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带着游击队，阻击敌人，迷惑敌人，扰乱敌人，使主力脱离敌人的尾追，完成任务后，你们各自分散回延安！”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对耿万福说。
耿万福是红五军财务科科长，在他的请求下，总部又派来郑维俱、刘义两人协助他工作。
游击队由200人组成。总部交给他们地图1份，旧枪40条，子弹120发。子弹，一杆枪仅有三发，根本就不能作战，用于吸引敌人仍嫌太少。一些沉重的东西，背着行动不便，只好忍痛扔入山谷之中。
他们把200人分成三个支队行动，规定行动原则是要尽可能地吸引敌人，缠住敌人，保证主力安全西进。
每一支游击队迈出的都是西路军历史沉重而苦涩的一步，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祁连群峰一样傲然挺立，难以磨灭。
“砰！砰！”祁连山中不时响起震荡山谷的枪声。声音在空旷的山野显得那样深远，那样悠长。马家骑兵蜂拥地奔向枪响的地方，却不见红军的踪迹。
为了便于活动，各支队又化整为零，五六人为一组，坚持与敌人周旋。耿万福同郑维俱、刘义等人在一个行动小组。
积雪覆盖山峦，寒风飞卷雪片，枯干的灌木枝在凄风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山石突兀尖利，行走十分艰难。耿万福脚上穿着新布鞋，可没几天工夫，鞋底磨穿了。锋利的石头划破脚掌，冰凉的积雪钻进伤口，穿草鞋的人就更不好受了。大家迈着笨重的双脚，步履异常艰难地行走。
祁连山中，杳无人烟，飞禽走兽也难寻找。吃喝困难，唯一的一头大青骡子也只好杀着吃了。如果不是上级发给的约一斤洋参、一斤藏红花，他们可能早就饿死在积雪之中了。有位战士在山下偶然遇到一位老乡，买了一斤小米。大家饥肠辘辘，如获至宝。一斤小米，两人一顿就能吃光。可在这困难的环境中，这点粮食只能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地用。
睡觉也是件愁事。晚上，他们爬到山的高处，躺在厚厚的积雪上，盖上破碎的线毯，身子冻得打战，谁也不能入睡，眯上一会儿眼，便是睡眠了。
饱受饥饿与寒冷的游击小组，与敌人周旋更是不易。敌人骑着膘肥体壮的健马快步如飞，他们拖着沉重如铅的双腿艰难行走，随时都会被发现被追击。他们常常是在离敌人百米远的地方开枪，敌人一旦被吸引过来，便马上跑开，即使这样也难免与敌遭遇。
一次，他们正在风雪深处蹀蹀躞躞地行进，突然在转弯处冒出一队马家骑兵。后撤已经来不及了，有人主张迎上去打，可耿万福知道，凭几条破枪、几发子弹与敌人硬拼，等于白白送死。路的一侧是直立的峭壁，另一侧是陡斜的山坡，坡上尽是枯干的灌木丛。敌人越来越近，没有别的选择，耿万福命令大家顺坡滑下。他们每一个人的脸和手都划出一道道血红的伤痕，本来就很破烂的衣服被灌木丛划得尽是口子，沾满泥雪，黏黏糊糊。一到山底，谁也顾不上喘口气，便顺着山沟向另一座山跑去。后边响起急促的枪声，子弹在耳边嗖嗖地飞过。敌人的马不能下陡坡，只是放些乱枪。
艰苦卓绝的半个月过去了，掩护任务可以结束了。
那一夜，没有月亮，夜色沉沉。大家饥寒疲惫，累得瘫成一团，拾来些干树枝升起篝火。升明火是违反纪律的，但看到同志们冻得累得那个样子，耿万福心一软，默许了。
篝火升起来了，摇曳在苍茫的夜色中。古老的树干和残庄都在火光中倒成围墙般深不可测的影子，好纷乱，又好阴森。远处跑来一个人，大家都有些紧张。那人跑到跟前，原来是另一游击小组的一位小鬼，也就有十五六岁的样子。
小鬼坐在他们身旁，一边往篝火里添干树枝，一边小声说：“这样下去会吃不消的，不如到那边去！”
风暴般的愤怒充斥了每一个人的心，老曾嗖地拔出驳壳枪。小鬼吓得脸都白了，支支吾吾地说：“别，别这样，我也是为你们好呀！”
耿万福上前制止住老曾。“别开枪，会引来敌人的，再说他还是个孩子！”
大家赶紧熄火转移。火还没灭，敌人便喊着冲上来了。
耿万福估计敌人是小鬼引来的，心里好不气恼，但又不容细辨，马上喊：“散开跑，出山见！”
耿万福一出山便被马家军抓住，同许多被俘的游击队员一起，被押到敌人司令部的大门外，周围是荷枪实弹的马家兵。
马家兵的一位大官背着手站在大家面前，说：“我今年快五十了，还没有儿子，绝不干那伤天害理之事，你们谁是当官的站出来，谁是文书和机枪手，我绝不会亏待的。”
半天没人动一下，几个马家军官走到大家中间“挑选”，郑维俱、刘义被“挑”了出来。
一个马家军官走到耿万福跟前，上下打量一番问：“你是干什么的？”
“工人！”耿万福冷静地回答。
“工人？工人穿这么好？”
“我是缝纫工人，为了做活方便。”
马家军官将信将疑，从大门内叫来一位红军，要当场对证。那位战友刚一走出大门，耿万福便抢先嚷道：“我是缝纫工人，不信问他们！”出来的同志马上随声附和。
他们被分成干部、士兵两个队伍，耿万福被带到战士这边。耿万福的衣服被扒光，大衣被马家军一个排长抢去，换给他一件“皮袄”，破旧得只有一个光皮板，油光光的似乎穿了两三辈了。
耿万福不久被押解到永登“补充团”，在饱受折磨之后从“补充团”逃出，历经艰辛回到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