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及军委：
（一）今天血战，部队无弹，饥渴，损失甚大，已战到最后，现存两团余兵力，伤亡及牺牲团级干部甚多，只有设法保存基干。
（二）军政会决定徐、陈脱离部队，由卓然、先念、李特、传六、树声、世才、黄超、国炳等组工作委员会，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卓然负政治领导，受工委直接指挥。
（三）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绝无对南下时期曾一时反五次“会剿”，这是国焘错误，从未继续。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和客观事实。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612页）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
我军从康隆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
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要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西路军余部从康隆寺附近转移到一座小山上。我记得山上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在这里我们总部开了一个会议，后来人们称这为“石窝会议”。
石窝开会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痛。陈昌浩同志讲了一段话，主要意思是为了保存力量要把干部分批化装护送过黄河，去找援西军。他和徐向前同志在部队目标太大，因此他们第一批离队过黄河去找刘伯承的援西军，然后去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当时徐向前同志很沉闷，一直没讲话，似乎是不想走，但会议已经决定了，也没有办法。徐、陈二人化装后由战士护送过黄河。我们剩下的几个主要干部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我任工委书记，李先念等同志任工委委员。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我们整个西路军集中到了石窝山头。
当时的情景真是凄惨极了，山坡上一片片的躺着我们的烈士，山头上伤员在呻吟。经过九死一生而剩下的1000多名指战员，穿着破破烂烂凝结着血污的衣衫，在呼啸的寒风中，抱着枪，背靠着背，争取几分钟的时间睡上一觉，而山下就是云集的几万敌人。一旅黄马在山下逡巡着、警戒着，准备随时向我们发起冲锋。在较远的小丘和树林背后，青烟一缕缕地升起，那是匪徒们在烧饭和烤火。他们想在吃饭以后，再向我们发起进攻。
天快要黑了，我带着警卫员到西南方向约三公里的地方侦察地形回来，通讯员来通知说陈昌浩主席召开会议，于是我便骑上马去了。
会议在山头上举行，到会的师以上干部见了面，你看我，我看你。在战场上顽强得像钢铁一般的汉子，这时眼圈都慢慢红了，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了。陈昌浩同志也满眼泪花。
会议开始，昌浩同志抹了一下眼泪，讲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大致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战不过敌人，只有分散活动，保存现有力量，待刘伯承同志率领的援西军过黄河以后，再去会合；第二，部队剩下的人不多了，他和徐向前总指挥离开部队，回陕北党中央；第三，将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我和李天焕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第九军剩下的300多步兵和100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总直属队剩下的十几个干部与三十军一块行动。
对于这三个问题，大家都同意。最后徐向前同志发言，表示不愿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们不能在部队处境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我要跟部队一起走，大家死死在一起，活活在一起，将来听候中央的决定。”向前同志说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心酸地低下了头。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深深感染着大家。一个指挥员不离开部队是对的，指挥员应该始终和部队在一起，但是已经失败到了这种地步，陈、徐离开部队会减少目标，因此大家都同意他走。最后，昌浩同志做了结论：照计划行动。
会议以后，我们将部队进行了整编，砸毁了所有带不走的武器，将一些不能跟着部队行动的伤员组织成小单位，派部队掩护着打游击。天渐渐黑下来，无边的黑暗吞噬了一切。左右支队同时出发了；开始走一条路，走了一程，便向左右两方分开。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带了几个人也拉着马离开了队伍。在这分手的歧路上，心里真比油煎还要难受，人人心里都有千言万语，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并肩作战、同生共死的阶级弟兄，现在各奔西东了，将来冲开这漫天的黑暗，重新回到党中央的怀抱的时候，还能有几个人呢？我含着满眼热泪，一步一回头，看着向东南方向走去的右支队。
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这天下午，总部在石窝山头上开会，决定分散活动，保存实力，待刘伯承同志率领的援西军过黄河以后，再去会合。把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同志和我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九军剩下的300多步兵和100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同志带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总部剩下的十几个干部和三十军一起行动。
傍晚，我们整编了部队，安置了伤员，砸坏了带不走的武器。入夜，便怀着沉痛依恋的心情，含着满眼的热泪，和同生死、共患难的九军战友们分手了。
总部三局（通讯）局长宋侃夫――
3月14日到石窝，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徐向前同志和陈昌浩同志回延安。李特讲，为缩小目标，减轻负担，除留下一部电台和中央联系外，其余全部砸烂毁掉。我的心情非常沉痛，回电台传达命令时，声音都哽咽了。我和同志们都想到，红军电台的建立是多么不容易。大家一面砸，一面烧，一面流眼泪。
红八十八师参谋长（红五军余部在倪家营子与八十八师合并时任职）饶子健――
空中繁星闪烁。干部们在山坡上来回奔走，忙着整编队伍，安置伤员，掩埋烈士遗体，砸坏带不走的武器，烧毁无用的文件材料。我安排好了行军的队伍，又根据上级吩咐，从部队调十几支盒子炮，从供给处取了一些经费给总部送去。从总部返回，带领几个战士，扛了副担架去抬师长熊厚发同志。熊师长在南柳沟战斗中左臂负伤，动脉管被打断，由于缺乏药品，伤口化脓，胳膊肿得圆鼓鼓，疼痛得很厉害，动弹不得。见我们来抬他走，怎么也不干，硬是要坚持自己走，经我们再三劝说，才勉强地坐上了担架。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跟在担架的后面，在石窝山腰上走着。
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晚10点钟光景，我和警卫员、秘书三人又遇到我军一些零散人员――副师长熊德臣、师经理部长叶永松、二六八团政委徐金书，还有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师政治部主任裴寿月等人，都蹲在一座小山上。
我惊奇地问：“你们怎么在这里，部队呢？”
“部队被冲散了！”他们烦恼地说。
我又问：“总指挥他们呢？”
他们说：“走了。”
我再问：“军政委他们呢？”
他们答说：“不晓得在哪里。”
我问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说：“准备找援西军去。”
他们是随主力行动的，我没有理由不信他们的话。后来我才弄清楚，我军主力也遭到骑匪袭击。熊德臣他们是在混战中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也不晓得石窝会议和全军编成左右两个支队，分头突围的决定。这样，我们就聚在一起，依星辰判定方位，朝东北方向走。第二天白天，突遇搜山骑匪，又把我们冲散。
3月1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致电军委主席团、党中央：
（一）为适应目前战略环境，为保存力量，分为三大支队活动。张荣率十五团及彩病号及特务团一部为一支队，约一千余人，枪百余；树声率二十团及骑兵两连共约七百人为一支队；先念率三十军之基本主力约五个营为一支队，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今晨到祁连山脚的番人地区，距龙首堡约两天路，地形险要。明日拟在此休息。
（二）现马敌仍以全力对付我们，现因我军分散活动，彼亦分散兵力。
（三）地形及粮食、弹药没法解决，刻下不能（有）较大的活动，且难持久。
（四）我们极望援西军迅速渡河，以达配合主力消灭“二马”，决定甘北之目的。如何请示。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613页）
3月17日，中央及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
甲、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
乙、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
丙、东北军调豫、皖，兰州、平凉、固原等处由中央军接防，我们四军、三十一军现到镇原不能西进。
丁、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615页）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这份电报，批评西路军领导人是“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批评西路军“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因而“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这对遵循中央及军委指示行动的西路军主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公平吗？对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中国革命史的西路军21800余名将士公平吗？对长眠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中的西路军万千英烈公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