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和心理战略的调整
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国家安全政策强调苏联的军事威胁迫在眉睫，NSC68、NSC135/3、NSC141文件都反映出这一点。如1950年，NSC68 文件的战略计划书称：“现今对自由制度的进攻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在目前权力两极化的情况下，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都是全局的失败。”
艾森豪威尔继任总统时，欧洲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盟国的经济大都恢复到战前水平，政治局势趋于稳定，西欧国家要求联合的呼声日益加强。此时，苏联的核力量和运载工具的发展已经减弱了美国的核威慑水平，欧洲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经济复兴，而是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如何遏制苏联的核恐怖，以及美国重新部署海外驻军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在对苏联的战争中已经丧失主动权，这一切都因为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基本安全政策混乱不一致，必须制定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政策。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安全观，一个战略家必须意识到国家是一个广泛的利益概念，既包括普通军事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还应该包括健康的经济、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因此从1953年7月30日起，国家安全委员会着手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政策，10月30日，新的国家基本安全政策文件，NSC1162/2文件由艾森豪威尔签署通过。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威胁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件认为，苏联的威胁将转向局部侵略、政治战、核对峙，因为双方都达到了核弹充足和运载工具的充足，每一方都有沉重打击对方的能力，但不可能阻止大规模的报复，这将产生一种僵持，没有一方愿意先发制人，因此，苏联将转向“边缘地区”的争夺，尤其是用“分裂和颠覆活动”来“削弱自由世界联盟及其抵抗苏联力量的信心”。文件认为，苏联似乎不可能在当前估计的时间内（到1954年）有意对美国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一场全面战争中苏联不确定的胜利前景将会使这一过程变得不可能。在不发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一个较长的紧张时期，在这期间，每一方将提高其军备，实现核充足，寻求提高其相对实力地位。因此，美国的长期目标是对付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或者削弱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防止苏联侵略和继续统治其他国家，并在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建立有效的军备控制。此外，美国应该尽可能采取政治、经济、宣传和隐蔽措施给苏联制造麻烦。
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了新的国家安全目标，提出了“大平衡”理论和大规模报复战略；关注海外驻军的部署；重视大陆防御；将盟国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谈判策略；地区中心主义将被引入国家安全行动方针中。
重新部署海外驻军是艾森豪威尔军事战略的一个主要侧面。在NSC162的讨论过程中，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都认为，必须谨慎对待重新部署军队的问题，否则美国与欧洲的联盟就有可能瓦解。而美国的意图一透露出去，便引起了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惊慌，杜勒斯不得不一再地安慰阿登纳美国不会从德国撤军，艾森豪威尔也表示美国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从北约国家撤军。但是，美国认识到“当前支持我们义务的军队部署过于庞大，因此，剥夺了我们未来防卫自由世界军事行动的机动性和主动性”。然而，“当前条件下美国兵力从欧洲和远东的任何重大收缩都将被视为美国在这些地区防御利益的削弱，将严重损害联盟的力量和团结。”
“大平衡”理论的另一体现是美国更加重视盟国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艾森豪威尔依靠盟国和地区性的同盟组织，进行国际战略分工，共同承担防卫责任。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承担了太多的义务，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单独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像我们这样强大的国家——都不能够单独保卫所有外部受到共产党侵略和内部受到颠覆威胁的国家的自由。共同安全就是有效的相互合作。”“如果没有盟国的支持，即使付出再高的代价也不能满足防务的需要，美国的盟国对于美国本身的自由和安全有直接的重要的贡献”。新的联盟政策要求：应使美国的盟国真正相信，美国的安全战略是一种集体安全战略，联合必须植根于强烈的共同利益感，并坚信美国领导的稳定性和明智性；各盟国必须与美国共同努力，平等贡献，这对于建设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以及巩固西方社会的稳定仍然是必要的。
地区主义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另外一个方面。“大平衡”理论要求以美国的最大安全为基础，对对外经济援助加以限制，鼓励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义务，提供地面部队应付苏联的局部侵略。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随着全面战争爆发的危险性降低，苏联在边缘地区的侵略上升了，对付局部侵略的地面部队应主要由盟国提供，“联合起来的统一体在地区防御中承担一定义务，对于保护自由世界，反对共产主义侵略，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同样重要”。
1954年10月，美国又制定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称为“新面貌”战略，主要内容是美国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苏联形成有效的威慑，保护和发展核打击力量，另外还包括心理战。尽管国家安全战略作出了调整，心理战略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但是西欧仍然是美国安全目标的重点。在新的心理战略中，艾森豪威尔首先对宣传战略作出了调整。
新面貌战略区分了公开的和隐蔽的宣传战略。公开的宣传战略公开承认受美国政府支持，这包括美国之音、电影、电视节目以及日常的新闻、特别报道、新闻发布会、新闻公报等。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所有的官方材料都要摒弃反共语调，相反，要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积极的客观的语调。结果，美国之音的语调听起来越来越中立了。隐蔽的宣传活动则没有类似的限制，除了反共以外，隐蔽的宣传也传播一些积极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利用了独立的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私人来进行宣传，因为心理战专家们相信这些渠道要比直接依靠美国政府的公开宣传更可信。
美国的心理战专家将宣传分为三种，白色，灰色和黑色。白色宣传指官方宣传，这种宣传承认美国政府是其来源；黑色宣传指隐蔽的、颠覆性的宣传，这种宣传通常被设计得好像源于某个共产主义国家，以便损害那个国家的声誉，削弱其可信度。灰色宣传介于白色和黑色宣传之间，这种宣传被设计得好像既不是来自美国，也不是来自其敌人，而是来自某个非官方的机构。灰色宣传的目的是宣传符合美国利益的观点，但是却通过比较隐蔽的方式使目标人群能够接受这种宣传。
在艾森豪威尔的坚持下，美国的大部分宣传开始向灰色和黑色转变。艾森豪威尔认为，“大量的这种类型的东西应该通过在娱乐、戏剧、音乐等领域的私人机构来进行，另外一部分应该通过与一些国家的杂志、报纸以及出版商的秘密协商来进行。在我看来，整个灰色和黑色宣传都必须仔细地与官方的言论分开。”他认为，在公开和秘密活动之间不应该存在真正的或者明显的联系。正如1959年艾森豪威尔指示美国新闻署的署长乔治·艾伦（George Allen）所说，美国的宣传必须“渗透到当地的电台，要由非美国人来进行”，以便更好地达到美国自己的目的。
艾森豪威尔与杰克逊委员会的观点一致。杰克逊委员会认为，在杜鲁门政府发动的“真理之战”中，所有的宣传都带着美国的印记，这对美国的利益是没有好处的。听众、观众和读者们通常不相信由外国人提供的宣传，而且通常对外国的建议和劝告持警惕态度，因此大部分宣传材料应该避免承认其来源于美国，除非其能够为美国带来好处。杰克逊委员会认为，与美国政府有公开联系的无线广播在影响自由世界的观点中起到的作用最小，因此要尽量减少白色宣传，同时应该尽量使用广播设施来劝诱自由世界的民众，因此美国之音应该减少其在自由世界的广播，相反，应该增加在苏联和中国的广播。
杰克逊委员会同时建议增加私人团体、激进组织以及普通美国人作为传播美国信息的工具，因为通过这些渠道能够增加美国信息的可信度，使美国信息能够被接受。此外，还应该利用好莱坞来宣传美国的信息，要加强同出版界的合作，以对抗大量涌入自由世界的共产主义书籍。美国新闻署应该保证在国外传播美国信息的非官方的私人渠道获得最多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为美国的目的服务，而且要尽量避免被指责为私人在国外的活动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控制或者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
中情局的秘密活动也属于不公开其来源的活动。中情局在西欧进行的秘密心理战的许多文件还未解密，在一部分解密的文件当中提到了要减少美国在欧洲的秘密行动，认为大量的秘密行动已经使许多欧洲人对此非常熟悉了，而且越来越多的欧洲政府不愿意容忍美国参与其国内事务。除此而外，此时已经不像战争刚结束时那么迫切需要秘密行动了，因为许多欧洲政府已经避免了共产党执掌政权，而且许多政府已经在进行中情局曾经进行过的活动，因此对中情局的手段非常熟悉。
在中情局进行的心理战活动中，宣传和隐蔽行动是其最常采用的手段。NSC5412/2文件为其隐蔽行动提供了支持，授权中情局进行宣传、政治行动、经济战、预防性直接行动、针对敌对国家或组织的颠覆行动、支持自由世界里被威胁的国家的反共活动以及欺骗性的计划或行动，以对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削弱共产主义的影响。NSC5412/2文件指出，中情局要使用隐蔽行动来“加强自由世界的人民对于美国的向心力，在可能的地方，加强这些人民和美国的利益认同，在适当的地方，支持真心宣传或者相信这种共同利益的组织，并且增加这些人民和国家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能力。”
在中情局20世纪50年代的预算中，大约有一半都用于宣传，政治活动和准军事行动。中情局的隐蔽行动支持了自由世界许多政治组织，通过支持这些关键人物或者组织从而在当地建立影响。尽管隐蔽行动似乎是中情局的专利，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新闻署进行的许多宣传也是灰色的，几乎与中情局的隐蔽行动无法区分。除此而外，还有一些机构也涉及宣传事务当中，援外事务管理署、国防部以及中情局都参与到影响外国民众观点的行动中。例如1959年的一项研究估计本年度美国用于影响国外民众观点的费用除了中情局的费用外，总计高达5亿美元，而美国新闻署在这一年的预算却只有其1/5。由此可见别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也大量地参与到心理战活动中。
在对待政府的白色宣传中，自森豪威尔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艾森豪威尔认为，与美国政府有公开联系的媒体，如美国之音，应该是“事实性的而非宣传性质的”，美国之音应该建立一种“直接的教育性报道”的声誉，其应该是“官方的”工具，应该提供“美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准确的言论”。因此，美国新闻署的白色宣传也应该侧重于事实性的分析，避免夸张的报道，要承认美国的弱点，尽量不要夸耀美国，也要避免过度的反苏言论。
但是事实上，美国新闻署进行的公开宣传中并没有侧重于实际上真实的新闻和信息，因为其要尽量减少宣传性质，一方面，为了增加其可信度，美国新闻署必须采取必要的客观的姿态，另一方面，其必须慎重地选择和利用信息使这些信息达到美国的目的。正如杰克逊委员会建议的那样，对于事实的关注不能超过其说服的目的。美国新闻署的宣传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说服外国民众采取与美国利益相一致的行动是对他们有益的”，美国新闻署“没有义务提供所有的事实，散布所有的新闻，或者因为公众的关注而去报道一些事件”。因此，美国新闻署的报道都是经过仔细选择以传达特定信息的，根据宣传的需要而是否强调、不强调或者舍弃一些信息。美国新闻署的官员们希望通过强调直接的新闻和信息来抵制苏联大张旗鼓的宣传，从而提高美国新闻署的可信度，因此美国新闻署的宣传大多都是以新闻的形式来进行，这样能够更好地说服受众。因为尽管宣传大多与谎言联系在一起，但是最有效的宣传却是能够被人相信的“事实”。可信的新闻和信息能够立刻对目标人群产生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制造新闻来传达特定的信息，而且还可以通过时间差来刻意制造某种效果。
由此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宣传的口吻与杜鲁门政府时期赤裸裸的反共言论有了很大的区别。杰克逊委员会认为，杜鲁门时期的宣传口吻令外国人厌恶，而不能说服他们，因此通过确定以及发展自由世界的优点要比反复诉说共产主义的罪恶更奏效，因此“指责共产主义很容易会被认为是宣传，至少一些赤裸裸的指责会使自由世界的许多听众战栗，从而想起原子弹。他们会将我们的指责当做我们全力针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额外的证据，会认为我们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圣战中疯狂了，会认为美国精神和臭名昭著的政治迫害者没什么两样，而且因此会认为我们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他们实际上担心，由于美国的‘好战’，他们自己会被卷入一场不必要的、对他们来说是灾难性的战争。他们将美国对苏联的强烈的指责理解为好战，而且他们越认为我们好战，他们就会越退向中立主义。”
1955年的NSC5509号文件也表明了政府对于美国新闻署的报道所持的态度，文件认为，公开的宣传应该侧重于积极的主题，应尽量避免情绪化的反共言论。美国新闻署应该“在其工作中向受众提供更加积极的理念，表明美国不仅仅或者只是关心反共，而是代表人类所共同重视的事物，并且致力于人类的进步”；美国新闻署应该向自由世界传达“美国最深刻的道德特征”，要表明“美国代表积极的价值观，包括积极的自由，即学习、争论、工作、生活和服务的自由”。
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尽管反苏宣传一直是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传达积极的主题却一直是美国心理战略的重心，其不仅在美国新闻署的宣传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整个国家安全战略中都非常重要。正如NSC162/2文件所指出的，“许多人认为美国对待苏联的态度过于强硬，过于不屈服，反映出对于反共的过度关注。重要的盟国也认为美国内部的发展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导的角色不一致。这些观点会损害美国与盟国的合作，如果不予克服的话，会危及美国与盟国的联盟。”因此，“美国和盟国必须总是寻求创造并且保持自由世界对于其基本的思想和制度的能力的希望和信心，而不是仅仅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而是要提供一种比共产主义优越的生活方式。”
除了对宣传战略作出调整之外，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西欧的心理战的主题和手段也进行了调整。在杜鲁门政府时期，西欧就是真理之战、马歇尔计划以及中情局的隐蔽行动主要针对的地区。通过宣传、隐蔽行动、经济援助和文化外交，美国大规模地干涉西欧事务，以阻止共产主义在欧洲蔓延。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时，美国已经在西欧建立起了民主自由的秩序，并且已经使西欧紧密地团结在了美国周围。比起世界其他地区，西欧已经不再是受到共产主义革命严重威胁的地区了。
但是，美国还有些担心西欧对世界性反苏事业的忠诚。美国认为，西欧各国政府总体来说是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但是西欧民众却持有一种“感性的中立主义”，“倾向于不愿意与美国在冷战中的目标合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认为，西欧民众是“持怀疑态度的”、“惊恐的”、“迷惑的”、“被中立主义思想所控制”。并且认为，“欧洲的选民没有像美国那样完全看清当前国际关系的现实”，并且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忽视了北约的目的。他们担心，苏联的宣传正在分裂西欧联盟，要在美国和其西欧盟国之间制造不和，以抵消美国的领导地位。政策制定者们认为，西欧政府一般来说是在高度发展的民主基础上运行的，因此要实现美国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媒体来影响民众的态度和观点。美国的心理战行动要在西欧建立一种共同的目标，并且要让西欧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危险，以便将北约国家团结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因此，美国在西欧的心理战体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对于这个地区的目标。在新面貌战略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寻求使西欧国家分担更多的防区责任；重新武装德国，并且让武装后的德国先通过欧洲防务联盟，然后通过北约进入大西洋联盟。因此，美国对于西欧的心理战便有三个目标：其一，使民众支持大西洋联盟和欧洲一体化；其二，防止民众对冷战产生中立主义态度；其三，使美国在西欧的军事设施不受到西欧民众反对之声的影响。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艾森豪威尔政府第一任期对西欧进行了重点宣传。美国新闻署在西欧的宣传致力于宣传“大西洋联盟”的思想，宣传美国与西欧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遗产，现在由于共同的安全需要而联合起来。美国新闻署大力宣传一些个别的例子，认为这些是欧洲走向联合的步伐，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欧洲一体化。美国新闻署在巴黎设立了公共事务官员，以便协调非政府组织支持欧洲联合的信息。在法德和解过程中，美国的宣传扮演了虽然间接但是却非常积极的角色。此外，美国新闻署还大力宣传联邦德国在欧洲共同防御中的重要作用，以此来促进民众支持重新武装德国。在驻扎大批美国军事人员的地方，美国军方还组织了“接受军队活动”来减少当地的反美情绪。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信息服务大力宣传北约，强调北约对共同安全的贡献，宣传北约和相应的美国军事设施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欧洲的安全。
1953年和1954年，超过一半的美国新闻署海外人员都驻扎在西欧。在美国新闻署的六个主要信息机构中，有四个都驻在西欧，分别驻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心理战略委员会得出结论，美国对欧洲媒体的渗透如此强烈，以至于连未标明来源的宣传都引发了反美情绪：“事实上，美国对普通民众进行了大量的隐蔽行动，以至于使这些活动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这些活动的规模使民众产生怀疑，使其不齿，使其意识到这是美国资助的。结果，这种明显的宣传引起了反美态度和反美情绪的高涨。”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美国需要制定新的影响西欧的思想与态度的方法和方式，要避免显得在干涉欧洲的事务：“为了使美国在西欧的霸权所产生的印象所造成的心理方面的不利影响减到最少，美国应当尽量减少大规模地、明显地干涉欧洲事务。”因此，掩饰其影响欧洲的方式势在必行。
在此情况下，美国新闻署必须尽量通过秘密宣传方式来影响西欧的媒体。交叉报道策略是其惯用的手段之一，即从一个国家拿来一条新闻，将它发布在另外一个国家。其典型的做法是，美国的信息官员们在某个国家的媒体中“鼓励”或植入一则新闻报道，然后在其邻国里广泛散布这则报道，以表明这个报道是来自欧洲国家的媒体，而不是来自美国的媒体。美国新闻署还努力使更多的外国人参与到美国的心理战行动中来，并且为欧洲媒体提供秘密经济援助。美国国务院督促北约各国政府发展其自己的信息项目，以便让公众接受北约，并且在必要时为这些政府提供帮助。例如在意大利，美国新闻署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心理战行动，意大利政府提供金钱和人力，而其宣传材料却是由美国提供的。
与此类似，在法国，美国新闻处的官员们尽力保持低调，法国民众对于被美国利用非常敏感，因此采取适当措施非常必要。驻巴黎的美国新闻处报道，“美国的影响可以通过间接的、秘密的说服来产生作用”。通过与新闻机构的协议，美国将大量的未标明来源的宣传材料安置在具有影响力的法国报纸和杂志上。在法国的美国信息官员们通过定期举行新闻午餐会、非正式的座谈会，以及在官员家里举行晚会等方式来博取法国记者和舆论制造者们的好感。美国新闻处还为法国的组织和个人提供媒体材料及资金来强调大西洋联盟以及欧洲一体化之类的主题。同时，还为私人组织提供钱物举行文化展览、音乐会、演讲、纪念活动等来加强法美纽带。
美国新闻署在德国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大约1/3的海外人员都驻扎在这个国家，其中许多人承担对东欧和苏联进行的心理战。有两个媒体在对德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一是RIAS， 设在美占区的电台，主要针对柏林和民主德国，目的是“在苏占区维持对自由世界的思想和理想的向往”，另外一个是美国会堂，设在联邦德国大部分重要城市以及柏林，主要是文化中心和图书馆，目的是吸引和影响“未来很可能会成为领导人的年轻人”。美国新闻处非常重视这个机构，将大约一半的预算都投入在德国。未标明来源的媒体宣传主要目的是提高联邦德国的士气。尽管认为“德国几乎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具有免疫力”，美国新闻处还是担心联邦德国会滑向中立主义，接受裁军计划或者采纳亲苏的外交政策。
总之，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目标作出调整，同时对心理战的手段和主题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赤裸裸的反共宣传转变为貌似客观的引诱，以便向西欧民众介绍关于美国的积极的主题。公开的宣传也逐渐向灰色和黑色宣传过渡，此外美国还越来越多地利用隐蔽的心理战来影响西欧的观点。除此而外，心理战的内涵也比杜鲁门政府时期广泛了许多，其不仅仅主要是宣传，心理战的考虑成为政策制定过程的一部分。尽管心理战的考虑并不总是对外交政策的制定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却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总的国家安全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实施过程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