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西方盟国对占领区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即所谓的“四化”方针，包括“ 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民主化”是前所未有地、有计划地、系统地用西方民主体制和价值观改造德国，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德国的“再教育”。“非纳粹化”是指二战胜利后英、美、法、苏四个战胜国和德国民众根据《波茨坦协定》等文件精神，于1945年到1950年开展的一项旨在德国境内清除纳粹主义在政治、经济、司法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的运动。狭义的非纳粹化内容按照《波茨坦公告》主要包括四点：解散纳粹党组织和法律，逮捕审判有罪的纳粹分子以及将纳粹狂热分子解职。广义的非纳粹化包括消除纳粹在德国社会的影响的各种措施和活动。从1945—1949年，美国一直想要尽力清除德国存在的纳粹主义和军事主义影响，“重新教育”德国，改革德国的教育体制。实际上，在冷战期间，“重新教育”德国是“思想控制”和“洗脑”的同义词，强制性地向德国灌输西方的民主思想与意识。
美国战后不仅控制了德国的经济，重建了德国的政治机构，而且还在德国掀起了一场文化革命。美国最初的战略目标是保证德国不会再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其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完全毁灭德国的军事和工业潜力，而要从长远观点来看，则必须彻底改变德国社会的标准和价值观，因此，美国认为，重新教育德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可以使德国人接受一个非极权主义的世界观，使他们逐渐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美国人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心理疾病，只有通过改变德国人理解和解读世界的方式，才可以根除这种疾病。而为了与德国人的这种“扭曲的心理”作斗争，就必须教给德国人新的道德和政治范畴，使他们可以理解并且用此来改变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
在此情况下，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Office of Military Government for Germany US， OMGUS） 便开始采取行动。其新闻控制司（Information Control Division， ICD）具体负责控制美占区的德国民众能够接收到新闻的方式、途径和内容。新闻控制司控制了各种媒体，包括电台、报纸、杂志、电影、剧院、文学、音乐，通过各种途径控制了美占区的文化生活，鼓励健康的、民主的文化活动，消除那些与纳粹主义、民族主义、军事主义有联系的文化活动。新闻控制司审查电影、电台以及报刊，清除那些在政治上不合时宜的个人和思想。所有的大众文化活动和娱乐都是为了重新教育德国民众，消除纳粹遗毒，贯彻新的思想意识。
最初美国并没有重视绘画艺术，并没有将绘画艺术作为实施美国的文化政策的工具，只是责成军方清除德国博物馆和其他公共场所的“纳粹主义或军事主义”的艺术作品。结果，大约有8000件艺术作品被清除，运到了五角大楼。新闻控制司为了确保在美占区展览的德国艺术品不包含任何纳粹主义的宣传，对于艺术家们的创作进行了种种限制。艺术家们为了能够继续从事艺术创作或者展览自己的作品，必须填写政治审查表，只有通过政治审查，证明已经与纳粹毫无牵连的艺术家才可以经过注册，继续创作。艺术家们若要开办画廊，发表自己的作品、制作画展的宣传册或海报，甚至分发画展的邀请函等各项活动都要通过类似的审查。
起初，博物馆、绘画和档案部都属于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的经济司，经济司只负责复原和归还纳粹德国从其他国家抢掠的作品，对在德国发展新的绘画艺术并不感兴趣。与美国的态度相反，苏联却非常重视艺术在政治教化及重新教育德国民众方面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在纳粹德国时期绘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1945年在苏占区颁布的一项法令要求恢复苏占区的文化生活，要使艺术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重新教育德国人，令他们了解“真正的民主精神”。因此，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支持和鼓励绘画艺术的发展，为德国艺术家们建立新文化中心，为他们举办展览等等。
但是随着冷战开始，美苏双方各自加强了对自己阵营的控制，在德国占领区上演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战争也加强了。美国意识到，绘画艺术是使当前的德国和其以往的历史划清界限，也是和苏联以及其德国占领区划清界限的最佳选择。于是博物馆、绘画和档案部的职责由负责复原和归还艺术品增加为组织画展、提供展览场所、邀请国际知名人士就绘画艺术发表讲座、为德国画家提供资助，以及为他们联系美国的博物馆和展商等等。在战后的德国，尽管经济和政治改革很重要，但是文化政策在民主化进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德国艺术家的自发行为和美国的政策引导共同使艺术成为重新教育德国的工具。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除去美占区博物馆中带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的作品，禁止展出所有与第三帝国有关的作品。与此同时，不鼓励那些表现大屠杀的创作，相反保护和鼓励那些展示文化“重生”的作品。随着冷战加剧，美国开始打击带有反美色彩的作品，并且制定一些公开的政策鼓励和加强美国艺术家和德国艺术家们的联系，利用一些隐蔽的资助来鼓励反共产主义的艺术创作。
美国的政策首要目标是要克服德国在第三帝国时期形成的孤立主义，将德国占领区与西方世界联系起来，同时加强德美之间的文化联系。到了1947年，重建德国文化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政治指导思想。
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的文化官员们认为，为了重建一个民主化的德国，需要建立新的民族认同，而这种认同需要纯粹的 “德国性”的元素。在1947年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的教育和文化关系处所准备的《重新教育德国的长期政策的声明》中写道，“已经启动了一个重新建立德国文化生活的项目”。“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复兴”被认为是重新教育德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德国的文化传统和德国“对文明的贡献”将会给德国人带来“自尊”和民族自豪感。
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的文化政策促进了德国现代艺术的复活，但是其政治意图却远远超过其美学考虑。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的文化联络员雷曼·霍普特（Lehmann Haupt） 在1946—1947年间访问了许多德国文化名人，最后得出结论，德国民众倾向于文化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拒绝现代艺术，因此，德国还有很强的纳粹偏见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学生和青年人对现代艺术的拒绝更表明了“重新教育德国”的失败。
1946年11月，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在美占区成立了一个小组，称为“序言”（Prolog），这是美国文化政治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组成和进行此项计划的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官员们表面上是以自己的私人能力在活动，以便使这个小组显得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组成这个小组的美国人挑选了一群德国艺术家，与他们定期见面，目的是寻找潜在的、将来能够领导德国文化的人物，并且鼓励和引导这些人的个人发展和事业发展，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这些人物要同情美国对德国进行的民主化进程。尽管“序言”声称与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并无联系，但是实际上这个组织是在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重新教育德国的计划框架内行动的。“序言”目的是“增加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其短期的目的是帮助德国艺术家渡过战后的困难时期，为他们提供食物、衣物、进行创作所需的材料，以及友谊；其长期的目的是加强美国和德国占领区之间的文化联系，使德国占领区更快地融入西方世界中来。这些美国人向德国艺术家们宣传美国在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而在纳粹时期德国艺术家们是无从得知这些信息的。热情好客的美国人邀请德国艺术家们到自己家里做客，讨论艺术创作，决定如何资助艺术家，并且帮助出售他们的作品。通过“序言”，这些受到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支持的艺术家们又重新融入德国艺术界，成为反纳粹的现代德国艺术的象征。
随着冷战气氛更加浓重，这些艺术家们不仅仅是反纳粹的象征，更被赋予了反共的任务。正如在1948年，柏林的文化领袖们与他们的同胞一起为基本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力而战。今天的艺术家们是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先锋，尤其是那些在柏林封锁期间与“序言”有联系的住在柏林的美国人。
1948年11月，大约1600位德国艺术家向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请愿，声称如果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就会被迫接受苏联的资金和艺术支持。很显然，这些艺术家们的目的很明确：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必须提供他们要求的财物支持，否则他们就会改变政治立场。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非常重视此次请愿，因为如果大批艺术家逃往苏占区的话，不仅会令美国很尴尬，而且还会被苏联利用，苏联会以此宣传德国知识分子们更倾向于苏占区的生活。因此美国认为采取积极措施“会达到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答应艺术家们的要求，一方面会使他们安静下来，另一方面还可以宣传美占区的个人自由和选择。于是“序言”的成员和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一起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包括允许艺术家们组织小型的画展出售作品，允许这些售卖活动在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的办公大楼里举行，并且由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的工作人员陪伴等等。作为回报，艺术家们必须每月向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提交秘密报告，如果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需要艺术家们的服务，他们也不能拒绝。
除了这些秘密的途径之外，美国驻德国军事占领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公开的措施，如举办绘画作品大赛等，以此引导艺术家们的创作，增强德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并体现美国在德国文化生活中的领导作用。
但是早在欧洲胜利日之后不久，驻德国的美国官员们便很不情愿对德国文化妥协，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就是承认欧洲人的那句批评“美国人是爱钱的野蛮人，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化”。美国担心，对德国文化的妥协会增加德国的“民族感”，使德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生活和文化都要优越。例如，1945年，美国新闻控制司的司长罗伯特·麦克柯拉尔（Robert McClure）批评《新新闻》的编辑将3/4的文学版都留给了德国作家，而主编指出Carl Sandburg 和John Steinbeck 都属于美国的精英作家，麦克柯拉尔感到很迷惑，说道：“这就对了，可是Sandburg 和Steinbeck都是德语名字，德国人会认为他们是德国人。”不难看出，美国对德国的文化表现出的优越是多么敏感。
与此相反，苏联比美国早一些意识到欧洲人强烈地认同自己的高雅文化，于是苏联便经常在苏占区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表明歌德和贝多芬在热爱文化的苏联人中间多么受欢迎。
美占区的军事政府在1945年到1950年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德国人担心接受民主价值观会丧失自己的文化遗产，因此政治原则和文化标准之间的冲突早在许多德国人当中造成了一种“美学三段论”，即，我不喜欢爵士乐；2.我将爵士乐和美国的民主联系起来；3.我不喜欢美国的民主。他们认为，至少共产主义者们还喜欢听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而倾向于民主思想的观众却只喜欢用爵士乐来麻痹自己的大脑。
随着美国的宣传家们越来越了解德国人的文化偏好以及高雅文化在欧洲社会中的重要性，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早期对德国文化政策的偏颇，并作出了相应的调整。美国官员们认识到，美国的文化项目不应该只反驳苏联的指责和向德国观众介绍美国的生活和文化，欣欣向荣的跨大西洋合作关系也需要文化的纽带。为了改变欧洲人过去对美国文化的消极看法，消除美国和德国的军事和外交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需要让德国人更多地了解美国的高雅文化和科技成就。换句话说，美国不能只告诉德国人如何更像美国人，相反，文化项目应该告诉德国人，在高雅文化层面美国和德国有多么相似。而且，文化纽带不仅优先于德美政治合作，而且会塑造德美政治合作的关系。因为自从19世纪以来，美国和德国的文化精英们就开始了广泛的文化合作，例如大批德国教授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而一些美国教授则到柏林大学等德国高等学府任教；除此而外，德国的艺术家们频繁地来访美国以便获得灵感，而德国的银行家们则沿着东海岸设立了许多分行，并且穿梭于大西洋两岸进行业务联系。所有这些都向德国人表明，德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往的历史是悠久的，范围是广泛的。
于是如桑德斯在其著作《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中所言，在1947年，在被占领的德国，苏联和美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文化宣传。美国办起了美国会堂作为文化据点来宣传美国，在寒冷的气候中提供了舒适的阅览室，放映电影，举办音乐会、报告会和艺术展览。教育与文化关系处主任向美国会堂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一篇题为《走出瓦砾》的演讲，强调他们肩负着历史性的使命：至今很少有人有此殊荣来担当如此重要、如此富有挑战性的使命。你们被挑选出来，来改变这个被打败、被征服、被占领的德国的思想、道德、精神和文化方向，这条艰难的路上布满陷阱，为此你们应当感到光荣……尽管美国在文化领域已经作出了伟大贡献，但是德国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却都不了解这一点。我们的文化被认为是物质主义，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说‘我们拥有的是技术，是思想，而你们拥有的只是金钱’。于是美国的成就一批一批地运往欧洲，在柏林展示出来。歌剧新秀、作曲家的新作都由政府出资在欧洲举行首演。经与美国的大专院校的教师、剧作家和导演商议后，制定了庞大的戏剧演出计划。美国有关当局遵照席勒关于戏剧要“陶冶精神”的原则，设计了一个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剧目单。这些主题包括“民主与自由”、 “信念的力量”、“人生而平等”、“战争与和平”、“腐败与正义”、“犯罪将自食其果”、“道德、品位和举止” 、“追求幸福”及“揭露纳粹主义”等。
书籍成为美国争取德国人的心灵和思想的重要工具。美国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图书出版计划，主要目的就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向德国读者介绍美国。美国军事占领政府求助于商业出版公司，以确保普通书籍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这类普通的书籍被认为比政府资助出版的书籍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因为它们不带有宣传色彩。但是这类书籍又确实是用于宣传目的的。仅美国军事占领政府心理战处委托翻译的作品就达数百种之多……在战后的德国及其他被占领土上，美国人的声誉从出版计划中得益匪浅，美国文化受到的赞许扶摇直上。这都要归功于发行了一系列的图书……凡是作为明确的“反共计划”一个组成部分的欧洲作家，也都被推荐给读者。任何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任何对以政权形式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批评，只要是他们认为是客观的，具有说服力而且又合时宜的，都是适宜的读物。
除了绘画艺术、戏剧、书籍、报告会和展览之外，美国的宣传家们还发现音乐在德美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早在1850—1918年间，德国的严肃音乐就已经占领了美国音乐界，大批德国音乐家、作曲家和演奏家来到美国旅行、举办音乐会，甚至定居，从而将管弦乐和交响乐带给美国观众，并且帮助美国成立了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交响乐队和音乐学校，以至于到了19世纪末，在美国音乐甚至成了德国的同义词。
德国音乐家们在美国取得的成就在两国之间搭建了一座情感的桥梁，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仍然历久弥新。到了冷战期间，两国之间的这些文化纽带和活动突然之间带上了政治色彩，被利用到政策制定过程当中。美国制定和进行了一系列文化项目，包括文化交流、贸易公约和演奏会以及艺术家互访等，目的是向世界各国和德国证明美国人和德国人对音乐有着共同的执著。学生、艺术家和商人们开始频繁交往，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同时也成了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的一部分。需要去国外留学的学生可以申请富布赖特交流项目，而艺术家则利用美国为意识形态之战而提供的基金，表演艺术家们则可以申请政府基金去国外为外国观众演奏。
美国存在的种族问题是苏联可资利用的一个大题目，这个问题使许多欧洲人怀疑美国是否能真正实现它将给世界带来民主的许诺。由此推断，把非洲裔的美国人出口到欧洲，让他们在那里演出，可以化解这种具有破坏性的看法。1947年3月，美国军事占领政府的一份报告透漏了“让美国顶级黑人歌唱家到德国举行音乐会”的计划，推销美国黑人艺术家成为美国冷战斗士们的紧急首要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大批的黑人音乐家则应邀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来到德国，向德国观众展现自己的音乐成就，以化解欧洲人对美国黑人人权状况持有的误解。
在众多的艺术家当中，钢琴家凡·克里本（Van Cliburn） 的成就可谓首屈一指。1958年4月，23岁的克里本来到莫斯科演奏，在苏联一夜成名。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欢迎，回国后又受到了同胞的高度赞扬。因为在争夺欧洲人的这场地缘政治之战中，克里本向世界证明，美国人也可以和欧洲艺术家一样出色地演奏古典音乐，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表演向世界证明了美国人对高雅文化的尊敬和掌握，而这正是德国人所怀疑的，也是苏联的宣传中大做文章的话题。
克里本的成功鼓励了政策制定者们进一步利用高雅文化来赢得德国和西欧民众的同情。1959年，艾森豪威尔派纽约爱乐团去欧洲演出，想要向欧洲人证明，美国和欧洲的文化是相容的。为了反击苏联提出的美国没有高雅文化，以及欧洲人对美国文化的怀疑和鄙视，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高雅文化的交流活动。
为了在美国和德国之间架起一座音乐桥梁，美国之音也做了大量工作。除了新闻和评论节目之外，美国之音将大量精力投入到音乐节目的制作和播放当中，因为其官员意识到，没有听众愿意无休止地收听新闻和评论节目，因此音乐节目便成了宣传美国的一个重要途径。
由于很多欧洲人指责美国音乐是肤浅的、嘈杂的，认为美国没有高雅音乐，因此美国之音的音乐节目便是要告诉欧洲，尤其是德国听众，美国不仅仅有流行音乐，也有高雅音乐。美国之音制作了各种音乐风格的节目以迎合不同教育背景和欣赏水平的听众。通常，1/3的节目关于严肃音乐，1/3的半经典音乐，另外1/3是流行音乐，如当时的当红明星Bing Crosby， Jo Stafford等的作品，但无论是哪种音乐风格，美国之音都要保证这些作品的质量是一流的。
在这些音乐节目中，通常会包括一些表现美国生活或历史的歌曲、音乐喜剧或音乐剧，但是这些作品都经过很慎重的考虑，不会使听众觉得美国是在说教或是宣传。一些歌曲表达了美国农民在自己的田地里工作时的幸福之情，还有一些表达了矿工生活的艰辛。此外，美国之音的节目还致力于宣传音乐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些节目宣称音乐已经渗透到美国普通人的生活中，即使是边远地区的小社区的人们对音乐也钟爱有加；年轻人可以在学校中接受音乐教育，学习演奏乐器、声乐课程，还可以在乐队中演奏，在各种各样的合唱团中演唱，并且接受音乐理论和赏析方面的教育。
为了引起欧洲听众的共鸣，美国之音的音乐节目告诉听众们宾夕法尼亚的荷兰社区仍然在唱着他们的祖先二三百年前带到美洲来的民歌，而这些歌曲现在已经成了珍贵的记忆，已经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威斯康辛和明尼苏达，斯堪的纳维亚民间音乐仍然在流行；而在路易斯安那，法国民间音乐还在被人们传唱；此外在靠近墨西哥以及加利福尼亚州，西班牙音乐仍然流行。这一切都表明，这些音乐活动依然存在就是在一个民主的生活方式中自由思考和灵感的明证。此外，这些音乐节目还向欧洲证明美国除了纽约爱乐乐团、费城和波士顿交响乐团之外，还有大批杰出的民间专业音乐家、管弦乐团和音乐组织，其中一些堪与世界上一流的乐团媲美。
除了广播节目以外，1951—1952年间，美国还举行了美国城市与相应的欧洲城市之间的“音乐巡礼”活动，这些城市的管弦乐团互相进行巡演。例如，休斯敦交响乐团1952年2月29日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举行了称为“土耳其之夜”的音乐会，后来类似的音乐交流又在明尼阿波利斯与佛罗伦萨、肯萨斯和斯特拉斯堡、丹佛和哥本哈根、布法罗和卢森堡相继进行。报纸大量报道这些音乐盛事，并开辟专栏介绍出生在那个国家或城市的音乐家的事迹和成就。
除了这些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之外，美国驻德国最高专员（ US High Commissioner for Germany）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人员交流以便重新教育德国青年，使其摆脱纳粹遗毒，接受民主思想的熏陶。
美国驻德国最高专员在德国总体的目标就是帮助德国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使德国公民能够与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一起保卫自由和和平，反对“独裁主义的侵略”，保卫自由世界。在经历了13年的纳粹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后，德国又被四个大国占领。在这期间，德国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民主的生活方式，关于民主的基本理念也已经被摧毁，尤其是在青年人当中，青年们已经不知道人类的尊严和自由为何物，而且对于他国人民和文化的尊重也被极度扩张的民族主义所取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驻德国最高专员组织了人员交流项目，大约6000多人先后访问了美国，500多名教师及其他人员访问了周围的欧洲民主国家。这些人员交流目的是帮助德国人建立民主的生活方式，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自由人民的一员，最终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一员。
这种人员交流对德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战效果，这些人开始用民主的方式思考问题，开始摒弃长期以来纳粹统治强加在其身上的纳粹式的思维方式。在访问结束之后，这些人员回到德国，开始将自己在美国所学习到的知识和思维方式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并开始影响周围的人。而普通的德国人更容易相信去过美国、在那里学习过、观察过的邻居所说的话，而不愿意相信一个外国发言人的言论。这正是美国官员想看到的。在普福尔茨海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南部城市） 的官员举办了一个公开论坛，邀请了去美国访问学习过的六位居民向几百名听众介绍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并现场回答听众的问题，纠正听众对于美国的误解。
在这些去美国访问的德国人当中，有一半是德国公共和社会生活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其中包括联邦、州以及基层的政府官员、工会领导人、记者、广播电台的专家、出版商、法官和律师、医生和护士、社会工作者、农业和国内经济专家、青年组织、宗教和妇女团体的领导人员。这些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影响力的人士回国后通常通过种种方式将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告诉周围的人，包括演讲、写文章等等。
此外，这些人员交流还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禁锢德国的民族主义思维，在提倡国际主义的团体活动中，那些交流回国人员是最活跃的，一些人开始讨论“欧洲联盟”的问题，还有一些青年人开始研究国际事务，并开始组织人员的双向交流。这些人员交流使新的理念和实践接触到了政府部门、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促使德国人开始重新适应，重新组织自己的社会和政治体制。
总之，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在西欧进行了大量的心理战活动，上述这些活动只是这些心理战活动中的一小部分，由于美国与西欧的特殊而微妙的关系，许多相关的政府文件现在并未解密，因此难以系统地了解美国在西欧进行的心理战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的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有的则收效甚微，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活动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在西欧进行的心理战活动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也使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渐将心理战推广和应用到了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