馆。还有的练了几十年，到了也没弄明白本门源流、拳法拳理、拳械搏击、内功外功的糊涂人混迹武林，招摇撞骗。反正社会制度禁止私相寻仇、斗殴较技，不怕真有人来“踢场子”，只要吹得云山雾罩、天花乱坠，骗来几个学生交学费，就算达到了目的。结果是以讹传讹，误人子弟。当时有人撰文抨击这种现状指出，“一般习国术为业之人，不曰某派嫡传，即曰某名师子孙，大有身外无人，兴怃一世之慨。”“为教师者，品格混杂，一般无鉴别之明。多人云亦云，以奇说怪诞相尚，而教师以神秘自居，以招牌兜揽主顾。”拳谚有云：“名师出高徒”，又云：“师父不明弟子拙”，针对当时拳社乱象，可谓切中时弊。
更有甚者，一些别有用心的拳师利用传拳建立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弟子门生，将拳社办成黑社会性质的团体，有的还从事危害社会的活动。20世纪50年代初期肃反运动中，北京一家位于地安门附近的有名武术社便被公安机关连窝端了，师父徒弟无一漏网，据说他们是在武术社的幌子下从事反革命活动。这事是见了报的。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拳社得到了政府的扶持和管理，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更是蓬勃发展。尤其是中国武协、北京市武协相继成立后，武术家的才能、武术社的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培养了大批新中国武术人才，成为当今武术事业的栋梁。在全民健身活动中普及武术，使武术人口至今能达到两三千万，民间拳社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