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总要有些事是命中注定的，如家庭、性别、排行，与生俱来，既不可选择，又不可改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命运。生在平民家里，休想当皇帝；生在帝王家里，却是个女儿身，也只能成为“泼出去的水”；即便男儿身，却非嫡非长，离帝位也是咫尺天涯。
如此说来，晋王杨广生来本与皇位是无缘的，原因很简单，他在家中排行老二，父皇黄袍加身时，已立长子杨勇为自己的继承人了。只要父皇一朝驾崩，太子杨勇作为储君，就要成为新皇帝。杨广不应该有任何非分之想，他的三弟、四弟、五弟更不应该有什么想不开的。他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接受命运的安排，将来在长兄面前俯首称臣。
杨广的三位弟弟暂且不说，而他自己是接受命运的安排，还是向命运挑战？
隋朝建立近二十年来，杨广已由一个快乐的少年皇子，成长为一位颇有一番阅历的青年王爷，他到了而立之年时，已赢得了仁、孝、贤、俭的美誉，并已有相当可观的文治武功可以夸耀，在诸兄弟中，已是脱颖而出，独领风骚，即便太子杨勇和他比起来，也显得相形见绌了。
达到这种程度，换了谁可能都无法再“安分守己”了。
杨广的这种心理恐怕更为强烈，他不甘心有朝一日在并不如自己的皇兄面前俯首称臣，三叩九拜，窝窝囊囊地虚度一生。但他面对着的，却是历史的难题：神圣不可侵犯的皇位继承制度。
从西周到清代中期，历朝历代的皇（王）位继承制，大体上都是按照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制度进行的，也就是通常情况下，皇（王）位由正妻所生的嫡长子继承；如嫡长子早逝，则由嫡长子的长子、次子按顺序继承；如嫡长子无子，则由嫡次子、三子继承。只有在正妻无子的情况下，才能轮到侧妃庶生之子，也按照长幼的顺序进行继承。
在这一制度下，够条件的皇子当然只能有一人，只要不痴不傻，不哑不瞎，就可以被立为皇太子，等父皇千秋万岁后，继承大宝。其他十几人甚至是几十人，任你仁贤至极、聪明绝顶，想当太子，想做皇帝，只能是白日做梦。
隋文帝也正是按照这千年的“一贯”制度将长子杨勇立为皇太子的了。
今天看来，这太不公平，也太不合理，更是太有弊端了；但在当时，它无疑是最佳的皇位更迭“法”，因为大多数皇帝的女人太多了，嫡生、庶生的儿子也太多了，既然专制制度本身决定了对皇位继承不可能在众子中搞民主选举或竞选，那么，唯一的出路只能按照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方法进行，不然就乱套了。
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貌似神圣不可侵犯的皇位继承制度，在历史上常有被打破的时候。杨广要当太子做皇帝，也绝非毫无可能，这一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大体上有五种或单独或相关联的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皇帝（有的也有皇后在内），本身从“家天下”的命运考虑，不肯把皇位传给该被（或已被）立为太子却难付重托的皇子、不得不另有所托。
二是皇帝感情用事，爱屋及乌，要把皇位传给本不该传的宠幸女人之子，导致“子以母贵”的现象。
三是与前一点相应的“母以子贵”现象不是没得宠的想得宠，得宠的想固宠，所以不择手段地要立自己小儿子为太子、当皇帝。
四是大臣们在“一朝天子一朝臣”规律的驱使下，为了永葆权贵，或直接左右皇帝，或与皇后（宠妃）互相勾结，极力地拥立对己有利的皇子继承皇位。
五是有的皇子在获得了超过太子的名誉和势力后，不肯接受命运的安排，而从太子手中夺嫡。
现在，晋王杨广就不肯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他要从长兄太子杨勇那里夺嫡，他要继承皇位。杨广也必会从历史中得到启示；皇位对于他来说，原本就有一线希望，他也有可能把皇太子的位置据为己有。
但他的家庭结构无疑为他的夺宗增加了更大的难度，这是他面对的又一个难题：他与长兄太子勇及三个弟弟秦王俊、蜀王秀、汉王谅，全为独孤皇后一母所生。这在寻常百姓家中很寻常，但在中国千年皇室中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据说，隋文帝当年与独孤皇后结婚时曾发誓决不纳妾而有“异生之子”。他真的言行一致地说到做到了。他为此曾自鸣得意地对臣下说：“前代帝王，沉溺于宠幸之中，并由此引发了废立太子的事端。朕没有其他宠妃，五子同母，可以说是真正的同胞兄弟，哪像前代帝王多宠多子，以至嫡庶长幼诸子纷争不已，而走上了亡国之道！”
这意味着，杨广如果要夺宗当太子，似乎并得不到父皇母后的支持，隋文帝没有必要无事生非地在神圣的问题上瞎折腾，独孤皇后也不需要靠儿子来固宠。
但是，杨广的家庭结构，只是排除了重新废立太子的部分可能，而并没有排除所有的可能，到头来，杨广面对的历史的难题与家庭的难题，全都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