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广场上人们正在为诗歌内容而感动的时候，有一位不知名的年纪约30岁左右的工人民兵，挤到了戴眼镜青年的身边说：“我是工人民兵”，然后他指着东南角的小楼说：“那是联合指挥部，花圈和人他们都知道。”
说完他又挤到人群中去了。
戴眼镜的青年听他说完，就拿起半导体话筒开始讲起来：
“大家看那座小楼，那是联合指挥部，昨天夜里收花圈、抓人都是他们指挥的，现在我们去同他们交涉，要回花圈和人！”
说完，他和旁边几个青年一起走下了台阶，群众也都纷纷从台阶上涌下来。在台阶下，他们十人一排，唱起了《国际歌》，人们手挽着手，横穿天安门广场，向小灰楼的方向走去。
小灰楼是一座用灰砖砌起来的三层尖顶建筑，坐落于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由于窗户和门都是用大红色油漆的，远远看去，整幢楼都显得发红，因此，也有人把它称作红小楼。
清明节前，它是天安门广场上警卫部队的营房。
两天前，这里被临时改成由部队、警察、民兵组成的“联合指挥部”。
小楼的东侧是历史博物馆，用砖墙相连，西侧是邮局。后面有一个小院，前边，有一块不大的空地，空地的西边，栽着几棵大柳树，东边是一排整齐的松树。在中间的空地上，停放着两辆“上海”牌小轿车，一辆浅灰色，一辆淡绿色。
靠历史博物馆那边，还停放了两辆吉普车，一辆是北京二一二，一辆是天津吉普车。当群众冲到小楼前的时候，沿着小楼的墙边，已经人挨人地站满了两排工人民兵和一排解放军战士。
为了防备群众冲进指挥部，“联合指挥部”调来了一个营的卫戍部队，又由公安局、民兵指挥部调来民兵200人，在小楼前建起了警戒线。
广场上的群众来到小楼前后，又喊起了口号声：
“还我花圈！”
“还我战友！”
这时，有人带头喊出了一句新的口号：“给人民以悼念周总理的权利！”
这是争取人民应有权利的呼声。它立刻和前面的口号联到了一起，成为人们斗争的重要内容。
然而，小楼里没有任何动静，像死一般地沉寂，没有人作任何的回答。
见到这种情况，有的群众爬到了树上，有的人爬到了汽车上观看。
站在前排的群众就对工人民兵和警卫战士说：“把你们的领导叫出来。”
但是，他们却回答说：“这里没有什么领导，也没有花圈。”
群众一听，又气愤了，很多人大声喊叫起来：“冲进去！冲进去！”
队伍一下乱了，人们开始向里挤，一些人一边挤还一边对工人民兵说：“你们也都是工人，我们是来找你们头头的，没你们的事，快走吧！”
当时奉命带领200名工人民兵前来值勤的，是宣武分局治安科的科长和宣武区武装部的一个副政委。
他们不愿意站到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上，立即下令把全部民兵撤走。
这样，堵在门口的就剩战士了。
门很小，只能容纳两个人并排通过，几十个战士死死地挤在门口，群众并不是那么容易把他们挤开的。
过了一会，有人便开始宣读告士兵书了：
“你们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们的粮食是农民生产的，你们的枪是工人制造的，你们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一个留着小平头的青年这时也用喇叭向大家说：
“大家不要挤，我们是经过革命锻炼的人民，是有组织纪律性的，现在宣布无产阶级纪律：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第三，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和捣乱。”
接着，他又说：“我们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不是闹事来了，我们是要花圈、要战友、要悼念周总理的权利来了。”
他的话立刻得到了群众的响应，人们不再乱了。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唱起了《国际歌》。
这时，有人建议派代表进楼去谈判。
这一提议马上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同意。
在选代表时，很多人都挤过来，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我当代表。”
最后，确定四个人当代表进楼谈判，同时又选了一个人当联络员，隔几分钟出来一次，向群众报告谈判情况。最后又限定了时间为十分钟。如果他们没出来，那就是被抓了，由“小平头”和戴眼镜的青年组织群众冲进去营救。
做好安排后，代表们就走到了部队的前面向堵门的战士交涉说：
“让我们的代表进去和你们的领导谈判。”
可是奉命堵门的战士不敢答应。
“小平头”看到往里硬挤很困难，就对大家说：“咱们大家喊一二三，把他们往外拉！”
果然，没过一会儿就拉出来三四个战士。
门口松动了，一扇玻璃门也被挤掉了。
有些群众挤上了门前的小台阶，跟着群众冲进了一楼。
但是，通往二楼的楼梯口又被战士挤住了，代表们上不去。
这时，群众中有人说：“干脆把代表们抬起来，从他们头顶上过去。”
群众按着这个办法，把代表们一个个都抬了起来举到了战士们的头上。
一个代表就向一个战士说：“你们的领导呢？”
正在这时，走出来一个40多岁模样的军人。他的左臂佩戴着一个值勤的红袖章，自称是连长，是这儿的领导，让代表们有什么话和他说。
当代表们向他提出归还花圈和放回被抓去的人以后，他回答说：“我这里没有什么花圈，也没有抓人。”
代表们又问他，昨天晚上收花圈和抓人的情况他知道不知道。他回答：“不知道。”代表们又让他上二楼的凉台上去回答群众的问题，他却说：“凉台上的门是锁着的，开不开。”
代表们说：“人民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有人破坏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决不是无事生非，是没有办法被逼到了这种地步。”
这个人听了这些话，并不正面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劲地重复说：“我们也不了解情况。”
这时，站在这个军人旁边的一个穿便衣的人说：“你们是代表，希望你们把群众劝回去，这样国际影响不好。”
代表们听了这话以后，当场进行反驳他说：
“你不能把责任推到群众身上，就是有影响也不是群众造成的。”
说完又提出了三条要求：“一、归还全部花圈；二、释放所有因保护花圈、送花圈而被捕的群众；三、严惩昨晚毁坏花圈、抓走群众的策划者，并且要保障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权利。”
这个军人听了之后，声称，他做不了主，要向上级汇报。
实际上，这时联合指挥部的几个头头正在三楼上，对于二楼的情况，他们知道得清清楚楚。群众代表一进楼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商量过和代表谈不谈，首都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头说：“谈什么呀，我们代表谁呀。”于是就打电话请示，回答说：“不能和他们谈判，一谈，就等于承认他们是合法的了。”所以，这伙人躲在三楼上，根本不和代表见面。
就在谈判代表进楼后不久，历史博物馆跑出了100多名战士，由一个40多岁的军官领队，直往人群冲来。
他们要干什么，人们一看就知道。最先发现他们的是当时爬在树上的一个工人，他立刻向“小平头”喊道：“解放军冲过来了。”
“小平头”立刻拿起喇叭喊起来：“后面的群众把他们堵回去！”
几个正站在吉普车上的青年马上跳下来挡住他们的去路。
一个青年领头振臂高呼：
“解放军和人民心连心！”
“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
领头的军官立即停住了脚步，接着，四人一排的队伍都整齐地停了下来。有的战士憨厚的脸上露出同情而又为难的表情，有的眼眶里闪着晶莹的泪花。
他们不愿意镇压人民，结果都退回去了。
正在这时，树上的“观察哨”又喊了起来：
“那边警察又来了！”
只见200多名警察排成两列，突然从南面邮局那边拐了出来，一路横冲直撞。
正在台阶上的“小平头”，立刻拿起话筒说：“同志们，大家把警察挡回去！”
人们立刻行动起来。在群众的斗争下，警察很快也退走了。
十分钟已经过去了。“小平头”没有戴表，很多戴表的群众在广场发生那么多事情的时候，也是顾不上看表了。反正，人们觉得代表们进楼谈判的时间快要到了，于是有人把时间长度随便定在一个点上，并且告诉“小平头”：“还有两分钟！”
“小平头”拿起喇叭向群众喊道：“还有两分钟……还有一分钟，冲啊！”
“小平头”带头向前冲去，后边的群众也一下子涌进了小楼的前厅。恰恰在这个时候，四名代表从楼上下来。
谈判的结果自然使群众失望，但这也是很多群众预料中的。
首先这根本不是什么谈判，而那位军人的最后几句话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毫无补益的，只能使群众更加愤怒。
一个代表在离开小楼的时候，对那个军人说：“我们只有把实际情况告诉群众，群众要怎么办，那就只能怎么办！”
他说的这句话并不是威胁，只不过是说实在话而已，算是一个坦率的忠告。因为稍微知道一点当时群众情绪的人，都会这样认为的。
但即使这样，那个军人的回答仍然是一副毫无表情的脸和一张紧闭的嘴唇。
群众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又一次被激怒了。
人们觉得是自己的感情受到了无法容忍的愚弄，觉得跟这些奉命来的解放军对话解决不了问题。很多群众又呼拉一下冲进了小楼，自己去找花圈。在小楼东边的仓库里，群众找到了六七个花圈，接着，又有人从小楼的院里找到了七八个花圈。
尽管这些花圈只不过是被“四人帮”收走的千千万万个花圈中极少的一部分，但是此时，它们在小楼里被群众找到，这就是群众斗争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四人帮”的阴谋和破坏
从4月初开始，“四人帮”一伙对人民群众在天安门纪念碑前纪念周总理的活动，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那几天，王洪文多次深更半夜从人民大会堂坐着小车到广场窥测动静。
4月4日下午，他又突然窜到人民大会堂，爬上平台，睁大那双恶狼般的眼睛，窥视天安门广场。
当天晚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又一起来到大会堂，策划收花圈。
那天，江青的情绪特别烦躁，她板着铁青的面孔把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头头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北京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你们就不管，也管不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人，该抓的抓，该判的判！”
王洪文马上附和说：
“对首犯要判重刑。”
说着，他转身对身边的服务员说：“人家打上门来了，你们怕不怕，我告诉你们，没关系，中央会采取措施的。”
他那几天像得了恐惧症一样，一会问这个“你怕不怕？”一会又问那个“你怕不怕？”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服务员心里想：我们没有做亏心事，心里没有鬼，有什么可怕的？搞阴谋诡计的人才心神不定呢！
这天深夜，王洪文又坐着小汽车，到广场兜了几圈，然后偷偷溜进了历史博物馆西南角上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他亲自坐镇，调集了200多辆大卡车和好几千民兵、警察，残酷地殴打并无理拘捕守护花圈的群众，一夜之间，把广大人民群众精心制作的成千上万个花圈洗劫一空。
4月5日清早，人们发现纪念碑前的花圈横遭洗劫，再也按不住心中的怒火了。
这时，一个家伙又故意寻衅，公开跳出来攻击周总理，于是，人们抓住他的衣领，要揍这个家伙，一直追到大会堂的东门台阶上。愤怒的群众就在大会堂前高呼：“誓死捍卫周总理！”“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当时，大会堂前，人山人海，叹声加雪，悲歌震天。
不出所料，“四人帮”一伙下令把大会堂的四门紧闭，还准备了大量捆绑、殴打群众的绳索和棍棒，运来了大批武器弹药，调集了成千战士，埋伏在大会堂里，随时准备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血腥镇压。
4月5日下午三点半左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再次窜到人民大会堂东面对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厅室。
这四人个家伙一个个脸色阴森。
姚文元那几天没有睡个安稳觉，脸浮肿着，眼里充满血丝，胡子拉茬。
说来也巧，聚集在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和历史博物馆前的群众，好像知道“四人帮”就在对面的大会堂窥视似的，偏偏要在他们面前示威。
“四人帮”刚到大会堂不久，愤怒的群众接二连三地把汽车点着了。顿时，广场东南角浓烟滚滚，烈火熊熊。
姚文元露出门牙，连声狂叫：“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呵，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张春桥提高嗓门说道：“这是匈牙利事件的再现！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对付这些闹事的暴徒，在广场不能轻易开枪，可以用水龙头冲他们嘛！”
江青接着说：“也可以用大棒子打嘛！”“四人帮”的一个同伙也凶狠地说：“我手里有枪，枪上有刺刀，刺刀是不吃素的！”
有人指着一辆已点燃的汽车说：“看，又点着了一辆。”
王洪文心烦意乱地说：“怕什么呀，这样可以变成好事嘛！”
江青则歇斯底里地说：“你们赶快分头布置，要立即采取行动。”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窗前，拿着望远镜向广场又看了一会儿。
当王洪文发现广场上停了不少挂着部队车牌的北京吉普车，立即指使人说：“都是哪些部队的车？快给我下去把车牌子记下来，以后好查！”
下午4点左右，他们开始分头布置行动。王洪文负责指挥行动部队、警察和民兵；姚文元负责那篇广播讲话稿和播放录音；张春桥是总指挥。
约莫5点半钟，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起火了。此时，镇压群众的队伍还没有调集到，广播讲话也还没有播放，急得这几个家伙像热锅上的蚂蚁。
张春桥低着头，背着手，边走边念叨：“这样怎么行！要是打起仗来，怎么办？”
王洪文和姚文元一遍又一遍地抓起电话紧催：“快调集队伍。”
“快播放讲话。”
6点半钟左右，那篇广播讲话才开始播放。开始他们打算用天安门城楼下的播音室，怕被广场的群众发现，给砸了，临时又改用安装在大会堂的广播设备。
三个多小时后，镇压群众的队伍开始在广场上蠕动着。当拿着木棍、铁棒的队伍把整个广场都包围了之后，张春桥如释重负地说：“好了，没有事了，我们可以放心地走了。”
姚文元仍有些不放心，他从二楼的一个厅跑到一楼东门，隔着大玻璃看外边的动静。
看了一会儿后，又壮了壮胆子，对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说：
“走，咱们勇敢一点，到大门外头去看看。”
在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为他要到广场上去看看呢，谁知他刚迈出大门两步，就不敢再往前走了。
9点钟，一场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开始了。
打手们手拿大棒、铁棍，凶恶地殴打手无寸铁的群众。顿时，广场的斥责声、惨叫声、怒吼声响成一片。
夜深了，四周静静的，只有瑟瑟的风声，像是人们在悲愤地哭泣。
4月7日一大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他们打电话给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要他带几个人到大会堂来炮制那篇臭名昭著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
姚文元同他们一见面，就眉飞色舞地对那个像大虾似地躬着腰的心腹说：“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一篇公开报道。”
他还特意把这伙黑笔杆带到一个大厅里，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见面，为他们邀功请赏。
姚文元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江青快步迎上去，怪声怪气地说：“啊！我们的‘土记者’，我们的英雄来了，欢迎呐！欢迎！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她煞有介事地对在场的人说：“你们不晓得吧？好多情况都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呀！”回头又问那几个人：“你们挨打了没有呀？”
王洪文说：“你们有功劳呀！”他还大声嚷道：“咱们要庆功，要喝庆功酒！”
他吩咐服务员赶快准备上好酒菜、新鲜水果。
江青一连声叫嚷：“今天是庆功酒，每个人都要喝，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要给他们酒喝！”
酒足饭饱之后，王、张、江、姚就一起炮制这篇欺世盗名的假报道。他们和心腹等人围在两张拼起来的大桌子旁，时而七嘴八舌地吵吵嚷嚷，时而交头接耳，远远看去，就像一堆苍蝇挤在粪堆上叫嗡。
张春桥在说到邓小平同志时，一口一个邓纳吉；说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时，一口一个反革命、暴徒。
从上午10点开始到晚上7点多钟，一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黑文终于炮制出来了。
江青得意洋洋地来到大厅，高声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晚上有好消息，你们都等着听广播吧！”
流血的广场
“联合指挥部”的头头们逃出小灰楼后，来到了卫戍区办公楼的会议室。
下午5点半钟，北京卫戍区的一个会议室里正在开会。
他们一进入会议室，就有人给他们端来茶水，以示慰问，有一个头头哭着向在座的人说：
“我没有完成首长们交给的任务。”
接着，他在一片安慰声中汇报了情况。
然后，商讨了具体镇压群众运动的决定，部署晚上进行“反击”。
一个与会者说：“民兵在中山公园成立一个新的指挥点。”
他还对这次现场指挥由什么人挂帅，什么人参加，都一一作了具体的指示。
另一个与会者说：“民兵、公安、部队都带上木棒。”
广播稿也起草出来了，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被找来录了音。
一切都进行得如此迅速。从开会、汇报情况、部署反击、起草讲话稿、以至录音，在一小时之内，全部结束了。
下午6点25分，广场上开始广播那个讲话了。整个广场上的喇叭全部打开，音量放到了最高度，使人站在喇叭下都觉得震耳朵：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这篇讲话录音，一遍又一遍地在广场上反复播送着。
这是在向纪念周总理的人们发出最后通牒。
6点多钟，正是下班时间。很多人路过天安门时，自动来到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