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举前一天，交通系、研究系的108名议员决定不出席、不要钱，不屈服于武力。开会这天，交通系头子周自齐带领40多名议员去逛花园，王揖唐则坐着汽车在北京城拉议员，拉谁谁不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拉到八个人，无济于事。重新召开选举会的时候，周自齐又带着大批议员到天津去了。国会不足法定人数，选举无法进行。于是，安福俱乐部派出了八名人高马大，身强力壮的议员追到天津。在天津，八条汉子东奔西走，到处搜寻，终于得知：周自齐做东道主，在南市妓院里请议员们吃花酒。这些议员们被堵住后，不甘心束手就擒，企图逃走，而安福系派来的人抓住死死不放。于是，这些颇有身份的人也不顾平日自己的“尊严”了，在大街上你拉我扯，吵吵闹闹。巡警以为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绑票案，急忙前来查问，直到他们亮出议员证，警察才将他们放行。最后，议员们一个一个被挟持着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北京，也闹得满城风雨、乌烟瘴气，出动了大批警察和多辆汽车，分头去抓议员们到会。尽管安福系如此卖力，选举会还是没能开成。曹锟非但既花了钱，又没当上副总统，而且还闹了个鸡飞蛋打，一场空欢喜。这件事成为一桩丑闻，风传全国，人人笑骂。他为了自己的面子上好看，便从保定发出了一个称病请假的电报。
这时，全国又出现了一个日益高涨的和平运动。徐世昌以总统名义颁布了“和平令”；段祺瑞则继续倒行逆施，反对和平，从而，徐世昌、段祺瑞之间矛盾逐步加深。曹锟因选举副总统失败，产生了对徐世昌及交通系怨恨和对段祺瑞感激心理。段祺瑞和安福系仍以选他为副总统来拉拢他。1918年11月24日，在段祺瑞授意下，督军团组织了一个旨在团结北洋军阀的“戊午同袍社”，并公推曹锟为“社长”。他当上了“社长”后，自以为已执北洋军阀集团的牛耳，稳操副总统席位的胜券了，所以大肆为段祺瑞摇旗呐喊，破坏徐世昌的“和平统一”计划和南北议和活动。
长期以来，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勾心斗角，矛盾日益加深。冯国璋死后，曹锟成为直系军阀的新首领。直皖之间的矛盾非但未能得到丝毫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1919年6月，段祺瑞将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徐树铮当上了西北筹边使，皖系势力迅速发展。这样，“东北王”张作霖和曹锟在新的威胁面前，开始勾结起来，逐渐形成了直、苏、鄂、赣四省和奉、吉、黑三省的“反皖同盟”，不久，河南也加入了这个同盟，与此同时，对南方作战的吴佩孚坚决要求撤防北归。段祺瑞面对这种严重的政治危机，还要继续玩弄旧手法，援意安福系补选曹锟为副总统。然而，曹锟这次没有再上当。1920年4月8日，他在保定召集“反皖同盟”的各省军阀代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了反皖对策，从而，使直皖矛盾进一步升级。
5月，吴佩孚从湖南前线撤兵北上；段祺瑞也加紧部署，准备先发制人。双方剑拔弩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7月上旬，曹锟和张作霖里应外合，催促徐世昌罢免徐树铮。对此，段祺瑞恼羞成怒，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自任“定国军”总司令，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在段祺瑞的压迫下，徐世昌又不得不下令“惩办”吴佩孚，曹锟也因“督率无方，着褫职留任”。这一切都无济于事，14日，直皖战争爆发。战争刚开始时，难分胜负。17日，在西线战场上，吴佩孚突袭松林店，生擒了“定国军”第二路兼前敌司令曲同丰及其他高级将领，曹锟在保定光园接受曲同丰献刀投降。在东线战场，奉军协助直军作战，迫使在廊坊指挥作战的“定国军”参谋长徐树铮匆匆逃回北京，其部下不战而降。直皖战争共进行了四天，以直系获胜皖系失败而告终。段祺瑞因战败而通电辞职，从此，以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权。
曹锟与张作霖合作战败了皖系军阀之后，二人忙得不可开交，双方争夺收编皖系败兵，争夺中央和地方人员的安排及权力的分配，扩大各自的地盘，于是，新的争斗又开始了。
1920年7月28日，曹锟应靳云鹏、张作霖之邀到天津参加会议。会上，曹锟对张作霖作了重大让步，改变了推举直系元老王士珍组阁的想法，同意了张作霖请其儿女亲家靳云鹏复职的建议。8月4日，曹锟、张作霖又分作两批前往北京。徐世昌在火车站铺下了黄土，以帝王之礼迎接两个大军阀。从车站到旅馆，沿途交通断绝，警戒森严，商店、居民都悬挂国旗表示欢迎。曹锟在北京每天都忙着同张作霖进行政治分赃。首先，按照他们的意志组成了内阁，共同垄断了北京政府；接着，又各自向北京政府索取了1000多万元军费。可是，他们还觉得捞得不够，对徐世昌以边防吃紧为借口要他们早回任所的劝告置之不理，迟迟不肯离京，直至徐世昌明令曹锟改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晋授镇威上将军之后，二人感到各得其所，名利双收了，才于9月4日离开北京，又去了天津。
在天津，他们又办了一件“大事”。在张景惠、靳云鹏的捏合之下，曹锟将七岁之女曹士英与张作霖八岁的四子张学思订了婚。曹锟与张作霖联姻，完全是一种政治性的包办婚姻。这正如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揭露的那样：“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正因为这样的“亲家”是建立在集团和个人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勾结与利用，所以，就很不可靠。当集团和个人利益迫切需要的时候，姻亲关系也得让位于集团和个人利益，那么，亲家也就不亲了。
1921年底，北京政府内外交困，矛盾重重，无法摆脱困境。12月17日，靳云鹏宣布辞职。24日，根据张作霖的推荐，梁士诒为国务总理。梁士诒是一个著名的亲日派，其后台又是亲日的奉系军阀。梁士诒上台之后，干了一系列亲日卖国的勾当，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强烈不满。同时，也激化了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接二连三发表通电，指鸡骂狗，明的是攻击梁士诒，暗的是责骂其后台张作霖。当初，曹锟考虑到自己与张作霖是亲家，不便反目，所以还充作“老实人”，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有时甚至表示退让，后来，张作霖与吴佩孚势同水火，一个驱使大批奉军入关，一个在京汉路上扣留车辆，频频调动军队，加强战备。这时，为了维护集团和个人利益，曹锟明确答复了张作霖提出的“究竟是部下亲还是亲戚亲”这个尖锐的问题。他在给吴佩孚的电话中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方面由于冯玉祥的支援，加之奉军十六师倒戈，张作霖战败，撤回关外。据当时奉军西路军总司令张景惠揭露这次战争内幕时说，他曾和曹锟秘密商定，不得已而战，奉军假装败退，以挫张作霖的气焰，曹锟表示同意。可是，开战之后，奉军在长辛店方面假装溃退，作为“老实人”的曹三爷并不老实，竟背信弃义，把秘密协议抛到了九霄云外，来了个假戏真唱，使奉军一败涂地。这次直奉战争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方的政局。
驱徐逐黎，收买国会议员
直系军阀在三年之内连续战败了皖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从而，曹锟的头脑发热了，野心膨胀了。在此之前，他一直对没当上副总统耿耿于怀，现在他觉得自己不屑当副总统了，而是要过一下总统的瘾了。其实，他要当总统之心由来已久。他自从当上第三镇统制，尤其是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之后，每当自己过生日时，都把各省督军、省长请来祝寿，场面搞的很大，他的架子也摆得很大，于是，有的趋炎附势之徒便见景生情，奉承起来了，说：“大帅足可以当总统。”这些话，他不但非常愿意听，听了之后格外舒服，而且还确实打动了他的心，这样，他的狐朋狗友更投其所好了。他在一战胜皖，再战胜奉，势力控制了黄河、长江流域，其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当总统的活动了。
曹锟当总统的野心适应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更大利益的需要。他们很希望自己的统治工具能“统一”中国，从而达到自己独占中国的目的。因此，他们积极赞助他爬上总统的宝座。1923年5月，美国驻华公使亲自到保定和曹锟商量此事。6月，美国总统哈定又表示美国银行团可以帮助中国“统一”。
曹锟为了当上总统，首先制造一个“恢复法统”“法统重光”的骗局，赶走了段祺瑞的傀儡总统徐世昌，摆上自己的傀儡黎元洪作总统，采取利用这样一个过渡人物的过渡办法，来为自己铺平道路。所以，当时的众议院议员刘楚在《癸亥政变记》一书中就揭露说：“曹锟恢复法统其主要目的，即为谋得总统。”黎元洪复职后，曹锟当总统的心情更加急不可待。他唆使其弟曹锐及党徒高凌雨尉、吴毓麟、边守靖等串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之流收买议员，展开了“驱黎拥曹”的活动。他们经过一番策划后提出：“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即先倒阁，赶走国务总理张绍曾，由高凌雨尉主持内阁，以便于操纵大选，然后再“逼宫”。6月，张绍曾被迫辞职，与此同时，开始了“逼宫”。“逼宫”闹剧前文已述此不赘言。
曹锟为给自己“登基”铺平道路，指使直隶军阀闹饷、逼宫、截车、夺印。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反对。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否认摄政内阁，各省团体纷纷通电痛斥直系军阀。梁启超致曹锟书中尖锐指出：“为公进一深言，最近中央政局之扰攘，其祸根全在公之欲为总统，此天下所共见，毋庸讳也……公自视威望才略，孰与项城。项城自命一世之雄，卒以千夫所指，无病而死，须知亡项城者乃全国人，非与项城争长之人也。弟不避忌讳，敢以极不祥之预言相告白：我公足履白宫之日。即君家一败涂地之时。”
曹锟对时人的苦言相劝，愤怒谴责以及切齿唾骂，置若罔闻，全然不顾，一意孤行。他顽固地迈出了把自己抬上总统宝座的最后一步，为此，他及其党徒们进行着种种卑鄙、肮脏的勾当。他们为了操纵国会，收买议员、争取选票，首先想尽一切办法买通议长吴景濂。在吴佩孚、王承斌和吴景濂关于总统选举问题的交易处于僵局的时候，曹锟的参谋长王坦因深知吴景濂怕老婆的弱点，便自告奋勇，继续上阵，利用其弱点打通这个关节。王坦到了吴宅，亲切地对吴景濂的老婆说：“大哥现在当议长，议长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哪天人家一哄，说不要就不要了，不如趁着现在的机会捞一把钱回家，哪天都可以吃饭。现在曹锟势力和威望正好当总统，只要大哥不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就成了……到时候，大哥发个通知，开个选举会就行。只要选举成功，你们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什么官给什么官。”王坦还毫不掩饰地说：“曹锟赚了一辈子钱，不买个总统当，买什么呢？有钱买个总统，才叫做有钱会花呢！花钱买个总统当，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字臭一辈子强得多呀！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呀。”在那时候，对这般官僚来说，金钱确实是万能的。因此，王坦的一番大“道理”，说得吴景濂的老婆满脸笑容，满口答应。吴景濂坐在一旁，看着老婆的脸色，依照妇人之见，自然把一切都应承下来了。
这时，皖系和奉系又联合起来与曹锟争议员，乘机大拆其台。这样，议员便成为双方收买的对象，一方面“贿选”，一方面“贿不选”弄得丑态百出。张作霖为了“贿不选”，拿出了70万元，而且是现钱交易，所以吸引力比较大，许多议员纷纷离开京津，南下赴沪。在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为南下的议员们专门准备了招待所和办公地点，另立组织。曹锟为防止议员继续出走，命令军警监视在京的议员，不许他们离开北京，但无济于事，因为即使议员在京也不参加会议。曹锟不得已同意了吴景濂设的“先宪后选”的圈套，诱骗议员回京。然而，收效依旧甚微，这不仅使北京的“宪法会议”常常苦于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效，而且还使总统选举的把戏更无法开场。曹锟急不可耐，便也使用了高价收买议员之法，为此，吴景濂在北京甘石桥设立了“议员俱乐部”，作为进行“选举”活动的机关，规定每个议员参加一次“宪法会议”，给出席费20元，每周参加常会的出席费100元，此外还有“冰敬”“炭敬”“节敬”等名目。这样在京的议员每人每月可捞到600元油水，而在沪的议员仅可领到300元。他高价收买议员的消息不胫而走，并立竿见影，大见成效，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回京，成帮成伙，不绝于途，不几天的功夫，就收买了500多名议员。此时曹锟“登基”已人财齐备，只欠东风了。
人人皆知，曹锟是个一毛不拔的守财奴。那么，收买议员的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据揭露，其来源：一是摊派。直系的督军、省长以下大员均捐大选经费。6月2日，北京的黄报上登载了每人所捐数额，其中萧耀南、齐燮元、阎锡山各50万元；田中玉40万元；刘镇华、张福来、马联甲各30万元；张锡元，陆洪涛各20万元。当然不用说，这些督军、省长之类的人物也不会从自己的腰包里往外掏钱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还是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在穷苦的百姓身上，再次不择手段地敲骨吸髓罢了。二是敲诈。直隶省长王承斌造了一个假金丹（鸦片）案，一次就逮捕了贩毒分子500余名。他为了诈出更多的钱，先杀鸡给猴看，枪毙了一些不能缴纳罚款的贩毒分子，使其余的贩毒分子乖乖地缴纳了数千元或数万元的罚款，仅这一项，就捞得500多万元。三是搜刮。王承斌强行向直隶各县“借军饷”，规定大县2、3万元，中县1、2万元，小县8000至万元，共117个县，从而又得了数百万元。这样，到了9月底，曹锟虽然闹得鸡犬不宁，人人侧目而视，但却是人财两足了，于是，他传下话来，一定要在双十节前登上总统的宝座。
曹锟一声令下，甘石桥议员俱乐部仰其鼻息，于10月4日发给每个议员一张5000元支票，共发出了576张。不过，这种5000元一张的支票，还是普通选票的价码。除此之外，还有万元及万元以上的特殊票价。是日上午，曹锟及其党徒们利用开“宪法会议”之机，测验了一下出席会议的议员人数，到会551人，看来，达到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不成问题了，于是，当天下午就发出通告，定于第二天召开总统选举会。同一天，拆台派也在六国饭店设机关活动，并以每人高达8000元之价，收买了40名议员，最后终因财力不够而宣告败北。
10月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警戒西单至宣外大街，并派保安队巡逻。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相排，除议员、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能通过。王怀庆、薜之珩等军警要人亲自到场指挥。吴景濂这天临场指挥，特别卖力。由于时间已到，人员仍不够数，吴景濂只好宣布不定时开会。同时，甘石桥派出180辆汽车分头迎接议员。到上午11点40分，到场议员仅400余人。此时吴景濂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便又派出可靠议员分途拉人，直到下午1点20分，签到者达593人，才正式开会投票。结果，曹锟以480票“当选”总统。
在北京军阀统治时期，政治黑暗，运动国会议员、贿赂公行，这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足为奇。可是，像曹锟这样以5000元乃至上万元的高价，总共耗费1356万余元的贿款，公开进行贿选，确实是古今中外未有的。10月6日，北京的报纸在报道这次“选举”时颇有感慨地说：“于金钱支配之下，竟然当选，以视民元之袁世凯，民五之冯国璋，均经决选，始能产出，尤为生色，金钱之魔力，诚可畏哉！”
毫无疑问，这件空前大丑闻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无情嘲笑、咒骂和坚决反对。人们十分形象地称曹锟为“贿选总统”，国会是“猪仔国会”，议员是“猪仔议员”。当时，皖系、奉系和南方的军阀以及著名人士、各个团体，在沪国会议员，纷纷发出通电，反对贿选。上海、芜湖、杭州等地市民和学生召开反贿选大会。在杭州、安庆，愤怒的学生捣毁了“猪仔议员”的住宅。《杭州救国大会详志》一文记述说：大会通过的决议之一是在西子湖畔铸一个曹锟的铁像；市民在游行途中拆毁“猪栅”（即受贿议员住宅）一所，人们还怨气不息，又在这个议员家的门上画了个猪。可见，天怒人怨到了何等程度！尽管如此，曹锟还是一不作二不休，于10月10日大模大样地由保定来到了北京，粉墨登场了。
曹锟及其党徒们对其贿选丑行无耻抵赖，而邵飘萍、林白水等有骨气、有热血的新闻记者，在报纸上则予以全盘揭露。更为有力的是，浙江籍的众议员邵瑞彭将收到的5000元的支票拍成照片，作为贿证，向京师地方检查厅告发，各大小报纸都刊登了这张支票的照片以及邵瑞彭的通电。铁证如山，不容抵赖。曹锟及其党徒们装聋作哑，默不作声，有的寡廉鲜耻，百般狡辩，竟然说：“贿选，这是古已有之的。历史上唐尧禅舜，就是贿选。史家为要说得好听，有意编出禅让的故事，其实，哪有这样的事！将来我们也可以编历史时，我们编得会比他们更要好听些！”这是一段精彩的胡说八道，它告诉人们：贿选固然是极其愚蠢的，然而，更为愚蠢的则是他们认为历史是可以随意编造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谁也没见到过他们编出来的“更要好听些”的历史，恰恰相反，要编造历史的人，却成了历史的罪人，受着历史的鞭笞！
曹锟为了遮羞和制造“贿选总统”的法律依据，在贿选的同时，还把“猪仔议员”们赶到“猪仔国会”里，赶制出一部“宪法”，即“曹锟宪法”。因为曹锟和贿选在当时成了同义词，所以，人们又叫它“贿选宪法”。这部宪法从起草到通过，匆匆忙忙，一共用了七天时间。它规定实行总统制，赋予总统以极大的权力，显然，曹锟妄图凭借它来达到维护和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这样的宪法，非但不会给人民带来丝毫利益，反而只能加深人民的痛苦，因此，同样地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