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小琼-
（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是从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的一种发展格局。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采取何种发展战略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历史选择。从当时的条件看，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最大不利因素就是传统农业的孱弱，以至难于支持工业化的高速推进。为了加快工业化的进程，推动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城市偏向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确保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它构成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和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本途径。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的矛盾，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来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就要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压低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单独依靠工业自身积累很难迅速实现工业化，因而必然通过工农产品的强制性不等价交换关系从农业中积累工业化资金。我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对农业剩余的过分掠夺，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又严重不足，其结果导致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发展缺乏后劲。集体化的生产方式，把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束缚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限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迁居和流动，以压低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向重工业过度倾斜的经济发展战略，忽视了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演进跃过了以轻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阶段，因而工业化跳过了大量吸收低素质劳动力的工业技术初级阶段或低水平阶段，严重地削弱了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制度，将中国公民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两个类别，这两类居民的地位、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有天壤之别。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市偏向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使得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过渡，并使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进一步凝固化了。
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我国城乡结构的失衡并未得到矫正，农业人口仍保持着占总人口3/4的高比重，而且城乡制度上的改革还没有实现根本性的突破。长期的城乡分割，其结果是维持小规模自给性浓厚的生产方式，农业的落后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依然明显。
（二）二元经济结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根源和转移的瓶颈
造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超量存在的基础是农村人口的超量存在和农村人口比例过大，而土地资源相对于农业劳动力资源来讲严重稀缺。过度的农业劳动力及其快速增长，大大超过了刚性土地资源的有效容纳能力，农村劳动力和土地配置比例的失调形成大量劳动力过剩。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非农经济发展滞后，导致农村内部就业条件相对不足。这些都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超量的重要原因。
然而，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超量存在的最重要根源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二元经济结构。为了保证城市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农产品供给和维持城市居民低收入、广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实际上成了两个相互封闭和隔绝的社会系统，这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维系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性因素———“户籍制度”以及“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住宅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排除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可能性，特别是剥夺了农民在城市定居和就业的权力，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农村人口城市化被阻止；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使得同量资本吸纳的劳动就业人数越来越少。所有这些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超量产生和存在的深厚土壤。
在我国，农业是农村中最主要的产业，由于我国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很大的范围内为零甚至是负数，即使将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并不会影响农业的产量，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实际上就是以隐蔽形式表现的失业人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农民拥有了更广泛的流动空间，长期被隐性化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将日渐显性化、公开化，从数量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成为我国失业者的主体。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把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去。然而，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不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根源，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瓶颈。
由于长期的城乡隔绝，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不能自由流动，农村依然被隔绝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劳动力无法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向具有较高生产率的部门自由转移，因此，巨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长期滞留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与此同时，农村经济的落后和贫困，也使得农村人口受教育的程度低，导致劳动力素质结构普遍偏低，难于适应城市工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要求，这些未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通常只能滞留在农业生产领域。具有中国特点的二元经济结构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
1.发展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农村非农产业没有城市工业那么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却具有比农业部门相对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也有比农业部门更高的劳动报酬率，且有着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这就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农村非农产业中去。这样，农村非农产业实际上代替城市工业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载体。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即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发展了农村经济，还避免了大城市由于人口膨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
如何使得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关键在于农村工业化战略的选择以及确立适宜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战略的不同选择，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非农产业的发展仍应以劳动密集型技术结构为主，最大限度地以劳动代替资本，增加就业机会，完成资本积累。从产业结构来看，要特别强调与农业的产业联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资源优势应成为农村非农产业未来结构变化的重点。在这点上，要改变过去局限于一般加工工业领域的状况，而把涉及农产业特别是农副产品加工和直接为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第三产业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改变农村工业企业和城市企业结构趋同现象，扩大就业容量。同时农村非农产业应主要依托中小城市、县城及周围中心集镇集中布局，节约土地资源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充分发挥区位功能，加强城镇社区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进行。
2.加快城市化步伐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理论界目前争论的焦点是重点发展大中城市，还是重点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
城市是一个以获取聚集效益为目的的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技的空间地域系统。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较完善的知识、信息传递，在人力资本等方面形成溢出效益，因而会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国外发达国家很看重城市的这种聚集效应，曾经选择过依靠大城市膨胀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路径。这些国家的经验证明，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很明显，会带来较大的经济规模、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较大的外部扩散效应。大城市较高的工资收益，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同时也证明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其外部成本也会上升，包括由于人口密集导致的居住、交通、管理成本的增加以及生存环境的恶化等。选择通过发展大中城市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路径需要付出巨额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环境治理成本。
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产生聚集效应方面，小城市、小城镇相对于大中城市却有其优势的一面：（1）小城市、小城镇技术含量和资本有机构成远低于大城市，其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所许的就业费用和城市基础设施费用也比大城市低得多，可以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2）由于地缘关系紧密，与大城市相比，农民对小城市、小城镇更熟悉，因而能够更快地适应小城市、小城镇的生活，进入小城市、小城镇比进入大城市的心理成本也要低一些。（3）人口、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小城市、小城镇的集中，同样可以产生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可以有效地解决乡村非农产业因分散带来的种种问题，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十分有利的发展空间，吸引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统一。
城市化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路径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博弈过程，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在目前大城市失业问题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城市本身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基础设施建设压力，过分强调大城市对于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优势，主张通过重点发展大城市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既不能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得到合理的转移，又将给大城市带来环境以及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我国农村人口多、剩余劳动力转移量大，而城市本身的就业形势又相当严峻，这决定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切实可行的选择就是通过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与农村城市化的结合，大力发展小城市、小城镇，促进乡镇企业集中布局，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这不仅有利于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扩展非农就业空间，合理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真正实现农村转移人口的身份从农民向市民的嬗变，增加城市人口，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水平，而且还可以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