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为了抢占国际竞争力的制高点，各国各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不断完善和发展本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以图继续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航向。虽然各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都在努力营造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空间环境，实施各种产业和地方政策进行扶植，但是，世界高技术产业并没有突破区位的限制而遍地开花。相反，综观各个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更加明显，而且已形成了一个全球化浪潮下的高技术地方集聚成群的亮丽景象。如美国的高技术产业集群——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德州的奥斯汀，还有英国的剑桥，印度的班加罗尔和中国台湾的新竹等高技术集群。成功的高技术产业集群都深深地打上了区位的烙印。
实际上，综观各国各地区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高技术产业要求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和开拓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高技术产业的价值链，特别是在网络、交通和通信技术等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使得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二是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中，无论是高新技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必须植根于当地特殊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环境，从中汲取营养，不断增强企业和区域的国际竞争力。
那么如何增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该高技术企业集群成功地走向国际化，成为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是每个高技术企业集群能够长久立足于全球市场，可持续发展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
随着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产业活动的分离和整合在更大的空间上演，世界价值创造体系在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再构，区域经济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面对这一国际分工大转换的背景，系统地认知并应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可以帮助企业集群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从而使企业集群走向国际化，在全球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可帮助企业集群通过在价值链中的成功升级，占有较高的附加值环节，从而使企业集群在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同时，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得到可持续发展。
1.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众多国际商业研究者相继提出价值链理论。波特在分析公司行为和竞争优势的时候，把公司的整体经营活动分解为单独的、具体的活动，这些活动处于不同的生产环节，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因为每个活动都能创造价值，所以波特把这些活动称为价值创造活动。价值创造活动被分为基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相互联系，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即公司内的价值链。波特还提出，不仅公司内部存在价值链，一个公司价值链与其他经济单位的价值链也是相连的，任何公司的价值链都存在于一个由许多价值链组成的价值体系中，而且该体系中各价值行为之间的联系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大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同期学者Kogut在分析国家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能力的时候，认为：“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在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链条上，单个企业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或者企业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Kogut认为，整个价值链条的各个环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如何在空间上进行配置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而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竞争能力决定了企业应该在价值链条的该环节的哪个细分环节和技术层面上倾其所有，以确保其竞争优势。这一观点比波特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
20世纪90年代，Gereffi和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CC，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分析框架，将价值链的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直接联系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阶段。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形成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在一个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中，从而形成了全球商品链。并进一步提出了由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的全球商品链的二元驱动模式。生产者驱动，指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本地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商品链中，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市场网络来组织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外包和海外投资等产业前后向联系，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购买者驱动，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全球采购和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生产等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地区的工业化；在购买者驱动的全球商品链中，那些成熟的大型零售商和品牌商是链条的核心和动力之源。到2000年，Gereffi和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者同意使用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代替全球商品链这一术语。
同期，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了对价值链条的片段化和空间重组方面的研究。其中Freenstra清晰地将“全球贸易一体化”和“生产的垂直分离”在全球经济中有机地联系起来。他提出，随着贸易的发展，“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使得发达国家仅保留一些核心的生产和服务业务，而将非核心的生产和服务分离出去，通过全球采购的办法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融入全球价值链条中的机会。只不过，这种融入一般都是从介入全球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环节的低端道路开始的。
目前，对全球价值链问题进行较广泛研究的机构，英国Sussex大学的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概念设计到使用直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组成价值链的各种活动可以包含在一个企业之内，也可分散于各个企业之间；可以聚集于某个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也可散布于全球各地。随着研究的发展，目前价值链理论已从描述性的、启发式的概念转化为分析性的研究工具，其核心要素包括进入壁垒与动态租（dynamic rents）、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和系统效率（system efficiency）。
2.全球价值链条的二元驱动力
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关于动力的研究，基本延续了Gereffi等人在全球商品链研究中给出的全球商品链运行的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模式，认为全球价值链条的驱动力基本来自于生产者和采购者两方面。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生产者是核心部门，它一方面向国内外的分销商提供商品；另一方面与本地或国外的配套企业、分包商合作，完成采购或生产，呈明显的上下游关联。在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国际贸易公司和国外购买者是中间客户，起到中介的作用，将本地的生产企业同国外的经销商联系起来，构成一条基于国际贸易的价值链。两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区别。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不同，导致其动力根源不同，不同的动力根源决定了该价值链的核心能力不同。不同驱动力的价值链，分布的产业也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一国要发展一个产业时，要先根据该产业价值链的驱动力去确定该产业价值链的核心能力，然后积极发展这种核心能力，才能使该国在该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具有竞争优势，并处于高端的高附加值地位。具体地说，在参与全球竞争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如果该产业参与的是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条，那么以增强核心技术能力为中心的策略就是合乎全球竞争规则的正确路径；那些参与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就更应强调设计和市场营销环节，来获取范围经济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例如，如果我国要发展计算机产业，首先需要确定该产业为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其动力根源为产业资本，该种价值链的核心能力为“研究与发展生产能力”。所以，我国应该大力发展“中央存储器”和“操作系统”这些核心技术，才能使我国在全球计算机产业价值链中具有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处于高附加值地位。
3.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Gereffi定义价值链治理为价值链中权利拥有者或某些机制协调和组织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当价值链上一些企业根据其他主体（即价值链中权利拥有者）设定的参数（标准、规则）进行生产工作时，治理问题就产生了。这些参数包括生产什么（产品定义）、如何生产（即生产过程定义，含技术、质量、劳动和环境标准等要素）、何时生产、生产多少以及价格五类基本参数。因此，治理指通过非市场机制来协调价值链上活动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制度机制。全球价值链治理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发展中国家了解市场进入途径、迅速获得生产能力、理解价值链上的收益分配、得到发达国家购买商的技术援助以及找到制定政策和创新的支点等方面的问题。
根据全球价值链中行为主体之间的协调能力的高低，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归纳为5种，分别是市场（market）、模块型（modular value 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 value chains）、领导型（captive value chains）和科层制（hierarchy）。
在这五种模式中，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和有效的一种模式。市场上各个经济行为主体通过货币买卖各种商品和服务，其运行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科层制则以企业制为典型，其运行的核心就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控制。市场和科层制分别处于价值链中行为体之间协调能力的最低和最高端。而介于市场和科层制之间的三种治理模式则都属于网络这种经济组织模式。
五种治理模式中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同属于网络这种经济组织模式，是由于全球化进程中深刻的经济组织变化，对网络模式的进一步细分的结果。波特认为，“从广义来讲产业集群是介于市场和科层制之间的一种网络式经济组织模式”。
模块型治理模式中，厂商虽然会根据客户或简或繁的要求来提供产品和服务，不过厂商可以依托自身的加工技术和限制投资专用性的非特殊器具来为客户提供关键性产品和服务。该模式中，交易过程中所需的监督和控制程度都很低。该种治理模式所对应的产业组织模式以中型企业为主，这些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很强，对市场各种物品和服务的众多要求能够很好地满足。特别是在市场所提供的信息极其复杂和模糊的情况下，即有很大弹性空间的时候，该种经济组织模式也能够很好地应对。该种经济组织模式对应的是全球价值链中的段，而不是点。该种治理模式下由于厂商的市场适应能力很强，而且投资的专用性程度不是很强，因此，其不但有着很强的空间转移能力而且具有很强的抵制产业空间转移诱因的能力。
关系型治理模式中，厂商一般都是通过声誉而相互聚集在一起，其一般都会表现出很强的社会同构性、空间临近性、家族和种族性等特性。该种治理模式最常见于第三意大利那样的产业区中。该种治理模式所对应的产业组织模式是以小型企业为主的经济集聚体，其对应的是全球价值链条中的一个点。各个经济行为主体都很小，只有依靠相互的扶持、信任和声誉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由于规模小，其对市场需求的识别能力就比较弱，不过建立在弹性分工体系上的厂商供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只不过这种相互强化的供应能力一般局限于特定地域空间，例如，大家经常探讨的新产业区。关系型模式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一般是以空间集聚为前提的，因而其空间转移能力就很弱，这也是为什么产业集群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中小企业集群的根本原因所在。
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众多中小厂商特别是小型厂商主要依附于几个大型厂商。由于改变这种依附关系要付出很高的变更成本，因而中小厂商在这种模式中是被大型厂商所领导的。该种模式中大型厂商一般会对中小型厂商具有很强的监督和控制力。该种治理模式所对应的产业组织模式是大企业主导型，以几个大型主导企业周围围绕一批中小型配套或协力企业为主要特征。该模式中之所以供应能力比较低主要是因为协力企业的配套能力不足，它们大量需要来自“领导”企业的技术、加工工艺等诸多方面的指导和监督，在与主导企业互动过程中，其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这种模式以日本战后建立起来的汽车生产体系为典型。领导型治理模式由于领导企业和其协力厂商市场适应能力、空间转移能力严重不均衡，这就使得领导企业全球配置其资源的时候，大多数协力企业就会面对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即其只有跟进转移才能生存，而其又基本没有空间转移能力（这一过程一般以市场模式的终结为前提）。
4.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
（1）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附加价值。
全球价值链侧重的是各个功能环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最终会体现在各个功能环节所在地方企业集群之间的关系。价值链诸多功能环节散落在全球各地，各自集聚成群，由此形成了一个按附加价值尺度衡量具有典型等级特征的空间等级体系。
那么，按照什么规则能在全球价值链生产链条如此众多的功能环节中划分出核心与非核心（关键与非关键，或高附加值与低附加值）环节呢？宏基电脑创办人施振荣先生提出的微笑曲线和Gereffi等人提出的全球商品链的生产者和购买者二元动力机制说都给出了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
微笑曲线说明了企业（集群）在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功能环节）与获得的相应附加价值之间的关系。它起初被用于说明电脑行业不同环节与所实现的附加价值之间的关系，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一个产业在兴起之初，其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环节是在某些企业内部进行的，因而拥有相同的利润率。随着技术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厂商参与到产业竞争中来，各企业根据自身的实力和特点一般选择从事该产业价值链的一个或几个环节，竞争使得产业价值链各环节附加价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进入障碍不同，附加价值的减少也就不一样。这样，就形成了产业价值链各环节与附加价值之间的“U”形关系，即微笑曲线。一般而言，加工制造环节位于曲线的底端，利润最薄弱，由加工制造环节向两边移动，左边的专利权、材料、设计和研发，右边的销售、传播、网络和品牌等环节实现的附加价值都要比制造环节多。而且与加工制造环节的距离越远，各环节实现的附加价值就越多。
生产者和购买者二元驱动模式，则是由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大部分价值的增值部分流向了生产领域，由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大部分价值的增值部分流向了市场销售和品牌化等流通领域。即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条的核心（关键）和高附加值环节为能够带来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产品不断更新的技术研究与发展环节以及能够带来基础设施等硬件的建设完善等方面的环节。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条的核心（关键）和高附加值环节为能够拓展销售渠道获得范围经济的市场营销环节、售后服务环节和品牌运作环节。
微笑曲线与全球价值链的二元驱动力的解释并不矛盾。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价值增值份额都偏向于生产环节；从生产环节向流通环节转换过程中，价值增值率是边际递减的。在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价值增值份额都偏向于流通环节；从生产环节向流通环节转换过程中，价值增值率是边际递增的。因此，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从生产环节向流通环节转换过程中所形成的递减的附加价值形成了微笑曲线的左半部分；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从生产环节向流通环节转换过程中所形成的递增的附加价值形成了微笑曲线的右半部分。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与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不同环节所产生的附加价值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微笑曲线。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许多产业链条同时具备了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用微笑曲线可以更好地解释该种全球价值链不同功能环节与附加价值之间的关系。
（2）提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办法。
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功能环节直接决定了其在该产业获得的附加价值，因此要想改变在价值链中的被动局面，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产业集群必须进行升级。Humphery和Schmitz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四种方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价值链条升级（chain upgrading），各升级方式的升级办法。
对于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条升级4种产业升级的方式，众多研究表明其内部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普遍认为产业升级一般都依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价值链条升级这一规律。此外，产业升级过程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随着产业升级不断深化，附加价值不断提高，经济活动非实体性或产业空性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二、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企业集群在我国主要指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和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集聚体，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科层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
按照魏守华和石碧华的分析框架，企业集群具有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主要由垂直和水平联系的企业间合作与竞争形成）和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由支撑机构和企业群间相互作用形成）所形成的竞争优势。
1.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
企业群通过地理集中和产业组织优化，通过群体协同效应获得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具体表现为：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市场竞争优势4个要素。
（1）生产成本优势。企业集群内部的企业通过共同使用公共设施、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并利用地理接近性而节省相互间物质和信息流的运移费用，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同行业的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合资、合作或建立联盟等方式共同进行生产、销售等价值活动，也会使平均成本明显降低。
在企业集群内部，大量专业化企业集聚在一地，使区域实现了规模生产，相应地，企业集群创造了一个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同时随着技术发展和需求变化，后福特制（PostFordism）生产方式的盛行，工艺过程日益高度专业化，这不仅为专业化生产商提供了很大的生存机会，还使它们实现规模生产，二者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提高企业集群整体生产效率，降低成本。通过专业化分工，不仅满足了市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而且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通过建立网络关系进行交易，利用空间接近大大降低了每次交易的费用。同时共同的产业文化和价值观，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以合作与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使双方容易达成交易并履行合约。还节省了企业搜索市场信息的时间和费用，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这种网络结构形成外部范围经济，克服了单个大企业等级制组织的弊病。
集群的区域性易形成供给充足的劳动力市场，单个企业在长期雇用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同时，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的需要，及时调整工人的数量，减少工资成本和工人劳动保障方面的费用；而且，劳动力在区域内企业间自由流动，企业内部劳动力变换率也高，劳动力快速流动对其自身素质要求加大，也促进了信息、思想的扩散和传播。所以，集群内劳动力工资和培训成本降低，在数量和质量上真正实现有效供给，并为集群内部新企业的衍生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2）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集群中同类企业同居一地，同行业相互比较，有了价格、质量和产品差异化程度评价标尺，为企业带来了竞争的压力。绩效好的企业能够从中获得成功的荣誉，而绩效差的或者平庸的企业会因此感受到压力，激励和压力并存。竞争不仅仅通过降低生产成本、通过价格战来维持或扩大市场份额，而且还表现在产品的质量和产品的差异化上，只有建立在质量基础上的产品差异化，才能满足集群内有经验、“挑剔”顾客们的要求。
正是由于集群内部的产业环境，使集群内的企业更能适应市场环境及变化，利用产品差异化与市场占有率之间的交互反馈机制，形成市场势力。一方面，已经形成产品差别化的企业具有较大的市场竞争优势，可以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具有较大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规模经济实力，通过研究开发、购买专利、广告宣传、售后服务等进一步扩大产品差异化，形成市场占有率和差异化之间的良性循环。因而集群内的企业通过内在竞争压力，获得了单个游离企业难以拥有的产品（服务）质量、产品差别化和建立在质量基础上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往往能获得比产业集中度更高的利润集中度。
（3）区域营销优势。企业通过集聚，集中广告宣传的力度，利用群体效应，可以有效地形成“区位品牌”。建立企业集群的“区位品牌”，在广告宣传上，调动了企业投入的积极性，改变了单个大企业因广告费用过大，不愿过分投入，而中小企业又没有实力开展广告宣传的状况，消除了经济外部性，使每个企业都受益。同时“区位品牌”与单个企业品牌相比，更形象、直接，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更具有广泛的、持续的品牌效应。而且相对于企业集群，单个企业的生命周期是相对短暂的，品牌效应难以持续，集群中的企业遵循优胜劣汰竞争规律，只要不是由于技术或自然资源等外部原因使集群衰退或转轨，区位品牌效应更易持久，因此“区位品牌”对集群内企业是一种很珍贵的无形资产。集群形成“区位品牌”后，可以利用这个巨大的品牌价值，不仅通过批发商零售，而且以专卖的形式垄断销售，获取纵向一体化利润。
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企业集群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改善传统营销方式存在的弊端，使买方全面地得到企业集群的信息，使集群内的小企业也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国际竞争中，与国际购买商有直接沟通的机会，在集群内部各企业中取得协同效应，营造市场优势。
（4）市场竞争优势。对于高科技产业中的企业集群如美国的硅谷、中国台湾的新竹等不仅通过创建新产业和推出新产品获取来源于技术上的超额垄断利润，而且通过群体效应形成共同的技术标准，进一步扩大垄断优势。如在精密仪器、信息等新兴产业中，采纳一种技术标准的企业数量及市场份额往往决定了这种技术标准的公认性，不同的技术标准为市场份额进行竞争。而企业集群就有着独特的优势，利用地理接近性、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技术标准在集群内容易被认同，采纳的企业越多，集群的外部效应就越大，卖出采用某一技术标准的硬件设备越多，那么需要编写更多的软件来支持这种设备，又增加了该设备的需求量，形成循环累积效应。
企业集群具有非凡的议价能力。作为买方，集群内主导产业一般都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可以实现大批量购买，特别在原材料的供应方面，甚至能够对原材料的质量标准、规格、型号等做统一的要求；同时集群内也有部分配套的供应商，对群外供应商构成替代威胁，增强了讨价还价能力；此外在群内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帮助下，以及企业对市场需求状况的分析上形成较完备的信息，进一步增加了议价能力。作为供方，集群内的企业集中化程度比它们的销售对象高，在向较为分散的买主销售产品时，往往能够在价格、质量和交货期上施加相当的影响；当集群成为某产业的主要生产者时，由于缺乏替代产品竞争，也助长了集群企业的议价能力。
2.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
（1）理论概说。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区域发展原则，从原来基于资源赋予形成的比较优势，发展到现在基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动态竞争优势。“为更有效地利用投入要素，需要持续地创新。”（波特，1998）而持续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依靠本地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支撑机构间集聚形成“区域创新系统”，即指形成一个由完善、发达的供应商，有经验、挑剔的客户群，垂直、水平联系的众多企业和各个支撑机构之间共同作用，形成知识和技术创新及有效的扩散系统。它包括企业间在创新中的合作；支撑机构如大学、研究所、职业培训单位、R＆D机构、技术中介、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等支持知识和技术在集群中的创造和扩散。企业通过地理接近性和业务紧密联系，加速知识和技术的创造和扩散，并在技术创造和扩散机构形成区域创新基础结构系统的支持下，对区域主导性产业创新发挥积极作用。
集群的创新能力还取决根植于不同制度系统中的学习轨迹，学习被视为有“黏性”的，因为一些重要类型的知识通常具有非正式、隐含的特性，而且有效使用正式、编码化的知识需要一些隐含、难以编码化的知识。这种知识不能和个人、社会及地域背景轻易地分开，而且难以编码化、难以通过正式的信息渠道传播。尽管信息、知识全球范围内移动日益加快，但一些重要的知识却具有明显的空间根植性。而企业集群提供了知识、技术创新和扩散的“摇篮”和途径。
（2）区域系统的创新机制。集群创新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前者指集群和外部联系（物质、信息和知识与技术流）、集群外部的产业环境；后者即内部创新机制指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支撑机构间如何形成互动网络，共同创新。
企业与企业间形成网络，促进创新。企业和其上下游的供应商、客商、代理商甚至竞争对手在生产、销售、产品开发、售后服务等进行合作与交流，虽然出发点是纯经济联系，但通过合作，共同解决技术难题、研制新产品、创建“区位品牌”，这不是一个总和为“0”的博弈，而是使所有参与者都获利的行为。
政府部门对集群创新起引导作用：一方面，通过改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来营造企业发展和创新的硬环境；另一方面，致力于营造一种适合创新主体发展的氛围和软环境，即包括正确引导集群发展的法律法规、产权保护、金融、财政等政策、劳动力供给、可持续发展等公共政策。
利用大学、研究所等和企业经常交流，形成产学研的密切合作网络，快速将科技信息和知识转化为新产品，同时通过企业反馈和请求，解决企业在产品或工业创新中的难题。
金融部门不仅促进新企业的诞生和企业的发育与成长，而且支持本地企业与大学等进行科研结合，加速区域新思想、新技术或新产品的产出，加速区域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加和流转。
中介机构如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创业服务中心（企业孵化器）等，在政府优惠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形成非营利组织，为区域提供市场竞争力较强、发展迅速的企业，促进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行业协会联系企业技术、管理人员，举行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不仅加强编码化知识和技术间的交流、扩散，而且为区域集群内的隐含性、非编码化知识传递和扩散提供条件。
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可以分别用直接经济要素和非直接经济要素来诠释，但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如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制度、技术和市场创新等会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差异化程度以及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企业集群经济效率的提高又有利于其“硬、软”条件、制度环境、产业文化、知识与技术发展等进一步改善，引导集群形成更强大的区域创新体系。
三、企业集群的国际化路径
1.企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
企业集群与单个企业相比具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这也是企业集群相对于单个企业更易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原因。企业集群的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还会给整个区域带来巨大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企业集群如何成功发展的问题，企业集群国际化路径的探讨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更有实践意义。
实践表明全球价值链中各个价值环节在形式上虽然可以看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过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一完整连续的价值链条实际上是被一段段分开的（片段化），在空间上一般离散性地分布各地。Arndt和Kierzkowski的研究表明，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片段化导致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格局，但是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片段都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而不是天女散花似的散落一地，毫无头绪可言。换句话说，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分布特征就是“大区域离散，小地域集聚”。正是各个价值环节的地理集聚特征性使得很多地方产业集群就成了全球价值链条中的一个从属部分。而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分布呈“小地域集聚”特征的原因是由于企业集群与企业相比更具有竞争优势。
正是各个价值环节的地理集聚特征性使得很多地方产业集群就成了全球价值链条中的一个从属部分。由此也说明了为什么成熟的地方产业集群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系统，而且外部联系对地方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发展也是十分关键的。
此外，“从广义来讲产业集群是介于市场和科层制之间的一种网络式经济组织模式”（波特，2003）。这与前面所论述的全球价值链条三种网络治理模式又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地方产业集群一般都是全球价值链条在空间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地方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够成为竞争力角逐优胜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各种治理模式交错发展的结果。到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波特会说：“运作良好的产业集群，是迈向发达经济体的根本阶段。”（2003）地方产业集群一般是全球价值链片段化的结果，那么其最终的发展轨迹或提升路径也应该是沿着全球价值链一步步来完成。当然，有必要强调一点，就是地方产业集群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虽然有自我不断强化的效果，但这一过程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一条直线，而需要各个经济行为体的共同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
2.企业集群的国际化路径
全球价值链理论暗示出，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企业集群国际化的标志性步骤。芬兰学者Lawrence S。Welch和Reijo K。Loustatinen等认为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由国内企业发展成跨国公司的过程，包括内向国际化经营和外向国际化经营。外向国际化经营的形式主要指直接或间接出口、技术转让、国外各种合同安排、国外合资合营、海外子公司和分公司；内向国际化经营的主要内容包括进口、购买技术专利、“三来一补”、国内合资合营、成为外国公司的国内子公司或分公司。
将全球价值链理论与Lawrence S。Welch等人的企业国际化理论相结合，可以认为，企业集群的国际化途径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企业集群的外向国际化，即企业集群“走出去”，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片段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企业集群的内向国际化，也叫集群的“引进来”策略，即一个企业集群如何吸引国外的企业，使国外企业在集群内落户，从而带动该企业集群成功嵌入全球的价值链的过程。无论是企业集群的外向国际化还是内向国际化，其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
企业集群若想成功地嵌入全球价值链，首先要提高集群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企业集群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可以通过以下办法实现：通过企业集群内部的合作与竞争机制提升集群的竞争力；通过整合集群内部的创新资源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提高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扶持集群内龙头企业迅速成长，带动其他企业与龙头企业协作配套，提高竞争力；加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为集群内部企业提供会计、金融和法律等方面的高智力服务；提高政府机构工作效率，为企业集群创造良好发展空间和积极政策支持；增强集群内部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意识，自觉搞好上下游配套经营，提高集群的产业集中度；加强集群内企业的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其质量意识、品牌意识和诚信意识；加强集群所在地域公共产品的建设，便于企业利用好各种资源，实现规模效益递增；推动企业间的学习与交流；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条件等。
当企业集群具备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后，企业集群就具备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前提条件。这时，集群应积极创造各种机会，例如搭建全球电子商务平台，在该全球价值链主导生产区域建立宣传联络站等营销办法，使自己抓住各种机会，通过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的办法，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
在企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集群采用的嵌入价值链的办法也应有所差异。由于“从广义来讲产业集群是介于市场和科层制之间的一种网络式经济组织模式”（波特，2003），而网络式经济组织模式由于全球化进程中深刻的经济组织变化进一步细分，形成了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这三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即三种不同类型的集群治理模式，那么，由于不同治理模式的特点，不同类型的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办法也将有所不同。模块型集群应通过依托自身的加工技术和限制投资专用性的非特殊器具为客户提供关键性产品和服务进入全球价值链；关系型集群应着重建立集群内部的弹性分工体系，以其强大的厂商供应能力作为其国际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领导型集群内部中小厂商应做好对集群内大型主导企业配套或协力工作，使主导大型企业尽快嵌入全球价值链，从而带动整个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在企业集群内部，这三种治理模式又可以交错并存，因此，企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办法在同一集群内部可以同时使用，使企业集群与单个企业相比，更易嵌入全球价值链。
当企业集群成功的嵌入全球价值链后，企业集群要考虑如何在价值链中成功升级，使企业集群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地位，从而获得高附加值。微笑曲线与全球价值链的二元驱动力学说说明了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为微笑曲线的左右两端部分。达到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环节，方可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获得在国际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这可以通过四种升级方式达到目的，即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条升级。企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路径可直观地表现为从OEA和OEM到ODM再到OBM的过程。先通过OEA和OEM引进技术，再通过ODM对技术进行消化和吸收、模仿，再到OBM自主创新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