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战中，美国便利用公众信息委员会（CPI）发起试验性的文化和信息活动，增强国内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从而反对德国。通过电影和出版物，公众信息委员会将美国刻画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自由的、其他国家都应该效仿的国度。公众信息委员会的经验表明，美国进行的战争努力应该通过大众媒体来进行宣传，这便是美国政府通过宣传途径影响公众观点的开端。
1929年股市崩溃使美国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经济和文化领域中。作为“新政”的一部分，罗斯福政府在1935年设立工作及进步管理局（WPA），增加了政府在文化事务中的角色，雇佣失业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作家为政府部门服务。随着文化项目的扩张，政府也逐渐涉及宣传领域。珍珠港事件发生六个月后，罗斯福政府成立了战时情报局（OWI）来动员美国民众支持战争，战时情报局建立的“美国之音”开始在全世界传播民主的信息。除此而外，战时情报局还印发了无数的宣传册、制作纪录片等。此时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美国的大众文化可能是美国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针对法西斯国家、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国，以及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利用“美国之音”的广播、好莱坞的故事片和纪录片以及各种宣传画、传单、报纸杂志等宣传美国参战的目的，瓦解法西斯集团的抵抗，巩固与盟国和邻国的合作关系。1942年美国陆军的心理战分部和海军的特种战委员会（OP-16W）合并，成立了一个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领导下的统一的心理战领导机构，联合心理战委员会（Joint Psychological Warfare Committee）。战争结束后，1946年6月，美国海军部长特别助理、主管海军情报的负责人托马斯·英格利建议美国军方开展在和平时期进行心理战的可行性研究准备。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SWNCC）接受了这个建议，成立了一个特别计划委员会（Special Planning Committee）负责总结二战期间的心理战经验和教训，并要求其提交一个在和平时期开展心理战宣传战略的详尽计划。1946年12月10日，该委员会向三部协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心理战》的SWNCC304/1文件。三部协调委员会于1947年4月30日正式批准了这份文件，这便是战后美国政府的第一份心理战文件。
尽管心理战在二战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和平年代进行心理战还是个新事物，心理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日本投降后几个星期，随着国会中保守派开始强烈抨击战时情报局，要求解散在战争期间膨胀起来的宣传机构，杜鲁门总统下令改组战时情报局。但是他意识到仍然要为政治目的而使用宣传手段，因此将文化和宣传活动视为为美国外交政策赢得支持的一部分，并授权国务卿在国务院内部继续进行他认为必要的国际信息活动，取消任何他认为应取消的，或者将其转移到其他行政部门，将剩下的人员并入国务院的临时海外信息服务（Interim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s IIIS），并声称“当前外交关系的性质使美国有必要保持在国外的信息活动作为外交事务不可或缺的部分”，希望如此可以保存一部分宣传活动，使其不至于在国会的批评下被完全取消。威廉·本腾（William B. Benton ）被任命为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负责新成立的临时海外信息服务。本腾面临的主要任务包括：使国会同意批准和平时期的宣传计划以及必要的运行资金；赢得国务院官员对于这个计划的理解；建立一个适应和平时期的有效的联合，包括国务院内外的信息收集和政策制定官员。
尽管杜鲁门政府改组了战时情报局，将其最基本的信息服务归为国务院管理。但是随着冷战气氛加剧，杜鲁门政府又开始重新重视心理战。1946年1月，成立了由William B. Benton 领导的国际信息和文化事务处（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 OTC）， 1947年该组织被改名为国际信息和教育交流处（OIE）。1947年6月26日，杜鲁门签署1947年《国家安全法》，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心理战开始提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事日程，并提出要在国务院的管理之下进行对苏联阵营的和平时期的政治战。同时随着冷战气氛加剧，美国国内出现一种言论，认为美国在这场“思想斗争”中已经输给了苏联强大的宣传机器，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能够腐蚀美国社会根基的疾病。1947年10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其第一份政策文件NSC1/1，题为《美国关于意大利的立场》。文件首次提出利用食品、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意大利政府，并通过“有效的宣传项目和其他可行的手段对抗共产主义的宣传”。1947年11月7日，部际协调委员会（SANACC）的特别计划委员会提出又一份关于心理战的报告，SANACC304/1， 建议美国政府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心理战略手段以实现国家的目标”。1947年12月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NSC4和NSC4/A， NSC4文件提出要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苏联和其势力范围开展心理战，NSC4/A题为《心理宣传行动》，提出要在世界各地加强与美国盟国的合作，在心理宣传方面展开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攻势。根据NSC4/A文件，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在其特种行动办公室设立了一个专门程序小组，负责进行秘密的心理行动计划。1948年1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该法案为和平时期进行心理战提供了法律框架。法案要求国务院利用无线电、出版物、电影、展览和文化教育交流等一切手段使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更好地理解美国。此外，该法案授权国务院建立一个和平时期的宣传机构——美国新闻处（US Information Service，USIS），负责进行对外宣传。
1949年，尽管美国之音、美国新闻处和中央情报局开展了更加广泛的心理战活动，并且在西欧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杜鲁门政府开始更加认真考虑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同苏联阵营展开更加全面的战争。
1950年初，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一系列与宣传和心理战有关的文件。1950年3月9日颁布的NSC59/1文件题为《对外信息宣传和心理战计划》，文件中明确指出公开的心理战主要由国务院协调指挥，由国务卿协调各有关部门实施，同时NSC4和NSC43号文件宣布失效。紧接着，1950年4月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NSC66号文件，题为《在信息宣传和研究及发展领域支持美国之音》，重申美国之音在心理战中的重要地位。几天后，即1950年4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出台NSC68号文件。文件中认为，苏联要极力扩张其权力，直到最终消灭一切反对他们权力的有生力量，因此，苏联的目标是要统治欧亚大陆。因此，NSC68号文件提出，除了要研制氢弹、扩充军队、增加税收、巩固联盟之外，美国还必须反击苏联的心理战攻势，争取苏联民众。
到了1950年4月20日，杜鲁门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集会上发表了“真理运动”的演说。杜鲁门开始提起在发动“争夺思想的战争中”进行“真理之战”的重要性，并呼吁进行持续的、强烈的宣传活动来发动一场“真理之战”。杜鲁门称冷战是与共产主义作斗争，如果美国在这场斗争中失败，将会失去人心。杜鲁门强调，“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真实形象，而不是像苏联宣传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在一场伟大的、持续的宣传活动中提升我们自由的理想，以此反击苏联带有奴役性的宣传。我们必须在一场伟大的真理运动中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加强了对苏联阵营的心理战计划准备，美国国会也给与海外心理战大量支持，为宣传活动的拨款从1948年的2500万美元增加到1亿美元，1950年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NSC74号文件，题为《国家心理战计划》，归纳了NSC10/2号文件和NSC59/1号文件，对心理战的目标、任务和理论、心理战实施的地区和国家、心理战组织领导机构等进行更加全面的规划。1950年9月21日的NSC68/1号文件中规定了未来5年，即1951到1955年中对外信息计划的拨款将达到7.55亿美元，政府的宣传项目面向93个国家和地区。此外，美国之音从用24种语言每天播音30小时增加到用45种语言播音61个小时，宣传部门用31种语言制作电影和纪录片，用145个流动放映设备来播放，出版了600万杂志，1亿册海报，小册子，以及宣传册，以此进行全球性的宣传。
除了公开的心理战之外，杜鲁门政府还进行了隐蔽的颠覆性的心理战，主要由新成立的中情局负责。隐蔽的心理战具有许多优点，美国政府可以避免引发军事报复、民族主义或者反美情绪。最初的秘密心理战主要集中在西欧。在1948年法国和意大利的大选中，在美国通过种种心理战手段帮助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等右翼政党在1948年大选中击败势头强劲的共产党之后，更多的美国官员意识到心理战的作用。但是此时欧洲的形势仍然非常严峻，捷克事变和柏林封锁使美国感受到了苏联的强大压力。国务院又制定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有组织的政治战”。将私人和政府的努力结合在一起来更加有效地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因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乔治·凯南建议将秘密的心理战延伸到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自由国家，并呼吁国务院也要介入到针对苏联的秘密活动中，此外军方也要求介入。为此杜鲁门总统于1948年6月18日签署NSC10/2号文件，将秘密心理行动的权限从中情局扩展到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要求以中情局为主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机构，10/2小组，该小组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直接接受总统领导，国务院和国防部派代表参加这个小组。小组的负责人由国务院提名，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在自由世界进行无限的隐蔽行动，包括宣传、经济战、预防性直接行动，颠覆性行动等等。
1948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通过了NSC20/4文件，授权采取行动颠覆苏联阵营，迫使苏联采取守势，使其卫星国成为独立的实体。与此同时，秘密的心理战被用来达到美国的目的。在NSC20/4的授权下，10/2小组在东欧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心理战活动。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也对东欧和苏联进行了大量的反苏广播宣传。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以及NSC68文件被批准，心理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到了1951年，美国的宣传已经针对93个国家，美国之音以45种语言进行广播，中情局也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隐蔽的心理战活动。
中情局
珍珠港事件几乎摧毁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这不仅使普通老百姓大为震惊，也使政府当局得到教训：像美国这样强大富有的国家，居然也会丧失警惕，让敌人钻了空子。政府经过调查以后，发现曾有许多迹象警告说日本人打算有所行动，从四面八方搜集的大量情报本来应该引起太平洋陆海军司令官们的警惕，但是军事情报人员所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大部分被束之高阁，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专职的中央情报组织负责分析这些情报并将其迅速分送有关当局。于是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创立了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间谍机关——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逝世，杜鲁门接任总统。杜鲁门本身不喜欢搞秘密组织，华盛顿的各个情报机构趁机批评战略服务处，认为战略服务处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腐败无能、严重亲英等等，媒体也开始抨击战略服务处的不足。在此情况下，1945年9月杜鲁门政府下令解散战略服务处。
但是很快，杜鲁门总统就发现没有统一的协调和分析系统，美国的情报活动又陷入混乱和分散之中。互相矛盾的情报不断涌向他的办公桌，让他无所适从。因此他认为很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情报机构。1946年1月，杜鲁门口授了几封内容相同的信给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 陆军部长罗伯特·派特逊 （Robert P. Patterson）、海军部长詹姆斯·弗莱斯特尔（James V. Forrestal） 和总统军事顾问威廉·李海（William D. Leahy）海军上将，指示这几个人组成国家情报局来策划、推动并协调一切联邦对外情报活动。不久，情报局的这几个成员又从他们主管的各部门中任命人员，筹措经费，组成了一个中央情报组来协助工作。杜鲁门任命悉尼·索尔斯（Sidney W. Souers）海军少将为中央情报组组长。
但是，索尔斯海军少将是在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监督和指导下工作的，他的主要任务是核对和摘录所有收集到的情报，然后将有价值的情报呈送给总统过目。很显然中央情报组完全不能与当年的战略服务处相提并论，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独立预算，无权雇用和训练自己的人员，而且夹在几大权势部门之间，很难放手开展工作。这使许多人认为一个中央谍报机关必须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更大的行动自由。后来的国务卿艾伦·杜勒斯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呼声，中央情报组仍然继续工作，组长更换了几次。1946年6月，陆军航空部队的霍伊特·范登堡（Hoyt S. Vandenberg）将军接任索尔斯。在范登堡任组长期间，中央情报组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为中央情报组争取到了更多的经费和编制，并挫败了联邦调查局，夺取了该局在国外的情报网。在他带领下，情报组开始独立地秘密搜集情报，并对情报进行研究和分析。1947年5月，罗斯科·希伦柯特尔（Roscoe H. Hillenkoetter）又接任范登堡。
随着冷战态势加剧，从1946年开始，美国军事指挥系统开始进行大幅调整，建立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也被提上日程。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下令统一国防机构，撤销了中央情报组，代之以中央情报局，使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为中央情报局具体规定了五项任务：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情报活动的情况；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情报活动的建议；联系和评价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为政府内部适当传播情报，在适当的地点提供有用的机构和设施；为现存情报机构的利益，从事共同关心的辅助服务，以便更有效、更集中地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履行影响国家安全的有关情报的其他职能和义务，以便国家安全委员会能随时进行指导。
但是直到1949年，国会才授予中情局局长不向国会说明资金具体用途的权力，这使中情局从此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国会的监管。在1947年《国家安全法》下，国会要求中情局局长“保护情报资源和方法”，这就给了中情局长摆脱国会质询的合法权利。
乔治·凯南曾明确地说道，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这是对中情局的重要肯定，这等于告诉人们，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在自由世界也是十分必要的。虽然美国人在二战中成为最大的赢家，但是在保守固执的欧洲文化面前，新大陆仍然被看做一片文化沙漠。许多欧洲人认为，即使美国人再有钱，也是一群暴发户和市侩。
因此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其文化宣传的目的：一是反共，遏制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二是塑造美国的新形象，也就是系统地、科学地塑造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的形象，开展长期的思想运动，以此来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但是很快中情局就被赋予了新的任务。1947年西欧的政治形势非常严峻，杜鲁门政府感到美国应该在西欧对抗苏联的势力和影响，并且要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来进行。当时欧洲许多持不同政见的政治领导人都在寻求美国的帮助，一些甚至持有强烈的反美情绪，因此美国认为使用隐蔽的方式是很必要的。此项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中情局头上。当杜鲁门总统要求中情局秘密资助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在大选中取胜时，时任中情局总顾问的劳伦斯·休斯敦（Lawrence Houston）认为这样的行动是非法的，因为这与中情局的法定任务不符，既不是收集情报也不是分析情报。杜鲁门政府则引用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中的102（d）（5）作为隐蔽行动的法律基础，结果，隐蔽行动成为合法的外交政策工具，以促进国家安全利益。因为隐蔽行动具有灵活、隐秘、花费资金少、政治代价小等特点，从此每届政府都会采用隐蔽行动来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1947年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NSC4/A， 授予中情局进行隐蔽的心理战的权力。通过特殊行动处，中情局确定了自己在进行隐蔽行动中的权威。此外，中情局开启了利用其他政府部门进行隐蔽行动的先例，例如流向意大利的资金就是通过欧洲稳定委员会进行的。在意大利大选中，这些从美国流入的资金在隐蔽的心理战中起了巨大作用，使美国从此将隐蔽行动列为主要选择之一。
到了1948年6月，NSC10/2 又增加了隐蔽行动的内容，将政治战、经济战和准军事行动包括进去，并授权中情局作为对抗苏联的隐蔽行动的组织。到了1950年4月14日，NSC68文件要求中情局对苏联进行非军事性进攻，包括隐蔽的经济、政治和心理战，目的是在苏联及其卫星国制造不安。1951年10月，NSC10/5 要求中情局加强其隐蔽行动。中情局策划暗杀外国首脑；招募、培训、提供以及配置私人军队；在国外进行代理人战争；鼓动和资助政变；削弱外国的经济；利用盟国，如英国、意大利的政治程序；出于政治原因向美国国内民众提供假情报等等。从此，中情局便成为美国进行隐蔽心理战的主要部门。中情局在世界各个角落大肆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却不为人知。直到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以限制总统绕过国会的宣战权而动用美国军队的权力。1975年，车池委员会开始调查中情局的活动，最终车池委员会的报告揭露了中情局在国外进行的一系列暗杀、颠覆等隐蔽的心理战活动，才使中情局的行动大白于天下。
心理战略委员会
早在194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后，美国政府内部各有关部门便不断地在争夺心理战的领导权。尽管NSC10/2授权中情局进行隐蔽的心理战活动，国务院领导公开的心理战，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军方也要求建立自己独立的心理战机构。于是在1951年1月15日，陆军成立心理战主任办公室（OCPW），美国在远东的情报人员和机构也由国务院转归麦克阿瑟领导。
在NSC10/2文件开始执行之后，1948年9月1日，杜鲁门政府将10/2小组改组为政策协调办公室 （ 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OPC），其不仅负责协调美国在欧洲的隐蔽行动，也包括在世界其余地区的活动。为了进一步协调在世界各地进行的隐蔽行动，1950年3月份杜鲁门总统又签署了NSC59，将心理战和宣传在国务院和军方之间作了分工。
虽然NSC4和NSC59文件都一再强调国务院负责协调对外宣传工作，但是随着对外宣传活动的增多，各个政府部门在宣传工作方面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政府许多部门都在进行心理战，包括国务院、中情局、军方等，因此有些心理战活动杂乱无章，互相重复，甚至相互矛盾。为了克服政府各部门之间在隐蔽行动上的分散和相互竞争状态，乔治·凯南说服杜鲁门总统在1951年4月日成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来进行各项心理战，并协调美国的心理战行动。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来自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心理战略委员会协调各种非军事的冷战活动，包括隐蔽行动。其为西欧、亚洲、中东制定了详尽的涉及经济、军事、政治和宣传手段的“心理战略”计划。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心理战略委员会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协调工作。在艾森豪威尔当选时，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活动被认为是失败的，因为尽管其制定了详尽的反苏宣传计划，却没有将这些计划成功地上升到政策制定层面。心理战只取得了一些成功，心理战略委员会没有能够协调心理战行动，而且公众也不支持美国操纵的宣传机器。因此，几年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又重组了心理战略委员会，用行动协调委员会取而代之。
但是尽管如此，心理战略委员会也是一个重要的试验，为艾森豪威尔时期更加系统化的心理战活动打下了基础。而且，也正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心理战在冷战对抗中被应用到了极致。
美国国际新闻署
虽然在NSC68/3和NSC114/2文件制定后，对外宣传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但是美国政府内部组织机构涣散和各机构关于对外宣传管辖权限的争吵一直困扰着美国对外宣传机构的发展。1951年9月7日，负责行政管理的代理副国务卿休梅尔辛向国务卿艾奇逊建议，在国务院内成立对外新闻署（a Foreign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以改善对外宣传计划的实施。1952年1月16日国务院发布第四号公告，宣布将美国国家新闻处和美国教育交流处合并为一个半独立的机构——国际新闻署（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管理国务院的国际信息和教育交流计划。华盛顿大学校长威尔逊·康普顿博士（Dr. Wilson Compton）被任命为国际新闻署的署长。其主要职责有：1. 担任心理行动协调委员会（the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主席，在部际协调中代替国务卿负责国际信息和教育交流项目。2. 在主管公众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指导和协助下，广泛听取国务院其他相关部门和地区办公室的建议，在此基础上，领导和改进旨在实行和加强美国对外政策的国际信息和教育交流政策。3. 在地区办公室的协助下，领导改进美国国际新闻署的计划。4.指导美国国际新闻署所有国内外计划的执行，对国务院有特别建议或重审权的问题，提供可资利用的通讯。5. 根据适用于美国国际新闻署项目的职员招募政策和程序，决定美国国际新闻署国内外计划工作人员的挑选和任命、海外办事处的主要公众事务官员的挑选、确保地区办公室的重新审查。关于这些主要公众事务官员下属的挑选也要听取地区办公室的建议。尽管国际新闻署也受到了公众和国会的批评，但是无论如何，建立美国国际新闻署的最大意义在于美国政府开始尝试集中对外宣传的领导权限，这为美国新闻署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借鉴经验。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进行的心理战中，并不只是政府机构和部门参与其中，除了这些专门的心理战组织和机构之外，私人团体和个体公民在海外的活动也被纳入到心理战行动当中，并且起着重要作用。从19世纪90年代起美国政府就开始关注其公民在海外的活动，并引导这些活动为国家利益服务，尤其是创造有利的世界环境来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服务。如艾米莉·卢森堡所言，这样的环境由五种“自由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创造，分别是：1.相信他国能够并且应该复制美国的发展经验；2.崇尚私人经济；3.支持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4.促进信息和文化的自由传播；5.政府活动应该保护自由经济，促进和调节美国参与国际经济和文化交流。如卢森堡所言，一战和二战的经历使私人慈善机构的对外援助、技术援助和军事援助都与官方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这些被认为是能够发展和保护他人的人道主义活动，而且为美国本身的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服务。美国的非官方组织目的是使世界各国友好和稳定，对美国的影响敞开国门，并且融入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因此美国在海外进行的心理战综合了政府部门和机构以及私人和非官方组织的种种活动。
总之，在冷战开始之后，美国迅速整合了其心理战资源，建立了相应的心理战组织和行动机构，同时将私人在海外的活动也纳入到心理战范畴之内，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针对西欧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行动。在西欧，美国与苏联展开了一场争夺心灵与思想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