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青(74岁)的口述：
燕青这里之所以叫双庙村，是因为村里有两座庙。1942年时，曾有100多人的日军驻在这里，其中有3～４个宪兵。
日军撤走后，1943年时，村里又开来了伪满洲国军。在双庙驻了两个连，在万人求驻了一个连，大水泉驻了一个连。仅那一年里，双庙村就住着200多人的伪满洲国军。到了1944年，邢昌盛的讨伐队又来了，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军驻守之前，讨伐队也经常来。不过这里没有打过仗。
双庙村的“人圈”是1943年春天建立的，共200多户1000多人住里边。村民和驻军吃的都是河水。
1943年开始流行瘟疫，1944年瘟疫闹得最凶，前后共死了200多口人。没听说日满军得这种病，兴许他们有医生也有药品吧。
当地的大夫把它叫做伤寒病。一般是2～3天就死。我的儿子和我哥哥都是由于拉肚，不到7天就都死了，而我的女儿当天就死了。人一得上伤寒病，就头晕，意识不清，恶心，不能进食，浑身无力。后来连猪也得上这种病了，猪身上到处都是一个个的小坑。当地的大夫说这叫家畜伤寒(有关伤寒和疟疾的症状，请参阅笔者的附记调查)。
那年，由于白马川警察派出所的警长刘贵财被游击队枪毙了，因此，大批日军和警察包围了白马川村，当场把从南岭抓来的20多名村民杀死，并在场院上摆设刘贵财的祭坛。随后又抓走了三四百人。集家并屯后，被日军杀害的都是外村人，没有双庙村的。日本投降时“人圈”里只剩下七八百人了。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4月份，当我再次到双庙村采访燕青老人时，才得知他因病已住进了兴隆县医院，采访之事只好作罢。正巧遇上有位老人在道边给马蹄子换掌，便向他打听了此事，又到河对岸的村子里找了几位村民采访，其结果如下。
王振生(82岁)的口述：
部落里人多拥挤，卫生条件也差，所以流行了传染病。这里也没厕所，人们随处方便，整日臭味熏天。每天都有死人拉出去，前后大约死了50多人吧。讨伐队也住在部落(“人圈”)里，但不知他们的人数是多少。不过我记得日本投降那天，他们也都跟着逃了。
王占红(83岁)、高久荣(74岁，王妻)的口述：
因为房子被警察烧了，只好搬到双庙来，当时花200元买了一间小屋。日本投降后，我们马上过河回到自己的家里。
传染病的症状是什么也不想吃，净呕吐，全身疼，昏迷，身上出红点子。拉的是淘米水似的稀便，不发烧也不便血。当时得这种病的人不少，也有很多人发病当天就死了。
另一种病是发烧，身上出红点子，手不敢挠，一挠就流黄水，然后皮就烂了。人和猪都得这种病，猪身上也有很多小坑坑，而且也死了很多。记得那时还死了一匹马呢。“人圈”里基本上没有牛马之类的大牲口，因为都被日军拉走了。1944年瘟疫传染得最厉害，记得是大搜捕后才开始传染起瘟疫的。
王振生王占红(左)高久荣夫妻杨合杨合(74岁)的口述：
小集家(并屯)时，“人圈”在河东。大集家时，人们都集中到了双庙村。
1944年时瘟疫传染得最厉害，主要是泻肚、出花，当时猪也出花。一天平均死2～3人，大概死了七八十人吧。当时村里驻着日军，但没有杀过本村的人。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