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们都异口同声严正要求：“今晚非去电拒绝签字不可！”众目逼视着徐世昌，要他答复。徐世昌，默不作声，一双鼠眼，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看看民愤难平，才勉强地答复说：“你们青年这样爱国是……是好的，政……政府当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书吧！”代表们进一步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好向同胞们交代。”
在代表们的强烈要求之下，徐世昌不得不嘱令秘书当场拟好电文，拍往巴黎，命令和会中国代表拒绝签字。
第七节 震撼黄浦滩，毋忘雪国耻
北京发生这一伟大运动（指5月4日的游行）的第二天夜里12点钟左右，学校里的大钟忽然敲起乱钟来了，而且敲个不停，全校同学在睡梦中惊醒过来。
5月31日，一个天色阴沉的日子，男女学生1万多人，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追悼北京学生郭钦光的大会，校旗林立，灵幡飞舞。
整队游行至南京，学生们举着校旗和挽联，沿途唱歌曲和呼口号，声威甚壮。
虞洽卿是一个媚外老手，声名狼藉已久。
有一个商人在罢市后曾经说：“我们前次罢市真不值得，罢了七天，损失了两千多万，仅仅罢免了曹、陆、章。”
求新机器厂在机厂街口建造铁牌楼一座，高六丈，宽五丈，上题四大字曰：“毋忘国耻”，每字三尺。
虞洽卿的话尚未说完，即遭到群众的怒斥：“谁人说开市？打！打！”
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
五四爱国运动（从5月4日运动的爆发到6月28日巴黎和约的拒签），以“六三”为界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二阶段被人通常称为“六三”运动。
所谓“六三”运动，是指由6月3日北京学生遭逮捕而触发的全国响应、支援的运动，而以6月5日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为标志的。
五四爱国运动发展到它的第二阶段，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二、运动的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
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在观察运动发展的情况时，曾这样说：“在战争结束后来到上海的新时代中，苦力崛起而为这个新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上海的新兴无产阶级转入行动。急进和爱国的学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看来，这个观察，并没有错。
上海，这个被外国资本家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使工人阶级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了。
据约略统计，“五四”前后，上海的产业工人（包括纺织、印刷、缫丝、织袜、香烟、眼镜、自来水、电器、兵工、造纸、火柴、机器、碾米、玻璃、糖果、自来火等各业工人），将近20万人；交通运输工人（包括铁路、转运公司、电车、码头、邮政、人力车、马车、汽车等各业工人），达10万余人；手工业工人（包括成衣、理发、榨油、制鞋、铁木、漆、猪鬃、园艺、钮扣等各业工人）和店员，达20多万人。
以上三项统计，共计50万人。当时上海全市人口不过100万人（一说150万人）。这就是说，上海工人几乎占了全市人口的一半。
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成长起来了。1919年3月3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成立，当时参加者有上海各业44个公团；不久，增加到53个公团，旋又增至63个公团。这些公团中，虽不免有买办资本家在内，但从联合会的政治主张及在运动中的表现来看，其总的倾向，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当是所说的商业公团，是既包含商业资产阶级，也包含工业资产阶级的）。
上海也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城市。当时，上海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有2万人（北京是2.5万人）。上海学生和北京学生一样，都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在以上各种社会力量的基础上，加以上海又是一个交通发达、消息灵通的近代城市，因此当北京的五四运动爆发时，上海各阶层人民立起响应，密切配合，而且在某些方面（如提倡国货、反对日货），运动的规模超过了北京。
5月5日，上海复旦公学的学生就听到了北京学生5月4日游行的消息。这一消息，是由当时兼任复旦国文教师的邵力子传递的。邵是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他在5月5日夜里看到北京发来的有关学生示威游行的新闻电讯后，即赶来复旦作报告。一位当年复旦公学中学部三年级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北京发生这一伟大运动（指五月四日的游行）的第二天夜里十二点钟左右，学校里的大钟忽然敲起乱钟来了，而且敲个不停。全校同学在睡梦中惊醒过来，大家都莫名其妙。有些同学担心是厨房失火，急忙跑出房门，可是不久又跑回来了。同学问他们究属为了什么事敲乱钟？他们说：“中文老师邵力子先生在那里敲钟，他叫我们来唤你们去饭厅集中，他有重要消息报告。”同学们就马上赶去饭厅，见邵老师正同大学部高年级同学谈话。我们许多同学就坐的坐、立的立，等候听邵老师报告重要消息。过了几分钟，邵老师就站在一只凳子上讲话了。他的报告很长，讲了差不多三小时。不仅报告了北京传来的学生运动的种种消息，而且从中日马关条约讲起……
同学们听完了邵老师的报告，极为愤怒，主张马上积极响应。接着大学部同学何葆仁站上凳子讲话，主张推举代表，一等天亮就去各大学和规模较大的中学联络，采取一致行动。另一位大学部同学朱承洵建议，在日帝国主义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那天，就是5月7日，在老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以学生群众为基本队伍的国民大会，会后开始游行示威。何、朱两位同学的主张，得到全场同学的拍手赞成，接着推举了代表二十八人去各校联络，其他同学仍留校照常上课。
5月7日这一天，北京的大会虽未开成，但上海学生等各界人民却举行了2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并示威游行，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等相继演说，“演辞均极激昂”。《英文沪报》报道说：今日（七日）午后，男女华人及学生二万人，各携申讨卖国贼之旗帜，与其师长群集本埠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开会，抗议青岛之丧失、中国官场之卖国及北京学生之被捕。主席者为黄任之君，当有数人起而演说，并通过决议案数条，电达巴黎中国代表；继乃决定全体同赴德国总会，吁请南北代表团救国。行时秩序颇为整齐，直至法租界，当与法界官吏磋商后准其通行。旋以天气酷热，且为时已晏，乃决定仅派代表赴和会（按：指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惟仍有大多数学生集于德国总会之外。印捕荷枪梭巡以防扰乱秩序，实则秩序甚整，正无须印捕为之维持也。事后，据目睹这次游行的老年人说，他们在上海住了近50年，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
5月9日，为当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的许多学校停课一天，许多工商业团体停业一天，许多戏馆、游艺场也均停止演出一天，以表示对于国耻之纪念。有的商号还以拒售日货的行动，表示爱国的决心，如：“沪城大小东门内各商号门前皆大书特书，声明‘本号自今日起始终不售日货’等字样。”
5月11日，上海学联成立（复旦大学部学生何葆仁任会长）；12日，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成立。这些团体密切注视着北京运动的发展并恳切希望全国各界人民进一步组织起来，“期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
由于上海的社会力量比较雄厚、地位比较重要，所以北京学生和许多地区学生的代表，以及留日学生的代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都先后来到了这里。
北京学联成立后不久，就决定派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扩大宣传。当时，黄日葵、许德珩等曾沿津浦线，到了天津、南京、上海等地。黄等在天津和张泰来（即张太雷）等进行了交谈，商讨了如何一致行动的问题。5月下旬，当京、津学生的代表和上海学生代表赴广东等地进行联系的时候，京、津学生的又一批代表来到了上海。与此同时，南京、杭州的学生代表也相继来到了上海。
由于京、津等地学生代表的到来，使北京等地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及经验，在上海学生中得到了交流，因而进一步推动了上海运动的发展。
5月26日，上海学生2万人，举行总罢课，并举行宣誓典礼，誓文是：“民国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男女各校学生二万余人谨在中华民国国旗之下宣誓曰：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谨誓。”宣誓毕，学生们还在市内游行，全队共五十二校，约二万五千人，首尾经过，约二时之久。步伐整齐，精神严肃，绝无凌乱之状。夹道观者，无不为之兴感。
5月31日，一个天色阴沉的日子，上海男女学生1万多人，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追悼北京学生郭钦光的大会，校旗林立，灵巾番飞舞，会场中设烈士遗像，环以花圈，两旁分布军乐队。全场气氛，既庄严肃穆，又表现出“人定胜天”的决心。北大学生许德珩（即五月四日被捕者）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激昂沉痛。大意是：“人皆有死。为什么要追悼郭君呢？就因为他的牺牲精神和坚强毅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应该用此精神和毅力，去达到郭君争取的取消密约、收回青岛、惩办国贼的目的。如果我们达不到这个目的，郭君地下有知，就要为我们追悼了。”
同时，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的还有天津、南京等地的学生代表和留日学生代表。会后，整队游行至南市，学生们举着校旗和挽联，沿途唱歌曲和呼口号，声威甚壮。有的挽联上，写着这样的警句：
君去矣，甘将热血红青岛；
吾来也，不许狂奴撼泰山。
杀身成仁，豪气横吞沧海日；
前呼后应，哭声寒咽浦江潮。
上海追悼郭钦光的大会，事实上成为上海学生投入“六三”运动的一次动员大会。6月1日、2日，京、津、宁、沪及留日学生代表，一面进行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一面联络各界和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他们认为：“对于商界，吾人应负唤醒之责”；“吾人须有坚决的远大的进行方法，并宜联络各界，使有同等的决心。”
但是，上海商界由于考虑到营业的利润，没有立即同意学生的罢市要求。6月3日，上海学联代表和北京学生代表，赴上海县商会动员罢市，无结果而回。同日，学联代表和京、津、杭各地代表赴总商会接洽，得到的答复，竟是：“对于示威运动，似非大国民所宜有。”
6月4日，传来了北京学生连日被大批逮捕的消息。天津学联的来电中说：“望电各省县学生各界火速营救。”（北京的消息被封锁了，因此由天津学联发来电报。）
上海学联接到天津的来电，当日立即行动起来，向各省各界发出呼吁的电文，指出：“政府摧残士气，惨无人道，一至于此！同属国民，宁忍坐视？务乞主持公理，速起援救，性命呼吸，刻不容缓。”
4日下午，学生们纷纷出现在上海的街头。他们手持载有天津学联电报的传单，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到处宣传，并按户动员各商号自5号起一律罢市。在遭到店主的拒绝后，他们不惜以“沿街跪求”的办法，进行哀告。
上海工人非常集中，他们也没有任何丧失私有财产的顾虑。因此，当罢市消息传来的时候，许多工厂的工人，并没有被学生动员和哀求，便自动罢工了。
5日上午，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首先罢工；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相继罢工。同一天内，实行罢工的还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及码头工人；沪宁、杭甬两路部分工人也开始了罢工。
在学生们的要求和广大店员的支持下，各商号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在5日上午陆续罢市了。“至十二时，华租各界大小商店，已无一开门者，所余者仅外人所设之洋行耳。”
这一罢市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各个娱乐场所均停止售票，理发店外也贴上了“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的标语。
和罢市的同时，不但大中学生坚持罢课，而且全上海的高等小学，以至国民小学，亦一律罢课。学生们出动在街头上，组织游行、演说和维持秩序。
综合以上情况，就是说，从6月5日开始，上海的三罢斗争实现了。
5日下午，上海各界代表在宁波路卡尔登西饭店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商、学、工、报各界联合会（实际上，工界代表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北京、天津等处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上海学联会长何葆仁任临时主席。
在会议上，讨论了运动的目标问题。有人提出三项：
一、惩办国贼；
二、争取人民自由；
三、释放被捕学生。有人提出五项：
一、力阻和约签字；
二、取消中日密约；
三、惩办卖国贼；
四、取消逮捕学生命令；
五、争取人民自由。
讨论的结果，会议认为目标应集中在惩办卖国贼上，并表示：此目标不达，即不应该开市。
在讨论中，学界、教育界、报界的代表比较坚决。
北京学生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斗争的经验和决心，许德珩还提出了“国民自决”的口号，他说：“‘国民自决’四字，吾人心目中所恒有，望政府惩卖国贼，恐不可得也。”
上海教育界代表黄炎培（任之），在会上提出主张：以“不办卖国贼不开门”八个字印刷数千份，遍贴各商店之门。又说：“吾人办事，亦须如学校中之有课程。今日功课，须发表中西文宣言；其西文者宜送登西报。明日功课，开会亦其一端，罢市不停，须每日开大会也。”
上海《民国日报》的代表叶楚伧在会上说：“吾人最大武器，即为罢市二字。设一二日后上海各商号或受压力，或不一致而令罢市之举渐归消灭，则今日此举反为多事。故今日所当问者非他，即明日开门不开门耳。”
商界代表表现得比较软弱、被动，他们强调“镇定工夫、和平手段”，“切勿以暴动而误对内为对外”。不过，在大势所趋下，他们也同意了不惩卖国贼不开市的主张。
在这次会议后，各商号大都贴出揭帖，上书“忍痛停业，冀救被捕学生。不除国贼，誓不开市”等字样。以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的名义，在6月5日发出的通电中，也指出：“此间工商界全体，于本日起一律辍业，与学界一致进行。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誓不反顾。”
从6月6日起，工人罢工不断扩大。6日，华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求新机器厂、锐利机器厂、英商祥生铁厂等各处工人罢工。7日，沪宁杭甬铁路总机厂、英商别发印书房、兴发荣机器造船厂、信通织布厂、闸北手工业等工人罢工。8日，日商内外棉各厂（除前述之第三、四、五厂外，还有七、八、九厂）、同济学校工厂、华界自来水厂等处工人罢工。9日，英商耶松公司老船坞、瑞熔机器造船厂、江南船坞、各轮船公司、日商纱厂码头、叉袋角日本纱厂、上海电器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及附属印刷厂、浦东美孚和亚细亚两火油栈等各处工人、水手，及全市司机、清洁工人，实行罢工。
6月10日，上海工人的罢工进入最高潮。在这一天，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全体罢工了，轮船水手罢工扩大了（不仅水手、生火工人全体登岸，连船主雇用之管事、厨司、西崽等也纷纷离轮），各马车行的工人也罢工了。这就是说，上海市外市内、海上陆上，交通均已断绝了。同一天内，上海电话公司的接线生和工人，也参加了罢工。此外，电灯工人、卷烟工人、火柴工人、榨油工人、外商洋行的中国职工，都相继罢工。
在此期间，学界、商界继续罢课、罢市。
6月11日，三罢仍在坚持。直到曹、章、陆等卖国贼被罢免的消息证实后，各界才定于6月12日胜利开市。
在上海三罢斗争中，出现有许多种传单，现略举几种如下：
（1）同胞呀，快起来罢！再不起来没有时候了！
京中军警拘捕学生的恶剧，诸君晓得么？非但脚链手铐，连饭都不把他们吃。同胞呀！你们想想看，就是做强盗，也没有这种的刑罚，何况我们国民呢？我们的政府，既然如此对待我们做国民的，应当大家起来，共讨国贼才是，愿同胞快点起来，救国万众一心。
（2）警告
北政府，目无国民，倒行逆施，酿成众怒。我同胞，惟有停止赋税，各出捐款，以助南军。或自结团体，诛戮国贼，协力对外。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四万万人，勿再自馁。
无党派公民泣血警告
（3）劝告吾最亲爱之军人警察
吾最亲爱之军人警察，皆是吾中华民国的好百姓，何苦去帮助日本，反来摧残吾中华民国之爱国学生。况军警两界大半出身山东，祖宗血地被人侵占，良心上应有何种痛苦。尚望急起挽救，与学生商民取一致行动，万勿借口长官命令，忘却国民义务，虐待爱国学生。
上海绅商学界忠告
（4）上海商民应有如何感想
顷阅县商会通告，不胜痛感今日之会，乃众商之公意，会长之召集。今被勒令停止，试思商民不能于商会开会，于何处开会？抑尚有何日开会？况集会自由，载在民国约法，何能以武力压迫停止？民权至此剥削尽矣。呜呼！北京政府，以日本待朝鲜之法待学生；乃上海官厅，以政府待学生之法待商民。北京学生全体罢课，上海商民应有如何感想！
上海商民泣告
学生走在运动的先头
从上海三罢斗争的全过程来看，可以清楚地说明：上海学生出现在爱国运动的先头，而商人的罢市则是由上海学生和京、津各地的学生代表联合发动起来的。有的报纸还作了这样详细的描述：“学界之热心爱国者，于前日即本月四日星夜分队向城内外并租界等处大小各商号内，跪地泣求商界一律罢市，营救学生。一面又到处分发传单及当众演说，至晚间钟鸣十一下时，各学生尚未走散，仍在大小东门、中华路一带当众演说。”
从5日罢市的第一天开始，各校学生即在街头进行宣传讲演和维持罢市秩序。当日虽遭反动军警捕去132人，但“学生神色不变，慨然随行。未被捕者仍继续演讲，舌敝唇焦，不畏强暴，爱国热忱，令人起敬”。
不仅大中学生坚持斗争，“自晨至晚奔走呼号”，即全市小学生于罢课后，亦在教员的率领下，手执“誓杀国贼，唤醒国魂”的旗帜举行示威游行，而且同反动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
6月9日，反动的上海护军使下令强迫开市，军警大批出动。当学生们闻知反动派迫令开市的消息后，深恐商界在压力下屈服，于是纷纷集队出动，动员商界坚持罢市，并表示为了坚持此举，不畏军警的任何迫害，而且行动必须一致。例如复旦的学生在出动前，共同集议说：“吾人此去，无人不抱一必死之心；吾人尤须注意者，即宁可死，不可作无秩序之举动。兵警设有以刀枪伤吾同学者，诸君请勿顾视，仍缓步前进，当另由校役抬送医院。同学中有一人被捕者，当全体肃然随之。捕者为警察，全体即入警厅；捕者为兵士，全体即入护军使署。既抵该所，有所诘问，当取同一之回答，其答语即‘国贼未除，不容不毅力坚持’。”
学生们不仅这样讲了，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6月9日这一天，学生又被捕100多人。当时报载：“华、租界顷刻捕获学生有一百余人之多，均押送护军使署。一时学生闻此警耗，悲愤欲狂，皆愿与被捕学生同受谴责，即相率自投护军使署请罪，其数约有二千余人，皆徒步而往。”
学生的动员和督促，是商界罢市能够坚持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商店在军警胁迫下已经开门了，而在学生的动员和督促下，又再次关门。有的店主对学生们说：“吾等自有良心，君等于此酷日之下，步行数十里，大声疾呼，不避危险，吾等亦何忍坐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上海学生和北京及其他地区的学生一样，确实是“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
上海是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和消息比较灵通的城市。因此，这里的知识分子也较早地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等便报道了克伦斯基政府被推翻的消息，此后各大报纸都连续报道了十月革命和世界各国革命高涨的消息。1918年和1919年上半年，谈论社会主义学说的报刊一天天增多，《新青年》《每周评论》也能够及时地送到上海读者手中。所有这些，对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上海学联所写的《学生联合会日刊》发刊辞中说：“自从北京有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前途就放了一线光明，学生界渐渐看清了他的地位，明白了他的责任，知道中华民国是国民公有的，不是一二人所私有的。”又说：“中国的报纸，往往没有一定的宗旨，今年拥护官僚，明年可以赞成民党；昨天讲大权政治，今天可以主张社会主义，使得人不晓得他究竟是官僚，还是民党；是普鲁士主义的拥护人，还是马克思的私淑弟子。学生联合会的日刊，却自始至终有一贯的主张，决不让今日之我与过去之我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