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王
1.苏美尔文学的黄金时代
苏美尔文字出现之后，人类最早的文学和史学作品也逐渐出现了。
在苏美尔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的大概是史诗。史诗中最古老、最著名的有3首，都是歌颂乌鲁克第一王朝历代国王、苏美尔著名的英雄人物。这三首史诗是：《恩梅卡尔史诗》《卢伽尔班达史诗》和《吉尔伽美什史诗》。最后这首史诗现在被各国学者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实际上，它比希腊的《荷马史诗》还要早两千多年，一直被奉为世界上第一部史诗。在两河流域文学中，除了壮丽的史诗外，也有婉约的爱情诗，4000年前舒辛国王婚礼的赞歌就美丽而动人。
苏美尔文学的黄金时代，至乌尔第三王朝（约4000年前）灭亡时结束。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后来产生了世界文学中的一大绝唱《乌尔灭亡的哀歌》。这首哀歌不仅是两河流域文学的永恒柱石，而且成为各种各样的哀歌的始祖。像圣经中《耶路撒冷灭亡的哀歌》，无论从风格、语调甚至内容，都受到了《乌尔灭亡的哀歌》的影响。
除了文学作品外，两河流域也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史学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是一篇篇简短的文献。四千多年前写成的《苏美尔王表》可谓世界最早的历史著作，它只用短短的2000～3000字，就把两河流域几千年漫长历史轮廓勾画了出来。同时期的《吐马尔铭文》，内容更为简短，却保存了苏美尔早期各邦的真实历史。这两个文献，加上考古发掘所得文物，就成了我们今日描述苏美尔历史的主要依据。而巴比伦、亚述历代诸王的诏令、年表、神庙文书等，经过近代学者的细心整理，也成为重现两河流域历史面貌的主要材料。
2.《吉尔伽美什史诗》
被奉为世界第一部史诗的《吉尔伽美什》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古代两河流域神话和史诗的总集，其原始形式来自民间创作的口头文学，先由传工传唱、增补，后经编纂家整理、编定成集。关于这部史诗的创作时间，研究者们存在着意见分歧。中国的一种观点认为，史诗的基本内容于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阿卡德时期初具雏形。
具体地说，现有的不完整的五部关于吉尔伽美什的苏美尔史诗作品，已经具有了后来的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的主要情节。譬如《吉尔伽美什和生物之国》这部史诗中有英雄主角诛杀杉妖的情节；《吉尔伽美什和天牛》中有英雄主角拒绝女神的求爱以及杀死女神派来作恶的天牛的情节；《吉尔伽美什的死亡》中有英雄主角去寻求长生不死的情节；《洪水》中有关于大洪水的情节；《吉尔伽美什、恩奇都和冥界》中有英雄主角与亡灵对话的情节。所以，虽然一般习惯称《吉尔伽美什》为巴比伦史诗，实际上它是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共同创造。更确切地说，它是公元前2000年代的巴比伦人对公元前3000年代苏美尔人的文学遗产进行加工改造的结果。
经过学者们约半个世纪的发掘和整理；至20世纪20年代，不仅这部史诗的泥板基本全部复原，而且对其的翻译、注释和研究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展。目前所见到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包括12块泥板，每块泥板大约载有300行左右，总共约3500行左右。
全部史诗从结构上看，可分为前言和正文两大部分。前言的标题可以称之为“乌鲁克之王吉尔伽美什”，主要描述吉尔伽美什其人其事：他是一个万事通；他是个周游过世界的国王；他很聪慧，洞悉一切神秘和秘密之事，在洪水到来之前，他事先获得了消息；他进行了长途旅行，历经艰辛，回来后把所经历之事刻在一块岩石上。
正文按节发展可分为七部分，详细讲述了吉尔伽美什一生的传奇故事。
吉尔伽美什做了乌鲁克国王后，性情暴戾，荒淫无度，弄得民不聊生。天神听到百姓的哭诉后，就为吉尔伽美什创造了一个对手恩奇都，让恩奇都去制服吉尔伽美什。两位英雄经过艰苦厮杀后，不分胜负。最后，两位英雄惺惺相惜，遂结成了莫逆之交。他们生活在一起，做了许多有益于人类的事，其中主要有杀死保卫松树的怪物洪巴巴，反抗女神伊什塔尔，击毙女神派来的天牛等。故事描述道：当吉尔伽美什决心为民除害，杀死巨妖洪巴巴、救出女神伊什塔尔时，满充了危险，但他勇敢无畏，不怕牺牲，誓死也要完成这项艰险的事业。经过残酷的战斗，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终于取得了胜利。吉尔伽美什因此得到了百姓的敬佩，赢得了伊什塔尔的爱情。女神深情地向英雄倾诉道：“请过来，做我的丈夫吧，吉尔伽美什！”女神还说，如果他接受她的爱情，就能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不料，吉尔伽美什拒绝了伊什塔尔。他不喜欢伊什塔尔的水性杨花，到处留情，而且不善待自己的爱人。伊什塔尔遭到拒绝后，由爱生恨，便请天牛替她报受辱之仇。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与天牛展开丁生死搏斗，最终除掉了天牛。不幸的是，他们受到了伊什塔尔的父亲、天神安努的惩罚。天神让恩奇都患上致命的疾病，离开了人世。挚友的去世，使吉尔伽美什悲痛欲绝，同时也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吉尔伽美什决心到人类的始祖乌特·纳比西丁那里去探寻永生的秘密。他在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找到了乌特·纳比西丁。乌特·纳比西丁向他讲述了人类曾经历大洪水的灭世之灾，但自己一家得到神助而获得永生的经过。显然，乌特·纳比西丁获得永生的秘密对吉尔伽美什毫无用处，因为再也不可能有这种机遇了。后来，吉尔伽美什得到的返老还童的仙草又不幸被盗，最后只得万分沮丧地回到了乌鲁克。全诗以吉尔伽美什与恩奇都的灵魂对话而结束。
《吉尔伽美什》塑造了一个忠于友谊和爱情、崇尚伟大事业的英雄形象，歌颂了吉尔伽美什敢于斗争的无畏精神。史诗故事曲折迂回，情节跌宕起伏，语言十分优美，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披头士乐队
希腊具有化时代意义的另一件雕刻名作是群像《拉奥孔》。《拉奥孔》群像是罗德岛三位雕刻大师阿基山德鲁、阿辛诺拉斯和波里多拉斯的杰出。传说中的拉奥孔是特洛伊城祭司，因反对将木马拖进城内而被雅典娜派巨蛇将其父子三人缠死。雕像大概完成于公元前1世纪，已是希腊化时代之末。它以拉奥孔居中，两子分居左右，所以选择的是拉奥孔父子正在与巨蛇博斗但即将失败的那一时刻。其时父亲已被蛇咬，仍奋力挣扎，脸部因痛苦而变形，左边的幼子已被大蛇缠牢，似乎已被窒息，头软弱无力地向后仰去，举向天空的手好像也失去了力量；只有右边的大儿子尚未被缠住，他无助地看着父亲，正试图把腿从大蛇的缠绕中抽出，可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也难逃一死。《拉奥孔》把当时的紧张气氛传神地向观众表达出来，引起后世无数美术家的向往和景仰，它对近代西方艺术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迈克尔·杰克逊
1.维纳斯的诞生
根据古希腊传说，美神维纳斯诞生于泡沫之中。据说克洛诺斯将他父亲阉割后，随手将切下的阳具丢入海洋，由于它是神体的一部分，所以不会腐烂，仍具有生命力并在海上漂浮着，并变成许多白色的泡沫。当这些泡沫到达塞浦路斯海岸时，就孕育出旷世美女维纳斯。
2.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的传说
相传阿多尼斯是库普罗斯国王的儿子，任何一个凡人都没有他那么漂亮，他甚至比奥林匹斯山诸神还要漂亮。维纳斯深深地爱上了他，因而引起了他的情人战神马尔斯的嫉妒。于是，马尔斯化身为野猪，撞死了阿多尼斯，以泄心头之恨。
3.维纳斯与战神马尔斯的传说
据说维纳斯是战神马尔斯最钟爱的情妇。她不甘心嫁给相貌丑陋又跛足的火神武尔坎，遂与马尔斯私通。一天晚上，这对情人在宫殿里睡得太沉了，被太阳神阿波罗发现后向武尔坎告发了此事。武尔坎气呼呼地回到锻炉旁，用青铜锤打出一张细如游丝而又坚固难摧的捕猎用罗网，将它系在结婚大床的柱子和四周。当马尔斯和维纳斯同床共枕时，被网缠住，无法脱身。诸神都知道了这件事，最后在海神保证他们今后不再私通后，武尔坎才将两人从罗网里释放。
4.“太祖奶奶”维纳斯
“维纳斯”是美的化身，这个名字在当今世界已是家喻户晓。她是美神与爱神的象征，世界各地充斥着她年轻美丽的复制品。然而在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古罗马人却将其尊为“太祖奶奶”。
这和恺撒有关。
恺撒执政后，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宣称自己是神的后裔。于是公元前68年，他在姑母的葬礼上说：“我姑母朱里娅的家族从父系方面说，乃是不朽的神的后代，我们朱利乌斯家族可以上溯到维纳斯。”
为什么恺撒会这样讲呢？他是根据什么来判定罗马人与维纳斯之间的传承关系呢？随后恺撒大帝被刺身亡，人们根本无从知晓他是根据什么讲这番话的。
后来，奥古斯都时代的著名诗人维吉尔，在其长篇史诗《伊尼阿斯纪》中，艺术地解释了恺撒与维纳斯的承袭关系。
在希腊史诗中，有这样一个记载：特洛伊城守军与希腊联军大战十年，双方都涌现了许多英雄豪杰，特洛伊王子伊尼阿斯更在其中有突出地位。因为他是美神维纳斯的亲生儿子，特洛伊城破后，只有伊尼阿斯得以背负老父携带妻儿出逃……
维吉尔在他的长诗中，续写了上面的故事：
伊尼阿斯逃出后，几经风险才渡海到达意大利，可是这时他的父亲、妻子皆已亡故，他便娶意大利王拉丁努斯之女拉维尼亚为妻，并建立了拉维尼亚城——这便是拉丁族的起源。伊尼阿斯死后，其子阿斯加尼乌斯在拉丁坶建立阿尔巴·隆加城，开启了罗马人所属拉丁支系的嫡派，而朱利乌斯以后又是罗马最重要的一个氏族的名字（恺撒即出自此族）。阿尔巴·隆加王位历经数代传至努米托，努米托的女儿是西尔维亚，正是她生下罗慕路斯——罗马的开国始祖。
于是，透过维纳斯——伊尼阿斯——罗慕路斯这条线，罗马人不仅和希腊人攀上了亲戚，还成为希腊天神的后裔。
当然，这仅是个美丽动人的传说，它是诗人维吉尔根据民间传说艺术加工的结果。但是，由于它满足了当时广大罗马人的“寻根”愿望，所以立即得到罗马朝野的认同。于是，维纳斯在罗马人的心目中既是保佑世人的天神，又成了拉丁民族的“太祖奶奶”。
麦当娜
古罗马人对洗澡有特殊的嗜好，在很早以前，古罗马人就建了许多极其考究的大型浴场，将沐浴温泉作为养生与享受的一种方式。浴场在古代罗马不仅是保持个人卫生的洗浴场所，还是一个具备休闲、社会活动、交际等多重功能的公共场所，是一个由不同功用的建筑组合而成的建筑群，是反映古罗马建筑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
古罗马的公共浴场是当时建筑中功能、结构和施工技术最复杂的一种建筑群。浴场容纳人数很多，也像剧场那样是供民众使用的，发挥着民众俱乐部的作用。
这种浴场在共和国后期开始出现，最初可能是从城市或神庙附近公用的某种温泉浴池转化而来，只有一两个较大的热水浴池；由于要经得住水汽侵蚀，因此一开始便采用砖石结构，以圆形为主，屋顶也多用穹隆圆顶。
到了帝国初期，浴场规模发展得庞大而复杂，大型的皇室浴场增设图书馆、演讲厅和商店等，还有很大的交谊厅和运动场所。建筑一律用砖石、水泥和拱顶等物建成，中央大厅宽敞明亮。罗马建筑追求空间效果和华美装饰的特色与多样化的用途，配合得可谓完美无缺。
公元2世纪初，叙利亚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设计的图拉真浴场确定了皇家浴场的基本形式：主体建筑物为长方形，完全对称，从轴线上是热水厅、温水厅和冷水厅；两侧各有入口、更衣室、按摩室、涂橄榄油和擦肥皂室、蒸汗室等；各厅室按健身、沐浴的一定顺序排列；锅炉间、储藏室和奴隶用房在地下；浴场地下和墙体内、拱顶内设有管道通热气和烟以取暖。
以后各代修建的卡拉卡拉浴场、戴克里先浴场和君士坦丁浴场，均大体仿此建造。这几个浴场的主体建筑都很宏大，其中卡拉卡拉浴场是罗马帝国时期遗留下来保存最完好的浴场，也是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结构最先进的浴场。浴场长216米，宽122米，可容纳1600多人；戴克里先浴场长240米，宽148米，最多可容3000千人。它们的温水厅面积最大，用三个十字拱覆盖，是古罗马结构技术成就的代表作之一。在各种类型拱券覆盖下的厅堂，形成室内空间的序列，它们的大小、高低、形状、明暗、开合都富有变化，对以后欧洲古典主义建筑有很大影响。卡拉卡拉浴场以其规模、技术、工艺赢得了罗马建筑史上里程碑式建筑的地位。
浴场的主体建筑物后面是体育场，其余三面是花园，再外面其四周都有建筑物，整个浴场占地面积很大。戴克里先浴场面积达11公顷之多。公元4世纪时，罗马城共有大型浴场11个，中小型浴室800多个。
帝国灭亡后，皇家办的大浴场多数遭到破坏。只有卡拉卡拉、君土坦丁、戴克里先等少数浴场幸存下来。16世纪，戴克里先浴场高大的温水厅，被改为天主教堂，保存至今；它东侧的几个厅堂现为博物馆，西侧的两个圆厅亦成为教堂，还留存一些半圆龛和墙垣。虽说这个大浴场如今已面目全非，然而人们在此驻足仍不难想象出它昔日的壮丽和辉煌。
惠特妮·休斯顿
赫库兰尼姆城，之所以被称为地下“死城”，是因为它是毁于火山爆发。它又名海格力斯，以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海格力斯之名命名。在历史上，它曾被意大利几个不同的民族相继统治过。公元前89年，它同庞贝城一起被罗马人占领，成为古罗马的一个属地。当时占地面积约23万平方米，人口达5000人。
公元79年8月24日早晨，那不勒斯海湾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在海滨圣地赫库兰尼姆城，面包师塞克斯塔斯·帕特卡斯正在面包房烤制着面包和糕点；修理店里，修理师正在修理一个铜烛台和一尊油神铜像；蔬菜水果贩奥拉斯·法菲热斯正往水果和蔬菜上洒水；一位雕刻师正在加工一块美玉，一个生病的孩子躺在珠宝店后面的一所房子里，手不停地挥舞，嘴里不停地叫着，好像是想得到桌子上他爱吃的鸡大腿和一堆胡桃；离这儿不远处，一个粗壮的搬运工正在造船厂搬运一箱货物，一个十四岁的小保姆正在照看仅十个月的婴儿；十字路口的小吃店里，小伙计正在屋子的墙上潦草地写着送酒的次数和日期；而他的隔壁住着帕吐姆那斯和他的情侣艾菲安达。艾菲安达正在聚心会神地画着一幅角斗士与鹿角斗的素描，而她的情人——帕吐姆那斯在一旁深情地注视着她。突然，帕吐姆那斯走到房间的斜坡处，在墙上写下了一些简单的单词：帕吐姆那斯爱艾菲安达……整个城市的居民处在宁静欢快的气氛之中。
中午，赫库兰尼姆城的居民感到大地在震颤，并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雷声。抬头望去，只见东面四公里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口冲出一股蘑菇状的烟柱，霎时间遮天蔽日，天昏地暗，滚烫的岩浆以每小时100公里左右的速度迅速地涌向这座城市，其温度估计高达摄氏900度。
惊恐万状的居民争先恐后涌向海滩，沿海滨或乘船逃命。当维苏威火山平静下来时，赫库兰尼姆城已经被掩埋在厚达20多米的黑色岩浆下面。维苏威火山喷发后18小时，即清晨6点钟左右，下起了暴雨，赫库兰纽姆城顿时成了一片水乡泽国：在此之前，跑到海滩的赫库兰纽姆城居民还以为他们能够幸免于难。不料，暴雨冲毁了山坡上的森林，以每小时约200公里的速度，从维苏威火山径直扑向赫库兰纽姆城，霎时间城市被淹没于20米深的洪流之下。当暴雨引起的洪流汹涌而来时，惊慌失措的人们才沿着狭窄的街道向港湾跑去；然而，火山爆发同时引起了海啸，人们从海上逃生的路也被切断：洪流首先冲毁了东北面的城墙，接着沿着赫库兰纽姆的大街小巷奔流……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水终于退去了，而泥沙也封埋了整个城市。
几个世纪过去了，赫库兰尼姆城与11公里外的庞贝古城逐渐被遗忘了，直到1709年，工人们在“死城”挖井时，发现了古时剧场的舞台，进一步挖掘后，发现了众多的大理石构件。赫库兰尼姆就这样很偶然地被发现了。当时，意大利正被奥地利军队占领。奥国一亲王闻讯后下令士兵开挖隧道，以便攫取漂亮的大理石去建造他正在动工兴建的别墅。
到了1738年，意大利皇家图书馆馆长、人文学家唐·马塞罗·凡努提侯爵开始在赫库兰尼姆城发掘。他采取井巷式的发掘方法，清理出土了三个穿长袍的罗马人的大理石雕像、一些彩色圆柱和一匹青铜马的躯干。同年12月11日，找到一方铭文，从而了解到有个名叫鲁福斯的人曾出资兴建“海格力斯剧场”。
到了1927年，意大利政府决定对赫库兰尼姆城进行分阶段的发掘，赫库兰尼姆城的原貌逐步得以显现出来。赫库兰尼姆城建在由维苏威火山流下的两条溪流之间的高地上，四周高墙环绕。因此当维苏威火山爆发时，灼热的岩浆首先袭击了赫库兰纽姆城。当它成为泥流热海中的孤岛时的七个小时后，庞贝城也被覆没。由于赫库兰尼姆城受维苏威火山上流下的丰富地下水浸润而保持潮湿的泥土的影响，使它比火山灰和浮岩覆盖下的庞贝城保存得要好得多。许多日常生活中容易腐烂的东西，由于保持了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同时又受不到空气的影响，尽管曾经被炽热的岩浆炙烧过，但仍和已经出土的四个行政区，以及石头街、古罗马广场，长方形大会堂和一半的竞技场一样保存完好，发掘出来时几乎与掩埋时没有什么两样。
由于落在庞贝城上的火山灰和浮岩比较疏松，掩埋得较浅，平均只有3.6米深；而覆盖在赫库兰尼姆城的熔岩混杂有许多巨大的岩石，掩埋得较深，平均深达20～26米，这就给发掘工作带来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但是，对赫库兰尼姆城却起了一种保护作用。它虽然使木料碳化，却没有毁掉木头，因此，许多门窗在原来的位置上仍可随意启闭，青铜汲水机依旧可以运转自如。而且，它们还阻止了早年发掘者的疯狂的寻宝和破坏活动。
范吉利斯
庞贝古城是意大利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也是古罗马的一大骄傲，座落于意大利西南角的那不勒斯海湾。
世界上很少有地方会像那不勒斯海湾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享有充沛的水资源，有富含矿物质的火山灰，有意大利半岛上最肥沃的土地，一年内可以有两季或两季以上的收成。这里的气候温和，冬季短暂，春秋漫长，夏季由于海风的缘故不太炎热。海湾则提供了优良的锚地，渔民因此而收获颇丰。
距今约两千年前，就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在维苏威火山的南面，坐落着一个叫庞贝的小镇。最早在这里居住的是奥斯克人。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来到了这里，带来了先进的希腊文明；接着从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地区又来了一批人，他们带来意大利的本土最古老的伊特拉士坎文明。庞贝就是在希腊文化和伊特拉士坎文化的共同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公元前3世纪，庞贝归属罗马共和国。发展到奥古斯都帝国时期，庞贝已经成为十分繁华的商业城市和游览胜地。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内外贸易发达，庞贝成了往返船只的重要停泊装卸之地。至公元62年，庞贝古城人口已增加到25000人。
庞贝背山面海，风景秀丽，罗马最富有和最高贵的家族纷纷在这里建筑极其奢华的乡村别墅，著名的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在附近就拥有三处地产。
当时的庞贝古城建筑在一个面积约63公顷的椭圆形台地上，东西长1200米，南北宽700米，周长3800米。城墙用石头砌成，砖石城墙长达3公里，四周共设8个城门，其中东、南边各有2个，西边1个，北边3个；另有14座城塔。当时最重要的城门是离海较近的西城门，即玛丽娜门，在意大利语中是“通向大海之门”之意。街道用石板铺筑，街石的上面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印，显示了庞贝城的繁华。主街宽约七米，两旁建有人行道。人行道上，每隔一步就埋着一块高出路面的石头。这是为了方便雨天时行人走路用的。在每个较大街道的十字路口，都安装着一个半人高、带有雕像的石制水池，它们连接着一条长长的用砖石砌成的渡槽，把城外山顶上的泉水引进城来，供居民饮用。全城街道笔直，城内的四条交叉成“井”字形的主要街道将全城共分为九个区；第一、二区在南部，这一带有著名的庞贝竞技场；第三、四、五、九区在东北部，属尚未开发地区；第六、七、八区均靠西部，六区在西北，是古城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八区在西南，七区在六、八区之间，这三个区属市内繁华地带，大小剧院在第八区。
顺玛丽娜大街前行不远，就是著名的庞贝广场。庞贝广场是城市公共生活、宗教活动和商业的中心。它占地约15000平方米，南北长142米，东西宽83米，四周围有带顶的柱廊。柱高十余米，粗为两人合抱。北端正中为罗马主神朱庇特神庙，两角有图里乌斯皇帝以及盖尔玛尼可斯的两座凯旋门。南边是市议会，还有奥古斯都、克劳狄、尼禄等皇帝的塑像。广场东南位置，有一座公众集会场所，正东有韦伯乡皇帝神庙和拍卖行，东北是市场。广场西侧南端有座长方形的两层大厦，大厦北邻就是著名的太阳神阿波罗的神庙。广场西北角还有一所公共浴室。
庞贝城中繁华地带的第八区建有大小两座露天剧场。大剧院可容纳5000人，是公元前三世纪按古希腊剧场样式修建的。小剧院位于大剧院对面，约有1200个座位。古时候，这里是表演戏剧和演奏音乐的场所。竞技场位于庞贝城东南隅，建成于公元前15年，可容纳12000人，设有包厢，被认为是古罗马此种样式建筑中最早的一个。竞技插附近有一座商业性花圃，里面有植物标本、浇水器具、花粉和香水瓶等，他们是用来制造香水和头油的。
庞贝城中已发掘出的三座公共浴室都还基本完整。在古罗马时期，浴室不仅仅是讲究卫生的地方，也是公众聚会的重要场所。那里还设有阅览图书以及进行体育活动的地方，因而建造费用高昂，市政当局便吁请富裕公民出资捐助，并在浴室墙壁上镌刻所有捐献者的姓名。
公共浴室用大石块砌成拱形屋顶，墙壁是磨光的凝灰岩。每个浴室分男女两间，各有更衣室、冷水浴室、温水浴室和热水蒸汽浴室。整个浴室内部的陈设和装饰非常讲究，柱廊屋檐有浮雕、壁画和雕像，还做了石躺椅。令人惊奇的是，在女浴室里还装有专门洗嘴唇的小喷泉。这些公共浴池使用统一集中的锅炉烧水，再把水分送到男女浴室。浴室的天花板砌成圆拱形，使室内水蒸气上升到天花板后凝结成水滴，然后顺着圆拱顶缓缓流下，淌入墙壁上专门挖出的一条小水槽中，而不致滴到浴客们的身上。
那时期豪华住宅建筑在庞贝成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维蒂之家和福诺之家。维蒂之家以阔绰著称，建筑模仿公元前4世纪的风格，力求古雅。福诺之家建得也是十分气派，院内有表现主人福诺欢快起舞的大铜像，还有由28根石柱支撑着的拱形环廓。在他的客厅中安放着著名的巨幅镶嵌画《伊苏之战》，画作生动地表现了公元前333年伊苏战役中，马其顿国王与波斯国王战场拼杀的场面：画作宽6.5米，高3.8米，据说用大约150万块彩色玻璃和大理石片镶嵌而成。还有一座“秘仪别墅”，别墅里住着29名女性。她们都有着健美的身躯，正在举行着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神崇拜的宗教仪式。
庞贝城中，除玛丽娜大街外，还有一条著名的“丰裕大街”。街上有呢绒、珠宝、香料、玻璃、石雕、铁器等作坊，店铺林立，商店、酒店、客栈遍布于大街小巷。商品琳琅满目，生意兴隆。在一家小酒店里老板正在计算着今天的营业额和一些顾客赊账的钱款数；一个药店的柜台上，一盒药丸变成了碎末，旁边还有一根药剂师搓药丸时来不及收起来的小圆药条；一只面包房的烤炉中，还有一块印有面包商名字的烤熟的面包……“丰裕大街”的尽头是全城最大的建筑物法院大厦。法院大厦同时也是商会所在地，当地的产品及中国的丝绸、非洲的象牙等都在此洽谈成交。
当时在庞贝生活的达官贵族们使用“蜡版书”进行交流。“蜡版书”的制作其实很简单：先用象牙、骨头和金属制成的针，在嵌入方木板的蜡版上写字，再把多块木板用绳穿订起来，便成了一册板书。
繁华的庞贝城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休闲和享乐的气氛，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如此舒适而安逸，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厄运正悄悄降临到他们的头上，而这厄运正来自那座与他们相依相伴、沉睡了几个世纪的维苏威火山。
维苏威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海拔1280米，位于庞贝城西北十几公里处。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地球上第一次火山爆发，就是维苏威火山。可是，在公元初年，著名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根据维苏威地貌特征，断定它是一座死火山，当时的庞贝人完全相信斯特拉波的这一论断，对维苏威火山满不在乎。火山的两侧种上了绿油油的庄稼，平原上到处遍布着柠檬林和橘子林，还有其他果园和葡萄园。虽然有时温度比较高，但并不被认为是什么不详的征兆。人们在山坡上种植果园，开垦牧场，动物们在山顶的灌木丛里奔走。到公元79年灾难来临之前，火山周围的居民与它已经平安相处了一千多年。
然而，地球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漫长的岁月里，来自地球内部的巨大压力逐日积聚，使得构成地壳的两大板块——非洲大陆和欧亚大陆之间不断地挤压碰撞，从而使得地中海海底的边缘向地球内部深陷，维苏威火山及意大利西岸的一系列火山就是这种地质运动的产物。所以，虽然被称为“千年死火山”，维苏威火山还是有随时苏醒、爆发的可能，而且其威力和杀伤力无法预想。
公元62年，庞贝及其附近地区发生了第一场大地震，房屋和别墅倒塌，城市管道系统被破坏，许多人丧生于瓦砾中，六百头羊被大地吞噬，雕像从底座上坠落，被摔得粉碎，到处都是惊慌失措的人们，以至于当时的罗马皇帝曾考虑要遗弃这个地方。
这次地震其实是维苏威火山苏醒的一个前兆，地球内部被禁锢已久的压力终于快要释放了。然而，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是在震后积极努力地重建家园，像往日一样地忙碌着。不知不觉之中，阴霾已经笼罩了这块土地。
随着地球内部压力的逐渐升高，维苏威火山周围的地区发生了多次的震颤，水井干涸了，地面上的动物焦躁不安，一些经历过公元62年地震的人们，纷纷收拾财物逃离这个地方。8月24日凌晨，毁灭性的灾难终于降临。火山灰开始从火山口上溢出，沉睡了千年的恶魔慢慢伸开了懒腰。下午1点钟左右，先是有一片奇特的云彩从山顶冉冉升起，向四周扩散，接着传来震耳欲聋的爆裂声，维苏威火山如一门冲天火炮，以大约声速两倍的速度喷射出高达十七英里的浓烈熔浆。熔浆在空中被粉碎成小颗粒，扩散成一个大云团，随着气流向东南方向移动，很快笼罩了附近几个城市。
火山喷出的大量热蒸汽形成的雨水倾盆而下，山洪冲刷着山石泥土和火山灰，巨大的土石流顺着山谷奔泻而来，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硫磺和浓烟味。看到灾难来临，火山边上的庞贝城里陷入一片恐慌，大多数人借助各种交通工具选择了逃离，但仍有千余人留了下来，他们有的是为了找寻亲人，有的是因为留恋家乡的财产，还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
只两三个时辰的工夫，覆盖在庞贝表层的浮石和石头已经厚达一英尺，建筑物开始倒塌，人们或被浮石击中，或被压在塌陷的建筑物下，或葬身于火灾爆炸之中。当时担任罗马骑兵指挥和舰队司令的普林尼，正带着他的舰队驻守在那不勒斯湾西北角的米舍诺。火山爆发后，他曾率领数名下属乘一艘大船前往察看，被急剧涌来的火山石击中，中毒窒息而死。而他的外甥及继子、著作家小普林尼则幸免于难。随着更多的岩石颗粒飘落下来，庞贝地面浮石的厚度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达到了每小时增厚六英尺的速度。惊慌失措的人们在越积越多的浮石上爬行，有些人则簇拥到了还未被岩石压垮的屋脊下。这是一个灾难的时刻。
在一座富豪宅邸，房子正在修缮，主人家和工匠在灾变时都躲入一条过道里，全部死在一起，惨不忍睹。近郊一座别墅里，主人和奴隶共20人都在灾变时躲人地窖，结果同归于尽，情景十分悲惨，一切都似乎发生在昨天……
随后的几个小时里，火山先后猛烈喷射了六次之多，炽热的火山云团席卷了整个庞贝，所到之处，人和动物无一幸免。处于死亡边缘的人们呼喊着，挣扎着，乞求庇佑之神的降临，可惜这次黑暗真的降临了人间。最后一次喷发的火山灰几乎覆盖了城市所有剩余的一切，也掩盖了人们痛苦不堪的最后挣扎。坚持了18个小时后，维苏威火山的势头开始减弱，而此时的庞贝早已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成为了一片废墟。
雅尼
教育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罗马的教育可以明显地分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阶段。
1.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古罗马共和时代早期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7岁以前，儿童在家里接受父母的共同教育，培养道德，学习技艺。罗马的学校教育出现较晚，公元前234年，一名获取自由名叫卡尔维斯的奴隶开设了第一个收费的小学。共和时代后期，教育受希腊、古罗马两种文化的综合影响，逐步形成以希腊模式为样本的体系。公元前1世纪末期为帝国时期，教育为官方办理，设立公立学校。小学以平民子女为主，培养臣民；中等教育和高等。
教育，即文法和修辞学校培养官吏。拉丁文取代希腊文以后，自然科学教育逐步削弱，教学与生活脱离。帝国时期还设有职业学校，学制4～5年，教授法律、医学、建筑学，方法以师徒传授为主，注重实际。公元325年基督教定为国教，随着教会兴起，宗教教育兴起，由教义学校、教义学院等学校教授宗教知识和一些文化知识。以后又设立儿童教会学校，逐步统治了整个教育界，形成教会学校独霸的局面。
罗马的教育制度是在罗马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教育系统地为实现罗马理想即培养优秀的公民和杰出的演说家提供了优质服务，并在继承和发展希腊教育的同时，形成了独特的拉丁文化教育。
2.最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昆体良
昆体良（约公元35～100年）是罗马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著名辩护师和修辞学教授。他出生于西班牙，后到罗马专攻雄辩术和修辞学。他是罗马第一个获得政府资助的教育家，还因办学有功，被帝国政府授予执政官的荣誉称号。公元96年，昆体良写成《演说家的教育》一书，全书共分12卷，全面总结了古代西方在教学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一整套教育思想。《演说家的教育》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本专门研究教育理论的著作，同时也奠定了昆体良在西方教育史上的不朽地位。
昆体良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最高道德修养的演说家，对此，他提出了一整套对后世颇有影响的教育方案。昆体良认为，一个人应该从幼儿阶段就要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受到纯洁的道德熏染。昆体良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价值，认为学童只有在通过小学、中等学校和修辞学校的学习以后，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说家。昆体良同时也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注重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但也强烈谴责教师对学生实行体罚，认为教师应当终身追求知识，不断丰富自己，使用合理的教育方法，才能培养出更好的学生。
昆体良是古希腊罗马教育经验的集大成者，西方近代的教育模式实际上就是按照他的教育理论建立起来的。
“天籁女王”恩雅
古罗马人在雕塑艺术方面取得了令世人曙目的成就。
在罗马梵蒂冈博物馆中，陈列有一件造型奇异、刻制精美的石雕：一老二少的三个男人正被两条巨蛇撕咬和缠绕着，它就是著名的古罗马艺术珍品：拉奥孔群雕。
拉奥孔群雕创作于罗马帝国初期提比略时代。公元1世纪罗马的科技名著《自然史》中曾有记述：这件作品藏在提图斯的皇宫里，是一切绘画和雕刻之中最杰出的。
从米开朗琪罗到巴罗克大师贝贝尼，200年间艺术家观摩学习仿效它的不计其数。18世纪时，美术史家温克勒曼又把它作为古典艺术理想的典范，以阐发其“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理论。美学家莱辛还写了《拉奥孔》一书，将之比为美学研究的楷模。19世纪以来，人们对希腊、罗马了解愈多，拉奥孔群雕的历史意义也就越深入人心。现在，学术界普遍把它当作希腊化雕刻的代表作，认定其具体制作年代为公元20年前后，归属于罗马艺术的范畴。
拉奥孔群雕是按照维吉尔名作《伊尼尔特》史诗的描绘而创作的。在维吉尔的诗中，希腊人的“木马计”被特洛伊城的祭司拉奥孔识破，他极力警告和劝阻国王千万不要把木马拉进城，但特洛伊人拒绝了他的劝告并把木马拉进城里，最终导致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拉奥孔对计谋的识破和对特洛伊的劝阻都得罪了希腊人的保护神雅典娜，后来雅典娜派遣了两条巨蛇把拉奥孔父子三人活活缠死。作品描写的就是这一悲剧性场面：
一条巨蛇正凶残地撕咬着拉奥孔的腹侧，拉奥孔左手紧紧攥住蛇颈，力图将它拉开。他的右手将蛇身高高擎起，想摆脱开它的缠绕。在左边，他的大儿子正在伸手向他求救，而右边的小儿子被巨蛇缠绕撕咬，已经无力挣扎。拉奥孔看到儿子被巨蛇折磨濒死的表情，自己被撕咬和缠绕而无力相救，心灵和肉体上的痛苦均写在脸上。他面孔扭曲变形，张口大声嘶喊，浑身肌肉痛苦地抽搐。这组雕塑充满着紧张和悲壮的气氛，是人类雕塑史上最为杰出的精品。
在无数艺术家和学者的眼中，拉奥孔群雕最为惊人之处是它以炉火纯青的技法完美地表现了人的动态与感情，其丰富、深沉与典型皆非当时可见到的其他古典遗物所能及，堪称古罗马艺术的楷模。
神秘园
罗马的医学也是在希腊医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公元前14年，罗马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公立医校。为罗马医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是马可·奥勒留皇帝的御医盖伦，他在解剖学、生物学、病理学和医疗等方面均有建树，长期被西方医学界奉为经典。
盖伦（公元129～199年）是古罗马最著名的医生和古典医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古代欧洲最后一位医学大师。他出生于小亚细亚帕加马地区的一个书香之家，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成年后前往受奥尼亚、科林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等地遍访名师，研习医学与哲学，此后即以行医为自己的职业。公元168年由于医术高超被罗马皇帝招为御医，此后便长期在罗马宫延服务，直到去世。盖伦一生勤奋，除行医之外还潜心著述，据说其著作多达131部，流传至今的有83部。最重要的医学专著有《论理想的医生》、《论医术》、《解剖过程》、《身体各部分的机能》等。
盖伦被后人公认为欧洲一千多年来医学上的绝对权威，其医学成就不仅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础，而且代表了古代希腊、罗马医学的最高水平。一方面他对以往的医学成就作了高度的概括与总结；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和埃拉西斯物拉塔的生理学说，并以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自然哲学思想为基础，结合自己从事解剖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而又自成体系的医学理论。从盖伦的著作和整个医学体系中可以看出，他在动物解剖方面确有其独到精深之处。他试图通过动物解剖业发展医学的方向不仅标志着解剖学的萌芽，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他在解剖学方面的伟大成就，不仅在欧洲，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他不仅由于最早奠定了实验生理学的基础而被称为实验生理学之父，而且他还是最早认真研究解剖的学者，为世界解剖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此外，盖伦在生理学、病理学、药物学、治疗学方面也有较为卓越的贡献，为西方的生理学和诊断学奠定了基础。
音乐剧之王韦伯
“拜占廷”这一名称最初是指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古城拜占廷。这个城市始建于古希腊商业殖民时代，4世纪时，君士坦丁大帝（324～337年在位）在古城旧址上扩建罗马帝国的东都，重振帝国雄风。此后，拜占廷城飞速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第一大都市，而拜占廷这个名字也因此传遍世界。
然而，在中古欧洲并不存在什么“拜占廷帝国”，也没有任何民族自称为“拜占廷人”。当时，原罗马帝国东部被称为“东罗马帝国”，其君主自称为“罗马皇帝”，当地的居民则自称“罗马人”，连他们的首都也冠以“新罗马”。那么，我们使用的“拜占廷帝国”“拜占廷国家”和“拜占廷人”等名称究竟从何而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难事，这些称谓实际上是近代学者在研究工作中开始采用的。1526年，德国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在最初奠定《波恩大全》编辑基础工作中，第一次使用“拜占廷”一词，以示这部丛书的内容有别于其他古希腊和近代希腊的历史文献。1680年，法国学者西维奥尔·杜康沿用这一名称作为其《拜占廷史》一书的题目，用来讲述这个以古城拜占廷为首都的东地中海国家的历史。久而久之，学者们就将涉及这个古国的事物冠以“拜占廷”二字，东罗马帝国也自然的被称为“拜占廷帝国”。
埃尼奥·莫里康内
拜占廷国家历史始于君士坦丁一世正式启用古城拜占廷为东都“新罗马”，这一年是公元330年，后来该城改称为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之城”。拜占廷历史起始年代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学者们对这一年代的判断各持己见，意见多达近10种。本书采用通说330年作为拜占廷国家史的开端。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拜占廷国家在330年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政治实体。这时正是罗马帝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发生了“公元3世纪危机”，这场危机使罗马帝国陷于全面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在动荡的局势中，相对稳定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逐步发展，其作为帝国统治中心的政治地位逐步超过了帝国西部。自皇帝戴克里先（245或246～约316年在位）及其后的多位皇帝将行宫设在帝国东部。直至330年，君士坦丁一世正式启用扩建后的拜占廷城为“新罗马”，标志着具有独立政治中心的政治实体的形成。而此时的罗马和亚平宁半岛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已经名存实亡。新国家带来了新气象，迁都后的君士坦丁一世，在新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新国家还建立了有别于旧罗马帝制不同的血亲世袭制王朝，君士坦丁一世将皇帝的位子传给其子君士坦丁二世（337～340年在位），并后传四位血亲皇帝，从而开始了拜占廷帝国王朝的历史。同时，新帝国建立了由皇帝任免、对皇帝效忠并领取薪俸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在拜占廷社会中，庞大的官僚阶层由此形成，这个阶层与罗马帝国时期作为公民代表的官员存在着本质区别。有了官僚机构，当然少不了军队和法律，这些国家机构的建立直接服务于皇帝的统治。而皇帝成为军队最高统帅，同时还是立法者和最高法官。
拜占廷国家政治制度的剧变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自“公元3世纪危机”以后，西罗马帝国陷入经济萧条、人口锐减、城市破败、商业凋敝的危机之中，衰亡之势不可逆转。与之相反，东罗马帝国则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对危机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早期拜占廷农村存在的公社制、隶农制、自由小农制、家村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使农业经济一直比较发达的东地中海沿海地区避开了类似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的农业危机，因而，也为早期拜占廷国家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条件。早期拜占廷国家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也使占有商业贸易地理优势的拜占廷帝国，能够继承古代世界开创的东西方贸易传统，发展起活跃的国际商业活动，以至君士坦丁堡成为“沟通东西方的金桥”（马克思语）。显然，330年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经济区已经形成，它不再是西罗马帝国经济的附属部分，而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系统的区域。不仅如此，其繁荣和发达的程度还远远超过罗马帝国的西部。
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必然造成拜占廷帝国在宗教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的古罗马，并广泛流传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至3～4世纪时，它已经从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的宗教逐步演化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其早期的性质、社会基础、教义、教会组织和教规礼仪也随之发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变化，日益成为罗马帝国政府的统治工具。4世纪上半叶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的《米兰敕令》，和他亲自主持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实际上是变相的宣布基督教获得了国教的地位。基督教的发展与传播，为普遍存在的对现实生活绝望的社会心理和颓废思想提供了精神寄托，使意识形态的混乱局面得到调整，而刚刚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慢慢趋于稳定。由于东罗马帝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以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其他民族为主体的拜占廷人，就开始有选择性地吸收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古代东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积极发展具有独立文化特征的拜占廷文化。可以说，东地中海地区一直是古典文化的中心，也是拜占廷文化发展的温床。
约翰·威廉姆斯
自330年君士坦丁一世迁都“新罗马”，开始东罗马帝国时代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陷，拜占廷历史经历了1100余年。在此期间，拜占廷历史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3个历史阶段，即330～610年的早期拜占廷史，610～1056年的中期拜占廷史和1056～1453年的晚期拜占廷史。
早期拜占廷国家经历了由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的成功转型。为了能够在普遍的混乱和动荡中找到维持稳定的统治形式，拜占廷帝国皇帝进行多种尝试，其中以君士坦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的改革为突出的代表。查士丁尼一世以其毕生精力企图重振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力图恢复古代罗马帝国广大的旧疆界，其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在旧社会的框架和制度中寻求建立新秩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还了。565年查士丁尼一世逝世后，拜占廷帝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危机，政变不断，外敌入侵，农田荒芜，城市缩小，人口减少，特别是斯拉夫人、阿瓦尔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伦巴第人等周边民族的四面围攻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610年，希拉克略一世（610～641年在位）登上拜占廷帝国皇位的宝座，标志拜占廷中期历史的开始。在此期间，为加速帝国社会组织的军事化，拜占廷进行了以军区制度为中心的改革。这一制度适合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力地缓解了危机形势，为稳定局势、加强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帝国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拜占廷军队以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为基地，不断对外扩张。到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拜占廷帝国势力达到鼎盛，而瓦西里二世（976～1025年在位）发动的一系列成功的对外战争成为拜占廷国家强盛的标志。但事物是瞬息万变的，曾经一度挽救拜占廷帝国危亡形势的军区制，在发展过程中暴露了一系列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军区制下发展起来的大土地贵族日益强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足以与帝国中央集权相对抗，而军区制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基础的瓦解，成为拜占廷帝国衰落的开端。马其顿王朝统治的结束标志拜占廷帝国中期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拜占廷衰亡史的开始。
晚期拜占廷历史是帝国急剧衰落、直至灭亡的历史。11世纪末，曾鼎盛一时的军区制彻底瓦解，帝国经济实力急剧下降，国库空虚，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的瓦解使拜占廷不仅陷入经济危机，而且兵源枯竭。以大地产为后盾的贵族、特别是军事贵族参与朝政、角逐皇位，他们相互残杀，引狼入室，致使君士坦丁堡于1204年失陷于十字军骑士之手。此后，拜占廷国土分裂，中央集权瓦解，领土不断缩小，最终极盛一时的拜占廷到了沦为东地中海的小国的地步，而且还要在奥斯曼土耳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强国之间周旋、苟延残喘。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干坦丁堡，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1449～1453年在位）阵亡，拜占廷帝国最终灭亡。
詹姆斯·霍纳
拜占廷帝国疆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的状态。早期拜占廷帝国疆域基本与原罗马帝国的领土无异，到君士坦丁一世去世时（337年），其领土包括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半岛、黑海及其沿岸地区、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尼罗河第二瀑布以北的埃及、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西班牙、高卢和意大利。5世纪初，拜占廷帝国的疆域并未发生改变，划分为119个省。
查士丁尼一世继承皇帝权力时，原西罗马帝国的疆土几乎全被日耳曼各小王国所占领，拜占廷帝国的领土仅包括巴尔干半岛、黑海南岸、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查士丁尼一世致力于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光荣，多次对西地中海世界发动远征，收回了帝国西部部分领土，重新控制意大利、北非马格里布沿地中海地区、西班牙南部和直布罗陀海峡。到查士丁尼一世去世时（565年），除高卢和西班牙北部地区外，拜占廷帝国基本重新占据了罗马帝国的旧领土，地中海再次成为帝国的内海。
可好景不长，被查士丁尼一世收复的昔日罗马的领土一直在遭受外来的侵犯。6世纪末，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大举侵入巴尔干半岛，波斯军队则进犯帝国亚洲领土，兵抵地中海东部沿海，伦巴第人的进攻也使拜占廷军队龟缩于拉文纳总督区。至7世纪中期，阿拉伯人更以凶猛的进攻夺取拜占廷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领土，从而导致帝国疆域发生巨大变化。8世纪时，拜占廷帝国疆域仅包括以阿纳多利亚高原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为东部界标的小亚细亚地区，和以马其顿北部为边界的巴尔干半岛，以及爱琴海及其海岛。此后，这一边界基本保持不变，上述领土构成拜占廷帝国版图。
直至9世纪，随着拜占廷帝国国力增强和实施对外扩张的政策，其疆域有所扩大。巴尔干半岛包括阿尔巴尼亚和伊庇鲁斯、直到多瑙河南岸地区又重归拜占廷帝国所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也再次为拜占廷人所控制，帝国的海上势力远达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10～11世纪帝国再次发动对外战争又取得了成功，其疆域又有所扩大，东部边界推进到两河流域中上游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南部直到叙利亚地区的恺撒利亚城。在此期间，帝国西部疆界基本没发生变化。
第4次十字军沉重打击了拜占廷帝国，他们攻占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开启了拜占廷人丢城失地的历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尼西亚城流亡57年的拜占廷政府只控制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1261年拜占廷帕列奥列格王朝重新入主君士坦丁堡后，其疆域仅剩京城附近地区，黑海南岸的特拉比仲德王国、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莫利亚地区和伊庇鲁斯山区虽然承认拜占廷中央政府的宗主权，但实行独立统治。拜占廷帝国的版图最终“确立”，直到帝国最后灭亡。
喜剧大师卓别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拜占廷是一个民族众多的洲际国家。早期拜占廷帝国的居民基本上是由原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各民族构成的。他们包括东地中海沿海地区各民族，即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人，希腊化的埃及人、叙利亚人、约旦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小亚细亚地区的古老民族，如伊苏里亚人和卡帕多西亚人等，还包括西地中海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等。虽然帝国的民族构成复杂，但是，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各个民族是拜占廷帝国的主要民族，希腊人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居主要地位。这一时期，帝国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民间语言则主要包括希腊语、叙利亚语、亚美尼亚语、科普特语等。到6世纪末，拉丁语几乎已经完全让位于希腊语，希腊语成为帝国的通用语言。
6～7世纪，由于帝国的疆域范围的变化，早期拜占廷民族构成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拜占廷帝国非洲的全部领土和亚洲的部分领土丧失于阿拉伯人，在这些领土上居住的民族随之成为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臣民，例如埃及人和约旦人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伊斯兰化的。此外，西班牙人也逐步摆脱了拜占廷帝国的控制。
其次，斯拉夫人大举迁徙进入巴尔干半岛，并作为帝国的臣民定居在拜占廷帝国腹地，在与希腊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拜占廷帝国的主要民族之一。这样，中期拜占廷帝国的主要居民包括希腊人、小亚细亚地区各民族和斯拉夫人，他们使用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和拉丁语。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帝国臣民的斯拉夫人与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独立的斯拉夫人有很大区别。前者与希腊人融合，成为现代希腊人的祖先之一，后者则独立发展成为现代斯拉夫人的祖先；前者使用希腊语为母语，而后者以斯拉夫语为母语。这种状况在晚期拜占廷帝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12世纪以后，拜占廷帝国的主要民族成分基本上与中期拜占廷的民族成分一样，只是拉丁语不再为拜占廷人所使用，只有少数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偶尔使用拉丁语。
在拜占廷帝国，还存在着一些源于不同模式的民族，他们无论定居何处都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其中以犹太民族为典型。另一些民族，如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通婚融合的情况经常发生，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和习俗。自11世纪后，吉普赛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总的来说，在6世纪中期以后，真正对帝国的历史和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希腊人及希腊化民众形成的民族群体。
华特·迪士尼
君士坦丁堡经历过迅速而异乎寻常的成功，尤其是当拜占廷帝国失去像安条克、亚历山大等东部大城之后，它就成为帝国惟一的奇观。事实上，帝国的其他城市如泰萨洛尼克、以弗所、特雷布宗虽然常有市集，拥有三四万人口，经济上也占有重要性，但与君士坦丁堡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君士坦丁堡能有如此成功还应归功于他的始创者——君士坦丁，因为他很合适地选择了古拜占廷位置。这座城市处于分隔马尔马拉海和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入口处，因此，它处于东方与地中海和欧亚两洲之间海陆交通的汇合点。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很快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的汇聚地。
为了强调新建立的君士坦丁堡是罗马帝国的新都城，君士坦丁皇帝将它称为“新罗马”。事实上，君士坦丁堡几乎就是古罗马城的翻版，它的城区格局和全部的建筑物几乎完全按照罗马的模式。君士坦丁堡模仿古罗马城，将其城区划分成七个地区，称之为“七丘”，在此基础上又划分出14个区；君士坦西丁堡也同古罗马城一样将第二区命名为“卡匹托丘”，也将政治中心设于此；古罗马城的皇宫与竞技场相邻，君士坦丁堡也做了相同的规划；甚至连城市的管理体系和巡夜、消防组织的人数都与罗马城相同。君士坦丁皇帝为了安抚他的臣僚们，还修建与罗马城相差无几的元老住宅，豪华依然。迁都后的拜占廷长期保留了他们在古罗马城使用的拉丁语官方地位，尽管在新都城中真正懂得拉丁文的人并不多。
随着帝国统治中心的东移，最后转移到了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城，它逐渐取代古罗马城，成为拜占廷帝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不久，君士坦丁堡就成为亚欧大陆上最为繁荣昌盛的都市。
费雯·丽
奥古斯都广场的北面与赛车竞技场相对的是高大庄严的大教堂，它就是由特拉勒斯的安特米乌斯和米耶的伊西多尔在532年到537年主持修建而成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基督教采用罗马长方刑堂结构修建教堂，世俗建筑物用来团结民众，而教会在教堂则用来汇聚信徒。但教会想在教堂增建穹顶，它代表在教徒头顶上的天国。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被认为是最完美、最庄严的有穹顶的长方形大教堂。
大教堂在长方形平面上修建了高达60米的半球状屋顶，用1米的厚度顶住粗柱、墙垛、拱扶垛、拱顶等，保持平衡。当信徒离开奥古斯都广场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穿过柱廊来到中庭时，众多的建筑物简直让人目不暇接，当跨过门廊进入殿堂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朝装饰着耶稣圣像的穹顶望去，只要朝光束照耀下的天顶看上一眼，就会沉浸在被神圣威严的气派压服和灵魂升华的情感中。出于对这种象征的敏感，君士坦丁堡人每个周六和周日都自觉来到教堂，接受神灵的洗礼。
从奥古斯都广场到金门是君士坦丁堡的通道之一，延伸着一条有纪念性意义的街道——梅泽大道。两边都是柱廊，柱廊尽头开设有商店。这条街道分别由圆形和长方形的广场交替组成——君士坦丁广场、提奥兹多广场、公牛广场、阿卡狄乌斯广场等等。其他东西走向的重要街道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现。
与之相反，次要街道却很狭窄，曲曲弯弯，根据罗马分区的传统，从北到南的街道倾斜，有时甚至是一段阶梯。相对通行方便的交通主要干道，这儿的交通状况也一直是让君士坦丁堡人感到头痛的一大问题。
奥黛丽·赫本
拜占廷人不仅继承了古希腊人重视教育的传统，还继承了古希腊人热爱文史哲研究的传统，重视文史哲创作活动。我们将拜占廷人文史哲创作统归于“文学”是因为当时的文史哲各学科之间并不像今天这样区分明确，史学家可能同时就是文学家和哲学家，而哲学家不仅撰写哲学和神学书籍，也创作文史作品，因此，文学在这里是指通过文字进行创作的学术活动。拜占廷人在文学创作和历史写作方面并没有继承到古希腊人那样的灵感和气魄，但是，拜占廷人有庞大的作者群体，在长期的连贯的创作中逐渐形成拜占廷独特的风格。
拜占廷文学的发展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早期，语言的不统一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拜占廷作家的创作大多使用希腊语，当时，在拜占廷各地流行着3种形式的希腊语。从4世纪建国初期，用于写作的希腊语就与居民日常使用的口语有明显区别，前者称为“书面语”，是知识界和有教养阶层的语言；而后者称为“民间语”，它并不遵循严格的语法和词法，是一种用词混乱、语法简单的语言。直到12世纪前后，拜占廷社会才逐步流行标准的希腊语，更加接近古希腊语，即严格按照语法规则为元音和双元音标注复杂的重音，这是一切受教育必须认真学习的语言。拜占廷希腊语是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之间的桥梁，它也为现代希腊语的语法简化和单重音体系改革奠定了基础。
沿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拜占廷文学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4～7世纪初是拜占廷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由古代文学向拜占廷文学的转变阶段。
这个阶段的拜占廷文学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古代文学逐渐衰落，新的文学形式和标准逐渐形成，奠定了拜占廷文学的基础。基督教思想观念、宗教抽象的审美标准取代了古代文学的相关内容，甚至写作形式也发生变化。在这一翻天覆地的转变过程中，基督教作家极力反对和排斥古代作家的“异教”思想理论，尽管如此，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古代文学对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们也接受了同世俗作家一样的基督教育。这种古代世俗文学对拜占廷基督教作家的影响在最初拜占廷支持所有文化知识的政策下表现更为明显，尤其是那些努力发展教俗友好关系的基督教领袖们的立场更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并没有刻意排斥世俗文化，而是逐渐将教会文学和世俗古代文学结合。
其中将教会文学和世俗古代文学结合的最成功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尤西比乌斯（260～340年），他在撰写教会历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记中，充分展示了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和基督教文风，创造了新的写作风格。他的代表作是《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
尤西比乌斯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凯撒利亚城，师从当地著名基督教理论家、学者潘菲罗斯，后因躲避宗教迫害而流亡各地。但在他来到后西罗马帝国却受到了礼遇和款待。公元313年，罗马帝国当局颁布宗教宽容法律后，尤西比乌斯当选凯撒利亚城主教。机缘巧合的尤西比乌斯成了君士坦丁的好友，并得到了君士坦丁一世的重用，成为御用史官。他积极参与皇帝主持下的重大教会事务决策。在他的一生中，著述颇丰，传世作品也很多。他仿效晚期罗马帝国作家阿非利加努斯的作品，完成了十卷本《编年史》一书。这本书提供了有关古代近东和北非地区统治王朝的详细谱牒，以及其所在时代世俗和教会的大事年表。他所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基督教的发展，尤其是他在此书中提出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深。
尤西比乌斯的另一部力作是为了庆祝君士坦丁一世登基30年而成的《君士坦丁大帝传》，该书主要描述了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06年7月称帝以后其30年左右的统治，它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位皇帝在罗马帝国晚期的政治动乱、军阀割据的形势中完成统一帝国大业的过程。在这部书中，作者对皇帝充满了崇敬，也有着太多的赞誉之词，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他留下的记载都是可靠真实的，不仅为当时的其他作品所证实，也被后代作家传抄，史料价值极高。同时，这本书也成为研究君士坦丁一世和拜占廷帝国开国史的最重要资料。在这部传记中，记载较多的内容是关于君士坦丁的宗教事务。因此，在4世纪末时被教会作家翻译为拉丁语，并将原书续写到阿莱克修斯时代的395年。
在《教会史》中，尤西比乌斯充分地展示了他的理念，继续着他的劝人向善的说教。他坚持认为：人类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历史的重要内容，跟从上帝的选们历史的主角，其中忠实于上帝意旨的皇帝是神在人世的代表。受到以上信仰的左右，尤西比乌斯在写作中特别重视政治和思想历史的记述。在书中，他用大量文字，对君士坦丁一世赞不绝口，而对君士坦丁一世的种种劣迹和暴行却只字不提，他还将其他皇帝颁布的宗教宽容法律移作君士坦丁一世所为，为他脸上贴金。因此，尤西比乌斯所作的这些记载都影响了《教会史》的准确性。
除尤西比乌斯外，5世纪的左西莫斯和6世纪的普罗柯比（490～562年）也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出新旧两种文学创作的结合。他们在历史编纂中保持古希腊历史家的文风，同时开创教会史和传记文学的形式。
此外，埃及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修斯（295～373年）则在神学论文、颂诗和其他宗教写作中大放异彩，为以后基督教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基本样式和蓝本。基督教传记文学则是在埃及修道隐居运动中兴起的。基督教赞美诗歌的发展在罗曼努斯（？～555年）创作的上千首诗歌中达到顶点，他在创作中大量运用古代诗歌的韵律知识和格式，开创了基督教赞美诗写作的新纪元。
7世纪中期至9世纪中期是拜占廷文学发展几乎处于中断的状态。和第一阶段相比，这个时期既没有名贯青史的作家，也缺少不朽的作品。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拜占廷的政治局势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拜占廷帝国面临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入侵，帝国丧失其在亚、非、欧的大片领土，战争需要武器而忽视文学，拜占廷文学在此背景下难以发展。8世纪开始的毁坏圣像运动对于拜占廷文学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拜占廷文学的发展。马克西姆（580～662年）和大马士革人约翰（675～749年）代表这一时期拜占廷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马克西姆在反对当局宗教理论的斗争中写出大量基督教文学作品，而约翰则在云游东地中海各地时运用丰富的古典哲学知识全面阐述基督教哲学理论。
9世纪至1204年是拜占廷文学史发展的第三阶段，以弗条斯（827～891年）为代表的拜占廷知识界以极大的热情发动文学复兴运动。弗条斯出生在权贵之家，自幼饱读古书，青年时代即为朝廷重臣，多次出使阿拉伯帝国，48岁时以非神职人员身份被皇帝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一生著作颇多，特别致力于古典文学教育活动。在他担任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期间，积极从事古希腊文史作品的教学。为了便于学生学习，他编纂了古代文献常用词汇《词典》。在他写给国内外各方人士的信件里，以鲜明的态度反映出他传播古代知识的热情，以及在融合教俗知识上所作的努力。弗条斯作为普通信徒出身的基督教领袖，他的作品推动了已经衰落数百年的拜占廷文学的重新掘起。
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的拜占廷帝国国势强盛，安定的社会生活为文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学者型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位期间，拜占廷文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文史作品和作家不断涌现。泼塞留斯是当时拜占廷文学发展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中等家庭，但是学识渊博、智慧超群，他撰写的历史、哲学、神学、诗歌和法律草案都代表当时文学写作的最高水平。当时学术界对新柏拉图哲学的再研究为在亚里士多德学说束缚下的思想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揭开了怀疑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长期思想运动，这种深远的影响甚至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也有所反映。
公元1204年以后是拜占廷文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学在民族复兴的强烈欲望中显示出其最后的活力。那时的作家、学者无一例外通过文学创作表达重振国威的急切心情。其中，尼西亚学者布雷米狄斯的政论散文《皇帝的形象》反映出知识界普遍存在的通过理想皇帝重整河山再创辉煌的愿望。但是，拜占廷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光靠文学不可能找回失落的世界，于是，拜占廷文学家们将其再现古代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对古代光荣的无限留恋转移到意大利，这种变化直接促进了那里复兴古代文化艺术思潮的兴起。
在浩瀚的拜占廷文学海洋中，诗歌和散文创作非常发达是拜占廷文学最突出的特点。那时拜占廷的散文作品可以分为神学、断代史和编年史、自传和圣徒传、书信和悼词、小说及讽刺小品，诗歌则可以分为赞美诗、叙事诗、浪漫诗及各种讽刺诗、打油诗等等。
拜占廷帝国不仅有丰富的官修或私人史书，还有大量的传记文学，它们成为断代史、编年史、教会史的重要补充。传记文学包括皇帝传记、圣徒传记和自传等多种类型。4世纪的尤西比乌斯撰写的《君士坦丁大帝传》和阿纳斯塔修斯撰写的《安东尼传》激发众多教士的写作热情，开创拜占廷传记文学的写作方式，一时间出现了许多风格各异的人物传记，其中不乏精品。到了6～7世纪，希利尔（525～559年）的《东方圣徒传》和利奥条斯所作的《亚历山大主教传》将传记写作提升到了另一高度。他们对于巴勒斯坦和埃及地区基督教教徒的记载注重人物的内心活动，从记述对象扶贫助困的事迹中着重挖掘他们仁慈善良的品格，读来生动感人，催人泪下，受到普遍的好评。安娜的《阿莱克修斯一世传》和约翰六世的《自传》是皇帝传记的代表作。
拜占廷文学中的小说兴起较晚，其成果只有一两部，据现代学者考证，仅有的这一两部作品还不是拜占廷作家的原创作品，它们是从叙利亚语翻译成希腊语的印度故事。讽刺散文和杂记是不可忽视的拜占廷文学形式，其寓严肃主题于诙谐幽默的叙述风格来自古希腊文学。拜占廷讽刺散文有三部代表作品，即10世纪的《祖国之友》、12～13世纪的《马扎利斯》和《庄主》，对时政和社会腐败表示不满是它们所要表达的主题，但是，在讨论重大社会问题时，无一例外地采用轻松的笔调，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影响，以致同时代的某些医学、哲学作品也模仿他们的风格。杂记文学的代表作品是6世纪拜占廷商人哥斯马斯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其中记述各东方民族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因此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从4世纪开始拜占廷诗歌创作就进入了长盛不衰的发展过程。当时，“卡帕多西亚三杰”之一的尼撒的格列高利在众多诗人中成就最为突出，他的作品富有哲理，思想性强，很受人们推崇。5世纪的代表性诗人是皇后尤多西亚，她的赞美诗以其纯朴幼稚的风格给拜占廷诗坛带来清新之风，更由于她的特殊地位，在她的影响下，写诗作赋竟成了一时的风尚。罗曼努斯是6世纪韵律诗歌的代表人物，他以重音体系结合语句的抑扬顿挫，写出上千首对话式的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民间非常流行。罗曼努斯的诗歌非常“实用”，因为他的诗歌可以应答对唱，并附有副歌，因此常常用在教堂的仪式活动中。克里特主教安德鲁（660～740年）也创造出将多种韵律诗歌串连在一起的抒情诗体裁，为各个层次的诗人开辟创作的新领域。9世纪才高貌美的修女卡西亚（800～867年）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曾经因拒绝皇帝塞奥弗鲁斯的求婚而闻名，后献身于与世隔绝的修道生活，专心诗歌创作，创造出一种充满虔诚情感的诗歌形式，在拜占廷诗歌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晚期拜占廷帝国出色的诗人中应提到约翰·茂罗普斯（1000～1081年）和塞奥多利·麦多西迪斯（1270～1332年），他们的诗歌表现出浓厚的学术韵味，与当时复兴古代文化运动的形势非常适应。
诗歌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拜占廷音乐的进步。从应答对唱的诗歌形式中发展出两重唱的音乐形式，而韵律诗歌对12音阶和15音阶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重音、和声、对位等音乐形式迅速形成。拜占廷教会流行的无伴奏合唱至今保持不变，对欧洲近代音乐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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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艺术是拜占廷委的精华部分，包括镶嵌画、壁画、纺织艺术、金属加工艺术、建筑、音乐和舞蹈等几个主要分支。在被现代学者誉为“欧洲的明珠”和“中古时代的巴黎”的君士坦丁堡集中了各种艺术的杰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君士坦丁堡是用拜占廷艺术装饰美化起来的。
镶嵌画是最具拜占廷特点的艺术形式，由于这种绘画采用天然彩色石料，所以其绚丽多彩的色泽可以永久保持，使我们得以在许多拜占廷遗迹中欣赏到这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品。大多数人都以为镶嵌画是拜占廷人发明的，因为在现存的大量镶嵌画中，拜占廷的作品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但这一艺术形式真正发源地是古典时代的希腊。镶嵌画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镶嵌画装饰的地板在许多古希腊遗址中都可以见到。罗马帝国时代，镶嵌画被广泛应用在公众聚会的广场和集市的地面上。拜占廷艺术家继承古代艺术传统，不仅继续在水平的地面上装饰镶嵌画，而且在垂直的墙壁上使用镶嵌画。镶嵌画的基本材料是被切割成大小基本相等的各种形状的天然彩色小石块，表面约1平方厘米，有时彩色玻璃碎块也可以代替罕见的石料。艺术家首先在平整的石膏画底上勾画出描绘对象的轮廓和画面线条，然后根据色彩的需要将五颜六色的石块和玻璃块粘贴上去，最后，使用金片填充背景空白处。镶嵌画经最后抛光完成，在灯光的照耀下，光彩夺目，即使在昏暗的烛光中也不时闪出奇光异彩。意大利拉文纳城圣维塔利教堂保存着世界上最完好的拜占廷镶嵌画，教堂中心大厅两侧墙壁装饰的大幅镶嵌画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和皇后塞奥多拉与朝臣宫女的肖像，至今在灯光的照耀下，仍是五颜六色，大放异彩。
拜占廷绘画主要以壁画和插图来表现，这种艺术形式虽然不像镶嵌画那样富于拜占廷特色，但是，由于绘画使用的材料比镶嵌画价廉，绘画技术的要求相对简单，因此，使用也更加广泛。拜占廷艺术品中保留最多的是圣像画，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督教教堂中可以发现拜占廷各个时代的壁画，大到数十平方米，小到几平方厘米不等。除了装饰教堂墙壁的壁画外，还有大量画在画板上的各类版画和书中的插图。绘画的主题和素材大多涉及宗教故事，“圣像”是拜占廷绘画的重要形式，圣像画的内容主要描绘圣母和圣子的神圣，反映圣经故事和圣徒事迹。绘画的方法比较简单，通过线条和色彩表现主题，强调传神而不重视象形，注重寓意而不要求真实。拜占廷绘画对意大利艺术影响很深，特别对早期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具有直接的影响，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献插图作为拜占廷绘画艺术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以涉及内容广泛、直现生活的历史画面等因素而始终以稳定的速度发展。插图绘画的内容和形式与文字内容相一致，而创作的目的也只是对文字形式形象补充说明。这门艺术对用具和材料的要求不高，笔、刀、尺、颜料等，就可以满足创作的需要，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创作。同壁画一样，拜占廷的插画也主要以宗教为题材，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描述基督教圣经故事和圣徒事迹有关的插画，当然也不乏反映拜占廷人生活场景的作品。
拜占廷人注重微观艺术，表现为艺术纺织和金银宝石加工技术的高水平。流散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拜占廷工艺品包括精美的金银杯盘、镶嵌珠宝的大教长教冠、编金线织银缕的巨型挂毯、精细的象牙和紫檀木雕刻、典雅的大理石花雕柱头等，鬼斧神工，巧夺天工，至今光辉依旧，以其绚丽多彩、丰韵多姿使人们感受到拜占廷艺术的魅力，也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
拜占廷建筑艺术影响极大，在欧、亚地区广泛分布着拜占廷式建筑，其中现存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教堂是拜占廷建筑的杰作。这座教堂堪称中古世界的一大奇观，也是其他民族刻意模仿的榜样。在巴尔干半岛、意大利、俄罗斯、中欧，甚至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均保留多座拜占廷式教堂。拜占廷建筑特点一方面体现在设计布局和建筑材料的使用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建筑物的内外装修上。拜占廷建筑的精巧特点与古典建筑的质朴宏大成鲜明的对比，构成独具特色的拜占廷建筑风格。
拜占廷的丝织纺织水平在当时世界也是独树一帜的，既使在丝织业随着拜占廷帝国衰落而逐步萎缩期间，其技术和工艺水平仍然远在其他地中海和欧洲国家之上。拜占廷丝织业的发展为其丝织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形成了拜占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拜占廷丝织品一般依据其用途确定图案的内容，以动植物和几何图形为主，很少出现基督和圣徒的图像。拜占廷的织棉技术也比较发达，主要用丝、毛、麻混合的方法，而其中以金银丝与丝线混纺最有特色。
古希腊罗马的时代，崇尚自然和谐的人们对音乐和舞蹈格外热爱，在音乐和舞蹈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这一切对拜占廷人的影响极大。据记载，拜占廷人在重大仪式、庆典活动、崇敬礼仪、民间节目、婚礼、宴会等场合都会以音乐来营造气氛。但拜占廷的音乐和舞蹈受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影响，宗教音乐获得了长远发展。虽然戏剧和舞蹈遭到教会的否定，但在民间却广泛流传，几乎成为其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遗憾的是，有关于戏剧和舞蹈的记载非常少，所以我们无法领略多才多艺的拜占廷人的舞姿，只能天马行空，充分发挥想象力再现当时的情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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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拜占廷社会高层占有一席之地，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后还要有处理行政和军事事务的能力，而能否进入行政机构工作主要取决于个人能力的大小。君士坦丁堡对贵族家庭的孩子有一套教育系统，在这里，文化不仅是一种乐趣，也不仅是区分社会地区的标志，而是一种需要。如此一来，提高文化素养就会被拜占廷人提高到一定地位，而受教育作为获取知识不可缺少的环节，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拜占廷人的教育主要来自于古典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传统，强调对经典文本的准确记忆，及根据基督教思想原则对古代文明遗产的深刻理解。这种两个似乎对立的文化因素的结合是7世纪以前拜占廷教育的特点，它导致相应的拜占廷教育方法和内容的产生。7世纪以后，由于教会的发展，拜占廷教育一度被教会垄断，世俗教育大都由私人教师和父母在家庭中进行。直到毁坏圣像运动以后，世俗教育才重新获得了同步发展的机会。
拜占廷人继承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也继承了古希腊人重视教育的传统。拜占廷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其完善的教育制度有直接联系。在拜占廷帝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了每个人的愿望，而缺乏教养则被公认为是一种不幸和缺点。几乎每个家庭的父母都认为不对子女进行适当的教育是愚蠢的行为，甚至被视为犯罪，只要家庭条件许可，每个孩子都会被送去读书。社会舆论对没有经过教育的人进行辛辣的嘲讽，就连有些行伍出身未受到良好教育的皇帝和高级官吏也会因为缺乏教养而遭到奚落。
拜占廷帝国社会各阶层均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受教育的程度也会因为社会地位及财富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拜占廷的学生能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首先取决于老师的能力与偏好。王公贵族的子弟几乎都有师从名家的经历，4至5世纪最著名的拜占廷学者阿森尼乌斯（354～445年）受皇帝塞奥多西一世之聘教授两位皇子，9世纪的大学者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弗条斯（810～893年）曾任皇帝巴西尔一世子女的宫廷教习，11世纪拜占廷学界顶尖人物颇塞留斯（1018～1081年）是皇帝米哈伊尔七世的教师。社会中下层人家的子弟虽然不能像上层社会子弟那样在家中受教育，但也有在学校学习的机会。
在拜占廷小学教育相当普及，儿童从6～8岁开始先进入当地的初级学校学习语言。语言课首先包括希腊语音学习，以掌握古代语言的发音和拼写方法为主。10～12岁时，孩子们就开始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学生们开始学习语法，语法课的目的是使学生的希腊语知识进一步规范化，使之能够使用标准的希腊语进行演讲，能准确地用希腊语读书和写作，特别是学会用古希腊语思维，以便日后正确解读古代文献。语言课包括阅读、写作、分析词法和句法，以及翻译和注释古典文学的技巧。早期拜占廷教育和学术界尚古之风极盛，普遍存在抵制民间语言、恢复古代语言的倾向，因此，语言课的教材主要是古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如《荷马史诗》等。此外，语言教材还包括基督教经典作品和圣徒传记。语言课除了读书，还包括演讲术、初级语言逻辑、修辞和韵律学，但这种语言课一般要在14岁左右才开始进行。修辞和逻辑课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课程，安排在语言课之后，使用的教材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作家的作品，《圣经·新约》也是必不可少的教材。逻辑学教育常常与哲学教育同时进行，都属于中级教育的内容。
中级教育之后，一部分学生进入修道院寻求“神圣的灵感”，而另一部分则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在初级语言、逻辑和哲学教育的基础之上，学生们要在大学里接受高级修辞学和哲学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的学习，其中后四项被拜占廷人称为“四艺”。高级修辞课主要通过阅读古代作品采完成，学生们要求背诵古希腊文史作品，并按照古代写作规范和文风写论文或进行演讲练习。读书是学习的主要方式，例如在哲学课程中，学生必须阅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及新柏拉图哲学家的全部著作，还要求他们背诵希腊文本福音书。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善的人格，造就举止优雅、能说会写的人，而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探索真理和传播真理的人。在大学里，学习必须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这种教育应囊括知识所有分支的思想体现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基础教育更重视全面的教育，我们今天使用的“百科全书”一词即来源于拜占廷人基础教育的概念。法律、物理和医药学虽然属于职业教育的内容，但是学生们在大学中可以自由学习。
在拜占廷，立志读书做官的人必须经过系统的教育。他们首先要接受基础教育，而后在贝利图斯等地的法律学校通过拉丁语言和法律课程，毕业后最优秀的学生将继续在君士坦丁堡大学学习，这些学习经历是平民百姓仕途升迁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希望在法律界发展的学生必须经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和贝利图斯法律学校的专门教育，他可以不像其他学生那样从事体育锻炼，也不必取得戏剧课程的成绩。但神学课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而专门的神学研究不在学校里而是在教会和修道院里进行，对神学问题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在修道院里进一步深造。
拜占廷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内容相互交叉，只是深浅程度不同而已。有些学者既是大学教授，也是普通学校教师，例如，4世纪的学者巴西尔在雅典大学教授语法、政治学和历史，同时在当地的职业学校担任算学和医学教师，他同时还担任某些贵族的家庭教师。
拜占廷的学校普遍采取古希腊人以提问讨论为主、讲授为辅的教学方法。学生一般围坐在教师周围，或席地而坐，或坐于板凳上，使用的教材放在膝盖上。教师主要是就教材的内容提出问题，请学生回答或集体讨论，阅读和背诵是基础教育的主要方式，而讨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学习方式。
学校兼具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功能，教学相长，最著名的教育中心同时也是最具实力的学术中心。在拜占廷帝国各地有许多集教育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中心。据考古和文献资料提供的证明，除了君士坦丁堡外，雅典是古希腊哲学和语言文学的教育中心，埃及亚历山大是“所有科学和各类教育”的中心，贝利图斯是拉丁语和法学教育的中心，萨洛尼卡是古代文学和基督教神学的教育中心，加沙和安条克是古代东方文学和神学的教育中心，以弗所和尼西亚是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心。查士丁尼法典记载当时拜占廷帝国“三大法学中心”，它们是君士坦丁堡、罗马和贝利图斯，规定所有政府官员和法官律师必须取得有关的学历才能任职。
在拜占廷，学校分为国立、私立和教会三大类，它们在拜占廷的教育事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缺一不可。教会学校由教会和修道院主办，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教会神职人员的后备力量。拜占廷修道院学校办学方式和西欧修道院完全不同，是专门为立志终生为僧的人开办的，因此，其教学内容非常单一，只学习语言、圣经和圣徒传记。国立大学和普通学校是拜占廷教育的主要基地，对所有人开放，其教授由国家任命并发放薪俸。国立大学的课程在7世纪以前不受任何限制，非基督教的知识也可以教授，学校的拉丁语教授多来自罗马和北非，医学和自然科学教授多来自亚历山大，哲学教授来自雅典。查士丁尼一世时期，为了加强教育控制，对全国学校进行整顿，采取了取消除君士坦丁堡、罗马和贝利图斯以外的法律学校，关闭雅典学院，停发许多国立学校教师薪俸等措施，基础教育的责任就落在了私塾和普通学校的身上。7世纪以后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是在私塾中完成基础教育，然后进入修道院接受高等教育。很多学者学成之后，还自办私人学校。
拜占廷教育事业发展几经波折，出现过高潮和低潮，其中查士丁尼罢黜百家、独尊基督教的政策对拜占廷教育的破坏最为严重。查士丁尼以后的历代皇帝大多支持教育，例如，君士坦丁九世鉴于司法水平低下，在1045年建立新的法律学校，并要求所有律师在正式开业前必须进入该校接受培训，并通过考试，否则就没资格行业。他还任命大法官约翰为该校首席法学教授，任命著名学者颇塞留斯为该校哲学教授，通过加强师资力量的投入，以提高学生的水平。科穆宁王朝创立者阿莱克修斯一世除了大力支持国立大学和普通学校外，还创造性地开办孤儿学校，帮助无人照料的孤儿接受教育。许多皇帝通过经常提出一些测试性的问题，亲自监督国立大学和学校的工作，检查教学质量，任免教授和教师，给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增加薪俸。在拜占廷皇帝的亲自过问和参与下，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学校教育发展迅速。
拜占廷政府高度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因为这是学术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建国初期，政府即拨专款用于收集和整理古代图书，在各大中城市建立国家图书馆，古希腊时代的许多作品即是在这一时期得到系统整理。查士丁尼时代推行的思想专制政策曾一度摧毁了很多图书馆，其中亚历山大和雅典图书馆的藏书破坏最为严重。但民间的藏书并未受到打击，仍然十分丰富，著名的贫民诗人普鲁德罗穆斯（1100～1170年）就是广泛借阅民间图书，自学掌握古代语法和修辞，并通过研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大部分著作，成为知识渊博的诗人。由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教会图书馆发展尤其迅速，几乎所有教堂和修道院均设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后来成为培养大学者的重要场所，直至今日它们仍是取之不尽的古代图书的宝藏。拉丁帝国统治时期是拜占廷教育和学术发展停滞的时期，文化上相对落后的西欧骑士在争夺封建领地的战争中，自觉或不自觉对拜占廷学校和图书馆造成了破坏，他们焚烧古书以取暖，其情形类似于4～5世纪时日耳曼人在罗马焚烧刻写罗马法条文的木板取暖。在民族复兴的政治运动中，拜占廷知识界掀起复兴希腊文化的热潮。分散在各地的拜占廷文人学者纷纷集中到反对拉丁人统治的政治中心尼西亚帝国，并在拉斯卡利斯王朝的支持下，开展了抢救古代图书文物的各种活动，或游访巴尔干半岛与小亚细亚地区，收集和抄写古代手抄本，或整理和注释古代名著，或建立私塾传授古典知识，组织学术讨论，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拯救图书。这些活动为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著名的学者布雷米狄斯（1197～1269年）是尼西亚帝国时期拜占廷文化的领头羊，他培养出包括皇帝塞奥多利在内的许多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化界受到广泛的尊敬。
可以说，帕列奥列格时代的拜占廷文化教育活动是民族复兴自救运动的一部分。当时的拜占廷国家已经衰落，国内政治动荡，外敌欺辱，正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拜占廷知识界为挽救民族危亡，在尼西亚帝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开展文化复兴运动，使拜占廷文化教育发展进入又一个辉煌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者群体。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宗教事务，同时研究古希腊文史哲作品，从事教育，从而成为民族重兴自救运动的一份子。他们对古典哲学和文学的广博知识令其意大利留学生极为惊讶，这些学者及其弟子中的许多人后来又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直接推动者。直到拜占廷帝国即将灭亡之际，在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仍然活跃着许多民间读书团体和学术沙龙，它们经常组织讨论最著名的古希腊文史哲作品。在为数不多的学校里，仍然保持较高水平的教育活动，欧洲各地的学生仍继续到这里求学。
“演技之王”罗伯特·德尼罗
拜占廷医学是在古典希腊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门在民众中普及的科学，医学知识并不仅仅为专业医生所掌握，而是被所有拜占廷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普通民众所了解。
拜占廷人认为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是人类体质病理分类的基础，所有疾病均出自干、湿、热、冷四气失调，而健康则有赖于这四种体液的适当比例和四气状态的平衡。这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理论如出一辙。拜占廷医学著作，如皇帝朱利安的私人医生欧利巴修斯（325～395/6年）的《诊断学》，保罗（？～642年后）的《妇学》《毒物学》和《处方》，11世纪西蒙的《食谱》和《保健手册》等也都是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理论为指导。
拜占廷人注重养生和预防，广为流传的“饮食历书”将一年四季分成千、湿、热、冷四个阶段，并详细地罗列宜食和忌食的食物名单。他们认为：疾病是人体各种因素和状态失调的结果，因此治病的关键在于调理，治病的最好办法是休息、保温和发汗，养生应重于治病。在拜占廷人们非常推崇一些民间土方，例如，用胡椒调理肝脾，用青草去除口臭，一年春夏秋季三次放血，使用按摩和推拿治疗扭伤，用烧灼方法止住大出血，用艾蒿清洁空气，等等。我国古代史书中还记载拜占廷外科医生“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拜占廷国家非常重视医院的组织建设，不仅在军队中设立军事医护团，而且大的慈善机构和修道院也附设医院或高级医生团。
在拜占廷，医疗保健是教会的责任，修士会经营的医院遍布全国。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潘托克拉特修道院医院。到12世纪已拥有50个床位，分属各病房，供外科、内科和妇科使用。医院有10名男医生和1名女医生，以及男女助手和草药师，1名医学教授为新医生授课，还有厨房工作人员，主要为病人准备素食。
按当时的标准，这些医院的医术已相当先进了。因为拜占廷不仅继承了希腊罗马丰富的传统医学遗产，也继承了阿拉伯的医学专长。拜占廷的医生能开出治消化不良、心脏病和胸痛的药，他们通过尸检和解剖改进手术技艺。医生们有专业分工，有眼科医生、妇科医生和牙科医生等。
在一幅壁画中画着这样一幅图画，描绘医生圣潘托里蒙生活中的场景，他手握十字架和药箱，这两样东西象征他用奇方治愈病人的能力。
还有的壁画中画着一些器具，这是用来测量给病人放血量的，这是拜占廷常见的医疗程序。上面的两个机械师记录血流入下边盆中的高度。这种计量器是由阿拉伯人发明的，他们被尊为医学权威，他们的医学方法全欧洲都在研究。
在一幅画中画着两位医生用绳子吊着病人沿着梯子阶梯上下拉动，希望这种牵引和按摩能治好他的脊椎错位。
在10世纪拜占廷医学课本上的插图配有说明，解释怎样包扎头部。
肖恩·康纳利开创“邦德”时代
天文
在拜占廷最具盛名的天文学家是4世纪下半期拜占廷数学、天文学家塞奥（？～380年），他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最著名的大学者，曾注释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并对这部古典天文学的集大成著作的后半部进行补充。他还在仔细研究托氏理论的基础上，准确计算出364年两度发生的日食和月食。
为了计算天体运动，塞奥整理注释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著作，使这些极富价值的作品得以保存，它后来成为伊斯兰学者转译为阿拉伯文的古典几何学珍贵文本的主要依据。塞奥能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尊崇，还在于他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其中包括他的女儿海帕提娅，她被认为是拜占廷历史上最出名的女学者。
在天文学领域，拜占廷人仍视2世纪的亚历山大天文学家托勒密的理论为最高权威，其“地心说”仍然在拜占廷学术界流行。他们十分重视古代希腊罗马的天文知识，注重学习古典天文学理论。
自4世纪以后，拜占廷人翻译注释了许多古代天文学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晚期罗马帝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帕珀斯（？～320年）的《天文学大全注释》，该书依据托勒密（130～175年）天文学理论分析天体运行，准确地预测了发生在320年10月18日的日环食。如同在古希腊也出现过“日心说”一样，拜占廷学者也对托氏理论提出挑战，但托勒密的理论并未被推翻。对于日环食现象，拜占廷天文学家进行了正确的说明，他们还基本正确地解释了闪电雷鸣与暴风雨的关系，但是，对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还没能有科学的解释，而常常将这些现象解释为来自上天的警告和对人类罪孽的惩罚。
拜占廷天文学的发展是从对包括托勒密在内的古代天文学家著作进行翻译注释开始的。令人费解的是，拜占廷人在翻译古代天文学作品时特别关注方法而不重视理论，特别注意研究星图和观测工具，而缺乏对天象生成道理的探讨。托勒密的地心说宇宙体系论和以所谓均轮及本轮圆周运动解释天体运动的理论，对拜占廷人来说既显得深奥难懂，难以理解，又没有实用价值，因此并未引起拜占廷的重视，反而遭到他们的轻视。而托勒密所绘制的星图却受到拜占廷人格外的青睐，拜占廷天文学家塞奥在翻译托氏著作时专门为该星图撰写大、小《注释》两部书。许多拜占廷天文学家也非常喜欢绘制星图，以至于今天拜占廷学家们仍然为拜占廷时代保留的大量星图感到惊异。除了星图外，太阳运行图、星辰目录等也非常受欢迎，它们的作者既有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物，也有古代波斯或两河流域的居民。
拜占廷形形色色的天体运行图和星图之所以非常受欢迎，是因为它们是计算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准确日期以及确定日常生活的计时标准，从而完善拜占廷历法体系。拜占廷人根据太阳运行图和月亮周期表，制定了太阴历和太阳历结合的532年大历法周期，他们还根据日晷记录分割白昼，根据星表记录分割夜晚，将每昼夜划分为12个时辰，太阳升起时为第一时辰，依此类推。为了计算更小的时间单位，拜占廷人使用日晷和滴漏设置，将每个时辰划分为5份，又将每份划分为4秒，再分每秒为12瞬间。通常，他们按罗马人的传统，将每昼夜1/3的时间作为夜晚，其他2/3作为白天。
由于拜占廷人重视观测，所以拜占廷帝国时代天文观测工具发展迅速，诸如子午环、回归线仪、浑天仪、地座仪、星位仪等古代天文书籍中记载的工具全都被智慧的拜占廷人复制。其中的星盘是用来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公元前3世纪即被古希腊人发明，拜占廷人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工具，现存的拜占廷星盘是由带有精细刻度的圆盘和可以旋转的观测管两部分组成，观测管与圆盘中心相联，类似于近代出现的六分仪。这些天文观测工具帮助拜占廷人绘制出许多星图，并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数百年间的多种基督教节日。
在拜占廷占星术受到格外的重视，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就通过观测星体之间的位置预测未来或解释过去。拜占廷人继承了这一传统，并进一步完善了星占学体系。他们通过大量实际观测，补充古代遗留下来的星图，使黄道十二宫的星位更加准确，更易于理解。
拜占廷人在古代星命术、择时占星术和决疑占星术的基础上，发展出总体占星术，也称政治占星术，使这4种占星术在细节上更加完善，并将它们统一成一个体系，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人们对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感到不解时，可以通过其出生年月日时和某行星所在黄道十二宫的位置作出预测，即所谓星命术；当人们在进行诸如作战、手术等重要行动之前感到疑惑而犹豫不决时，可以根据天文观测确定最佳时间，即确定黄道吉日，这称为择时占星术；决疑占星术则指根据求签算卦者的提问，对比天文观测和占星天宫图作出解答；而那些涉及社稷民生和国家大计，预测人类未来的占星术在拜占廷帝国受到特别的重视，其占星过程和手段则更为复杂。
拜占廷历法也根据占星术的结论确定了许多忌日和吉日。而基督教教会天文学家也从圣经中为占星术找到了理论根据，使古典时代产生的这一古老预言方法在笃信基督教的拜占廷社会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拜占廷天文学还融合了其他民族天文历法的因素。拜占廷人为了完善其历法体系，不仅吸收古典希腊罗马的“异教”知识，而且也不再坚持他们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区别，忽视宗教争议，大胆利用萨珊波斯和阿拉伯伊斯兰天文历法。
历法
拜占廷帝国是中世纪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历法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天文历法基础上，结合基督教神学思想，形成具有重要特点的独立历法体系。
拜占廷人将每年分为4季，将每季分为3个月，一般将每月分为4周，将每周分为7日，将每天分为12时辰。每周以周日为头一天，称周一为“第二日”，以此类推。
由于拜占廷历法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历法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从基督教角度看，这样的历法被认定为异教历法。
拜占廷人十分重视历史记述，由此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是，这些历史资料的绝对年代却难以判断，因为早期拜占廷作家并不采用全通用的纪年法，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拜占廷史料中纪年方法也不同，以上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整个帝国内部缺乏为大家共同认可和使用的统一的纪年法。如4世纪的埃及土地契约中使用“第二个税收年的第某年”表明年代，查士了尼的《法学总论》序言落款年代则记为“查士丁尼皇帝第三执政官期间”，等等。这种情况在拜占廷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9～10世纪才出现类似于我国古代史书中通用的干支纪年和皇帝年号纪年法。
拜占廷帝国早期的历法主要是以罗马历法为依据，罗马历法形成于罗马共和国时期，据考证，它与罗马城初创者罗穆洛斯（公元前8世纪）结合古希腊人的历法制定而成的罗马古历法并不相同，它是以月亮运动为天文依据的太阳历，每年比实际回归年少10余天，这样一来至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古历法已经变得十分混乱，无法规范罗马人的社会生活。形势所迫，恺撒（前102～前44年）遂邀请亚历山大城天文学家索西耶内斯主持历法修订，以太阳运动为依据制定太阳历，并取消罗马古历。新历法以凯撒姓氏命名为儒略历，分一年365天为12个月，并采取闰年增时措施，以克服计时的微小误差。
早期拜占廷人以儒略历为计时依据，实行“税收年纪年法”。所谓“税收年”是指国家向民众征收捐税的时间，最初是由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确定的，他为了保持国家税收数量的相对稳定，立法规定每5年调整一次税收量，以收获季节的9月为岁首。后来，拜占廷帝国第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又将5年一度的调整期改为15年。
在拜占廷帝国早期，无论在正式的官方文件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税收年”都被用来纪年。由于每个税收年周期为15年，因此在计算某个税收年的具体年份相当于绝对年代时，应采用“税收年周×154 税收年4 312”的公式，反之在计算某一绝对年份相对应的税收年时，应使用“绝对年份—312 3）÷15”的公式，能够除尽的为税收年周的首年，不能除尽的，其余数即为具体税收年份。
与税收年纪年法同时被使用的还有“执政官”、“皇帝年号”、“名祖”等多种纪年方法。前两种方法大多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担任皇帝或执政官的年份，而后者大多为拜占廷帝国古代作家为记述方便，虚构出来的先祖或神的名字，用以标志年份。按照早期罗马共和国时代的传统，每年罗马人应选举执政官，任期一年。到晚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时期，执政官已经失去原有的管理职能，已无实权，但仍保留其荣誉头衔意义，并由民众选举变为皇帝任命。由于其每年变更的特点使它具有标志年代的功能，许多拜占廷帝国早期历史作家便以某位执政官注明其描写事件的年份。
皇帝的年号在拜占廷历法纪年体系中的作用和执政官纪年大体相似。在采用这类纪年法计算绝对年代时，应注意参照有关的史料确定文献中提到的执政官被任命或皇帝在位的准确年份。皇帝年号纪年法比执政官纪年法更可靠，因为在注重政治事件记载的拜占廷帝国史料中，可资借鉴的旁证更多，用起来就更为可靠。历史的沿续也说明了这一点，执政官纪年法仅使用到7世纪初，而戴克里先纪年法持续使用到13世纪。
这一时期，拜占廷帝国某些地区、特别是在重要的文化中心和地方政治中心还存在一些地方性纪年法，除了埃及地区流行的税收年纪年法外，在西亚的叙利亚地区还流行“安条克纪年法”。安条克纪年法于公元前49年10月1日算起，可能是为纪念恺撒视察该城市而设立，于公元前47年正式被采用。直到公元5世纪中期，安条克纪年的岁首才改为9月1日，为的是与中央政府颁布的历法保持一致，该纪年法至7世纪中期阿拉伯军队占领叙利亚以后逐渐停止使用。除了上述主要地方性历法外，还存在以大区长官或朝廷重臣命名的纪年，它们大多通行于某官员任职或出生地区，没有普遍性，但是，我们在涉及这类史料提及的年代时，还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拜占廷纪年法
早期拜占廷历法由于受古希腊罗马天文历法的巨大影响，带有明显的世俗色彩，被基督教称为“异教历法”。然而，随着基督教思想在拜占廷帝国的传播，拜占廷历法逐渐表现出愈来愈明显的宗教性，笃信基督的拜占廷人极力准确地掌握“上帝的时间表”。
拜占廷帝国时期，基督教神学思想与古典天文历法相结合，形成了以基督教思想为核心、以古典历法为手段的新型历法。基督教在拜占廷帝国时代，其正统神学和教义逐步形成，在拜占廷皇帝的直接参与主持下，完善了其思想体系，成为在拜占廷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人们开始用基督教神学理论解释天文历法问题，反过来又用古典天文历法知识为基督教服务，尤其注意利用历法计算宗教节日。
“复活节纪年法”源自教会天文学家编制每年一度的复活节表。复活节确定在3月2日至4月25之间，按照拜占廷教会传统，每年春分节当天或节后一周遇有满月，则其后的第一个礼拜日为纪念耶稣基督死后复活的节日，如果满月恰好出现在周日，则复活节顺延一周。
为了推算出复活节的准确日期，拜占廷人做了很大努力，他们恢复古代天文学，加强天象观测，绘制星图。他们注意整理翻译注释古希腊罗马天文学著作，制作用于观测天体的星盘，并计算赤道和黄道的夹角，确定月亮运行的轨道等等。显然拜占廷人在发展拜占廷星占学的同时，为基督教历法发展提供了天文学依据。
笃信基督的拜占廷人以基督教基本教义解释计时含义，他们认为所谓“时间”是指发生某些事件的时段，他们的计时体系是以昼夜和四季等自然变化的现象为主要依据，同时以对天体运动的观测为参考。拜占廷人在如何解释计时单位时，特别强调基督教思想。他们虽然按照自然和天文变化确定了天、月、季节和年等时间单位，但是他们却以上帝创世和基督降生来解释其纪年方法的由来。他们还特别注意以圣经中关于上帝创世的故事为依据，完善了每7日为安息日的礼拜计时方法，并沿用至今。在9世纪以前拜占廷帝国流行的所有纪年方法中，以基督教历法发展最快，逐渐取代了古典历法的正统地位。这一时期，出现了“亚历山大纪年法”，“创世纪年法”、“基督降生纪年法”等等，最终形成了“拜占廷纪年法”。
拜占廷帝国多种纪年法混用的情况使9世纪以前的历史作家在使用古代文献时遇到极大的困难，他们常常为准确判断某个历史事件的年代而翻阅大量资料，即便如此，错误仍然会出现，就连当时最博学的作家塞奥发尼（Theophanis，752～818年）在使用7～8世纪的文献时也因纪年法混杂而出现了确定年代的错误。因此制定统一的历法纪年体系是中期拜占廷帝国知识界的迫在眉捷的事情，所以“拜占廷纪年法”应运而生，并成为此后占主导地位的历法。
“拜占廷纪年法”是严格按照《旧约·创世纪》的内容计算出来的，确定上帝于公元前5508年3月21日创造世界，因此这一天为拜占廷纪年的开端。
“拜占廷纪年法”还以复活节周期为主要依据，以校正可能出现的误差。拜占廷天文学家根据观测，确定以月亮运行为依据的太阳年周期为19年235个月，其中设置7个闰月，分布在第三、六、八、十一、十四、十七和十九年；又确定以太阳运行为依据的太阳年周期为28年，而后将太阴、太阳两周期相乘，得出532年的复活节大周期。事实上，设置这一大周期的目的在于通过改变其岁首月龄的办法以达到调整拜占廷历法在数百年间使用中出现的误差。“拜占廷纪年法”从9世纪以后成为拜占廷帝国通用的历法，直到15世纪中期拜占廷帝国灭亡以后，还被东正教教会采用。
拜占廷人为了更准确地计时，还注意吸收其他历法的优点，调整拜占廷历法的不足。他们一改以往的传统，在历法问题上并不在乎借鉴对象属于何种宗教，也不太关心使用对象来自哪个民族，只要它有可取之处就会改头换面加以利用，以丰富和完善计时体系。
拜占廷历法在中古地中海和欧洲文化发展进程中曾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它对周边各民族，特别是对东欧斯拉夫各民族和东正教世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