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在被害将士出殡日，八国驻华各机关，均下半旗志哀。
7.由各国政府向中国道歉。
（七）严惩昨日执政府卫队前枪伤各团体代表之祸首。
（八）电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
天安门最黑暗的一天
3月18日上午召开声讨大会之后，游行开始。游行队伍行进的顺序，是按照李大钊的意见部署的。王一飞打着“广东省外交后援会北上请愿代表团”的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随后是北京国立八校的队伍。队伍排成两路纵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投降”“打倒段祺瑞”“驱逐八国公使”“坚决抵制最后通牒”等口号，浩浩荡荡地向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进发。李大钊亲自参加了这次示威请愿，并走在队伍的前面。陈毅和北方区委的赵世炎、陈为人等同志跑前跑后负责联络。
为了提防军警动武，游行队伍中有很多人把自己手中的红绿小旗，糊在一根粗粗的棍子上。在游行队伍的两边，指挥队，联络队，骑着飞快的车子，往返通报着一些紧急情况。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右臂上带着白箍的敢死队。游行队伍边走边呼口号，当经过东交民巷使馆区时，群众齐声高呼：
“驳回列强的无理通牒！”
“废除《辛丑条约》！”
“驱逐外国兵舰出境！”
“驱逐署名最后通牒的各国公使出境！”
“打倒勾结张、吴的英日帝国主义！”
执政府门前是个空场，东西有两个大门，北面正门对面是一堵影壁墙，影壁后面是个马号，正门两侧有两个停车处，东西停车处旁还有个小马号。中午时分，2000人的游行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分列数十行，面对执政府大门。李大钊偕王荷波紧靠大门左边石狮子左侧，站在队伍最前面。谁知，卖国贼段祺瑞早已在头天晚上开过秘密会议，事先作好了准备。现在，面对群众的是手持手枪、步枪、棍棒、大刀的一群刽子手。群众公推了五位代表上前要求会见段祺瑞，门卫气势汹汹地回答说：
“段不在此，一个负责人都不在此。”
代表们只得将此话告诉群众，群众更加愤怒了，顿时全场哗然，一阵“打倒卖国政府军！”“打倒军阀……”的口号声骤然响起。
这时有人提议：“到吉兆胡同段氏私宅去。”
当代表们正在讨论是否将队伍转移到吉兆胡同时，只见那些穷凶极恶佩戴着缀有金光闪闪的“府卫”二字的红领章的卫队们，在卫队长的指挥下，脱下手套，端起枪，把子弹推上了膛。
这时，卫队队长鸣起了警笛，发出了“向中间开枪”的命令。紧接着敌人向打大旗的王一飞打响了第一枪，由于王一飞在黄埔军校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枪声一响，他已伏在地下，未打中。敌人刚要打第二枪，被王一飞一脚将手枪踢在地上。跟着又是一排枪声，随后警笛一声连接一声，枪声也密集起来。段祺瑞政府镇压爱国群众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大屠杀开始了。
无情的子弹，向群众横扫而来，密如雨下，打得赤手空拳的群众，纷纷奔向东西辕门，想从那里冲出去，但卫兵已将门关闭。事先布置在这里的军警，立即扑向人群，乱击、乱砍、乱杀。
在西门，卫兵密布三层，手持铁棍大刀的散兵在后，群众从此门逃出，不死于弹下，也难逃铁棍大刀之伤。凡由此门跑出的，都是周身青紫。群众在跑出时，有的被尸体绊倒，还没有爬起来，又有一些人倒在上面，愈集愈多，人垒至三四层；女同学和小学生有很多被压伤和挤伤；由于跑得不及时，或因惊吓而昏倒的，很多死于刀棒之下；当时的情况是：兄见弟倒，不暇回顾；夫见妻堕，无机援手。
从东门跑出的群众，同样遭此厄运。当总指挥下令赴吉兆胡同时，即有人从此门而出，散兵即持棍迎头痛击，或由后边追着打。学生中有的想与卫兵讲理，回答他们的却是枪声。因群众已将大门挤住，卫兵便对着涌过来的人流，或举枪扫射，或操刀挥棒乱打，门口跌倒的群众也已压垒三四层人，他们有的爬至半途中弹而死，执政府门前人声口曹杂，哭喊声、喊救声，惨不忍睹。
第二次枪声又响了。群众又慌忙向东西两门往外逃。因人多门小，来不及跑走的有千余人，他们纷纷躲到影壁背后，以躲枪弹。卫兵又开枪射击，人群中有的死于大刀、铁棍之下，有的中弹身亡。执政府门前已是尸横遍地，血流如渠。这个地方，此时已变成刽子手们残杀青年学生、群众的屠杀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就倒在刽子手的枪声和棍棒下。
“三一八”这一天，刘和珍正患感冒。本来她的未婚夫方其道劝她不要参加这次游行了，但她不肯，还是随队而去。当执政府门前枪声大作后，方其道因离西辕门极近，慌忙向西奔退，经铁狮子胡同绕至东辕门外，遇见刘和珍的同学雷君瑜，雷忙上前问方其道：“和珍呢？”方回答道：“没有看见。”这时，方其道只见执政府门前除武装卫兵外，已无一人。方其道立即赶到女师大门前，她的一些同学站在门外，正等待刘和珍回校。方其道已感事情不妙，急忙返回执政府门外，见到她时，她已在棺内。
原来，当卫队放枪时，刘和珍先向西南方跑了十余步，后又折回向东跑，至辕门中弹倒地，当时，她的同学何佩山、王淑群用力想把她拉起，卫队向王淑群腰间猛击一棍，并说：“你还要拉她呀！”
刘和珍见此情景，忙向何、王两同学说：“你走吧！你走吧，我要死了！”说完就再不能开口了。
卫兵见刘和珍还能动，就又用棍子在她身上猛击，刘和珍当场身亡。
第二天，女师大将刘和珍的尸身领回。方其道反复查看了她的伤情。枪弹是由右后胁穿入，经左腋穿出，又穿透左臂，棍棒拳足伤满身都是，真是体无完肤。
枪声渐渐平息下来，有少数还没有跑出的群众，又遭到抢劫，他们的帽子、眼镜、手表、围巾、皮包等物，均已成为卫兵铁棍、刺刀之下的买命物。有一个人跑到西门，被卫兵拦住，喝道：“快拿钱来”，那个人遂将手中皮包（内有大洋40余元，及其他文件）递给卫兵，刚要走，仍被卫兵打了一铁棍。场中受重伤的群众，正在呻吟的，卫兵即刺刀、铁棍齐下，将其打死。整个屠杀，枪声大作五六次，持续了30分钟。当场仆倒死亡的学生及群众26人，重伤几百人。立即送医院抢救无效又死亡20人。
在这次惨案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表现得非常勇敢、顽强，他们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首先想到的是抢救伤员，指挥群众撤退。一个刚刚跑出来的女学生站在路边，不顾被子弹打伤的危险，悲愤的大声疾呼：“我们就此罢休吗？”
就在惨案发生的时候，鲁迅正在写作杂文《无花的蔷薇之二》，当他听说这一事件后，愤怒地写了下面的话：“如此惨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是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他强调：“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称：“三一八”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这次惨案，当场死亡26人，因伤势过重在医院等处陆续死亡20人，共46人；伤约200人。死亡的46人中，除三人系被误杀的敌方人员，三人系流弹打死的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四人身份不明外，参加游行请愿的有36人。其中28岁以下的青少年32人，共产党员八人（其中青年七人），共青团员六人，国民党员15人（其中青年13人），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国民党员的鲜血流在了一起。
共青团员林孔唐生前说过，自参加革命，“已以身许世，此身非我所有。”他的话，反映了烈士们的心声，他们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特附一份“三一八”惨案牺牲青少年名录如下：
“三一八”惨案牺牲青少年名录
谭季缄，28岁，留日学生讨张反日归国代表团代表。
江禹烈，28岁，工业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国民党员。
赵钟钰，27岁，中国大学学生，国民党员。
范士融，25岁，师范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国民党员。
胡锡爵，25岁，中法大学学生，国民党员。
杨德群，女，24岁，女师大学生，国民党员。
陈燮，24岁，工业大学学生。
刘葆彝，24岁，工业大学学生，国民党员。
宋昭021，24岁，平民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国民党员。
富振起，24岁，财政部印刷局工人。
张仲超，23岁，北京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员。
林孔唐，23岁，农业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员。
魏士毅，女，23岁，燕京大学学生。
韦杰三，23岁，清华大学学生。
李行健，23岁，京兆高级中学学生，国民党员。
李廉桢，23岁，京汉铁路局科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员。
沈幼衡，23岁，陆军部印刷所工人。
张汝春，23岁，影戏艺人。
姚宗贤，22岁，艺术专门学校学生，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员。
刘和珍，女，22岁，女师大学生。
彭廷02，21岁，中俄大学学生。
李家珍，21岁，北京大学学生。
柳 珍，21岁，西直门铁路工人，共青团员。
唐耀昆，20岁，汇文学校学生。
黄克仁，19岁，北京大学学生。
李闽学，19岁，今是中学学生。
张梦庚，17岁，大同中学学生，共青团员，国民党员。
李二喜，17岁，门斋铁路工人。
谢 戡，15岁，汇文学校学生。
周正铭，15岁，第二中学学生。
陈时023，15岁，艺文中学学生。
朱良钧，12岁，清明中学学生。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第三节 先烈之血已化碧，革命之花开九州
3月18日深夜，吉兆胡同段宅内人头晃动，忽而靠近，忽而分开，原来政府阁员正在此举行紧急会议。
由于反动军阀百般阻挠，直到发生惨案三年后（1929年），部分烈士的忠骨才得以在这里安葬。
日本公使馆急忙派人将段祺瑞接入东交民巷，庇护起来。
整个北京，笼罩着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
团北方区委机关办公地点一迁再迁，联系代号一变再变。
“到黄埔去！”一时成为进步青年的普遍要求。
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伸展到长江流域，赤色旗帜飘扬半个中国。
继承遗志慰忠魂
惨案当晚，雪下紧了，朵朵洁白的雪花，覆盖在烈士们的棺木上。北京党、团地委的同志，怀着无限悲愤的心情，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连夜在北大一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悼死慰伤，做好善后工作；开展大规模宣传活动，彻底揭露段政府的卖国本质；改变工作方式，开展秘密活动。当晚7时，北京团组织又出席了党在北大一院召开的北京各团体代表会议，一致议决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京工会第七团体组织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作为领导各界群众，进一步开展斗争的公开机构。
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对北京惨案极为关注，3月20日分别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告全国民众》书，揭露段祺瑞政府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屠杀青年和民众的暴行，指出段政府已变成赤裸裸的卖国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和青年迅速行动起来，打倒段祺瑞，推翻卖国政府，建立人民政权，以谋全国之真正和平。同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还联合秘密发出《为段祺瑞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要求全党、全团同志，“更应以胜过‘五卅’之努力来对付此事”，并制订了七项具体政策，主要内容有：“利用这次大屠杀，鼓动一个全国民众的大运动”，“提出的口号，务期更普遍，能容纳一切群众参加”等。在诸项政策中，党、团中央特别强调阐明了对国民军的态度。国民军虽然倾向革命，但毕竟不是彻底的革命军队，因而革命运动高涨的时候，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各派军阀的联合进攻下，为自身利益计，发生了动摇和妥协。早在1925年7月13日，冯玉祥就通电所部防范赤化，以避免赤化嫌疑。1926年元旦，冯玉祥通电辞职，将国民军的领导权交给了张之江。3月6日，国奉战争正酣之际，张之江分别致电段祺瑞和贾德耀，希望他们对日益高涨的青年学生运动，设法抑制，以整顿学风。3月18日国民大会期间，担任代理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师警察总监的国民军高级将领李鸣钟来函向群众道歉，声明今后尽保护之责。但是，国民军没有履行这一诺言，致使段祺瑞敢于在国民军控制区内枪杀青年和群众，造成惨案。惨案发生后，李鸣钟又听命于段政府，张贴告示，不许群众集会。对此，广大青年和各界群众十分痛心和不满，纷纷指责国民军。为了争取国民军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扩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党、团中央在紧急通告中指出：“对国民军勿加攻击，他们政策的右倾，乃现时所处的危险地位使然，只严电冯军将领速起讨段。”遵照党、团中央的指示，北京及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讨段反帝高潮。
3月18日深夜，吉兆胡同段宅内人头晃动，忽而靠近，忽而分开，原来政府阁员正在此举行紧急会议。经过密谋，为了嫁祸于人，混淆视听，段祺瑞以他那肮脏的沾满烈士鲜血的手，抛出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污蔑青年导师李大钊等“假借共产学说，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应一体严拿，严加惩办”。段政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同日晚，又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进一步歪曲事实真相，妄图一手遮天，掩尽天下人之耳目。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等团体，甘作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应声虫，卖力进行反动宣传，叫嚣惨案是“共产党设下的陷阱”，死难青年是受共产党利用的牺牲品，攻击李大钊等是不负责任的“奸人”，并转移斗争目标，声称“先除奸人，再言运动”。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这是鲁迅先生以无比激愤的心情，饱蘸血泪，在惨案当天写下的不朽名言。共青团北方区委宣传部成员陈公翊，于血案之夜奋笔撰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段政府蓄意屠杀进步青年的真相。这篇文章第二天即在《京报》发表，引起读者强烈的反响。共青团北方区委组织部负责人兼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学生总会北京特派员杨善南，以《今后怎么办呢？》为题，在《京报》副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广大青年和各界群众应更牢固地结成联合战线，将目标对准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杨善南，原籍安徽，生于上海，平民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自1924年担任北京地方团学生部负责人，1925年6月被推举为中华全国学生总会北方特派员，同年10月又任团北方区委组织部负责人和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是北京和北方团组织及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他公开发表文章，指导青年运动，给广大团员和青年以极大的鼓舞。惨案后三天，北京学生总会发动全市各校学生一致罢课，组织讲演队，深入街头巷尾，并分赴全国主要城市，宣传惨案真相。小学生也编了歌谣，在街上高声朗诵：
“段执政！”
段执政！
中国从此断执政！
“外人乘隙毁执政！”
3月23日，北大三院到处悬挂着挽联，排列着花圈（总计不下二万件），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原来，北京团组织协同党组织在这里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它同时也是一个控诉大会和动员大会。操场的两边，搭起了主席台。台子上方的白布会标上赫然写着：“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标两侧分书“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八个大字。台后是烈士的遗像和血衣，台前悬挂的白布上，写着烈士们的姓名。下午1时，大会主席陈毅宣布会议开始。千余名与会者在哀乐声中静默致哀，然后宣读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