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党项拓跋部一方面逐渐成为分散于各地的党项羌诸部的核心，另一方面又高居于党项诸部之上，成为统治阶层，并迅速地汉化，开始与其他党项诸部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夏州割据政权一方面对唐朝基本上做到了“有征必至，无役不011从”，唯朝廷马首是瞻，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夏州政权的统治者还趁各藩镇在河南、关中地区激烈角逐之机，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唐王朝灭亡前的十几年间，拓跋部的统治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夏、绥、银、宥、盐、鄜、坊、丹、延九州地区，大致包括今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数县，几乎逼近关中北部边缘，成为中国西部一支强大的藩镇割据势力。
夏州割据政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五代时的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遭到两次大的冲击。
第一次是后唐对党项割据势力进行扫除。后唐长兴四年（933年）二月，党项拓跋部李仁福死，他的儿子李彝超继承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后唐的统治者就是发迹于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他们恐惧长期占据夏州的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向南侵入关中，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乘李仁福刚死之机，企图将李彝超调离夏州，同时任命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留后，与李彝超对调，以此削弱党项李氏的势力。但夏州是党项拓跋部从唐朝以来就割据的地方，他们世代经营，积蓄了一定的力量，自然不会轻易放弃。李彝超借口百姓挽留，不能按时赴延州就任，拒不离开夏州。七月，后唐军与李彝超的部落兵激战于夏州，夏州城是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时的都城，城墙用土垒筑，坚如磐石，攻凿不动，后唐军队无法进城。李彝超率弟弟彝殷登上城墙，对后唐将领说：“夏州是一个孤单弱小之镇，不必烦劳王师攻取，白白地耗费国家的军饷，即或是攻取了也不算上威武。烦劳将军为我上报天子，容我另想办法。”李彝超派出骑兵，抄掠了后唐军队的粮草和攻城工具。后唐军队攻城两月不克，又丧失了粮草，野外又无水草可供战马饮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后唐明宗无可奈何，只得下令退兵。李彝超趁后唐军队撤退之时，派军队追击，后唐军队大败而归，党项李氏获胜。但经过战争，夏州割据势力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后唐对夏州政权的“移镇”事件及其结果，使夏州政权“益轻朝廷”，对中原王朝的离心自立倾向更加严重。夏州政权对中原王朝已不像以前那样唯命是从了，而是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中原王朝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
第二次削弱是党项割据势力的内讧。后晋天福八年（943年），绥州刺史李彝敏勾结夏州衙内指挥拓跋崇斌攻袭夏州。李彝殷发觉后，先下手为强，将拓跋崇斌斩首，并出兵攻击李彝敏。这两次冲击虽使党项李氏割据势力有所削弱，但其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仍就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夏州一带生存了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名义上虽先后依附于内地的各个王朝，接受其封号，定期朝贡，实际上却利用分裂混战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保持着相对的独立。特别是在挫败了后唐“移除”阴谋之后，参与内地割据势力的角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宋立国后，李彝殷为了使自己的割据政权不受到宋的威胁，主动对宋太祖示好进贡。宋朝对夏州割据政权也采取了“安抚”政策。宋太祖命玉工为李彝兴（李彝殷为避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特制一条玉带，并授予李彝兴太尉官职。宋乾德五年（967年）九月，李彝兴逝世，宋太祖还追封李彝兴为“夏王”，并下令废朝三日，以示痛悼。宋太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北宋刚刚立国，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局势不稳定，还不能扩大对夏州政权的矛盾。北宋政权逐渐巩固后，以唐藩镇割据叛乱为鉴，开始采用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地方割据势力。此时夏州割据政权的掌权者为李继捧，李继捧承袭兄位曾在党项羌族贵族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李继捧的叔父、绥州刺史李克文坚决反对李继捧继位，他上表宋朝：“继捧不当承袭，恐生变乱，请遣使偕至夏州，谕令入觐。”企图借宋朝之手解除李继捧的夏州节度使之职。宋朝早已有消除夏州割据势力之意，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李克文上疏正合宋朝的心意，于是宋朝顺水推舟，命令李继捧入朝。夏州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入朝，并向宋献出了党项平夏部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夏、绥、银、宥、静5州之地。至此，夏州割据政权的发展进入了低谷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