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识剑
论起剑来，得先了解剑各个部位的名称。由于时间久远，再加上历史文献记载的模糊，以致后人对古剑各部位名称的叫法有些混乱，现代的学者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讨，才大体弄清了这些名称的叫法。
先来看看古剑各部位名称的示意图。剑的最下端叫锋，最前端叫首，两边的刃叫锷，剑柄与剑身之间叫格，有人认为格可以挡住对方剑锋滑到自己握剑的手上，故又称格为挡手。手握的地方俗称柄，文献中叫茎，为了方便手握，茎上有时缠麻绳或丝绳，这些绳叫缑。在山东巨野红土山发掘的一座墓里，发现了一柄铁剑，剑柄上缠缑，但这里的缑是用金丝缠成的。该摹的主人是西汉时期昌邑国的一位诸侯王，看来从质料好坏的缑也能分出主人身份地位的高低来。剑鞘上有两个部位比较重要，一是扌票，一是王彘。扌票在鞘的最下端，与剑首遥遥相对，它的底面是平的，大概在带着鞘时可以把剑拄在地面上。扌票的部位比较显眼，往往用较高级的材料做成，如玛瑙、水晶、玉等。王彘在鞘的前端，欲称剑鼻，它主要是用来挂剑的。说到王彘，有必要再谈谈古人的佩剑方式。
早期的时候，没有发现古人佩剑的实物资料，但从剑鞘的形制大约能看出古人是如何佩剑的。甘肃灵台西周墓中出土了一件带鞘的短剑，鞘是镂空的，上面装饰牛、蛇等动物花纹，在鞘的前端两侧有两个对称的小穿孔，这两个小孔应是穿绳系剑用的。在洛阳中州路春秋墓小山土的一件牛象牙剑鞘的一侧，凸出一块来，上面有三个小孔，这些小孔也是用来穿绳系剑的。看来，早期的剑多是先用小绳系住剑鞘，然后再以小绳的另一端系在腰间。最早的王彘，发现于春秋晚期，剑鞘上有了王彘，就不必再用小绳系挂了，可以将腰带穿过王彘彘的孔眼，直接挂于腰间。这种佩剑法在战国直至秦汉时期都非常流行，现在还能见到许多以王彘佩剑的实物图像。如著名的秦王陵铜车马上有一个驾车的铜人，能分明地看到他腰间的剑是用王彘佩上的。如果剑太长，直接挂在腰带上，会感觉十分累赘，也不好拔剑。战国末期荆轲刺杀秦王的时候，因为秦王佩的剑太长，又心慌情急，秦王一时怎么也拔不出剑来，差点儿去了性命，最后经旁边大臣的提醒，才把剑从后脑勺上拔出来。因此后来也有人专门用一条皮带系剑，这样腰间就有两条腰带了，系剑的带子较为宽松，稍微下拖，留有拔剑的空间。当然，这一时期有许多剑鞘是没有王彘的，如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的剑鞘上就不见有王彘，这种剑是怎样佩带在身上的，我们今人不得而知，有可能是直接插进绷紧的腰带里，也有可能直接拿在手上。楚国曾出土过一件木俑，木俑作行走状，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带鞘的剑，鞘上也不见有王彘，看来剑还可以拿在手上，不一定要佩带着。汉代以后，随着剑身加长，用王彘佩剑越来越不方便，人们开始在鞘上安置附耳，在附耳上穿小孔，用小绳系起来悬挂于腰带上。这样，剑不再像以前那样比较稳固地贴附着腰际，而是可以起伏摆动，人活动起来方便多了，拔剑的时候也没有多少障碍。这种方式倒有点反璞归真的意思，早期的短剑也多是用小绳悬挂的。不过，除了佩带之外，拿剑的其他方式也很多，有的将剑拄在地上，立于胸前，两手扶在剑首上；也有的将剑倚在肩上的。在河南邓县出土的北朝时期画像砖上有一幅出行的图，图上带刀的人将环首刀扛在肩头，此种刀的形制和长度与剑差不多，均细而长，大概也有将剑扛在肩上的情况。到近现代，基本上没有佩剑的风俗了，人们拿剑是为了习武健身或娱乐，很多人是单手提剑行走，也有的在剑鞘外套上用布匹做个剑套，斜肩背在后背上行走。这与古代已大不一样了。
中国用剑的历史十分悠久，有30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各个时期剑的样式和用法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早期的剑样式较为简单，有的既没有剑首也没有剑格，但都很实用；汉代以后的剑基本上已不再作战争的兵器使用了，有的几乎成了表演的道具，但剑身各个部位的装饰却越来越复杂奢华。下面要介绍的就是中国剑简单的历史。
二、商周时期的青铜短剑
剑是我国古代常见的兵器，有“百兵之祖”的美称。但在早期文献里却很少提到剑的来源。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上说剑是黄帝造的，传世的一些文献中也有黄帝作剑的说法。黄帝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虽然很多学者相信历史上可能有这个人或部落，但对于黄帝时期很多问题部弄不太清楚，所以黄帝发明了剑这等具体的事情十白也是后来者杜撰的，不可信。关于剑的文字记载，最早的是1981年在陕西扶风一处窖穴里发现的那件带有“师同”铭文的青铜鼎。“师同”是铸鼎的人，该鼎是西周时期的器物，上面的铭文说：周王朝和西北边疆的戎族打了一仗，结果周王朝大获全胜，缴获了敌方100多件青铜器，其中有20把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至少可以说明在西周的时候，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已经把剑当作武器应用于战争了，而且可以知道西周人对剑并不陌生。这一点已经被田野考古发掘所证实。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剑是商代早期的剑，其中一例是1980年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环首短剑。短剑通长24.6厘米，刃部不足20厘米。这似乎超出人们的想象：这是剑吗？跟现代的匕首差不多。当然是剑，有的比这还短，整个剑身不是20厘米。在以前，人们发现这种短小的武器时，一般称之为匕首。但后来发现叫错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具备剑应有的特征：两面开刀，中间起脊；有茎，茎与刃部之间有格即挡手。这种剑这么短小，显然不宜于作战争武器。其实人们制造剑的初衷也不是为了十丁仗，而是用于切割动物的肉。早些时期的短剑，大都发现于北方的新疆、内蒙古等草原地区。草原地区的人主要以游牧业为主，他们宰割牛、羊等动物时，就用这种短剑。不过短剑作为利器，用作防身和打斗应当是很自然的事。
在著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遗址中也发现了一把商代早期的短剑，剑是用玉石做的，十分精致，可惜剑尖残缺了一点。显然，这柄玉剑既不是割肉的工具，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许多短剑的首端有小孔，因为有的茎部很短，需要加上木柄，小孔可能是用来穿绳绑缚木柄的。也不是防身的武器，而应是礼器。因为那个时候的玉器很贵重，也很有身份，一般人是不会有的，玉剑作为高级人物的佩饰品或祭礼场合中的祭杞品是完全可能的。
由于商代的剑主要发现于北方和西南等边陲地区，而商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却少有发现，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早期剑的发源地不在中国本土，而是由周边的游牧民族从外地传过来的。世界上最早的剑产生于西亚一带，大约有5000年的历史。中亚：一带占老的游牧民族经常迁徙，活动范围比较大，中国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的短剑有能就是从中亚的游牧民族那里传进来的。中国中原地区在西周的时候才有青铜剑，尽管是源自周边的少数民族，但周代的剑经过了自己的再创造，与之相比，剑的形式已大不相同了。短剑最初从游牧民族那里传进中原，当作战争武器恐怕不是中原人的初衷。中原的人町能觉着短剑挂在胡人的身上又威武又好看，所以也学着把短剑佩在自己的身上，渐渐地形成了一种佩剑的风俗了，这种风俗几乎延续了千余年。
西周早期的短剑在河南洛阳附近的北窑葬中发观了两把，其中一把在剑脊上铸刻有“丰白（伯）两个字。丰”是西周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伯”是对诸侯国国君的尊称。可见，这把剑是丰国国君用的，因此人们叫它“丰伯剑”。该剑通长24.5厘米，刃部两侧内凹，形成两道血槽；剑脊上铸刻龙形纹饰，一看就知道是西周人自己做的。在西用其他青铜器上常见这种纹饰。
在中原和周边地区，已经发现了不少西周时期的青铜剑。剑的长度差不多，在20厘米上下，扁茎，较短，为了方便握持，当时人可能在短茎上加了一段木柄，因为有的茎部有穿孔，正好可以穿绳绑缚木柄。西周人制作短剑可不是像游牧人那样用来割肉的，而是作为武器使用的。汉语“剑”这个字本身就是“预防不测”的意思，这说的是个人自卫。西周人用剑可能不仅仅是个人自卫，还用于装备军队。西周时期流行车战，士兵们都站在奔驰的马车上和敌方交战，因此，他们用的都是2米左右的戈、矛等长兵器，这样才能够着地面上或马车上的敌兵。除了车战部队外，西周王朝应该还拥有一支敢死队，这批士兵被文献称作“勇士”或“虎贲之士”。“虎贲”即指虎、痕等兽类，形容人十分勇猛而且善于奔跑。敢死队只是车战部队的辅助兵种，主要任务是在关键的时候冲入敌阵，与敌人贴身，展开肉搏，起到冲锋或突袭的作用。由于敢死队是和敌人近身作战，他们手里经常拿的武器应不是当时流行的长戈长矛，而是携带方便的青铜短剑。文献并没有记载“虎贲之士”拿的是剑，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在战斗中，他们一手拿盾一手持短剑。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时，曾在联合起来的多同军队面前发表了一篇动员誓词，誓同的开头就极具煽动性地号召人家：“士兵们，举起你们的戈，拿好你们的盾，立起你们的矛，我们一起宣誓吧！”在这里，周武王提到了盾。一些学者认为，周武王所列的戈、盾、矛三种兵器，应当指多国部队的三个兵种，“戈”代表车战兵，“矛”代表地面上步行的甲士，“盾”则是虎贲之士。因为虎贲之士是深入作战的，所以手里拿着盾，冲锋时可以抵御敌人的弓箭和长兵器。既然虎贲之士手里有盾，那么他们拿的兵器应该不是长兵器，如果手里拿长兵器，不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也难以迅速地奔跑。而短剑在近身作战方面却较为有优势，因此，我们猜测虎贲之士手里拿的武器为青铜短剑应当并非是虚妄之言。
上文提到的“师同”鼎是西周夷、厉王时期之物，处于西周的中晚期。铭文记载周朝缴获了戎族牛、马车25辆、头盔3套、剑20把，这些物品应是戎族和周朝作战的装备，由此可见，西周中晚期时戎族的军事武装中有一支正规的持剑兵队。周朝北边的少数民族多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军队以骑兵为主，骑兵所持的剑太短显然是难以与执长戈长矛的中原车战兵相抗衡的。由于战争的需要，在冶铜技术日趋进步的基础上，铜剑的剑身逐渐加长，到春秋时期，一般铜剑的长度有40～60厘米。瞧这幅东周时期的画像，手持短剑的骑士面对凶悍欲扑的猛虎已毫无惧意。骑士拿的剑很明显比西周的短剑要长得多，已下再像匕首了。短剑的加长，大大提高了个人和军队的作战能力。
三、春秋时期的吴越名剑
进入春秋时代，周王朝已名存实亡，周天子经常受到强悍诸侯王的威胁，被迫充当傀儡，替别人发号施令。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地盘，扩张势力，有时和他国结盟交好，有时又随意挑起战争。谁的武力强，谁就可以做霸主，以致“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这乱世之中，位处东南荒蛮之地的两个诸侯小国——吴和越慢慢地发展起来了，在春秋晚期，他们都一度坐在了中原渚侯霸主的位子上。
吴国能异军突起，与晋国的帮助有很大的关系。春秋中期晋国渐渐强大起来，但对已做过中原霸主的楚国还是很害怕，为了牵制楚国的力量，晋国与楚国的近邻吴国交好，并派专人到吴国训练他们的军队，教他们乘车骑马。随着军事力量的加强，吴国逐渐兼并了周围的小国，并开始和楚国打仗，经常获胜，还打到了楚国的都城。到吴王阉闾、夫差的时候，基本上征服了两个老牌强国，即南方的楚国和北方的齐国。吴王夫差还在河南的“黄池”召开了诸侯大会，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越国的兴起简直是个奇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小几乎家喻户晓。勾践是越国的第二十代君王，就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越国渐渐强大起来，一跃成为中原的霸主。勾践在称霸之前有一段屈辱史。越国是吴国的邻邦，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曾要求越国出兵帮他，越国不肯，以致惹恼了吴国，于是吴国发兵攻打越国。在战斗中吴王阖闾受伤，回家后就死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位后，念念不忘为父报仇。两年后发兵攻打越国，越国军队抵挡不住，不得已，越王勾践派人到吴国求和。吴王夫差听信子宠臣伯喜否的谗言，没有趁机灭掉越国，只是让越王勾践到吴国做奴隶，以此惩罚杀父仇人，三年后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不忘亡国之耻，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十午后带兵灭了吴国，吴王夫差不甘受亡国之辱，伏剑目杀。
从吴、越的战争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两国的水军特别发达。吴王夫差为了报父仇，在太湖上练了两年的水军。后来夫差为了攻打齐国、会盟诸侯，便于水军进攻，于是大力疏通南北运河，由长江到淮河，再到山东的泗水、沂水，可见水军是吴国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与吴越两国的地理环境有关，当时吴越两地河湖众多、水路纵横，不能像中原地区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车战，所以只能发展水军。除了水军外，他们还有大量的步、骑兵，也有一些车战兵。由于兵种的变化，兵器随之也有变化。《越绝书》在描写越王勾践的戎装时说，他“披甲、带剑、杖矛”，很可能越国步兵的兵器组合就是剑和矛；《国语·吴语》中也多次提到吴王阖闾和夫差：“被甲带剑”的形象。相对而言，剑在战争武器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了，从文献记载吴越两地铸剑业的发达和历年来发现该时期吴越铜剑的数量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由于战争的需要，吴越两国的铸剑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铸剑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诸侯国，一跃而成为天下闻名的宝剑之乡。当时他国的文献提到吴越铜剑时，常常大加称赞，说：吴越剑能轻易地斩断牛马之躯，甚至削断青铜做的盘盏也不在话下（《战国策》）。还说：在吴越之地能做出宝剑来，而用同样的材料和工艺，到别的地方做出来的剑就不好（《周礼·考工记》）。吴越之地铸剑业的发达，造就了一批铸剑大家。吴国有干将、莫邪，他们“断发剪爪，投入炉中”，铸出了一对雌雄剑，传为千古佳话、越国有欧治子，他铸出了五把宝剑，其中的一把短剑叫鱼肠剑，非常锋利，能削铁如泥。剌客专诸剌杀吴王僚时，用的就是鱼肠剑，鱼畅剑穿过了吴王僚身上的三重铠甲，还能透背而出，实在是厉害。这把鱼肠剑，几乎改变了吴国的历史。
僚的父亲吴王死后，他继承了吴国的王位。但按照祖训，僚的堂兄光应当继位，固此光对吴王僚十分嫉恨，一心想夺回上位，光表面上对吴王僚十分恭敬，是为了消除僚对门己的疑心。过了十余手，光才找到谋害吴王僚的机会。当时吴王僚想做霸主，于是攻打楚国，僚身边的亲信都到战场上打仗去了，只有光陪他在家。一天，光清吴王僚到自己家做客，僚欣然应诺。吴王僚还是有防备的，他穿上了铠甲，一路上都有兵士保护，到了光的家里，满屋都是僚的兵。光处心积虑，将自己的兵藏在密室里，等待时机、酒过三巡之后，光的一个厨师端上了燎最喜欢的一道菜——鱼。这位厨师实际上是光请来的刺客专渚，等专诸靠近僚时，突然从肚里抽出一把短剑，剌向僚，僚虽然有三重铠甲护身，但碰上专诸的宝剑，起不了一点作用。剑剌入僚的胸部，僚当即死亡，专诸也被僚的卫士砍死。光趁机带领自己的人马收拾残局，并做了吴王，改名阖闾。吴王阖闾是一位有作为的国君，他亲自带乒打败强大的楚国，为吴国后来称霸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专诸所持的凶器就是鱼肠剑，鱼肠剑由此名声鹊起，一时传为美谈。不过这些吴越名剑只能出现在历史故事的字里行间，为人所道，算是耳闻，却不能亲见。令人欣喜的是，现代发达的田野考古为我们提供了亲见2500年前吴越宝剑的机会。据统计，至今考古发现和传世的吴王剑有17件，越王剑有25件。这些剑上都刻有吴王或越王的名字，大都有史可查，其中刻写“吴王夫差”铭文的剑就有9把。保存如此之多的王剑，足以说明当时用剑之奢靡。既然是一国之君佩带的剑，一定能代表当时的最高铸剑水平，所以对其他诸侯国的贵族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战国人庄子曾经说：“有机会得到吴越宝剑的人都把它们当作宝贝一样藏起来，舍不得用。”（《庄子·刻意》）这并不是庄子的夸大之辞。《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国的公子季札到诸侯小国——徐国访问时，徐玉的国君竟然十分失态地瞧着季札佩在身上的剑而不挪下眼光（见后文第三章季札挂剑的故事），足见时人对吴越之剑的爱慕之情。他国收藏吴越名剑的吏实从发现吴王、越王剑的地点也能瞧出些蛛丝马迹来。
除了传世剑外，发掘出来的吴王、越王剑很少是在吴越本土出土的，却多发现于河南、湖北、安徽、山西和山东等地。湖北、安徽原是楚国的地盘，楚和吴越之间经常打仗，楚人缴获吴越宝剑而据办已有的情况是存在的。山西是晋国的地盘，晋与吴国一直交好，双方均有使节来往，并且晋国还曾把本国女子嫁到吴国，在山西发现的吴王剑应是馈赠品。吴王还曾疏通运河，率水师北上攻打齐国，在山东发现的吴王剑恐怕是当地人缴获的战利品。不论是馈赠品还是战利晶，得到剑的当事人大概是欣喜若狂，一般的吴越宝剑也不易得，何况是吴、越王的剑呢，必然珍而贵之。他们有的死后把剑当作贴身的宝物陪葬在自己的身边，也有的当作镇家之宝传给了下一代。当然了，现在保存下来的吴、越王剑也不个个都是精品，由于铸造工艺和埋葬环境等原因，许多剑已生锈或者残断了，不复见昔日王者风采。令人庆幸的是，有少部分剑保存得非常好，出土时，剑身熠熠生光。下面选取两件保存较好的越王剑，浅浅地领略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剑光侠影。
越王勾践剑
第一眼看这把剑，由不得你不叹服，2500年呐，竟然没有一点锈色！锋刃看起来还是那么的光洁、锐利！有好事者拿出白纸来，摞了20多层，用勾践剑一刺，不经意间，竟然穿透了，令在场的人惊叹不已。20世纪70年代末，复旦大学曾对勾践剑作过一次科学的检测，发现剑身各处铜、锡等金属成分含量不一致，其中剑刃部含锡量达18.8%，剑的中脊部分含锡量则只有15.2%。一般而言，含锡量高，剑的硬度加强，但坏处是，剑的韧性不足，易折断；含锡量低，剑的韧性虽好，但硬度不够，杀伤力相对减弱。这把勾践剑在处理含锡量的问题上做得比较好，剑的刃部含锡量偏高，则剑锋更加锋利，剑的中脊含锡量稍低，使剑更有韧性，在杀斗中不会轻易折断。这次检测还为人们解开了此剑历经2500年不锈的谜团，原来剑的表面涂了一层硫化物，起到了防锈的作用。
越王勾践剑是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发现的，出土时，插在一个黑漆木鞘里。剑通长55.6厘米，整个剑身布满黑色的菱形花纹。剑身上部刻两行八个篆体字，字体纤细悠长，人们美之曰“鸟篆文”。鸟篆文看着好看，但释读起来却不容易，经过全国各地专家的识别，才完全地释出这八个字来，即“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也由此知道了这把剑的主人就是那位“卧薪尝胆”十年最终一举消灭吴国成为中原诸侯霸主的越王勾践。勾践剑是越国的东西，怎么跑到楚人墓里来了。有人推测，越国是被楚国灭亡的，楚王将这把越王勾践剑当作奖赏送给了灭越国的有功之臣，有功之臣死后把剑埋在了自己的墓里。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春秋晚期的时候，楚、越两国的关系不错，楚昭王还娶了勾践的女儿作妃妾，很可能勾践在嫁女儿时将自己的宝剑当嫁妆送到楚国去了。望山一号墓的主人是战国中期楚国的下大夫，官不算大，但他是楚国王室的子孙，经常伺候在楚王的左右，楚王将勾践剑转赐给他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勾践剑埋在了楚国下大夫的墓里。上面两种说法都是现代人的猜测，剑到底是怎样流落到楚国的，其中隐秘恐怕只有这把沉默不语的越王勾践剑才知道。就当是个谜，任人猜测吧，也许这样更能激起人们对这把勾践剑的兴趣。
越王者旨於睗剑
越王者旨於睗是勾践的儿子，在位时间仅有6年，至今发现他的剑有8把之多。其中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把越王者旨於睗剑，其保存的完好程度甚至超过了湖北望山那把勾践剑。这把剑是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花大钱买回来的，因为不是发掘品，当初见到如此崭新的铜剑，许多人部以为是假的，不敢买，但经过专家多次鉴定和论证，才确定它是2500年前的真品。
越王者旨於睗剑也有漆剑鞘，是用两块木片做成的，保存得非常奸，剑身插进去后依然密合得很好。此剑通长52.4厘米，剑柄上缠着丝带，剑格两面刻鸟篆文，为“越王越王、者旨於赐睗”，字口间镶嵌绿忪石，剑身光泽照人，像新的一样，难怪叫人怀疑。铸造青铜器时，依照铸造器物品类的不同，要求的材料和工艺也是不同的。文献上说：铸造一般的农用工具，用差一点的铜就行了，但铸造剑、戟之类的武器就必须用上好的铜。由于剑薄而长，既需要锐利又要有韧性，还得好看，因此铸造起来很麻烦，更何况是一代国君的剑呢，其精益求精是可以想象的。虽然没有经过仪器的检测，专家们从剑的表面还是看出了铸造此剑的一些门道。他们认为，像这么精致的铜剑，一般不会是一次铸成的，剑首、茎、格等先分铸出来，而后组合再进行第二次浇铸。不但如此，剑上纤细的阳文线条、匀弥的剑脊线、优美的剑面凹弧，无不显示着铸造工艺的复杂和铸剑水平的高超。
四、战国秦汉时期的钢铁剑
不知是受北方少数民族佩剑习气的影响，还是受南方吴越名剑的感召，大约在战国早期的时候，中国大地已刮起了一股使剑之风，这从当时铜器上铸刻的图案花纹上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河南山彪镇出土了两件十分著名的“水陆攻战”纹铜鉴，纹饰分上中下三层，刻画的部是持武器战斗的士兵形象。有意思的是，中层图案还为我们再现了古时登云梯攻城和划船对攻的混战场面，看来这场战斗打得很残酷，许多士兵的头颅已经不见了。通观整幅画面，不管是激烈的械斗士兵还是较为斯文的列队士兵，几乎每个人的腰间都有佩剑，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奇怪的现象，因为除了佩剑外，他们手里还拿着戟、弓箭、盾等，加上剑，每人至少有两件兵器，有的甚至有三件。兵器过多，对于士兵来说是一种累赘，因此推测，佩剑在当时社会已成为时尚。一方面人们把剑作为武器防身护体，在铜鉴图案上我们看到有的士兵已抽出宝剑，正与敌人酣战；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剑当作装饰品，佩剑能显示自己的风度，难怪交战中的士兵那么的整齐划一，人人佩剑。
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铜壶图案上刻画了更多的生活场景，除了打仗，还有狩猎、采桑、宴乐等画面，虽然不像上文铜鉴的“水陆攻战”图上人人都佩剑，但大部分人还是佩剑的。由此可以看到，由北至南，在战国早中期的时候全国各地男子佩剑已成风气。
佩剑成风，是人们审美和自尊的需要，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但剑并不是人们身上的摆设品；佩剑的风气和击剑的风气在当时是同时并行的。战国诸侯赵惠文王喜欢击剑，一时间在他的门下聚集了剑客3000余人，赵惠文王天天看他们比剑，结果好几百人在比剑中受伤甚至死亡。很显然当时社会流行的击剑运动不是表演着玩的，而是实战（《庄子·说剑篇》）。山东地区有个小的诸侯国莒国，莒国的国君嗜剑成癖，每每得到一把剑，就找一个人试试，看够不够锋利（《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剑虽然作了人身体上的装饰品，但它的实用价值仍时时存在：一方面作为个人的防卫武器，另一方面又被国家军队装备成兵器，战国中期以后，战争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文献记载，在战国后期秦国的军队几乎达到100万人（《史记·张仪列传》）；其他各国的军队人数都不少，如秦国和赵国打仗，一次就俘虏了赵军40万余人，这么大的战役，在春秋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会前的车战渐渐不适应战争的需要了，步兵和骑兵的力量相对加强，成了军队的主力兵种。上文提到秦国军队达到百万，其中步兵就有八九十万，是绝对的主力兵种。战国以后，剑身普遍加长，算是一种中长兵器了。剑本来是个直剌的兵器，剑身加长后，增加了剑搏击的能力，除了能直刺外，还可以斜撩、挥砍；由于有这些特点，剑不但可以从身体的各个方向朝敌人出击，还可以从四方护住自己的身体；另外，剑携带起来很方便，挂在腰侧，可以作为士兵的辅助兵器；因此对于与敌方有身体接触的步兵而言，剑是一种很合适的兵器。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铜剑，这与战争用剑是息息相关的。在湖南长沙战国楚墓里，共出土铜兵器1486件，其中铜剑508把，除了弓箭用的镞头外，就数剑的数量最多，以前常用的戈、矛等兵器却相对地少了起来。长沙楚墓里一般的铜剑长50～60厘米，有的长达75.6厘米，在稍后的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了三把铜剑，长度都超过80厘米。由于青铜的韧性不够，铸成长而薄的器物很容易折断，所以铜剑能达到70～80厘米，已经很不错了。但汉代人似乎热衷于更长的剑，汉代剑一般长1米左右，更长的剑达到1.4米。当然这时的长剑已不再是用青铜能制作得了的，它们是用延展性较好的钢铁制作的。
提起钢铁，中国人有足够的理由傲视旁人。在距今3300年左右的时候，商代人已经开始使用自然的陨铁了，至少在春秋末期的时候（距今2500年左右），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而欧洲在14世纪的时候仅仅知道怎么样使用生铁，这个时候中国的钢铁制造已是如火如茶。11世纪后期的北宋王朝钢铁年产量达到2万吨，能生产出10万斤重的铁塔；15世纪前期的明王朝钢铁年产量则有4.5万吨；在明、清两代，许多地方的炼铁炉都在6米以上，由于当时已使用焦炭煤炼铁和机车装料入炉，正如《广东新语》所说将铁矿等“以机车从山上飞掷入炉”，以至于炼铁炉的高度还可以加高，大大提高了钢铁的产量。可以说清代早期之前，中国的钢铁制造是独步天下的。
铁的硬度比青铜高，做出的兵器也锋利得多，这个特点早被我国商代人发现了，但他们还没有能力人工铸铁，而是利用了从天上掉下来的陨铁，把它们制作成青铜兵器的刃部，以此提高兵器的杀伤力。中国钢铁铸造业的转机出现在春秋晚期，现代的考古工作者为我们找到了许多这一时期的人工冶铁铸件，最早的一件钢铁铸剑就在这个时候的楚国墓中发现的。这把剑长38.4厘米，除了青铜质的剑格保存得稍好点外，其他地方已锈得不成剑样了。在今天的人看来，这把破铁剑既没有铜剑美观，也不实用。可别小看这把锈铁剑啊，它的出现简直就是军事史上的一场革命。在战国的时候，南方的楚国继承了吴、越两国优良的铸剑传统，大力发展铸剑业，并且率先以钢铁铸剑，这是一种新型的兵器，比铜兵器要锐利得多。那些没有铁剑的诸侯国都很害怕楚国，战国中期的秦昭王就曾胆战心惊地对大臣们说：“楚国的铁剑太厉害了，楚国的士兵有了铁剑后一定会变得更加勇猛，我担心楚国以后也会用这种铁剑兵攻打我们秦国呀！”（《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这并不是秦王灭自己威风的胆怯之言，而是事实。《越绝书》记载了楚国的一场战事，说晋、郑两国兴师围攻楚国，楚王手持铁剑，亲自登城指挥作战，结果打得晋、郑两国联军找不着北，“血流千里”。战后，楚王十分得意地感叹道：“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否！”看来铁剑不但锐利，还能鼓舞士气。不过，战国时期的铁兵器制作还很稀罕的，即使是楚国，铁兵器的分量也不是很重的。长沙楚墓里，出土了铜兵器1486件，铁兵器仅有39件，更不用说地处西北部还比较保守落后的秦国了。不过在战国中后期铁制的农具在全国各地已经非常普及了，有的甚至已代替了青铜农具。铁农具的兴起大大促进了中国冶铁业的发展。
钢铁不但硬度比青铜高，韧性也很好，但制作钢铁兵器不像农具那么容易，所要求的材质和技术都比较高，因此虽然钢铁发明较早，但是直到西汉时期，铁兵器才渐渐代替了青铜兵器。1978年在山东临淄发掘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据统计，有手持兵器191件，其中铁质的有169件，占总数的88.5%，可见，铁兵器已是齐国军队的主要武器装备了。不过，齐国人似乎不习惯用剑，出土剑的数量很少。但这并不能说明铁剑不在军队中使用，《史记·项骑本纪》在描写项羽给刘邦摆设的“鸿门宴”时，我们可以看到，项羽军队的首领诸如项羽、范增、项庄等都随身佩剑，刘邦肘护卫樊哙等在保护刘邦逃离项羽的军营时也都是拿着剑的，可见，剑是当时军队的常备兵器。20世纪60年代，在河南洛阳近郊发一掘了一批西汉墓，出土了大量的铁剑，其中身长过80厘米的长剑就有37把，这些墓的规模都不算大，墓的主人可能是从过军的中小地主或有田地的农民。
大概是受战国以前佩剑风俗的影响，在西汉时期的大贵族墓葬中几乎都能见到装饰精美的铁剑。山东地区西汉诸侯王墓中，多有铁剑出土，其中济南长清济北王墓出土的一柄长96厘米的铁剑保存较好，鞘为木质，涂黑漆，上面镶嵌金丝花纹，装饰玉王彘。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出土了一柄能代表当时冶炼最高水平的钢剑，经过科学的检测，发现此剑是用块炼铁作原料在木炭中反复加热，然后又经多次折叠锻打而成的。这种热处理和折叠锻打技术的应用，使钢铁中的杂质成分减少，炭微粒也会比较均匀地分布于钢铁层中，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钢铁剑的质量。东汉以后，出现了带有传奇色彩的“百炼钢”刀剑。很多人认为，所谓的“百炼”，就是折叠锻打的次数。不过，工匠们在铸造钢铁刀剑时是不是真的锻打了一百次，还是个疑问。
东汉早些时候，还没有“百炼”这个词，说刀剑的炼数一般是30炼或50炼，有些刀剑自带铭文，记述刀剑的炼数。如徐州出土钢剑的铭文为：“建初（77），蜀郡……造五十炼……剑。”山东苍山出土铁刀的铭文为：“永初六年（112）五月丙午，造三十炼大刀……”
为了检验上述刀剑铭文所记是否属实，现代人对山东苍山铁刀做了饶有兴味的检测实验。实验时，找来三个人，让他们在100倍的显微镜下用肉眼观察铁刀横断面的分层数目，其中的两个试验者并不知道这次检测的用意，但三人观察的结果却十分相近，分别为31层、31层弱、25层。人们认为刀剑内部结构分层的原因是炼造时工匠多次锻打的结果，每锻打一回便出现一层，如此看来，铁刀上所记30炼不假。徐州的那把50炼剑，也做过同样的检测，钢剑断面的层数接近60，这也大致与剑上所记炼数一致。
由此看来，东汉早中期钢铁刀剑折叠缎打30～50个来回的记述是可信的。不过到东汉晚期，开始出现了“百炼”刀剑的说法。三国时的曹丕曾经说：“我喜欢击剑，于是选取上好的铁材，让优良的工匠铸造了一柄百炼钢剑。”（《典论·剑铭》）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里，也经常用到“百炼”一词，直至今天，人们还习惯用“千锤百炼”、“百炼成钢”等成语来形容人成才的过程和艰难。不过，这些百炼刀剑只记载在书籍里，在中国本土现在还没有发现确切的百炼刀剑实物。日本倒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一把东汉时期自铭为“百炼”的铁刀，但一些学者认为这把刀上的铭文可能是工匠抄袭青铜器铭文而写上的，刀本身并没有锻打到一百次，而且这把刀的年代可能早不到东汉。因此很多人怀疑，我国历史上可能没有真正的百炼钢铁刀剑。东汉早中期，刀剑炼到三五十次，是因为当时冶炼出来的铁质量还不够好，多次锻打是使钢铁的内部组织更细密更均匀，减少杂质，这样炼出的刀剑柔韧性好，还能保证足够的硬度。这种锻打的方式实质上是以人工来控制钢铁内部杂质和炭微粒的含量的。但到东汉末期，人们已能在冶炼的时候就获得较好的钢铁材料，似乎不需要再在制作刀剑时过多地锻打。缎打的次数太多，杂质减少了，同时炭微粒也会减少，如果炭的含量不足，钢铁的硬度就不够，制出的刀剑也就不锋利了。东汉人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说：“有好的铁，有好的工匠，炼一次就能制作出十分锐利的宝剑来。”因此，并不是炼的次数越多，刀剑的质量就越好，凡事都有个度，物极必反，刀剑的炼数也是这样，需适可而止。南北朝时，我国已发明更为先进的灌钢技术，冶炼出的钢铁质量更好了，根本不必要无节制地锻打。书上写的“百炼”并不是事实，而是当时人惯用的修饰词语，无非是在形容刀剑质量是如何如何的好罢了。汉代人喜欢夸张和说吉祥话语是出了名的，他们经常在自己制造的日用器物上刻写一些诸如“我这枚铜镜是某某地产的上好铜制作的”、“用于我做的铜镜保你子孙能做大官”等之类的话。上文提到的山东苍山铁刀，铭文上说该刀是五月丙午日（即阴历五月初五）造的，古时很多刀剑的铭文上都记着“某某年五月丙午制作”。有人认为这些刀剑不一定都是五月丙年日制造的，因为当时人迷信一种说法，说五月丙午日的火气很足，在这一天铸的刀剑能吸取自然中的刚火，铸出的刀剑精而纯。工匠们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即使不是这一天造的刀剑也写上“五月丙午日造”。这多少有点像今天的广告。事实是有，不过夸大了一点。“百炼”正如“五月丙午日造”，是吉祥语。当时人好像也知道“百炼”是一种吉祥的说法。汉代末期枭雄曹操曾说：“我听说百炼利器能避不祥，还能震慑奸狡的小人。”客观地说，可能在汉代的某一个时期内，炼数越多越能炼出质量好的刀剑来，但不过也只有50炼而已，后人夸大了这个事实，创造出“百炼”来，以此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五、汉代以后的剑
剑确实在战场上风光过一段时期，但在东汉以后已不再受士兵们的欢迎了。到了汉代，骑兵作战越来越重要，剑原是骑兵的主要武器。但剑的使用方式主要是直刺，撩和砍只是辅助的方式而已，骑兵的奔跑速度较快，大力劈砍往往是搏杀敌人的最好方式，用窄、长而薄的剑刃作劈砍的动作往往感觉很不顺手，于是汉代发明了与剑形制相似的长刀。刀是一面刃兵器，其脊梁厚重，很适于劈砍，又因为没有尖锋和中脊，制作起来比剑容易得多，因此，在军队中刀慢慢代替了剑，在东汉末期，已很少见到土兵用剑了。但这并不是说剑已无用武之地了，即使在军队中，一些将帅仍然是佩剑的，一些礼仪性的场合中常常见到武士们拥剑而立。在陕西省礼泉县唐昭陵长乐公主墓葬壁画上有一支仪仗队，有的佩剑，也有的佩刀，每人手里还拿着迎风飘展的旗子。由此可以推测，皇帝的护卫队或仪仗队里还是有持剑的士兵的。文献中有类似的记载：北宋时期的太宗皇帝身边就有一支拿剑的仪仗队，每逢契丹国的大使来到，便叫出这支仪仗队，表演剑技。有一次，太宗皇帝亲自带兵去太原打仗，为了显耀军威，出发前领着一队人马绕城一圈，在这队人马的最前端就是那支持剑的仪仗队，他们边走边表演剑舞，让围观的人群大开眼界（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太宗的这个仪仗队，很让后人笑话了一通，显然，这些从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勇士所表演的“掷剑凌空绕身”、“霜锋雪锷，飞耀满空”的剑技是个花架子，不能实战。好大喜功的宋太宗之所以养这个仪仗队，除了个人喜欢舞剑外，用一些带表演性质的惊险剑技动作，还能吓唬一下敌国的来使，扬扬国威，振振民心。宋、明时期皇帝陵墓前的神道两边经常可以看到腰间佩剑或胸前拄剑的石雕武士形象，看来这个时期的剑在上层社会中被视为礼仪性的兵器了。
剑还是朝廷封官拜将的象征物。文天祥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将领，在南末王朝即将覆亡之际，临危受命带兵与元朝军队打仗，死后以一首《过零丁洋》诗名留青史。文天祥25岁就考中了状元，受封之前是一位不受重用的文官，一直觉着怀才不遇。当时的朝政十分混乱，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元朝的大军又大举南下，体弱多病的皇帝受此惊吓，竟一命呜呼，撒手西去了。皇太后不得已下了“哀痛诏”，随后下旨命令在江西赣州任官的文天祥组建“勤王军”。汉人深受元军的铁蹄之苦，踊跃报名参加勤王军。勤王之师组建得差不多的时候，文天祥开始按正规的形式封官拜将。当是时，文天祥脱去往日的文官服，披上了一身戎装，站在受封台上，文武官员在下面分成左右两列，礼仪官宣读了“哀痛诏”和圣旨，正式授命文天祥为“都督勤工兵马大元帅”。文天祥接过使者送上的印、剑、令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讲。这里的封将，有剑、印等信物，看来捧剑和托印是朝廷在外封将的主要仪式，在后来的民间年画中常见到这种封将的仪式。下面这幅近代作的《封侯挂印》年画出自年画之乡河北武强地区，应是门神画。画面的神一副戎装，为武将形象，左手捧剑，右手托印，印上有两只飞舞的蜜蜂。“蜂”与“封”谐音，是封侯的意思，门神正微笑着把封侯的信物——印和剑达到家里来呢。这是春节期间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年画题材，烘托出节日的喜庆，也表达了平常百姓对高官厚禄的期待和向往。汉代铜镜上常见到的“位至三公”、“位至高官”的铭文字样，与《封侯挂印》的年画一样，都是吉祥话。
剑虽然不再作集体搏杀的兵器，但更多的是作为个人的防身武器，这大概也与古代的佩剑习气和好侠的风气有关，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会击剑，李白为了学击剑之术还曾特地到山东。这种个人的好剑风尚好像不是个别现象，不光是文人、侠士，皇帝、官宦也有好剑的。在五代的时候，经常有地方官员给朝廷进贡宝剑的事。如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徐州进九炼神钢刀剑各一”；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荆南遣使进……九炼纯钢金花手剑二口”（《册府元龟》）。“九”是最高的数字，所谓“九炼”，与以前的“百炼”很相似，都是形容刀剑的质量是最好的。
在隋唐以后，剑不再是独尊的武器，中国的武器品种已经非常丰富了，好武之人有很大的余地挑选自己称心如意的武器，一些悉心钻研的人依仗自己使用的武器练出了许多神功绝技。如家喻户晓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用他的一杆大枪创造了威震天下的“岳家枪”法；闻名遐迩的清末大侠王五以出神入化的刀法震服当时江湖黑白两道。尽管人们对剑情有独钟，但剑淹没在其他众多的武器中显得有点默默无闻，历史上剑技水平很高的武师相对而言也少多了。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剑术还算不错，他自称习得名家剑法真传。一次曹丕与当时人称“善有手臂”的奋威将军邓展等人喝酒论剑，两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于是以甘蔗代剑比起武来，曹丕技高一筹，三次击中邓展的手臂，左右的人都为曹丕的剑法欢呼。但邓展还是不太服气，认为曹丕的剑不能近身，仗着手法快，只是不痛不痒地戳中人家伸展开的手臂而已，实战中不一定管用。曹丕笑着让邓展再比试一次，这次曹丕持剑佯装深进，不料邓展中计，曹丕击中了他的面门，让在座的旁观者惊嘘不已（《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在曹丕那个时代中，人们击剑的热潮还没有完全消退，出现一些剑技高手是情理之中的，可是，曹丕乃一国之君，有此身手还是令人惊异不已，故为吏学家们一书再书。往后的剑技家就比较稀罕了，唐代时期有一位，叫裴，是开元年间的大将军，曾在山东兖州做过官，当初李白来山东学剑，找的就是他。文献《独异志》精彩地描写了他表演剑技的场面。那时裴的母亲刚去世，他去找当时的大画家吴道子画几幅鬼神画，以此超度母亲的亡灵。吴道子说：“我已好久不画画了，如果裴将军真的想要我画的话，就为我舞剑一曲吧，或可能由此启发我画画的灵感。”裴当即答应了，换上平常穿的戎装，飞身上马，表演起他精绝的剑法来。其时裴的剑正舞着兴起，突然，他表演了一个惊险的动作，让数千围观的人不敢直视，两腿发颤。只见裴“掷剑入云，高数十丈”，剑往下落时，“若电光下射”，裴竖拿着剑鞘，剑就像有灵气似的，正奸落入鞘中。吴道子看完裴的剑舞后，灵感大发，伏笔作画。后人评价说，吴道子这次作的画是他生平中画得最好的。可以想见，裴的剑舞水平是很高的。唐玄宗曾慕名来洛阳看过裴舞剑，洛阳的市民也跟着大饱眼福。不过，有人并不认为裴的剑技水平很高，因为他的表演像杂技。今天的杂技演员也能表演飞点抛剑入鞘的动作，但要把剑抛到数十丈高再入鞘，现代人恐怕是不太可能的。毕竟裴是军队里的将军，武技水平应当是不差的，他掷剑入鞘虽然有表演的成分，但如果没有真功夫也绝对做不到。
裴的剑技是表演给人看的，不是与人真枪实刀地干，所以有人嘻之为剑舞。《清代述异》记载了一位女剑侠与当时武艺绝群、人称“奇士”的扆晋公比剑的故事。那位女剑侠年龄只不过十四五岁，是专程来拜会扆晋公要求比剑的，问她姓名，也不回答。比武时，女陕“隐跃（剑）光中不可见，而（剑）锋芒骇疾”，围观的人吓得大气不敢喘，话不敢说。晋公眼见形势不妙，跳出圈外，大声说：“真是神技呀！到此为止吧，不要逼迫我了。”扆普公以前自以为剑术无人能及，现在才知道天外有天，以后他收徒教武艺时，不再教人剑术了。
后代的剑侠大慨都是些隐世高人，又有些道风仙骨，有时还与文人沾亲带故，所以颇得后人仰慕。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好侠之风遽起，许多名人常常以剑侠自居，如清末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自称“鉴湖女侠”，我国的大文豪鲁迅也曾给自己取厂个别号，叫“戛剑生”，是模仿武侠小说中的剑侠而取的。
六、论剑
从上文可以看到，剑作为武器，比较辉煌的时期是在春秋战国和秦汉这一大段时间里。那个时候的人只要谈起武技，一般都离不开剑。因此，在剑大行其道的环境中，不但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剑枝家，而且积累了许多识剑和用剑的经验和理论。
我国文献上记载的最早开始论剑的人是西周初年的虎贲之士（《礼记·乐记》），但因为记载的文字简约，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当时虎贲之士所论的是何剑，估计是用剑的一些心得吧。战国时期的游侠荆轲在刺杀秦王之前曾和当时剑技高手盖聂论剑，遭到盖聂的怒斥（《史记·刺客列传》），他们之间的论剑内容，文献上也没有记载，大慨是盖聂嫌弃荆轲剑技理论不高，胡说一通，所以赶走了他。春秋晚期的越国是铸剑之乡，这里出了一位著名的剑技家“越女”，她虽然年纪轻轻，却击败了当时名气很大的老剑客袁公，越国的军队曾聘她做武师。越女经常和越王勾践论剑，《吴越春秋》为我们记录了越女论剑的一些内容。越女认为，用剑之道，要“内实精神，外示安仪”；出剑之前，像一位仪态端庄的美妇人，出剑之后却犹若猛虎下山；搏斗中剑技动作要和自己意念步调一致，即神形相应，这才是剑技的最高境界。越女这些理论多为后世所效法，特别是形与神的关系，精辟透彻，道出了搏击之技的法门。此后的诸子百家对剑技多有议论，但大多以剑作比喻，讨论做人和治国的一些道理，较为著名的有孔子与子路论剑及庄子向赵惠文王说剑（庄子说剑见下文第三章）。子路好剑，穿着戎装提着剑去见自己的老师孔子，并对孔子说：“古之君子，以剑自卫。”孔子说：“子路你错了，‘古之君子’是以仁义来自卫的，对于那些凶暴之徒，用仁义来抵抗就行了，还用什么剑呀！”从诸子百家的这些言论来看，他们大都是把剑和剑侠当作反面教材来立论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对这种现象颇为不满，他认为应分两面看，剑侠有不好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东西。在写《史记》时，他专门列了“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来描写春秋以来的侠客。司马迁自称司马家的祖辈曾经“以传剑论”而显赫一时，他对剑技也有蚀到的见解，认为：不是“信廉仁勇”之人是不能传兵论剑的，剑技和“道”一阵，“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显然，司马迁把剑技的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与后来练武之人讲武德是一致的。
以后的文献对用剑的理论多有记述。《汉书·艺文志》中有“兵技巧十三家”，其中提到了剑道。三国时的魏文帝曹丕的剑技曾名扬一时，他认为自己的剑法很快，善于用较短的剑制服较长的兵器，即“以短乘长”之术。明代的俞大猷写了一本《剑经》，基本上完善了剑技的理论。现代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虽不是剑技家，却在他的小说里有许多精辟的用剑理论。如金庸著的《笑傲江湖》第一册第十回中有一大段精彩的剑论描写：那时华山派派弟子令狐冲正和田伯光在华山的绝崖玉女峰上比剑，令狐冲斗不过，忽然出现了一位白须老者，田伯光一眼认出了他，原来老者正是华山派太师叔风清扬。风清扬其时已是隐世高人，练就了一套绝世的“独孤九剑”剑法，为了帮令狐冲打败田伯光，同时也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独孤九剑”绝技失传，于是传授令狐冲剑法，并讲了许多的剑理。风清扬的剑理与史学家不同，它主要针对武器和学武之人本身而言，不太涉及政治和武德，应算是真正的剑技理论。风清扬一亮相，就大骂令狐冲蠢材，因为他觉得令狐冲使剑时过于拘泥于死板的剑招剑式，他认为“剑术之道，讲究如行云流水，任意所至”。风清扬在讲到剑招和破招的时候说，剑招只是初习时的基础，练到一定的程度就得把剑招忘了，随意而舞，要达到让人看不出招的地步，此所谓“无招”。既然无招，就没有什么可破了，敌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在这里，风清扬举到了不会武功之人出招的例子：“一个从未学过武功的常人，拿了剑乱挥乱舞，你见闻再博，也猜不到他下一剑要刺向哪里，砍向何处，就算是剑术至精之人，也破不了他的招式，只因并无招式，‘破招’二字，便谈不上了。”看来，事理与天地一样，都是圆的，你到达终点的时候，也就回到了起点。当然风清扬在这里谈的不是哲理，他说的“无招”无非是告诫令孤冲练剑时要顺其自然，切不可为剑的招式所束缚，因为“独孤九剑”也有剑招，练完了须将其忘掉才好。很显然，风清扬的剑理还是受了道家哲理的影响的，如有招与无招之说，所谓的“任意所至”，其实也与上文提到的越女、司马迁的剑论是一致的，讲的都是形神合一，以意使剑。另外，风清扬还提到了练剑人的素质。在教令狐冲练剑的时候，他屡次称赞令狐冲是个练剑的好材料，他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练“独孤九剑”的，即使把剑法剑招都记下了，实战时仍然使不出“独孤九剑”应有的威力，因此练剑还得靠“悟”，要通晓剑意。风清扬的一个“悟”字，几乎道破了学习神功绝技的天机。
名将配宝马，宝马配好鞍。如果剑术一流，再使上利剑，与人对阵起来，必然更胜一筹。近现代武侠小说创造了许多颇为神奇的宝剑，如碧血剑、湘妃剑、倚天剑等等，大都通灵性，能无形之中取人性命。历史上也不例外，上文提到的有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有文献记载的鱼肠剑。在剑技、名剑的鼓噪之下，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上出现了另一批人，即相剑家，专门鉴定剑的好坏与真假，他们和当时以识千里马而著名的伯乐差不多，都靠自己的眼睛和心智来吃饭。最早相剑家还是出现在铸剑业较为发达的吴越地区。越国的铸剑家欧冶子曾为越王铸了五把宝剑，越王找来相剑家薛烛看了看。薛烛先拿了那把叫做“纯钧”的剑掂量了一下，顿时赞叹不已：“看它发出的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看它的锋刃，坚硬得像岩石；再看它的纹理色泽，却又柔和得像刚出水的芙蓉。”（《越绝书》）待薛烛看到另一把鱼肠剑后，觉着它冷气森森，“逆理不顺”，杀气很重，连忙叫越王不要佩带它。后来鱼肠剑流落到吴国，为吴王僚的堂兄光所藏，最后果真应验了薛烛的预感，光找到刺客专诸，用鱼肠剑杀死了吴王僚。
战国、西汉之时，相剑之风大盛，因为相剑家不但要识别新剑的好坏，还要鉴别旧剑的真假、优劣。所谓旧剑，就是自己所处时代之前的剑。如战国的时候，人们就把吴、越两地流传下来的剑当作宝贝一样收藏起来；有些人喜欢楚倾襄王的剑，哪怕很旧很破，也是争而带之；很多贵族认为新铸的十把好剑还抵不上越国欧冶子铸的一把旧剑。由于这股崇古之风的兴起，出现于许多名剑的仿制品，有些模仿的功夫相当的高，很让相剑家头痛。《吕氏着春秋·疑似》中说：“相剑者之患，患剑之似吴干（越）者。”可见，当时仿制吴越剑的风气很盛。除了识别旧剑外，相剑家还得鉴定新制的剑，以供好剑者参考。因此许多相剑家有自己的相剑标准和经验，有的甚至著书立说，可惜均已失传。1974年，在我国的甘肃省出土了六枚与相剑有关的竹简，发掘者名之为居延“相剑刀”册，竹简年代为汉代，正可弥补文献阙失的遗憾。
居延“相剑刀”册大约是西汉时期的作品，那时候钢铁刀剑已经很流行了，因此简文的主要内容说的是钢铁刀剑。简文总共只有209个字，但记录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不但教人如何识别旧器的真伪，还着重告诉人们如何从刀剑的颜色、纹理来判断刀剑质量好坏。在怎样识别剑的新旧时，简文说：“从剑鞘中拔出剑来，看有无剑格及剑格的形式如何，剑格不明显或没有的，肯定是旧器；是旧器的话，再看看剑身上有无青黑的颜色，如果青黑的颜色均匀地分布于剑脊的两侧，必定是把好剑。”在谈及新器的颜色时，简文举出两例简明地判别钢铁剑的方法。钢铁剑的刃部经过淬火后，颜色发白，如果这种白颜色不到锋尖的话，一定是把好剑，到了锋尖上则不好；再者，可以到太阳底下观察剑身的颜色，如果剑的颜色发黄，或有黄斑，则肯定不是好剑，如果剑格之处黑白分明，也不是好剑。简文上这种以颜色判别剑好坏的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正确的，因为白色指淬火后的颜色，钢铁剑淬火后，十分硬，但也易脆，因此剑锋最好不要淬火过度，形成白色；在格斗中剑格部位承受的力量较大，要求韧性好，因此钢火也不要太硬，形成黑白相间的颜色；剑身的黄色则指钢铁内部组织的杂质物颜色，黄色斑驳而重，说明剑锻打得不够，里面的杂质物人多，则剑的质量肯定不好。另外，简文还特别提到了剑的纹理，剑的纹理一是指剑身上的纹饰，另是指剑身所表现出来的纹路。简文称有“悬薄文”的剑很不错，但“悬薄文”是什么纹饰我们现代的人已无法得知；简文提到的“圭纹”则很可能与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的暗黑色菱形纹相类，有“圭纹”的剑也是好剑。而剑的纹路得靠感觉和经验来判断，文献提到的剑纹“缠绵径冗”的现象恐怕不是一般人用眼一望便知的。越国的相剑家薛烛说鱼肠剑“逆理不顺”，可能也是从剑的纹路上来判断的。
即使从现代的眼光看，居延“相剑刀”册里内容也不落伍，有科学方面的东西，也有经验方面的东西。汉代的一位相剑家曾说：“想要知道剑的好坏，必须先仔细观摩一千把剑才成。”看来，相剑家著书立说并非是纸上谈兵，过了两干多年，人们把它们挖掘出来，除了当作文物历史资料外，甚至还能成为今人判断古剑好坏的参考依据呢。
七、剑之历史佳话
剑与勇——荆轲的剑术
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是发生在战国晚期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名叫荆轲的大刺客。荆轲为什么要刺杀秦王呢？
原来荆轲受人之托，答应了燕国太子的请求？去杀秦王。燕国太子丹和秦王赢政自幼就是好朋友，长大了后，燕国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秦王赢政不念旧情，百般刁难、侮辱太子丹。太子丹忿恨不已，偷偷跑回燕国，伺机报复。当然太子丹刺杀秦工也不光是泄私愤，他还是有公心的。当时的诸侯秦国渐渐强大起来，到处攻打其他的诸侯国，连两个老牌的大国齐和楚都被秦国打得没脾气了，各诸侯国的国君都很怕秦王。燕太子丹心里清楚，燕国弱小，迟早要被秦国灭掉，因此下定了刺杀秦王的决心。
荆轲在燕国受到了太子丹的厚遇。那个时候的刺客是有些讲究的，不是叫杀谁就杀准的，他们刺杀的对象非王即侯，要不就是达官，这样似乎更能达到他们的人生价值，为了立名于世，毫不在乎地放弃生命。当然，刺客杀人还得看雇主，他们杀人并不是为了钱，甚至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们奉行的信条是“士为知己者死”，这与后代刺客大不相同。荆轲之所以把燕太子丹视作知己，是因为他在一国的太子面前得到足够的优待和尊重，他甚至可以“怒斥”太子丹，而太子丹仍然唯唯诺诺。荆轲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后，开始了刺杀行动。荆轲是以使臣的身份去秦国的，为了取得秦王信任，荆轲拿了燕国城市督、亢的地图，督、亢是秦王垂涎已久而想得到的地方；荆轲还提了樊於期的人头，樊於期原是秦卫的旧部下，后来背叛了秦国，秦王一在悬赏捉拿他。不光如此，燕太子丹还花钱买通了秦王身边的大臣，在秦王面前说燕国的好活，使秦五放下戒心，接见燕国的使臣荆轲。接下来就是荆轲在秦国宫殿上刺杀秦王的一幕。荆轲呈上卷成圆筒的地图，刺杀的短剑（即匕首）就藏在地图里，秦王在翻看地图时，“图穷匕现”，荆轲操起短剑，拽住秦王的衣袖，直奔秦王胸口刺去……大家都知道，这次刺杀失败了。尽管如此，后代许多的历史学家、文学家都提笔撰文回味这一惊险的历史时刻，对荆轲的冲天浩气之举赞不绝口。
暂不管历史文人是怎佯的文华笔采，先来看一幅汉代人雕刻的“荆轲刺秦王”画像吧，瞧瞧民间艺人又是如何再现这一惊险时刻的。
汉代的画像石是地上祠堂或地下墓葬的建筑材料，在上面刻画像是当时的一种风俗。此幅画面中部有一根建筑立柱，别以为这根立柱是多余的，它可是秦王的救命稻草呀，当荆轲拿着短剑在宫殿上追杀秦王时，秦工绕着立柱来回奔窜，最后荆轲以剑抛射秦工时，竟奇迹般地被这根立柱挡住。从构图上看，立柱又可作为中轴线，将画面分成了左右两半。左半有一人，他的身旁题刻“秦王”二字，看来这位扭头拔腿欲奔、样子十分惊惶的家伙就是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右半有三个人物、一个漆盒，还有三个人名题刻，分别是“秦武阳”、“荆轲”、“樊於其（期）头”；那位全身发抖正匍匐于地长跪不但的人是秦武阳，传说秦武阳的胆子很大，13岁就杀了人，所以带他来做荆轲的副手，没想到秦武阳做不了刺客，在这种场合，他只有发抖的份儿；漆盒里装的是樊於期的人头，秦王很恨樊於期，见了他的人头，自然相信荆轲，让荆轲靠近他；画面中的主角荆轲被一人从身后拦腰抱住，尽管如此，他还是蹬腿扬臂将短剑掷向了秦王。
通观整幅画像，会感觉到一股凛然的正气充斥在画面的每个角落：秦王的惊慌和狼狈，秦武阳的胆怯和无能，左右官员的惶措和突袭；无不在烘托着荆轲的勇猛和胆识；就连漆盒里沾血的人头，营造的不是阴森的氛围，而是有一股奔放的力量，让人藐视强秦，让人视死如归。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戏剧心理是相通的。对于喜剧，总喜欢大团圆式的结局，寄托着一种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对于悲剧，其结局往往是悲而不惨，表达着积极向上的哲理内容。从历史文献上看，荆轲的结局很悲惨，在他已失去抗争的能力后，被一拥而上的武士乱剑砍死。汉代的画匠们精心地设计子这部悲剧的瞬间，但很显然，画匠的设计是带着情绪的。从事实上看，秦王是强者，荆轲是弱者；但从设计的画像上看，强弱双方却调转过来，荆轲所表现的强勇气势压倒了身边的所有人。因为我们事先了解事件的真相和荆轲悲惨的结局，所以从中更能体会到荆轲的人格魅力——大勇大义，情绪自然也被这幅画像所感染。难怪历代的仁人志士部把他奉为楷模，荆轲大勇大义的美名也由此在民间流传了两千年。
我们再来看看荆轲的剑术。人们在传播荆轲美名的时候，少有埋怨荆轲剑艺不精的。而从历史文献上看，荆轲的剑技水平并不入流。荆轲“好击剑”，曾经和当时的击剑高手论剑，遭到他们的鄙视。在荆轲刺杀秦王失败后，一位击剑名家感慨地说：可惜呀荆轲，刺杀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荆轲“不讲刺剑之术”啊！
荆轲在被秦王刺伤再也没有反抗能力时对秦王说，没有刺杀成功是因为想活捉秦王以致耽误了刺杀良机。但荆轲最后抛剑一击，竟然把剑射到宫殿的立柱上，实在不是击剑高手所为。古代击剑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那就是“遥击而中之”，意思是站在离目标很远的地方把剑抛出去并击中目标，这种剑技应更适宜于二三十厘米长的短剑使用。当时非常流行这种技术，有时候还带有表演的性质。文献中说汉代的司马相如小时候就开始学击剑，他学的就是这种“遥击而中”之术；三国时曹操的儿子曹彰也喜欢击剑，他能在百步之遥的地方射巾悬挂着的毛发，可见他的剑技之高（晋《拾遗记》）。当时社会上短剑和长剑同时并用，荆轲拿的是短剑，秦王佩的是长剑，对剑术家来说，剑的长短并不是分出胜负的关键，只要剑术高超，短剑破长剑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况且短剑还有“遥击而中”的绝招呢。
在实战中一般是不会“遥击”的，剑一旦脱手，必须击中目标，否则没了武器就很危险。荆轲被秦王刺了一剑之后，不得已使出了短剑的夺命招，“遥击”秦王。从上幅汉画像中，我们分明看到了那枚在空中飞行的短剑，剑身后拖着长长的穗子。穗子很好地平衡了剑的飞行轨道，糟糕的是剑尖一头扎上子宫殿立柱上，而没有射中秦王。显然，荆轲在最后的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