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全国53家高新技术区排名第一，被美国《信息周刊》誉为企业家的摇篮，在进入新千年以来，新产品研发的步伐似乎减慢了……无论在互联网领域还是在国内新兴的半导体领域、无线技术应用领域还是生物科技等代表当下最具创新活力的领域，中关村已经无法再保持全面领先全国、独占鳌头的地位了。尽管在中国还不找到可以替代中关村地位的创新型科技园区，但中关村还是被无情地贴上了“中国技术创新中心”、“一次性硅谷”的标签。此类说法的警示作用是明显的，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思考“创新为什么减少，研发阻碍何在”这类问题的茫茫大海。在探究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是怎样地妨碍了创新时，我们有必要关注中关村出现的一些不协调之处，这些问题以及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形成的怪圈，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融资难与国有风险投资
尽快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制约中关村发展公认的“瓶颈”。这一问题的破解，当然离不开风险投资机制的形成。中关村目前有1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据调查，这些公司每天都相当忙碌，一个投资项目从业务员到部门经理再到总经理，需要大费周章。其决策速度慢且不说，最终选定的投资项目往往根本不是众所期待的“风险投资项目”，而是一个又一个的所谓“保本投资项目”。在“民间资本要成为投资主力，不能全靠政府投资”的呼声不绝于耳的今天，国有投资的成交金额和交易项目少得可怜。已经没有人再期待国有风险投资公司会成为中关村的加油站了，即使是筹建之初被寄予厚望的中关村技术交易中心，也由于其在成立之初就没有明确独立法人地位，无法按照市政府“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要求运行，也不得不先后4次改制，以避免资本金耗尽、难以为继的生存困境。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国有产权的投资公司，投资主体不清楚，几乎等于是找不到最终的投资者，虚拟的投资主体如何对投下去的资本负责呢？
二、脑子找票子，票子不要脑子
中小企业创业离不开“脑子”与“票子”。企业要创新要研发，科技与资金少了谁都不行。在中关村调研发现，一方面脑子在积极寻找票子，另一方面票子对于脑子却是冷眼相对。许多海归学子创业之初就苦于有好点子而没票子。中关村有2000多家由海外学子回国创办的企业，几乎每一个创业企业家都有“金点子”，而其中的成功者，无论是李彦红的百度搜索、邓中汉的手机多媒体芯片企业，还是胡辉博士的医疗影响系统企业、韩少云的达内培训企业，这些海归创业公司迅速成为耀眼的明星企业，一个共同点就是或者有政府资助在先，或者有海外融资在后。再好的脑子找不到票子的及时介入，企业也毫无任何发展前景可言。
与“脑子在苦苦寻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票子在远离脑子”。究其原因，一来资本是否愿意和技术结合，并不取决于技术的水平，而是取决于这个技术能否使资本增值。另外，在中关村高新技术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要准确鉴别，难度和成本相当大。持币观望的投资者只好放弃对技术本身的评判，转而对预期中的市场表现十分感兴趣。不能不说这是大量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坐冷板凳的原因了。中关村是以中小企业创业园地为旗帜的，创新的市场表现是新产品的不断出现，而凝结在新产品中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技术与资金——在目前的中关村却表现出如此的不协调，实在发人深思。
三、协会——是信息优势的延续还是政府角色的尴尬
信息优势，几乎每个到过中关村的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这里的信息交流被描述为“多元复杂无限式”。这其中有被各方经常提到的行业协会。既然搞市场经济搞国际接轨，当然不能不谈协会。中关村有大小协会十多家，除了像信息、医药这样按照行业划分而建立起来的行业协会以外，还有像“信用促进会”等一些服务性的协会组织。调查发现这些协会的作用微乎其微。政府办的协会，交流也都是政府层面上的。
倒是翠工饭店的新闻发布会、各大高校的MBA课的休息时间、免费赠送的各种报纸、商业周刊的经理论坛、星巴克咖啡厅的漫谈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信息平台。而“理论上”应该发挥重要信息平台作用的协会却令企业大失所望。思考这一怪现象的同时，是否应该旧话重提——在中关村的发展历程中，在中国市场机制不断得以完善的前沿阵地，如何重新审视政府主导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阶段性？
四、是中小企业的园地还是大中小企业共生
问题的关键不是企业的大小，这里想探讨的是，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企业是否还具有创新精神，是否还有研发活动。中关村每天有20～30家企业诞生，同时每天也要死亡十多家企业，请注意这十多家企业，几乎都是中小企业。大企业不容易死，国家也不会轻易让大企业死，死亡的中小企业是否由于其生存空间被大企业挤占而退出的问题在中关村尚存争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相当多的企业，当它们长大，小苗成为大树，研发活动没有了，它们还是待在有着“中小企业的摇篮”、“研发的基地”、“孵化器”等称号的中关村，而企业比任何时候都重视规范化管理，是市场而不是创新成了它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习惯拿中关村和硅谷相比，其实中关村应是硅谷和华盛顿的复合体。在中关村，对中小企业具有吸引力的是类似硅谷的创业环境；而对大企业具有吸引力的是它的政治中心地位，可以辐射国内外市场，占领市场开拓的高势能区域。技工贸总收入、利税总额、企业数量、外贸收入是衡量传统工业园区的指标，大企业对这些指标值的贡献不言而喻。而现时很重要的一个衡量科技园区创新水平的指标是“瞪羚企业数量”。说白了就是看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的数量。两类指标两个导向：是尽快加以引导、巩固和培育适合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创新机制；还是津津乐道所谓“特色”而听任大小企业杂居，靠自我组织、自我平衡的生态机制引导科技园区的未来不能不察。柳传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作为企业，我希望政府明确，到底是想从中关村要经济增长，要GDP？还是想要硅谷？还是说两者都想要？”
五、二人治理结构与公司永续发展
调查中发现的一个有趣而又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二人结构”被认为是创业企业最有效的治理结构。所谓“二人结构”是这样两个人：一个人是绝对权威，他掌握创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每一次转型，是企业无可争议的思考者和宏观决策者；另一个人是绝对忠诚可靠的执行者，是个管家婆型的守业者。问题是，这种在企业发展初期被证明十分有效的治理结构，随着企业慢慢长大以后，是否会依然有效？换言之，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治理结构是否就一定会有利于企业的永续发展呢？从企业成长壮大的内在需要看，将企业的命运维系于一两个关键人物身上，肯定不是理想的治理结构。那么，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结构才既有利于创新，又有利于企业的永续发展呢？
六、是科技优势还是半拉子政府的土壤
聚集了国内39所知名高等院校和213家科研机构的中关村，其人力资源与科研基础条件，是为企业创业提供“脑子”的大本营，是中关村一直被外界津津乐道的优势之一。在所谓中关村的第一次创业中，大量中小企业的创业者是来自科研机构和院校系所的科技人员。这些科研技术人员在下海经商之初，为创业企业提供脑子的同时，其本人往往还保留着科研机构和院校系所等半官方身份。其所在企业也顺理成章地享受着原单位提供的种种扶持性的“优惠政策”。这种“戴红帽子”企业在创建之初就注定了行政力量的介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半拉子政府型企业”。等到企业长大，进入规范经营阶段，“半拉子政府型企业”为公司治理结构的理顺留下了一大堆难题，成为制约着这类企业健康成长的主要障碍。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中关村仍有多家科技企业被理不清的产权所纠缠，追根溯源，部分企业当年为了避税、方便信贷、规避政治风险等目的，在创业初期主动申请领集体“红帽子”。企业一旦做大了，谁都想来抢产权，表面看企业是一个整体，实际上是“诸侯割据”；有的创始人不得不背叛原有的企业，通过新创办一个产权清晰的企业获得利益；还有的企业在半拉子政府干预下盲目扩张进而销声匿迹，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本应获得的更快更好的利润增长。
吴敬琏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关村要想成为中国的硅谷所具备的主要条件，还主要是一个高密集的、高素质的科研人员这个条件，而其他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应当警惕切莫让这个基础性优势条件，成为第二次创业中新兴企业陷入“半拉子政府”怪圈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