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西渡黄河后，蒋介石曾给徐向前写了一封信，让邵力子润色。西安事变爆发，这封信成为一个谜。蒋给徐向前的信成为谜，但蒋给马步芳的电报却清楚明白：“现过河之匪既已消灭过半，应乘此声威，督师所部务于两星期内将其扑灭。”
西路军西渡黄河是10月24日，10月22日蒋介石从南京来到西安。蒋此行是为重新调整西北“剿共”军事，并劝说张学良、杨虎城服从“剿共”计划。虽然当时日本侵略者正从华北向绥远进犯，完全暴露了其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但蒋仍急欲成就其所谓“八年剿匪之功”，处理完“两广事变”便回戈西北，从广州回南京几天后即来到西安。
蒋介石到西安的第一天，即对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说，有一封写给徐向前的信，想交他润色一下。但蒋未把信稿交邵力子，也未说明写信的原因和内容，直到蒋去洛阳，也没有把信交邵力子。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其时校长蒋介石经常性的定期定人数召见学员，学员等候分别见面，做一般性交谈，诸如：叫什么，哪里人，文化程度，等等。蒋曾召见过徐向前。此时的徐向前是红军四方面军总指挥、西路军总指挥，蒋给徐写信想说什么？邵力子猜想也许是蒋对中共倡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答复。
蒋介石去洛阳，说是避寿，实是部署“剿共”。南京去祝寿的人不多，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等去了。张学良也借词祝寿，跟着去了。他向蒋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蒋不接受，反而怒气益增。蒋在总理纪念周讲话时说，凡是在“共匪”未肃清以前高谈与日本作战的人都是国家的叛徒。他还公开骂张不尽责“剿匪”，使张十分难堪。
蒋介石曾飞往太原，与阎锡山等会谈一次，仍回洛阳。张学良、杨虎城飞兰州一次，同于学忠等商议后，返回西安。11月下旬，张亲笔写信给蒋，因绥远前线形势日益严重，请求亲带所部援绥。蒋复信不允。12月3日，张乘飞机去洛阳见蒋，说部下因请求援绥抗日受阻，群情愤激，他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解释政策。这时蒋调集军队计划已定，次日，即12月4日，蒋偕张学良自洛阳赴西安。
蒋这次见了邵力子说，写给徐向前的信要过一个时期再发。西安事变猝起，这封信便永远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蒋在西安的行营设在临潼华清池。从这时起，西安空气日益紧张。蒋连日接见军政要人，召开军事会议，讲其“抗日必先剿匪”的主张，说“剿匪已到最后阶段，预计将于一个月内可竟全功”。蒋在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谈话时，两部将领都表示不愿参加围攻红军而愿去前线抗日。
蒋为向东北军解释“剿匪”政策，去王曲镇张学良主办的军官训练团讲话，仍然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但语气上多抚慰而少责骂，结果反而助长了张学良和军官们的愤慨。
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寇。游行学生到绥靖公署、省政府请愿。邵力子接见学生代表，答应转达。这时有特务向群众开枪，击伤一人，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慨，直向临潼蒋的行营前进。蒋得报，用电话严令“西北总部”制止。张乘汽车追至十里铺，把学生劝回。这件事自然增加了张、蒋之间的矛盾。
就在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抗击日寇的12月9日，蒋介石在西安电示马步芳：“特急西宁马军长子香啸密朱主任面呈所部作战经过至为嘉勉。现过河之匪既已消灭过半，应乘此声威，督师所部务于两星期内将其扑灭，所有赏格业经令甘绥署转令知照，希广为晓谕为要。再民勤极关重要，仰转饬敏团长协同叶县长妥为布置，倘遇匪警，务须死守待援。切嘱，蒋中正徽，午交参陕印”。
蒋在10日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如张、杨两部不愿参加，即令张部调福建，杨部调安徽。不过这个命令未来得及颁布，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