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起(右)、杨长兰夫妇当年，兴隆县最西部的“人圈”就设在二道河村，站到村口就能看到长城。趟过潮河进入小关门长城，就是密云县。如今，这里柏油路很宽敞，它一直通往北京。
李秀起领着我们参观了当年二道河子“人圈”的遗址，据说这也是现存最大的一处“人圈”。李秀起是河北省劳动模范，1963年和1964年曾受过表彰。
李秀起(78岁)、杨长兰(71岁，李之妻)的口述：
现在只剩下四五十米长的一段墙了。当时墙高3米，宽1米。“人圈”东西250米，南北80米，有南门和北门，都是二层的门楼。四周有炮楼，用于警戒。除警察之外，村民也必须去站岗。
“人圈”是1942年开始修建，1943年完工后便住进了人。原先，二道河人只是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人圈”建成后，陆续地从小关门、黄门子、偏道沟和庙梁迁来了40户。这样一来，“人圈”里就变成50多户130多口人了。我是从潮河北面的山上被强迫迁到这里的，没房子只得搭个马架子窝铺住着。
二道河“人圈”没有驻军，只有个警察防卫所，里面有所长和几名警察，没日本人。长城上设有警防所，住着20几个人的讨伐队。他们是从1942年起开始设防的，一直驻守到1945年夏季。先后在那里驻防的有刘其昌讨伐队、程斌讨伐队和宋庆讨伐队，其中也有几个日本兵。大部分日军都驻在六道河。
二道河子长城
到了1945年7月，“人圈”里只剩下五六十口人。1943年那场瘟疫就死了50多人，最惨的是一天竟死了7口人。年轻姑娘死后连衣服都没穿，光着身子就埋了。那情景太惨啦！……
这里被逮捕的有3人，被杀的有十几人(李边想边说出这些人的名字)，那些被捕的人后来都押送到承德和锦州去了。
我们全家七八口人只有两条棉被，讨伐队来了说是太奢侈了，便拿走了一条。后来，我弟弟去讨伐队把那条被子要了回来。但不久，讨伐队再来时，用木棒把我弟弟打了一顿，连人带棉被都给弄走了。我们到讨伐队驻地去了几次，他们大门紧闭。第二天，家里人再去找时才发现，他已冻死在那里了。当然，棉被也没要回来。
二道河村“人圈”遗址(回忆往日的悲伤，老人潸然泪下。)
那时没棉被，没衣服，也没吃的，人们只好吃野菜、野果充饥。根本就没有学校，也谈不上孩子受教育的事。1947年这里才有了小学校，那时是私立学校，是我请来的教书先生。刚解放时，我们这个村一多半以上是妇女。
那儿的住房是个低矮的小草棚，一天，有户人家母亲到外面去了一小会儿，哪知灶中的火冒了出来，一下子把小草棚点着了，炕上躺着个3岁的孩子也被活活烧死了。那时，一般都是3米见方的草房，里面住着七八个人，也没厕所，卫生条件极差。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起身向主人告辞。此时，杨长兰执意挽留我吃饭，但我谢绝了。惜别时她对我说：“真没想到今天能把过去的事讲给日本人听啊。”
这一带曾发生瘟疫一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为此，翌年之春，我再次访问了二道河。
采访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８日
李秀起的口述之二：
当时死于瘟疫的有50多口人。主要症状是高烧、头疼、全身疼痛、四肢无力和起不来炕。吐血、流鼻血，由于皮下出血，脸部和脖子以及胸部变红。另外，最明显的是浑身浮肿。一至两天或两至三天就死人，所以老百姓都把它叫做瘟疫。
患这种病死的有张海泉的母亲和她二姐，李荣全的父母，李长真夫妇……“人圈”中５０多口人都是这么死的。
“我丈夫也得了这病，但后来治好了。”杨长兰插话说。
没有药，只好躺在炕上等死。如果把坏血都吐出来的话，还有救。我琢磨这或许是病情较轻，得这种病的人很少有活过来的。
驻守的讨伐队就没人得这种病？“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医生有药啊！”杨长兰在厨房大声地回应着。
二道河村里就只有一口井，在河边附近，井水清澈干净。村民、警察和讨伐队都使用这口井，可为什么仅村民得病呢？是老鼠？那时老鼠成群，到处乱窜。
日军没在二道河驻过，但经常来这里。来的都是山下大队的，其中也有宪兵。杀人的都是日本兵和日本宪兵。不知山下现在是否还活着？
当谈到瘟疫的话题时，李秀起认为其卫生状态恶劣得都难以描述。无论采访哪个“人圈”，每当触及到瘟疫及卫生状况这一话题时，听到的大都是这句话。我想这是解放后，当地人接受过卫生指导后，才彻底地明白了卫生状况的真正含义。然而，对有关当年流行瘟疫的起因，我却另有所思。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