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王与圆桌骑士
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台农神庙以及罗马的圆形剧场，这些都让人浮想翩翩，从伟大的古代文明，法老和哲学家，想到皇帝和史诗传说。
史前巨石柱却不会令人产生这些遐想。
索尔兹伯里平原上有大规模的石头建筑遗址群，它们被现代的高速公路所环绕，并向东一直延伸到伦敦，这儿没有象形文字来破译，也没有苏格拉底的语句去解释。建造了史前巨石柱的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人们还建造了一些石头纪念碑，这些纪念碑的遗迹散布于乡间。但是他们为何或者是怎样设法建造了像史前巨石柱这样独具特色的惊人建筑呢？他们没留下任何东西作为解释。而且，考古者发现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古代居民在其他方面显示出他们的文化仅仅位于生存线之上，直到20世纪后期，史学家还心安理得地称这些人为“野蛮人”。但是，难道是这些“野蛮人”建造了举世震惊的史前巨石柱，如果不是他们那么谁是真正的建造者？
毫无疑问，从中世纪起，那些研究这个古代建筑群的人们在设法解释谁建造了这些东西时，眼睛并不是只盯着索尔兹伯里平原，他们把目光伸得更远，从历史到地理，从航海到天文，一切可能的因素都被进行详细的阐述。12世纪时，蒙默斯的牧师威尔士·杰佛里就曾把史前巨石柱的建造归功于亚瑟国王的宫廷男巫默林。根据杰佛里的《不列颠国王的历史》，这些古代建筑群是受亚瑟王的叔叔——一个名叫奥里利厄斯·安布罗修斯的人委托建造的。安布罗修斯想寻求一种适当的不朽的方式来纪念反盎格鲁一撒克逊侵略者战争的伟大胜利。默林建议，在爱尔兰的一个名为基拉罗斯的地方取出一些石头，造成纪念碑，然后再用船把它运到不列颠。
17世纪，国王詹姆斯一世对史前巨石柱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就委派宫廷建筑师伊尼戈·琼斯去调查。在对纪念碑进行一番研究与分析之后，琼斯只好赞同杰佛里的理论，这里的石器时代或铜器时代的居民不可能建造出这种石柱。“不可否认，他们缺乏知识，即使给自己穿上衣服”，琼斯推理说，“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建造像史前巨石柱那样结构雄伟、令人惊叹的作品”。
琼斯得出结论说，如此精巧雄奇的构造只能出自罗马人之手，而且象征着一位未明身份的罗马神的庙宇。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代里，人们试图把史前巨石柱归功于不列颠以外的建筑师。就像古代凯尔特牧师被人们认为是德鲁伊特人一样，丹麦人、比利时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有他们的支持者。
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虽然直到20世纪人们才发明了放射性碳元素来测定年代，早期考古学家的粗陋的年代测定法却已表明史前巨石柱极有可能造于公元前1500年以前。大部分学者也意识到，德鲁伊特人的到来不早于公元前500年，而罗马人在他们之后。那意味着在他们两者到达英国之前1000年，史前巨石柱就已被建造出来了。
因此，直到20世纪，谁建造了史前巨石柱仍是一个谜。
1953年，一位考古学家的偶然发现给这一问题找到了答案。7月10日，作为对遗址调查的部分，理查德·阿特金森准备给位于大垂里森旁边的一块石头上的一些17世纪的刻画拍照。因为希望得到光和阴影的鲜明对照，他一直等到下午很晚。当他透过照相机的镜头观看的时候，阿特金森注意到在17世纪的刻画下面，是一些其他的雕刻。其中有一个刻的是指向地面的一把匕首。附近是四把斧头，斧头的类型是大约史前巨石柱建造时期在英格兰发现的那种。
那把惟一的匕首而不是那些斧头令阿金森最为激动。与此类似的东西以往从未在英格兰发现，也从未发现于北欧的任何地方。最能与之相比的典型物品来自希腊迈锡尼城堡的皇家坟墓。
这是与一个更加高级文化的联系，是一个人们有理由期望能建造像史前巨柱这样建筑的文化。足以让人乐观的是，在迈锡尼发现的那些匕首，其制造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这个时间与史前巨石柱的建造时间恰巧吻合。与丹麦人和德鲁伊特人的说法不同，有关迈锡尼的说法从年代上而言有一定意义。
阿特金森形成了一个较为详尽并且有说服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史前巨石柱是由来自更加文明的地中海地区的拜访者——一位建筑师设计的。他推算甚至可能还有一位迈锡尼王子埋葬于索尔兹伯里平原。考古学界欣然接受了这一理论，他们为最终能找到了史前巨柱问题的答案而感到骄傲和欣慰。
但是就像有关迈锡尼的一致意见迅速形成一样，它很快又被摧毁。20世纪60年代发明了一种新的放射性碳元素测定年代法，表明史前巨石柱比原先设想的要古老得多，而且比迈锡尼文明也要古老得多。考古学家们突然面对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新的放射性碳元素测定年代法证实迈锡尼城堡建于公元前1600至1500年，这样就使史前巨石柱的起源往前推移，远远早于任何地中海文明的可能影响。
根据这个最新推断，史前巨石柱周边的河床和外部沟渠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950年。周边内的一些木结构大约建于公元前2900至2400年之间，之后不久的某个时候被我们熟悉的石头结构所取代。
新的年代测定法动摇了迈锡尼理论的根基，也动摇了该理论的传播者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他们的探查、研究，他们为之欣慰的一切成果也都付诸东流。史前巨石柱如此古老，它根本不可能是由任何伟大的欧洲文明建造的，而且非欧洲文明也离此太久远。大部分学者不得不第一次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建造史前巨石柱的是那些居住在石屋附近的人们，而且他们完全是在没有外界的帮助下做到的。这些原始的人们是如何建造成世界上最为持久的纪念碑的？
但这还不是给人最深印象的地方，因为建造史前巨石柱的人们所使用的石头来自威尔士东北150英里以外的普里斯里山上，这就使他们的建造工作更加困难。
1932年，地理学家H·H·托马斯探寻到了他们使用的原料蓝砂岩（实际上，说它是一种污渍斑斑的灰色物更为适当）。这些蓝砂岩中的三种岩石类型跟在史前巨石柱附近发现的任何岩石都不同，但是托马斯发现同样类型的三种石头却能够在威尔士的卡梅宁山和富尔·特里冈之间山峰上的露出地表的自然岩石中找到。
索尔兹伯平原上的人们是怎样把这些重5吨的石头从威尔士运到英格兰的呢？
有一些地理学家，其中著名的是G·A·凯拉韦，大胆争辩说，这些蓝砂石是通过冰川，不是由人力搬运的。但是，大部分专家一致反对凯拉韦的观点，因为他们不相信最近的冰川作用会向南延伸到普里斯里山或者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即使的确如此，冰川运动可以把威尔士一小片地区的蓝砂石集中起来，然后再把它们沉积在英格兰的另一小片地区，而不可能把它们散落于各地。而且布里斯托尔海峡的南部或东部没有任何其他的蓝砂石这一事实（可能只有一个例外，现在索尔兹伯里博物馆，但对此历史上有争议）从反面证明了冰川理论的不可信。
因此，最通常的解释是来自索尔兹伯里平原的人们把一些独木舟捆绑在一起，然后通过爱尔兰海搬运这些蓝砂石。问题是要找到进一步的证据证明索尔兹伯里平原的人们能拥有如此非凡的、了不起的技术知识。
伴随着知识传播者们认识上的混乱，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更值得注意的关于索尔兹伯里平原人民的提法。这些提法不是来自考古学家或地理学家，而是来自天文学家。
20世纪60年代并不是天文学家第一次发表见解的时候。早在18世纪，威廉·斯蒂克利就曾观察到史前巨石柱的主线是“白天最长时太阳升起的地方”，而且研究该纪念碑的许多其他人发现它的方向是面向太阳、月亮或者星星的。然而这些研究中没有一个能像波士顿大学的天文学家杰拉尔德·霍金斯的研究那样引起轰动。他醒目的著作《破译史前巨石柱》出版于1965年，并且很快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
霍金斯发现纪念碑上165个主要点之间的定线与太阳和月亮的升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更能引起争议的是，他认为史前巨石柱上的称为奥布里孔的一圈坑穴曾被用作预测月亮的圆缺。霍金斯把史前巨石柱称为“新石器时代的计时器”。
自从发现“迈锡尼”雕刻以来，仍然是史前巨石柱问题的首要专家阿特金森也以同样醒目的标题《史前巨石柱上的月光》进行反驳与回击。阿特金森认为史前巨石柱上的天体准线极有可能是偶然出现的。至于奥布里孔作为月亮圆缺的预测物，阿特金森提出证据说这些洞孔曾被用作火葬坑穴，而且在挖掘后不久即被掩埋掉。
在某种程度上，天文学家反对考古学家的争论伴随着每一种说法而引起频繁纷争，且在理解对方的技术论点上都有极大的困难。天文学家们提出了多种方法证实史前巨石柱可能被用作一个天文观测台。但是，天文学家们有这样一个趋势：他们强调的是不同的点与太阳或月亮如何构成一条直线，而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想当然的圆点中的一个可能比另一个造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考古学家们很快就找到了大量理论的弱点。
然而，甚至这不确切的天文学也表明，索尔兹伯里平原的人们研究过天空，并且有某种方法记录他们的发现。显然，史前巨石柱的建造者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原始，但是在其他方面却是高度发达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最近的发现在加深我们对史前巨石柱理解的同时，更加深了围绕到底是谁建造了它这一问题的神秘色彩。
阿尔弗烈德大帝
1991年，法国潜水员偶然在水下发现了一条岩石隧道，没想到一个月后，这条隧道得到了法国文化部长的高度评价，称它是“一座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丰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科斯凯将在水下发现岩石隧道的秘密透露给了考古学家让·库坦后，他当即决定与科斯凯一起冒险再次潜入水下，探索这一秘密。由于淤泥不时泛起，搅得海水又稠又浑，他们俩先小心翼翼地游过了一条37米长仅1米宽的管道。然后，又穿过一条150米长、2米宽的隧道，接着挤进一个窄洞，最后才进入一个5米高的石屋。
借助自带灯光，他们看到了一个奇幻世界：石屋四壁有石器时代的雕刻，人们所绘的各种马的图案，这些马有的仅能看到露出水面的头部和背部，而浸在水中的则已经无法辨认了。
科斯凯和库坦不满足这些发现，又摸索着从石屋游入另一岩洞。岩洞高约30米，直径为50～60米，呈拱形。借助灯光，科斯凯发现洞内天顶上饰有色彩斑澜的钟乳石。洞内四壁所绘动物形象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库坦在事后承认，他以前从未见过年代如此久远、绘制如此精美的绘画。据他估计，洞内的绘画大约形成于1.2万到2万年前。因此把这个水下岩洞称之为“水下大教堂”。
据初步考证，岩洞内的这些画是远古时代艺术家以动物脂肪和矿物为颜料，用动物毛制作的画笔绘在岩石上的，其中有鹿、鸟、马、牛等。最令库坦惊异的是，这里的欧洲野牛头部画法与石器时代的岩石绘画迥然相异，那时一般只画牛头的侧面，而这里的牛头竟绘出3/4的面部。库坦说，这种画法在旧石器时代也是非常少见的。
库坦推测，远古时代的画家们在此岩洞内绘画时岩洞尚位于海拔80米处。在以后的岁月中，地中海海水不断上涨，终于堵塞了通往此洞的入口。因此这个岩洞一直没有被人发现，至今保存得完好无损。
专家们认为，这个保存下来的水下岩洞是古代祭祀场所，它与法国拉斯高岩洞相比，或许更有价值。
征服者威廉
17世纪至19世纪，是德国资本主义缓慢发展的时期。在这期间，德国经历了30年战争（1618年～1648年）、狂突击运动、拿破仑的入侵和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历史事件都在不同意义上影响了德国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德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落后于英、法等国，但在教育上却毫不逊色。国家政权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师范教育和学前教育开始兴起，学制和课程出现了一系列变革，特别是教学方法实行了重要改革，大学中加强学术研究，系统的教育理论产生，同时还出现了像赫尔巴特、福禄倍尔、第斯多惠等在世界教育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
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中期的教育
1.初等学校
这一时期德国初等学校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德语学校的发展，国家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强迫教育的提出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进。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马丁·路德用德文翻译了《圣经》，又写了简本和详本两种《教义问答》，使德语逐渐成为德国宗教教育的用语。所以，在新教地区的初等学校大都采用德语教学，后来逐渐出现德语学校，有的属于地方教育机构，也有的是私立的。
17世纪至18世纪，德国各诸候国的统治者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争夺霸权，都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忠顺的臣民和士兵，因而十分重视国民教育，不少公国很早就颁布了强迫教育法令，并将学校，特别是初等学校的管理权从教会转到国家手中。这是德国初等教育的一大特点。
强迫教育的法令首见于16世纪下半期。1559年威丁堡公国、1580年萨克森公国颁布了强迫教育法。1619年魏玛公国颁布的学校规章，要求6岁至12岁男女儿童必须到学校全年上学，规定除放假日外不得缺席一天。1763年普鲁士腓特烈二世颁布《普通学校规章》，规定父母必须把5岁至13岁或14岁的儿童送入学校，儿童缺席处以罚款。规章还详细规定了学校各项经费的来源和使用。但从具体情况来看并不理想。经历了30年战争后的德国，处于贫困和落后的状态，家长由于经济困难，态度不积极，学校规章中的很多内容都没能认真执行，学校缺少经费，基本设施很差。尤其突出的是教师普遍没受过师范训练，不少乡村教师是由教士或工业者担任，其中大部分是裁缝和鞋匠，有的是残废军人。这些人知识贫乏得可怜，只能教简单的读和写，最多再教些简单的算术。教学方法是拷打加死记硬背。初等学校的教学内容大都是读、写、宗教教育和唱歌。以后逐渐增加一些算术，自然科学和历史知识。
2.中等学校
文科中学17世纪至18世纪德国中等学校的主要类型是文科中学。它以城市贵族和最富有的新兴资产阶级子弟为招收对象，培养官吏和向大学输送新生。文科中学的教学内容以拉丁文、希腊文为主，以后逐步增加了一些现代语文和数学、自然科学及历史、地理等学科。新增学科的教学注重实物和应用。
实科学校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需要，发展中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设置一种注重讲授实科知识的中等学校。1708年哈勒学院的副主教席姆勒创办了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中学。该校讲授数学、物理学、力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学、绘画制图，在教学法上广泛应用了绘画、学图表、标本和模型等直观教具。这是一所既具有普通教育性质又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新型中学。在这所学校影响下，许多城镇也都随之设立了类似的学校。
实科中学排除了文科中学中纯古典主义倾向，要求教授实际生活和国民经济部门必需的实用知识。在教学方法上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科中学的出现，在当时来说，是教育史上的一个进步现象。
3.骑士学院
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德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学校——骑士学院。它以训练包括王子在内的贵族青年担任宫廷文武官职为目的。19世纪骑士学院逐渐消失。
骑士学院为新贵族们提供文雅的现代教育。在学校课程中，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占首要地位，同时开设神学、骑士训练类课程。骑士学院不主张专攻任何一门知识，要求扩大知识面，帮助学生精通世故和提高军事能力及宫廷交际的水平。这时期出现的骑士学院已不同于中世纪的骑士教育，它具有近代教育性质和功利主义的目的。骑士学院中开设的体育运动、现代语文和自然科学等课程，成为以后德国中等学校课程的必备内容。
4.高等教育
德国的大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前，到15世纪已有9所古老的大学。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在新大学运动中又创办了一些新大学，如哈勒大学（1694年）、哥廷根大学（1737年）等。
哈勒大学是普鲁士振兴的基石，在德国和欧洲都享有盛誉。哈勒大学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办学原则，重视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的教学，在大学中采用德语进行教学。哈勒大学的办学特点影响了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18世纪末，德国的大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扭转了旧大学的宗教神学性和古典主义方向。
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的教育
1.泛爱主义教育运动
18世纪下半期，当英、法、美的产业革命、政治革命震撼旧世界的时候，德国仍然是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法国的启蒙运动给德国以强大冲击，教育改革便应运而生了。18世纪后期德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教育思潮——泛爱主义。泛爱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是巴泽多（Basedow，1724年～1790年）。巴泽多深受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影响，曾著书大力宣传卢梭的教育观，并呼吁按照卢梭的教育原则创办新学校。1774年巴泽多按自己的教育理想在德国东部德骚创办了一所学校，被称为“泛爱学校”。其目的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培养对人类的广泛的爱，“泛爱主义”因而得名。泛爱学校在教学内容上扩大了各科实用知识的范围，重视体育和劳动教育。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木工、镟工、制图和农事。巴泽多还编印了《初级读本》，读本汇集了有用的人文、自然科学知识，配有插图100页，作为儿童的初级教材。学校生活顺应儿童的天性，废除“小大人”的培养方式，强调应把儿童看作是儿童而不是成人，教学时注重实物、语言的学习，采用谈话、图片、游戏、演剧等方式进行，算术注重心算，地理的教学采用由近及远的方法。本族语的学习在学校中居于重要地位。泛爱主义者和卢梭一样，认为儿童的天性是善良的，强调尊重儿童个性，反对束缚儿童自由，绝对禁止体罚。
泛爱学校的新气象受到社会的欣赏，很多人来学校参观，康德曾对泛爱学校做过很高的评价。在巴泽多等人的思想影响下，德国各地办了很多类似的学校，一时形成一种运动。后来泛爱学校的教师散布到欧洲各地，使泛爱学校的影响扩及法国、瑞士等许多国家。
2.洪堡德教育改革
1806年，在耶拿战争中德国被拿破仑彻底打败，割地赔款使德国民族感到莫大耻辱，以费希特为首的学者提出“教育领先”的口号，主张通过改革振兴教育，培养一代新人从而振奋民族精神，把德国重建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费希特的号召受到公众和当局的重视，新政府把重建教育的工作交给了学识渊博的教育部部长洪堡德，为此，洪堡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改革了初等、中等教育，推行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法，创建柏林大学，使德国的教育制度在19世纪前半叶成为英、法、美等国学习的楷模。
初等教育改革洪堡德进一步强调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先后于1802年和1805年公布了初等义务教育法案。为了改进和发展初等教育，他选派了大批青年到伊佛东向裴斯泰洛齐学习，这其中就有赫尔巴特、福禄倍尔。他要求前去学习的青年不仅要学习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让这位伟人胸中焕发出的神圣的爱与力的火，点燃他们的心灵。这些青年从伊佛东回来后，决心重建小学教育体系，使德国初等教育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初等教育相联系的师范教育也有所发展，建立了几所师范学校，将来希望当小学教师的人要在师范学校学习三年。
中等教育改革洪堡德按照新人文主义精神改革中等教育。1810年制定的中学教学计划，削减了古典学科的内容，扩大了普通基础学科的教学，使中学更接近于实际生活。为保证教学质量整顿教师队伍，1810年规定：凡要担任中学教师的都得通过国家考试，合格的给予中学教师称号，未经考试合格的人员不得录用为教师。考试由国家委托大学办理，考试的科目和要求，都以大学为训练中学教师所开设的课程为依据和标准。这种考选教师的制度，改变了以前文科中学教师只能由神学家、牧师担任的现象，保证了中学教师的水平，并将德国中学教师提高到专业工作者的地位。
大学教育改革1810年德国根据拱堡德的建议创办了柏林大学，费希特被选为柏林大学首任校长，10月6日第一批学生注册入学。
柏林大学的创建不只是增加了一所大学，而是意味着大学的变革。
洪堡德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提出的口号是：学术自由，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统一。大学把重点放在科学研究方面。该校认为，在科研方面卓有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的和最有能力的教师。对于学生的要求不再是博学，而是要求其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基于这个观点，必须选择那些对学问有造诣、有独创能力的人来担任教授。
格林大学无论在研究、教学还是学校事务管理和行政方面都拥有完全的自由。柏林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的原则；校长一年选举一次；学生有权批评校方，并享受大学公民权；大学实行超然的总务管理；大学校长及教授仅负责学术性工作而不理庶务等。
在柏林大学建立后，又有不少大学是仿照柏林大学进行整顿和新建的。
3.1848年后德国教育的停滞和倒退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教育也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现象。教育部改为精神教育及医学事务部，几任教育部长不信任教师并厌恶“全面教育”。1849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普鲁士的师资培训学院召开的教师会议上，怒气冲冲地指责教师，要他们承担1848年发生革命运动的全部责任。政府认为不能使平民什么都知道，要降低教师的学识水平和初等学校的标准。1854年普鲁士政府颁布关于师范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法令，规定小学全部由教会管理，教学内容以宗教为主，其余科目被削减到最低限度。在中学里，强调宗教基础知识的教育，引导学生只集中学习一门学科，最好是古典学科，文科中学的教学计划中取消自然学科，实科中学中增加拉丁文和神学。在大学里解散了学生协会，解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授，对大学实行严格的管理。1848年以后，德国整个教育领域充满了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普鲁士国家专制主义精神，这些大大妨碍了德国教育的发展。
查理大帝
血型的研究过程从一开始就和输血疗法密不可分。因此，要了解血型的发现过程，就必须先从输血的历史谈起。
1665年的一天，英国科学家查理·罗尔看到一条出了意外的小狗，因失血过多而濒临死亡。他尝试着将一条健康狗的血管间接地与那条奄奄一息的小狗的血管连通，过了一会儿，小狗竟神奇地起死回生了。查理·罗尔的大胆尝试，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在不同个体间输血是可能的。这个300多年前的实验是后来输血技术发展的萌芽。
1668年，在法国医生丹尼斯的诊室里，一位年轻的妇女恳求医生把羔羊的血输入她性格暴戾的丈夫的身体里，她的丈夫也同意这样做。丹尼斯医生出于无奈，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开始进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人体输血的工作。但是，手术中这名男子突然心跳加快，最后无法挽救死去了。丹尼斯医生因此被人指控为过失杀人而入狱，从此再也没有人敢采用输血的技术了。
在丹尼斯医生输血事件沉寂了150年后，1818年，英国的生理学家兼妇产科学家詹姆士·博龙戴尔医生为了预防一位难产的孕妇在生产时突然发生大出血危及性命，果断地做出决定，立即为孕妇输血。他将一名健壮的男子的血输给了那位失血过多的产妇，终于使她得救了。同年12月22日，詹姆士医生在伦敦医学年会的讲台上做了人与人之间输血成功的第一例报告。但随后的医疗实践中，并非每个受血者都能够获得救治，甚至有的还出现严重的生理反应而加速了死亡。输血技术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奥地利医生兰德斯坦纳在维也纳病理研究所工作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深知这一现象的存在对病人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威胁，医生的道德操守促使兰德斯坦纳开始了认真、系统的研究。长期的思索促成了灵感的迸发，有一天，他终于想到：会不会是输入的血液与受血者身体里的血液混合产生病理变化，而导致受血者死亡？
1900年，兰德斯坦纳用22位同事的正常血液交叉混合，发现红细胞和血浆之间发生反应，也就是说某些血浆能促使另一些人的红细胞发生凝集现象，但也有的不发生凝集现象。于是他将22人的血液实验结果编写在一个表格中，通过仔细观察这份表格，发现表格中的血型可以分成3种：A型、B型和O型。
1902年，兰德斯坦纳的两名学生把实验范围扩大到155人，发现除了A、B、O三种血型外还存在着一种较为稀少的类型，后来称为AB型。到1927年经国际会议公认，采用兰德斯坦纳原定的字母命名，即确定血型有A、B、O、AB四种类型，至此ABO血型系统正式确立。
英法百年战争
法国文艺复兴较之意大利相对迟缓，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国缺乏政治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14至15世纪末，爆发了英法百年战争，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完全的独立和统一。15世纪的政治缺乏统一导致社会的不安定。从而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其次，法国是哥特式建筑艺术的故乡，它拥有欧洲最优美的哥特式建筑。这一中世纪的传统无论在宗教建筑还是在世俗建筑中都是根深蒂固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术的发展。再次，法国人缺乏意大利那种深厚的古典主义传统和复兴古典文化（建筑）的意识。
15世纪，法国美术受到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影响开始发展起来。产生了亚威农画派。亚威农画派的著名代表画家是活跃在1444-1466年之间的安盖拉·夏隆东，关于他的生平现在知之甚少。根据他的作品表明，他最初在爱库斯，是后来才定居亚威农的。现存奥尔良·莱塞农疗养院的《圣母戴冠》是他的代表作品。在这幅作品中，画家笔下的玛利亚和其他人物都带上了人间的自然感情，风景的表现也趋向写实，使画面带有真切和生动的感觉。
以布尔日为中心的卢瓦尔河，14世纪以来和亚威农一样是法国美术的一大中心。在这里以手抄本插图和教堂玻璃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国艺术在15世纪下半期成就卓然，图尔的让·富盖（1420年—1480年）的绘画作品使法国艺术别开生面。他的成就代表了法国早期文艺复兴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
富盖出生于法国中部地区的图尔，在那里度过了青年时期。1440至1445年旅居巴黎，1445年到1447年他去了向往已久的意大利，在罗马逗留了两年的时间，曾画过尤金四世的肖像。1448年他重新回到图尔，受到查理七世的青睐。1475年，他荣获了画家之王·的称号。
富盖的绘画创作吸取了意大利艺术的理想化和装饰性的表现，又学习了尼德兰的写实精神，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风格。他既画《圣经》插图。也画贵族和僧侣的肖像。他的肖像画真实地刻画了各种不同性格和其内在精神状态，形神兼备。代表作有《查理七世肖像》和《居文纳·德兹·尤桑肖像》等。他的宗教题材的画，充满了人间世俗的情感。代表作有《圣母与天使》。这幅作品中的圣母是按照查理七世的宠妾来描绘的，她袒露着胸部，披着貂皮斗篷，十足的一贵妇人的打扮。
富盖曾致力于袖珍画的创作，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创作的《祈祷书》显示了他在袖珍绘画方面的杰出才能，也是它袖珍艺术顶峰时期的作品。他具有故事性描绘的能力，整个画面的空间处理和人物的动态表情的刻画都十分成功。他的《审判阿朗松公爵》也取得了上述作品同样的成就。
进入16世纪初，活跃在法国画坛上的画家大都是富盖的后继者。其成就并不很大。16世纪中期，法国的肖像画在富盖的肖像画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多少代表了16世纪法国绘画的艺术成就。重要的代表画家是让·克鲁埃和他的儿子弗朗索瓦·克鲁埃。
让·克鲁埃（1485年—1540年）终身从事肖像画创作，其代表作品是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约姆·彼特》以及《法兰西斯一世像》等，画面颜色闪闪发亮，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技巧。
弗朗索瓦·克鲁埃是让·克鲁埃的儿子，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肖像画作品。代表作有《药剂师比尔·居特》、《查理九世像》、《亨利二世像》和《奥地利的伊丽莎白像》等。
在这些作品中，画家经过对生活的仔细观察，把帝王及其家属及男女贵族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克鲁埃父子的绘画以造型准确，严谨和优雅为其特色。
16世纪末，由于30年的宗教战争，法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法国出现伟大的绘画艺术是在巴洛克时代以后。
圣女贞德
6世纪之后的西欧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农奴制为核心的新的封建经济形态逐步形成——中世纪时代。其政治重心由以意大利为中心的环地中海地区迁至以法兰克为中心的内陆地区；其统治民族由罗马拉丁民族转化为日耳曼民族；其精神文化的主体由世俗性极强的罗马文化转化为宗教色彩甚浓的基督教文化。由于日耳曼诸王国、法兰克、加洛林帝国以及法兰西、德意志、英格兰等国家的兴起，文化上也呈复线多元的发展趋势。这个时代，既是“黑暗的愚昧时代”，也是“玫瑰红的理想时代”，既遍布着饥谨、困苦、暴力和不平等，又充满着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代所造成的种种磨难与机遇中，源于古典时代的西欧文明获得了再次扩充和更新。
14、15世纪，西欧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阶段。在这一阶段，触发了其自封建制度确立以来的第一次经济结构大调整，以农奴制、庄园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重大变革。在空前尖锐的阶级矛盾下，人民大众的反抗浪潮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如意大利的多里奇诺起义、法国的“扎克”起义、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等等）。统治阶级为了适应社会变化，也不断地强化了王权统治。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市民的崛起，成为英法王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之一。等级代表会议的确立，使得国家政权出现了新的形式。在此期间，发生了一场惨烈而漫长的英法百年战争（传奇式的法国女英雄贞德即在1429年英军围困重镇奥尔良时脱颖而出，后被英军活活烧死）。但与此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却日益分裂，曾君临一切、不可一世的罗马教皇时代也告终结。中古时期的欧洲首富之地西班牙曾被阿拉伯帝国统治了800年之久，直到15世纪末。在西班牙出现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封建文明的交会与碰撞，引发了“再征服运动”——基督教国家的反攻，最终于1492年，费迪南国王攻陷穆斯林最后的一个据点格拉纳达城，而使“再征服运动”宣告结束，完成西班牙的统一。
14世纪前后始，处于中世纪的西欧逐渐进入一个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时期，资本主义精神正在萌动之中，为欧洲资本主义得以战胜封建主义、为近代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与条件，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基石。其重大历史事件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近代科技革命，地理大发现导致全球航行的沟通（1487～1514年葡萄牙人开辟了从远东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到西欧的漫长海上商路。此后，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率船队西进时，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1520年西班牙人麦哲伦率船队发现美洲最南端的海峡，由此驶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再继续西航，返抵西班牙，完成了世界首次环球航行），海外扩张（早期殖民），经济结构由农本经济向重商经济的转变，科学理性精神的觉醒和实证方法的出现，以及国家政治权利的集中化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聚合等等。
格里高利圣咏
中世纪初期，西欧教会使用有安布罗修斯圣咏、法兰克的高卢圣咏以及西班牙的莫萨拉布圣咏等几种不同的宗教仪式歌曲。
安布罗修斯（约339～397）于374年任米兰主教（见图）。他抵制异端阿里乌派，强化罗马教会，促使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于392年承认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并严禁异教信仰。安布罗修斯为了更好地宣传宗教，主持教会利用东方曲调写成圣咏，在米兰甚为流行，通常称之为“安布罗修斯圣咏”，将赞歌和交替合唱形式吸收到罗马教仪中，并亲自为很多赞歌作曲，将其大众化。
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罗马失去了教会中心的地位。6世纪末，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始重建罗马教会中心的地位。在重整教会各项宗教礼仪和机构的同时，在590至604年之间，他组织教会人员，从各教会所用的教仪歌曲、赞美歌等歌曲中进行选编工作，主持制定了教会音乐的法典——《唱经歌集》，并派使者送往欧洲各地教会，命令各地教会在教仪中使用。这是一部中世纪经典性音乐文献，收集了教会礼拜仪式和圣餐仪式上应该演唱的歌曲。现存两种版本，一为8～9世纪法兰克国王查里曼时期的、带有法兰克风格的圣咏；一为11～13世纪的古罗马本（据考证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
格里高利圣咏又称“素歌”。素歌的特征为以拉丁文演唱的单声部歌曲。素歌的旋律有音节式的（即一个音符对一个拉丁文音节），或花唱式的（一个音节配一段拖腔），或咏唱式的（介于前两者之间）。使用八种调式（即后称之为教会调式的四种正格调式和四种变格调式），并以符号记谱法纽姆谱记谱（无固定音高，只有旋律走向），是典型的回避世俗个性情感的教会音乐。它不仅覆盖面很大，而且又摆脱了民间音乐的即兴演唱以及口传心授的形态，使之成为书面形态的、规范性的经典文化，从而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教会为了传播圣咏，又设立了圣咏学校，圣·加尔修道院即为其代表性学校之一。
此外，罗马天主教的礼拜剧也成为西方戏剧艺术的雏形。据说于5世纪就已出现。教士们在诵读福音书中有关耶稣复活和再现肉身时，常插入对话与戏剧化的表演，从而形成礼拜剧。后演出规模逐渐扩大，演出地点和演员也从祭坛转到教堂门口改由普通人演出。其音乐与圣咏有关，并明显地受到世俗音乐的影响，力求接近剧中角色的情绪，又以管风琴和管弦乐器等乐器进行烘托。
世俗音乐的发展
欧洲中世纪的世俗音乐尽管处于教会对异教文化的仇视下，但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随着各种行业的行会组织的出现，世俗音乐也得到了发展，成为中世纪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与宗教音乐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下，推动了中世纪音乐的发展。
早在10世纪就已出现了流浪艺人，他们或一人，或成班结队，到处流浪，靠卖艺为生，特别是在节日期间，他们成为最受欢迎的人。但教会却将其排斥在社会之外，纵容人们迫害他们，死后也不准在教会坟地埋葬流浪艺人。随着城市文化的兴起，这些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教会内容的流浪艺人的音乐戏剧诗歌活动，却得到市民阶层的支持。许多作品都是揭露僧侣神甫的贪婪，赞扬“小人物”的机智、聪明、高尚的品德和实际的才干。
中世纪教皇与世俗统治者联合组织军队，用以镇压各国人民的反封建、反天主教会的“异端”运动。1096～1291年发起了著名的“十字军”（因军服上印有红十字而得名）东征，骑士文化得以盛行。骑士是这些镇压战争中的重要力量，他们是中世纪统治阶级中的最低阶层。骑士文化的价值观是荣誉和忠诚，甚至爱情也要服从这个准则。在骑士文学中，常可演唱，从而形成游吟诗人的艺术。游吟诗人发源于法国南部，后发展到北部。特别是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成为游吟诗人的汇集地，至今留存有400多游吟诗人所做的2600多首歌曲，故又称之为“普罗旺斯艺术”。较晚出现的北部的游吟诗人，也留存有约4000首诗歌和1400首歌曲。两者均使用方言演唱，前者为奥可语，后者为奥依语。游吟诗人既是诗人，又是音乐家，一般为骑士，亦有贵族、国王，间或有一些出色的艺术家加盟。他们填词、作曲，然后交由流浪艺人们去演唱，但也有自做词曲并演唱的。内容大多为爱情题材，也采用战争、宗教或世俗生活题材的。它所抒发的爱情却带有神秘和崇高的色彩，被教会视为邪恶化身的妇女成为颂扬的对象。它的音乐乐句清晰，又因歌词采用游吟诗体，故具有诗韵的节奏，调式虽采用教会调式，但却运用了变化音，而近似于近代的大小调。
随着诺尔曼人对英国的征服，法兰西文化对英格兰的渗入，游吟诗人也来到英国，影响了世俗音乐的发展。12世纪中叶，在德国兴起了恋诗歌手（大都为封建贵族骑士阶层的人物）。至14～16世纪德国又出现以市民行会为依托的名歌手，可以说是贵族恋诗歌手的继续。名歌手是由城市的商人和手工艺者组成，组织者为手工艺者行会，成员依严格规则被划分为不同的级别：艺徒、学友、歌手、诗人、名家等级别，这往往是在经常举行的比赛后获得的。后在瓦格纳的著名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曾对名歌手做了生动的描述。名歌手到17世纪就已衰落，其学校——乌尔姆学校——也于1839年解散，最后传人死于1876年。
13世纪上半叶，在热爱诗歌的弗里德利克二世的统治下，大批法国游吟诗人来到意大利，从而在普罗旺斯艺术的启迪下，意大利音乐的抒情传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形成与罗马教会音乐截然不同的民族世俗文化。
西方复调艺术的第一高峰——古艺术（1150～1300）
中世纪的宗教音乐中开始出现了多声部的宗教歌曲。最初是两个声部的，形成平行的八、四、五度，间或也有三、二度的，其气氛是肃穆的。9世纪时即已出现，被称作“奥尔加农”。因其过于呆板，于是就将第二个声部采用与第一个固定的格里高利圣咏的曲调反向进行的复调技法，称“迪斯康特”（意为反向固定调）。进而，将第二个声部白行创作，又将声部增至三或四个，曲调和节奏也复杂和丰富起来了，即为“康都克特”。甚至，有的已经将圣咏固定调置于低声部，更突出了迪斯康特声部。巴黎就是这种多声部音乐的中心。
占艺术是后来的新艺术音乐家们对12世纪后半叶至1300年的法国音乐的称谓，以与他们所提倡的新艺术相区别。就在这一时期，以巴黎圣母院的僧侣音乐家雷翁南（活动于1150～1175午间）、贝罗坦（约1183～1238）为代表的音乐家，采用迪斯康特与康都克特手法创作了许多多声部复调音乐作品。故又称迪斯康特派，或巴黎圣母院乐派。
雷翁南是作曲家，曾任巴黎圣母院唱诗班的指挥，贝罗坦是他的继任。后者以创作经文歌著称。贝罗坦所创作的经文歌（是一种大约于13世纪兴起于法国的无伴奏合唱曲，是世俗化了的宗教音乐体裁）往往是四声部的，突出了横向音响的独立性，各声部歌词不同，甚至文种也不同，多为生活风俗性的，将格里高利圣咏与民间音乐融合在一起，增加了世俗的因素。贝罗坦的这种经文歌的出现，导致了早期全部采用拉丁文的经文歌的消失。后期经文歌则更进一步不再采用圣咏的固定调了，将世俗音乐的活力注入到宗教音乐之中，是中世纪音乐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奥托大帝
历史上的布拉格
布拉格地处欧洲大陆中心，是捷克的首都，更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老城。
布拉格整座城市分布在十座山丘上，伏尔塔瓦河从城市中蜿蜒流过。整座城市分为老城区，新城区，城堡区和小城区四个区。其中，小城区和城堡区在河西岸，老城区和新城区在河东岸。在老城区中，还包括一个独立的犹太区。
自从公元5世纪斯拉夫人到达这片地区，布拉格就开始了它漫长而多舛的历史。公元9世纪的摩拉维亚大公国曾是捷克历史上的繁盛时期。古老的布拉格城堡就是在那个时期建成的。公元950年，奥托大帝将大公国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版图。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是捷克第二个黄金时代，此后又经过一段时间，布拉格逐渐成为欧洲最大，最重要的都市之一。
“世界建筑艺术博物馆”
公元18世纪，中欧局势稳定，经济复苏，此前一度陷于衰落的布拉格人口开始逐渐增多，日耳曼、西班牙，意大利商人云集于此，这给布拉格的建筑风格和经济文化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无数精美的哥特式建筑点缀了这座美丽的城市。现在的布拉格拥有各类古建筑1700多处，故有“世界建筑艺术博物馆”之称。该市最古老的建筑为维舍赫拉德城堡，始建于公元9世纪下半叶。这里还有中欧第一所大学查理大学和融哥特式与巴洛克式建筑艺术为一体的杳理桥，两者分别建于1348年和1357年。
更值得一提的是布拉格所有的广场、街道、居民住宅楼都五颜六色，很少能看见某种单一纯粹的颜色，绝大多数建筑的外部都被涂上一些粉色系列的混合色彩，比如水粉色、黄粉色。
布拉格古城堡
布拉格古城堡始建于公元880年，自第一代奠基人普热米斯尔家族开始修建以来经历了上千年的变迁。经过国内外建筑师和艺术家多次改建、装饰，布拉格古城堡集中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精华，是捷克最吸引人的游览胜地之一。布拉格古城堡过去是皇帝、国王的宫殿，现在是捷克总统为外国元首来访举行欢迎仪式和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的地方。站在古城堡上眺望整个布拉格市，美景尽收眼底。
布拉格古城堡内有三座庭院、几条古老街巷和画廊、花园，以及捷克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圣维斯大教堂。教堂的地下室安放着捷克历代国王的棺椁，并保存着国王的王冠和加冕用的权杖等。据说圣维斯大教堂的塔尖是布拉格城永恒的标志。圣维斯教堂外观雄伟，各处有做工细致的铜塑、铁塑，其中既有反映王室活动的场面，也有体现平民生活的图画，内容十分生动。教堂的东侧是有着砖红色与黄色外墙的圣乔治教堂。这座教堂建于1142年，教堂正面有“S·G”的图案，是布拉格城内保存得最完好的罗马风格建筑物。
查理桥
查理桥始建于1357年，1400年竣工，横跨伏尔塔瓦河。此桥是捷克国王查理四世命令建造的，因此得名“查理桥”。查理桥是捷克现存最大的古桥，也是连接布拉格老城、小城和布拉格城堡的交通要道。桥身长520米，宽10米，有16座桥墩，桥面为砖石所砌。查理桥以罗马天使桥为样板建造，是典型的哥特式建桥艺术与巴洛克雕塑艺术的完美结合，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查理桥的一端入口处耸立着查理四世的全身雕像，两侧是带着巴洛克浮雕的哥特式门楼。桥两侧石栏杆上有30座雕像，充当天主教圣徒和保护神，造型有女神、武士、人面兽身像和兽面人身像等。
老城广场和自鸣钟
布拉格的老城广场是公元11～12世纪中欧贸易最重要的集市之一，也是决定国家历史命运的政治事件发生地。1948年的“二月事件”和1989年的“十一月事件”两次重大政治变革均在此得到集中反映。捷克前总统哥特瓦尔德和现总统哈维尔都曾在此发表演说，宣布政权的更迭。
老城广场的中心是扬·胡斯雕像。扬·胡斯是捷克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伟大的爱国者、布拉格查理大学的首任校长。他改革和简化了捷克语语法，主张高校用捷克语教学，反对日耳曼化、教权专制等腐败现象。由于胡斯的主张与罗马天主教会针锋相对，因而于1415年7月6日在瑞士的康斯坦茨被罗马教皇宗教法庭以触犯教规、散布异端邪说罪处以火刑。扬·胡斯像于1902年至1915年用13年塑造成，于1915年7月6日扬·胡斯被焚500周年纪念日揭幕。
自鸣钟是布拉格老城广场上最具特色的古建筑之一，建于16世纪。钟体由三部分组成，即：雕像、钟盘、年历。每到整点时，象征时光消逝的小鬼塑像首先拉响铃铛并不断点头，而土耳其人塑像则不断摇头，象征始终不愿投降。钟右侧有两个寓意虚度时光的人物塑像不断摇头，象征未享尽人间富贵，不愿离开人世。同时钟上部的12个圣徒塑像在打开的天窗后相继出现。当最后一个圣徒走过并把天窗关上时，天窗上面的金鸡扇动两翼后鸣啼，宣告报时结束。钟的中间部分为钟盘，根据中世纪地球为宇宙中心论制作，标明太阳和月球的运动。钟的最下部分是12个镶有圆框的组画，描写农村四季耕作的情景。年历两侧还装饰着天使塑像和市民塑像。
红胡子腓特烈
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为了享受豪华的生活，招来天下能工巧匠，决定要建造世界第八奇观——琥珀屋。琥珀屋于1710年建成，约60平方米，室内全部采用带银的琥珀板。建造琥珀屋成了当时轰动世界的一大奇观。
171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为了得到俄国的保护，将琥珀屋送给了彼得大帝。礼物于1717年运到彼得堡。彼得大帝不久病逝，继位的女皇把琥珀屋运到查斯耶西洛，安装在宫内，还设计安装了特制的窗间镜。琥珀屋成了叶卡特林娜皇宫里的一颗灿烂明珠，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叶卡特林娜皇宫后，把宫里的琥珀屋洗劫一空，琥珀屋被拆卸装箱，用火车运到了哥尼斯堡。
战争结束，苏联立即成立了一个专门寻找琥珀屋的搜寻队，他们在战争的废墟中到处寻觅。1949年底，搜寻队获悉，皮奥内斯克城德国人格诺斯知道琥珀屋的下落，于是他们找到了这个德国人。
按照他的介绍，搜寻队从波罗的海海底打捞上17只箱子，然而里面并没有琥珀屋，而是一些轴承之类的东西，令人失望。
搜寻队在研究了大量的材料之后，发现德国人罗德对琥珀屋的研究造诣匪浅，他任哥尼斯堡美术馆馆长时，是哥尼斯堡琥珀收藏品的管理人和保护人。
纳粹分子把琥珀屋从叶卡特林娜皇宫盗出来，偷运到哥尼斯堡后交给了罗德博士。一个目击者说，他亲自打开箱子，把自己关在屋里鉴赏这个独具匠心世上稀有的工艺品，甚至到了废寝忘食、入迷忘我的程度。
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后，纳粹头子纷纷撤离蒂尔西特和哥尼斯堡等地。英国飞机不断轰炸哥尼斯堡，王宫也在轰炸中中弹倒塌，设在王宫对面的博物馆面临被炸的危险。
在王宫被炸的当天，罗德博士就下令拆御琥珀屋，装箱待运。可是，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他找了冯·施威林伯爵密谈，经同意后，他把博物馆的部分展品转移到了施威林的维尔霍夫庄园，可是，琥珀屋却没有转移到那儿。这是为什么呢？
1945年4月8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哥尼斯堡。令人奇怪的是，政治上反共的罗德博士却没有离开哥尼斯堡。红军方面负责寻找文物的巴尔索夫教授找到罗德博士，罗愿意提供咨询。一天，罗德把巴尔索夫带到一个入口被堵死的地下室旁边，悄悄地告诉他说：“里面藏有博物馆的展品。”然而巴尔索夫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认为他是随便说说而已，不久就传来罗德博士夫妇暴死的消息，寻找工作又断线了。
搜寻队从情报资料上得知，有个叫库尔任科的苏联妇女，曾在罗德博士的博物馆工作过。1958年，搜寻队在科斯特罗马教育学院找到教美术史的库尔任科。她向搜寻队提供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情况。
库尔任科回忆说：1945年初，我跟罗德博士一起，到了维尔登霍夫。认识了施威林伯爵。罗德指着房间里的许多大箱子，告诉我哥尼斯堡美术馆的展品都在这些箱子里。我曾问到过有关琥珀屋的情况，可他们却从不正面回答我，此后，我们的话题就再也没有涉及到琥珀屋了。
“1945年1月22日，施威林一家打算离开维尔登霍夫，而且希望我跟他们一块去，可我决意不去，要留下来照管这些博物馆的财产。1月23日，开进维尔登霍夫的德国军队住进了博物馆。德国人一见到这些箱子，便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他们说箱子不好搬运，要用来作燃料。一群德国兵狂呼乱叫起来：‘决不能把这些东西留给俄国人。’他们一边叫，一边开始破坏，我企图上前阻止，可无济于事。”
“突然，城里燃起熊熊大火——德军开始撤离了。我望着熊熊的大火一筹莫展，心想那些箱子完了，我就这么站着，直到苏联红军入了城。我立即找到红军首长，要派人抢救那些财产。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整个城堡已烧成了一片灰烬。”
以后，有不少外国朋友寻找琥珀屋，许多来自柏林、莱比锡、慕尼黑等地的信件转到了前苏联。其中，化名鲁道夫·林格尔的信颇引人注目。
此人在信中写道：“我父亲叫乔治·林格尔，他在希特勒的卫队和秘密警察里工作……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向我讲述他的生平经历时提到过琥珀屋。父亲死后，我在家里地下室，发现了一个记有100条命令的笔记本，其中有一条与琥珀屋的转移有关。”
现在，哥尼斯堡已成为楼房林立的加里宁格勒。根据鲁道夫·林格尔提供的情报，琥珀屋并未转移出哥尼斯堡，它还是人们心中的一座海市蜃楼，使人们扑朔迷离，它到底在哪呢？
十字军东征
大学的产生
中世纪的大学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10世纪～11世纪，欧洲封建制度进入巩固和发展时期，封建王权强固，社会趋于稳定，农业生产出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职业。在一些交通要道、关隘、渡口及教堂附近，逐渐兴起市集，手工业者聚居其地，形成了中世纪的城市。这些新兴的城市大都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城市中的市民和工商业者要求学习世俗文化以满足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另外，经院哲学的发展、兴起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以及十字军战役对中世纪大学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影响。到11世纪，由于种种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原有的基督教学校再也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便产生了中世纪的大学。
12世纪初，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了当时最早的几所大学。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一些地区，工商业发展较早，11世纪就形成了一些城市。城市中王权与教权的斗争，城市与封建主的斗争，以及新兴市民在处理工商业发展中的实际事务和解决财务纠纷都需要法律知识；这种处于复杂矛盾中的城市生活，使人们对法律知识发生了兴趣。意大利的波伦亚一直重视罗马法。12世纪初，一位深谙罗马民法的学者在波伦亚开始讲授《查士丁尼法典》和《法学总纲》，许多青年前来听讲。于是，在这里形成了一所法律学校。后来，学者们又把查士丁尼时代编纂的《民法大全》全部整理出来，加以介绍，民法便从修辞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与此同时，宗教法学者格拉蒂安（Gration）汇集教会法令，于1142年编成教会法的教科书——《格拉蒂安法令》，教会法学也从神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法和教会法的学习，需要几年的时间，以这两门学科的教学为中心，便组成了波伦亚大学，并于公元1158年得到政府的承认。13世纪初，波伦亚大学的学生达五千余人，教学内容日渐丰富和分化，除民法和教会法之外，后增设了医学和神学，但仍以研究和传授法律知识著称。
意大利的南部那不勒斯附近的萨莱诺是个风景秀美的疗养胜地。11世纪初，犹太医生阿非利加诺在这里开办了一所医学校，讲授希腊和阿拉伯医学著作，传授医术。1099年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归来的诺曼底公爵罗伯特来此养伤。他和他的骑士们把萨莱诺医学校的名声传至四方，使西欧各国的青年都来这里学习医学。学生们联合起来，和医师订立合同，规定学生交纳学费和医师传艺的条件，进行知识交易。12世纪中期，萨莱诺医学校发展为以医学见长的大学，公元1231年得到了政府的承认。
波伦亚和萨莱诺大学是西欧中世纪成立的最早的大学。它们都是先由学者和学生们自己组织起来后才得到政府承认的。因此，它们对世俗政权和教会都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学生在学校中所起的作用也比较大。在波伦亚大学，因学习法律的学生年龄较大，较有主见，学校的校长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推选产生，学生也可能担任校长一职。学校中的规章制度、教师的聘用、学费的征收、教学时间的安排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根据学生的意见来决定的，因此，波伦亚大学习惯上称为“学生大学”。
巴黎大学也是在西欧中世纪成立的一所较早的大学，但它属另外一种类型。巴黎大学是在主教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神学著称的大学，以后又增加了医学和法学，再加上以传授“七艺”为主的文科，共计四科。12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国王和教皇竞相承认巴黎大学，并授予学校很多特权。学校则利用国王与教皇、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取得一定的独立地位，但巴黎大学的校务是受校长和教授们决定的，因而有“先生大学”之称。巴黎大学最盛时，学生达5万人，分为文学、神学、法学和医学四个学科，成为当时西欧大学的典范。
在这三所大学创办之后，西欧各国大兴办学之风，13世纪至14世纪时，政府和教会或则认可当时业已存在的学府升格为大学，或则设立新的大学。在英国，公元1168年牛津大学得到认可，公元1209年从牛津大学分出去一部分，设立剑桥大学。在意大利，公元1224年由政府和教会创办了那不勒斯大学，13世纪至14世纪意大利共有18所大学，法国9所，西班牙和葡萄牙共8所。英国除牛津、剑桥外，又于15世纪设立了3所。据统计，到公元1600年，全欧大学总数为105所。
大学的组织类型和特权
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组织形式是在中世纪行会组织的影响下形成的。最初的大学称为“教师和学生的团体”，按拉丁语“Universitas”一词也是团体的意思，以后才用来专指大学。
中世纪大学领导体制有两种类型：波伦亚型的“学生大学”，由学生出任校长，主管校务；巴黎型的“先生大学”，由教师出任校长，掌管校务。
中世纪的大学在社会上享有特权。大学享有内部自治权利。学校的事务由教师或学生组成的行会来管理，反对外界干涉学校生活。大学有裁判权，在校内设立特别法庭，当学校里的人和外人发生诉讼时，均由大学设的特别法庭来审理，大学师生均可免除赋税和免服兵役。大学还有迁移权。当大学与教会或城市当局发生矛盾，或受到干涉而得不到完满解决时，学校可行使迁移权，搬出所在地。大学在政治、学术上有崇高威望，对城市的繁荣有重要影响，城市当局为了本市的利益，一般都对大学的要求作出让步。公元1209年，牛津大学学生因涉嫌杀人罪，警察人校捕人，侵犯了大学自治权，学校当局与城市当局发生争执，未获解决，开始迁移剑桥，城市当局便同意让步，已迁至剑桥的部分师生便组成了剑桥大学，成为英国第二所著名大学。但是，大学的自治地位和特权并不稳定，它随着社会各种矛盾斗争的发展，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大学的教学与影响
中世纪大学，在入学时间和学习年限上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最初教学均为单科，后逐步完善为文、法、医、神四大学科。学生进校后须先在文学科学习数年，主要内容为七艺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学完全部课程后，通过考试和公开答辩，就可取得文科教师认可证书（文学硕士）。通过文科学习，既是获得文科教师职位的先决条件，又是进入专业学习的基础。取得文学硕士的人可以选学法律，医学或神学，分科的专业学完后，则可获得博士学位，或教授认可证书。授予博士学位要在教堂或校园外的场合举行公开认可的隆重仪式。获得者由同学、亲朋好友伴随，以鼓手乐队为前导，吹吹打打来到礼堂，先用拉丁文发表演说、辩论，然后由辖区副主教颁给学位证书，最后在象征讲座的椅子上坐下，以后便可以当教授了。最初的学位都是为当教师的人准备的。后来，大学为了满足不准备任教学生的需要，增加了其他的学位，学位便成了具有一定大学教育水平而欲谋职业之人的学业证明。
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讲读和辩论。在印刷术传至欧洲之前，书籍靠传抄，因而价格昂贵，购买困难。教学时常由教师诵读教科书原文及其注释，学生记录。有时老师也加以评论。辩论是由两名或两组学生对辩，以培养学生敏捷的思考能力和练习推理方法。
西欧中世纪的大学还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大学，但它为近代的大学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无论是从组织上还是从思想上，都突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局面，从而有益于世俗性文化的发展。虽然大学的教学内容有一定的神学性，教学方法较为繁琐，但它毕竟研究和传授了医学、法学等世俗性的科学知识，动摇了传统的盲目信仰，重视人们的理解能力，开启了辩论的风气。
中世纪大学为当时的学者们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又培养了一大批新一代的学者，这为文化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金帐汗国
文艺复兴运动始于14世纪，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点燃文艺复兴火炬的是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思想主导了文艺复兴的整个过程。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提倡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这种新的文化观大大启发了人们的理性，冲破了封建与宗教的樊篱，影响遍及整个社会，教育领域也有深刻反映。可以说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教育史上出现了崭新的一页”。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的一般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以新兴资产阶级的各方面需要为基础，是资产阶级教育实践的肇始。就西欧各国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
人文主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新人”。这种思想来源于古希腊的身心和谐发展观，但又不仅仅是对它的简单恢复，而是植根和着眼于当时的社会需要。新兴资产阶级所要求的不再是具有出世思想的僧侣或神职人员，而主要是社会、政治、文化、商业方面的积极活动家乃至冒险家。人文主义者顺应社会潮流而提出了身心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相对于中世纪宗教性、封建性的教育，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人文主义教育家重视人文学科，强调学习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以人性和人际关系的学问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智育的主要内容是传授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作品，中世纪的“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