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攻开始了。
刘春雷还在那个房顶上，只是，二连的人这时候还弄不清战场的形势。按以往情况，仗打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可能要撤退的，所以王永元参谋长一边命令战士们牵制住正面的敌人，一边组织收容伤员、集中俘虏，还派了人去找团长……
就在这时，冲锋号响了。干部们立刻跳了起来，放开嗓门叫：“进攻，进攻，快进攻！”机枪在参谋长的指挥下一起开火，压住了对面敌人的阻击火力。大刘从房顶上跳下来，扛着梯子朝北面路口跑。既然冲锋号响了，前面即使是刀山火海也得迎着上啊！
总攻开始了。说是总攻，其实也是三个连队各打各的。
四连的损失太大，只剩下一个排长指挥着三十个战士。不过，他们对面的“皇协军”守备队在刚才的肉搏中吃了大亏，骨干和顽固分子死的死、伤的伤，其他人已失去了斗志，听见八路军的冲锋号就丢弃阵地乱跑。四连随即占领了守备队的队部。
三连在曾玉良团长的指挥下，一路掏墙打洞从东门打过来，清剿比较彻底。他们最后的攻击目标是炮楼。这个炮楼是日本人新修的，旁边挨着两座大房子，一边是仓库，一边是伪治安军团部。
总攻开始的时候，二连的队伍是分散的，军号一响，大家都从各处房子里跑出来，看见我们的机枪都“哗哗”地朝路口北边的那座大房子打，就明白那是攻击目标了，部队也就迅速集中。不过，这么一来，分散隐藏在其他房屋里的一些伪军却也就趁机逃跑，途中还杀害了我们的几个伤员和担架队员。
在机枪的掩护下，刘春雷带领梯子组冲过了路口，把唯一的梯子搭在了房沿上。突击组的战士立刻往上冲，可是，刚上去就被打下来，接连死伤了三个人。敌人在胸墙后面躲着，我们的人翻墙的时候，他们就开枪。
于是梯子给换个地方，把梯子搭得斜一点，首端不从胸墙上露头，让敌人一时看不见。这时，三个突击组长都已经伤亡了，谁带头冲？二排长辛明旺说：“我先上！”一排长苏昌太说：“行，我第二！”两人就上了梯子。其他的战士只好说：“排长，你们小心点！”
二连的排长苏昌太、辛明旺和四连排长郝船喜是同乡，也是把兄弟。为了烧香磕头拜把子的事，他们在太行山整军的时候还挨了批评。然而，这一天，1942年8月31日，在抗日的战场上，三个西北汉子终于实现了他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辛明旺在梯子顶上甩了颗手榴弹，人就跃进了胸墙，苏昌太和突击组的几个战士也上去了。郝二孩本来是梯子组的，可他手脚麻利，抢在其他人前面跃上梯子过了墙。这时候，房顶上胸墙后面枪声响成了一片。大刘听见动静，心说：“坏了！房顶上有机枪……”就在这时，上面扔下来四五个手榴弹，大家见势不好，翻身滚开，可还是有几个战士被炸倒，并且，梯子也被炸断了……接着，不断地有手榴弹扔下来。八路军东躲西躲，不能再上去增援。这时候，郝二孩突然从房顶上翻出来，反手钩着胸墙就想往下跳。指导员张存有赶紧喊：“别跳别跳，再坚持一会儿…
…”郝二孩一听，立刻转身又翻进了墙里。
事后，张存有说他当时的想法是让“好孩儿”吊在胸墙外，扔手榴弹掩护大家再次进攻，没想到这孩子性子急，没等话说完就翻回去了。
没过多久，郝二孩的遗体被敌人从房顶上丢了下来，同时被丢下来的还有一排长苏昌太。八路军战士的眼睛都气红了，可一时又没有办法。
梯子被炸断了，梯子组又搬来了桌子，可是把桌子椅子垒起来，离胸墙还差了一大截，只好拿桌子、棉被挡着。人躲在桌子下面掏墙洞，可这墙脚是石头筑的，根本掏不动！刘春雷他们是骑兵，只有手榴弹，没有炸药包，这一时半会儿的到哪里去找爆破材料！
情急之时，指挥机枪掩护的王永元也跑过来了。他随身带了几根长棍子，选定几个点，把捆着四颗手榴弹的棍子举得高高的，凑在胸墙跟前引爆。几次三番，终于把墙炸开了，八路军的机枪立刻从缺口打进去，消灭了房顶上的敌人。
刘春雷上了房顶，才发现这里有台阶通向后面的营房和院子。敌人从台阶下冲上来，企图趁我们立足未稳进行反扑，可八路军哪里肯再被打下去！房顶空间不大，双方肉搏起来。混战中，刘春雷和一个大个子扭在一起，那家伙力气太大了，拽着他猛甩，把他的马刀都摔丢了。大刘的头磕在马刀上，耳朵割去了半个，眼看就要快不行了。可就在这时候，大个子却突然痛得满地直打滚，原来，这家伙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
…大刘真是够侥幸的。
房顶上满是血迹和死尸，二连终于把敌人打了下去。
控制了制高点，一切都好办。机枪、步枪、手榴弹，围着营房和院子打，敌人无法还击也无路可逃，很快就被消灭了。大家随即配合三连进攻炮楼。
三连已经占领了炮楼旁边的军需仓库，当时库房里有许多被服和木头箱子，曾团长就命令把这些东西堆在炮楼跟前烧，并且不停地往另一侧的伪团部院子里扔手榴弹。在火焰、烟雾中，八路军战士高声喊着“赶快投降！不然我们要炸炮楼了”——其实，骑兵团哪里有炸药！
炮楼里除了伪军，还躲着一些军官家属以及南李庄的豪绅富户。看到各处的伪军都已被消灭，再听说八路军要炸炮楼，里面的人顿时惊慌哭号起来。有人喊道：“如果投降了，你们真的不杀我们吗？”
“我是八路军团长曾玉良，我保证八路军不杀俘虏！你们的援军已经被我们打退了，即便是他们以后能来，你们也早被我们炸死了。所以，奉劝你们赶快投降，留条活路。”喊话过后没多久，炮楼里的人缴枪了，团部大院里的伪军也跟着投降。西门外救援的敌人听见南李庄里面的枪声停了，害怕我军集中力量反攻，连忙撤退。
攻克南李庄之后，骑兵团当天就撤离了战场，而日伪军则是到第二天早晨才进到庄内的。他们动用了五辆卡车拉死尸，并且从此放弃了这个据点。
南李庄战斗终于结束。守敌一个团和一个守备队被全歼，日本商社机构被摧毁。同时，八路军也重创了前来救援的各路敌军，致使孙甘店、甘露镇的敌人不敢在原地继续驻防，连夜撤走。几天后，我军又相继进攻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这时，周边的日伪军已无力增援，八路军以近一个月的苦战收复了元城县的全部乡镇，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而这个阶段的作战，也被称为陈再道司令指挥的“元城战役”。
在南李庄战斗中，八路军击毙了日本军事顾问、“皇协军”守备队长岩乔秀男大尉、经济顾问志磨，还俘虏了伪团长程坤。不过，准确地讲，这个伪团长应该算是被伪军自己俘虏的。当时，伪军士兵想投降，可这家伙不同意，于是部下们就把长官捆起来交给了八路军。
这个伪团长挺有意思。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骑兵们也懒得理他。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要吃东西”，然后抓着大饼猛啃，吃完了就骂，满嘴的匪话。先是骂增援的部队怎么打不过来，骂手下的军官不得力，骂身边的士兵背叛他……骑兵们也都将就听着。
到后来，这家伙居然开骂八路军，说八路破坏治安，意思是如果大家不抗战，世界就太平了；还说要用日本人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的混乱。
这下子，战士们怒了，都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可他把嘴巴一咧：“说卖国，要看是卖给谁。蒋介石卖给美国佬，你们卖给俄国老毛子，我卖给日本，好歹还算是个亚洲人。”八路军说不过他，上去就要开揍。伪团长却把眼睛一闭，说：“我是军人，战斗失败了是可耻的，我要自杀！……
”战士们于是不再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这家伙还真的上吊死了。
元城战役，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反击了日伪军的蚕食，粉碎了其割裂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企图，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信心。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它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这次战役中，一二九师骑兵团牺牲连级干部四人、排级干部九人，红军底子的班长几乎全部阵亡，再加上况玉纯政委等负伤人员，骑兵团伤亡过半。用刘春雷的话说是“一仗下来，就再也听不到有人吼秦腔了”。刘春雷班上的九个人之中，阵亡两人，重伤两人（其中因伤致残不能归队一人），轻伤一人。至于大刘自己的耳朵掉了一块肉，尚不能算受伤。
南李庄战斗结束后，下连队参加作战的十六名炊事人员只回来两个，部队连晚饭都没法做。全团头天夜里出动四百人，完好回来的不到两百人，当天的战斗总结会根本开不下去，战士们伤心地拿脑袋撞墙。第二天转营地的时候，一个人要牵几匹马，老百姓们更是哭声一片。
连续的未休整的作战，连续的重大伤亡，使战士的精神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特别是韩永正、孔庆忠的牺牲，给战士们的刺激很大。这两位干部的素质好、战功大、威望高，是有名的猛将和福将。大家感觉到，连他俩都幸免不了，眼下这个坎可能真的难以过去了。于是，有的战士就嘀咕：“看来这辈子是回不了家乡了，干脆和鬼子拼了！”产生了盲目拼命的思想。而出生在本地的战士，则开始想家了……
在这个时候，骑兵团迫切需要休整。的确，骑兵们太疲劳了，从反“扫荡”开始，部队一直在打仗。特别是元城战役这段时间，从打回隆镇、临漳县城，到打孙甘店、南李庄、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连追悼会也没有来得及开。连续的作战和重大的伤亡，让大家一时缓不过劲来，如果不及时地进行身体和心理上的调整，很有可能使得指战员的情绪失控，甚至导致部队的崩溃。
1942年11月，骑兵团转入休整。
这期间，骑兵团召开了阵亡烈士追悼会，并且进行了战功评比。开始的时候，大家边评边哭，结果选出来的功臣全是烈士。后来领导觉得这样对部队情绪不利，就规定烈士另外记功，战士们只评选活着的人。这样，四连副连长李树茂等人记大功；而刘春雷因为带头打下了日本人的办公室，也得了一个功劳。
地方群众也有受奖的，其中就有汪朝臣、汪朝服两位老汉。在南李庄战斗中，汪家四兄弟汪朝忠、汪朝臣、汪朝学、汪朝服，最大的六十二，最小的五十一，都参加了担架队。本来抬担架是六个人或八个人一组，轮班上去，可这四个老汉不服输，偏要四个人一组。战斗中，他们不等局势平稳就冲上去救人，老二汪朝臣直接跑到战场中去，一边喊着“不要管我”，一边往下面背受伤战士。一个小时内，送上去三筐手榴弹，运下来十三名伤号。由于劳累过度，他第二天病死了。老四汪朝服，在抬运伤员的途中遇到奔逃出来的伪军，敌人进行报复，他就用身体护住八路军，结果被刺刀捅死。汪朝忠也受了伤。战斗结束后，骑兵团派人为汪氏兄弟抬棺下葬，其家人也被评为烈属。
刘春雷虽然在总结会上被评了功，但最终却没有得到嘉奖，原因是部队发现他犯错误了。
在刘马寨战斗中，大刘在打扫战场时捡到了一件皮衣服，这衣服是大衣还是披风当时也没看清楚。他没有上交，而是立刻就把它割成了好些块。当骑兵的嘛，坐在马鞍上裤裆特别容易破，于是就把这块皮子缝在裤子上了。班上其他几个战士也有样学样，都缝上了，因此被别人称为“高级屁股”，大刘还挺得意的。
接下来部队到张鲁集休整。和回民支队联欢的时候，那边的一位班长送给刘春雷一个护身符，上面有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人家解释说是“动刀动枪，生死由天，怨命不怨人，屈死冤鬼别来找我……”大刘虽然不相信这个，但考虑到别人也是一番好意，礼尚往来，也就送了对方一块皮子，还告诉了他这东西的来历和好处。
没想到第二天，正好传达上级《关于严肃战场纪律的命令》。总共四条，第二条说“在敌人已被消灭或大部消灭时，应首先追击逃去之敌，然后组织少数兵力担任战场扫除队，其余部队迅速集结。不得乱抢胜利品和私物，丧失战斗意志……”，第三条又说“一切战利品，如……衣物，均应成为强化人民军队的资源……不得私自隐瞒或任意毁坏，以至转送变卖”。好家伙，四条中间，刘春雷就犯了两条。
回民支队的那个班长在学习讨论的时候把皮子拿出来说事，他们部队给上级写了个材料，刘春雷同志立刻就成了典型。一通批评下来，功过抵消，嘉奖的事情也就泡了汤。
其实还不止这些事，骑兵团连续作战，一方面有所缴获，另一方面严重减员，因此就显得装备比人员多。一个连只剩下四五个班，每个班都有轻机枪，机枪手在前面走，后面还有匹战马驮弹药；像刘春雷这样的“大班长”，也是马刀、三八枪、盒子炮，全身披挂。这难免让苦哈哈的回民支队看了眼红。
回民支队原本是冀中的部队，在大“扫荡”中损失惨重，装备丢失得差不多了。当时他们正准备加入冀鲁豫军区，马本斋（1944年病逝）也调任冀鲁豫三分区的司令员。张鲁集这里是回民区，又恰巧聚集着许多干部开大会，马司令一叫苦，领导们一商量，就决定从骑兵团抽调短枪、机枪和战马，支援回民支队。
王永元参谋长和赖达元主任不服气：“你冀中军区的队伍到冀鲁豫军区去，凭什么叫我冀南军区的部队出枪出马？”两人跑去找马本斋拍桌子，结果就被撤了职。桂干生司令员心肠软，找机会把赖主任调到自己的新九旅二十六团，可是对王参谋长就没办法了。这个王永元，1939年骑兵团太行整军也多少是因为他，这回只好再让他去太行山学习。王永元于1957年去世，最后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一军一八一师五四一团的中校团长。
元城战役后，许多从延安回来的领导都在冀南停留休息。于是，骑兵们每天听首长们做形势报告，从中知道了许多毛主席的指示。
上级也组织大家学习《论持久战》，这是毛主席在1938年就发表的文章，可好多战士以前都没听说过。直到这个时候，刘春雷和战友们才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过程，认识到“相持阶段”的残酷性，认识到党中央提出“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重要性。
在严酷的相持阶段，面对困难的局面，面对群众情绪的反复，怎么办？照毛主席的话去做。
从这时候起，根据地党、政、军合而为一，实施了“精兵简政、统一领导”。原先到游击区开展工作，党委派宣传队，行署派工作队，军区派手枪队，各干各的，现在统一组成武工队，效率大为提高；原先和鬼子打游击，民兵听行署的，部队听军区的，情报站听党委的，现在都统一协调起来了，力量更加强大。
先前，为迅速扩大局面，过快地发展了武装力量，导致过度使用民力，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就从走“群众路线”入手，树立军民鱼水关系，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运动，减轻根据地人民的经济压力。而与此同时，日伪政权却加大了对占领区的掠夺，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使得日本鬼子不得不撕去“亲善”的虚假面具，露出了“以战养战”的本质。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决心面前，冈村宁次的欺骗伎俩破产了。
在抗日战争最危险、最黑暗的日子里，党的指示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根据地军民前进的方向。在当时，毛泽东不愧是中国抗日战场上最为睿智的领袖。
“毛主席真是神人啊！”和许多八路军战士一样，刘春雷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从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从这以后，“咬牙坚持”、“长期抗战”、“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成了共产党人使用最多的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