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护国功勋永驻

1915年的护国运动，发端于云南昆明，席卷全国，震撼中外，终于将复辟帝制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从“洪宪”皇帝的宝座上掀下来，成为不齿于人类的角色，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云南护国反对帝制复辟斗争的胜利，是云南历史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

袁世凯的皇帝梦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和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还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可是，曾几何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便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倚仗手中的北洋军队逼清帝退位和孙中山交权，终于于1913年4月在北京建立“中华民国”，实为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权。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不仅是个窃国大盗，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而且是个野心家，还做着复辟帝制的迷梦。当其野心被革命党人识破，并采取措施限制时，他便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对革命党人大打出手。先是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使该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成功，为成立责任内阁限制袁的权力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的宋教仁。接着，又镇压了由孙中山号召，黄兴、李烈钧等在南京、江西湖口等地组织和发动的“二次革命”。袁世凯认为复辟的反对力量已经被清除，于是便在1913年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为了进一步扫清复辟的障碍，又宣布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并修改了《大总统选举法》，将总统的权力规定得与皇帝专制一模一样。那就是总统可以连选连任，俨然使总统成了终身制。还规定上届大总统可以推荐下一届大总统候选人，自然又使总统成为世袭制。终身制加世袭制，总统不就与皇帝一模一样了吗？然而，权力虽然差不多，大总统却终归不是皇帝。袁世凯是一心要当皇帝的，只改权力不改称号是满足不了其野心的。但是，当初篡权时，袁世凯曾公开通电表态，答应孙中山要其赞成共和以及清帝退位的。如今要复辟帝制，岂不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为了将复辟帝制弄成是“民意”，袁世凯又策划了“国民代表大会”，由他指定的“国民代表”们来决定国体。结果呢？自然是“国民代表”们一致同意，并强烈要求恢复帝制。1993名代表不仅无一人投票反对，而且全部附上拥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就这样“强奸”了民意，把他要复辟帝制的狼子野心弄成是国民代表的要求，是民意。他为了“顺乎民意”，只好“勉为其难”当皇帝，废除共和制了。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反指使其顾问古德诺以美国人的身份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为其复辟帝制大造舆论，宣称“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除了在理论上大造复辟舆论外，袁世凯还在组织上加紧准备，指使杨度、严复等人建立“筹安会”，为他复辟帝制大肆活动。

袁世凯是个政治老手，他深知辛亥革命好容易才推翻了帝制，如今又要复辟帝制，只靠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是对付不了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反对力量的。为了达到复辟目的，还得要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才行。于是，这个靠出卖戊戌变法起家，靠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靠帝国主义扶植夺取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便卖国求荣。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就是以出卖国家主权来争取帝国主义支持其复辟帝制的典型事例。当日本政府摸准袁世凯的意图后，派代表送交《二十一条》给袁世凯时，丢下这样的话：如果贵大总统接受日本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日本国一定保证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大总统再高升一步，那自然是指当皇帝了。一心做着皇帝梦的袁世凯明知《二十一条》是个苦果，吃不得的。但是，为了争取日本支持其复辟帝制的梦想，袁世凯硬是吞下了这个苦果，接受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时，对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山东，占领胶济铁路和青岛的侵略行径，亦听之任之。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和准备之后，袁世凯终于在1915年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改年号为“洪宪”，并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准备次年元旦登极。

由于手中有着六镇北洋军做资本，国内有着反动势力做后盾，国际上有着帝国主义做靠山，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看来似乎很顺当，美梦果然成真。然而，袁世凯哪里知道，当他春风得意，自以为“洪宪皇帝”当定了之时，一场使他陷入灭顶之灾的风暴也随之来临了。

孙中山号召讨袁

孙中山是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尽管他领导和发动的革命，由于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等方面的原因，屡战屡败，但他并不灰心，一心一意为救国救民而英勇奋斗。在反袁斗争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为进行新的反袁斗争，又组织了中华革命党。该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派人赴各省联络有关人士，准备进行新的反袁武装斗争。

孙中山于1914年5月，发表《讨袁檄文》，号召讨伐独夫民贼袁世凯。他在此檄文中指出：“今袁背弃同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民党狱，而良懦多为无辜矣。有此四者，国无不亡……自袁为总统，野有饿莩，而都下之笙歌不彻；国多忧患，而效（郊）祀之典礼未忘；万户涕泪，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存耶？既妄（忘）共和，即称民贼。吾昔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为了再造共和，“以拯吾民”，孙中山发出了“戮此民贼”的伟大号召。

袁世凯复帝制，非常不得人心。孙中山登高一呼，人们群起而从之，讨袁之声响彻神州大地。

早在1912年至1915年间，湖北、河南、山东、直隶、山西等省，就先后爆发了反暴斗争。但遭到了袁世凯的血腥镇压。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反袁的爱国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上海工人开展罢工斗争，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各地学生散布传单抗议，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者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反袁复辟帝制和抗日救国的呼声席卷全国各地，形成巨大的革命洪流。

自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公开复辟帝制后，倒袁之势更是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各种政治力量，都卷入其中，形成了反袁大联合。这种大联合，不仅有一如既往坚持反袁的革命党人，也有往昔的拥袁势力。

1915年底，中华革命党人在上海发动了反袁武装起义。由于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掌握反袁的主要武装力量，起义失败了。

以黄兴、李根源、章士钊等为骨干，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欧事研究会”，本来主张停止反袁，一致对外。当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传出时，也提出了反袁复辟帝制的新主张。

从立宪派中分化出来的进步党，在梁启超的率领下，也由拥袁走上了反袁的道路。当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时，梁启超反戈一击，参加了反袁大联合。

云南辛亥革命成功后，曾任云南军都督的蔡锷，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调往京师。蔡锷并非北洋系统军人，进京后却为袁所“重用”，先后委任为陆军部编译副总裁、参政院参政、全国经济界局督办、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昭威将军等职。即使如此“厚爱”，蔡锷在看透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后，也举起了反袁的旗帜。他与其恩师梁启超多次密谋，并与云南方面联系，决心摆脱袁世凯的控制，南下倒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即使是在其嫡系北洋军内也引起不满，乃至发生了分化。袁氏老友徐世昌，以告老“退休”相拒。坐镇南京的冯国璋，联合四将军要挟袁交权。袁氏心腹段祺瑞闭门不出，冷眼旁观。此外，不少北洋将领，如冯玉祥等都处在疑惑观望之中。

一些非北洋军体系的地方实力派，如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等及其部属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也强烈不满，倒袁浪潮也在其爱国官兵中秘密酝酿。

至于人民大众，更是愤怒已极！河南白朗起义便是一例。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白朗在河南宝来县发动了反袁起义，队伍逐步扩大到两万余人，势力发展至安徽、湖北、陕西、甘肃等地。1914年，白朗起义军公开指出北洋军阀政府是“神奸主政”，起义军的目的在于要“逐走袁世凯，设立完善之政府”。虽然白朗起义军被袁派兵所镇压，但说明以农民为主体的劳苦大众，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一事已怒不可遏。

上述情况表明袁世凯复辟帝制十分不得人心，在孙中山讨袁的号召下，各种反袁势力掀起了反复辟的怒潮。一场联合倒袁的运动势必到来，而这震撼寰宇的倒袁护国怒潮，却在祖国西南边陲重镇云南昆明首先冲破了闸门。

滇军爱国将士的策划

1912年至1915年间，中国政坛上反袁势力众多，明的暗的，不计其数。但是，在众多的反袁势力中，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云南的反袁基础较为良好，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方面，云南在反袁复辟斗争中，均有优势。所以，震惊中外的护国运动在这个边陲省区首先爆发，便是历史的必然了。

所谓“天时”，指的是时机或形势。当袁世凯自以为复辟得意之日，也正是各种反袁力量维护共和斗争高涨之时。面对独夫民贼，全国鼎沸，云南亦愤怒，维护共和时机成熟。这一机遇云南与全国共有，如果谁在“地利”和“人和”这两个方面也同时处于优势，谁便在成就某项大事业中独领风骚了。云南之所以能率先发动护国运动，就在于“地利”与“人和”的因素，它也同时具备了。

就“地利”来讲，云南有三大优势：一是地处边陲，距北洋政府统治的中心较远，就袁世凯的力量而言，在这里是较为薄弱的；二是邻靠越、老、缅等国，进可攻，退可守，开展反袁斗争活动的回旋余地较大；三是云南交通不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更使袁世凯的势力难以控制。这样的有利条件，就为全国反袁复辟斗争的各种力量，提供了一块可靠的根据地，致使各种反袁势力纷纷汇集而来，有力地推动和促成了护国讨袁运动在云南首先发动。正因为这个缘故，才导致中华革命党的李烈钧、吕志伊，欧事研究会的熊克武、方声涛，在云南军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蔡锷，偕同进步党人戴戡等，纷纷云集昆明，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共谋反袁护国大业。

就“人和”而言，指的是群众基础较好。云南各族人民长期以来饱受英、法帝国主义的欺凌与掠夺，也尝够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奴役与统治的苦头。因而反帝反封建的意识特别强烈，反帝反封建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一直不断，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11年的“重九”起义，配合全国辛亥革命运动，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制。如今袁世凯要复辟帝制，自然激起云南各族人民群起而攻之。这就为反袁复辟斗争首先在云南爆发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云南反袁护国基础较好，还表现在有着一支坚决维护共和的军队。这是云南成为护国运动发源地诸多因素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云南清末组建新军一镇（师），当时清朝政府的本意在于加强清王朝在云南边疆的统治。谁知事与愿违，这支军队却为革命党人控制，成为云南“重九”起义的基干。辛亥革命后，滇军扩充为两师一旅，约1.44万人。这支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数是革命党人李根源、唐继尧等在云南讲武堂培训出来的。他们在思想上一直保持着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精神；在军事技术上，是按西方军事操典训练出来的，军事素质较好；在装备上，护国战役前已从德国、日本进口了一批先进武器，装备较为精良。在有枪杆子才有一切的年代里，这支武装力量的存在，就为云南的反袁斗争提供了可靠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做后盾，反袁复辟就会力不从心，空有抱负，而缺乏强有力的基础。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唐继尧尚未公开明确表态之前，是滇军中的中下级爱国军官们首先组织和策划着反袁复辟的活动。滇军军官罗佩金、赵又新、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人，就曾多次与返滇发动反袁的中华革命党人吕志伊密谋，组织反袁斗争。特别是他们之中的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中下级军官，在酝酿反袁中愤慨异常，强烈要求倒袁。他们曾多次向唐继尧进言，促其表态。据当时唐继尧的贴身侍卫，上尉副官邹若衡在《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一文中记载：“有一次，杨（蓁）来见唐，唐入小客室，杨敬礼后，唐央（让）坐……杨说：‘报告将军，现有消息：北京成立筹安会，硬要将帝制拿出来，你家看如何？’唐笑笑。杨又说：‘现带兵将领人人摩拳擦掌，愤慨万分，勇气百倍，我们应该注意。’唐答：‘我认得，你将军队好好掌握起。’后杨又来见唐，对唐说：‘袁世凯要当皇帝，云南统兵官纷纷愤恨。’唐笑笑未表示。杨又说：‘历代古人干事，决定于该做不该做，不计成败。只要应该做，纵虽失败，也要干，古今道理一样。’唐哈哈大笑。”

唐继尧的这个态度，使爱国的中下级军官们不得要领。为此，决心倒袁，反对复辟帝制的滇军中下级军官，经多次磋商后，作出以下决定：（1）在适当的时机要求唐继尧表态，如唐反对帝制，则拥护他为领袖；（2）若唐继尧宣布中立，则将其礼送出境；（3）如果唐继尧赞成帝制，则杀之，拥罗佩金为领袖。

唐继尧态度明朗化

云南都督唐继尧的态度如何，是云南能否顺利开展反袁护国斗争的关键。如果他反对袁复辟，愿为再造共和而出力，云南的护国运动就将会团结一致，顺利开展；反之，云南则可能护国不成，内战先开。因为倘若唐继尧不反袁，拥护帝制，尽管爱国的滇军中下级军官已制定了“杀之”的方案，但唐就会那么俯首就擒，轻而易举被杀？如果双方刀兵相见，云南反袁运动的结果只会是失败。

那么，唐继尧对待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态度如何呢？客观地讲，唐继尧反袁是经历了一个由犹豫到坚定，由秘密隐藏为人误解到公开表态为人拥护的过程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唐继尧是一个双方都要争取的人物。滇军中下级爱国军官，即倒袁派的争取已如前所述。袁世凯对唐继尧的争取也是不惜血本的，首先是封官许愿，公开封唐继尧“一等侯”爵位。其次是经济上的收买利诱。当袁世凯得知大批革命党人和各种反袁力量汇聚昆明，特别是得到蔡锷离京南下赴滇的消息后，便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电告英国驻昆领事转告唐继尧：若能杀蔡锷等，不仅可立即封亲王，还可由汇丰银行汇款三百万元以“犒军”。

这时唐继尧的态度如何呢？扑朔迷离，使人难分难辨。他接受了袁世凯的“一等侯”爵位，还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袁派来授勋的专使何国华。当筹安会出笼之际，蔡锷致函唐继尧，要其反对帝制时，唐派杨纯五送去复信，信中含糊其辞。更为甚者，唐继尧还亲自挑灯审讯并下令枪杀了一个称奉孙中山之命来滇策动反袁的国民党“司令”。这些迹象表明，唐继尧是拥袁的。

但是，据早已在云南策动反袁的中华革命党人吕志伊回忆：“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守秘密，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后来成为护国“三杰”之一的李烈钧也认为：“云南当年起义，如果不是唐继尧先生主动，他就不会让我和松坡进云南去，即使我们贸然进去了，他也可以把我们缚而囚之，献给袁逆。唐先生只要肯这么做，他立将发大财，封亲王（袁托英使朱尔典电英领事转达唐，若能杀蔡，即封亲王，并立由汇丰银行汇款三百万元犒军，唐皆一笑置之）。我必须强调，设如当时唐先生不是早下决心，预有准备，我和松坡到达昆明前后仅一周之间，怎能就做到：大军陆续进发，草檄讨袁，布露天下？哪怕是演一出戏也嫌急促，怎会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世间没有这种容易事，即使再蠢的人，也能把这事判断得明明白白。在云南起义这个重要关头，唐先生首先发难，担重任，我和松坡不过是远道而去，适逢其会而已。承唐先生不弃，让我们帮他共襄义举。认真要在民国的功劳簿上记一笔，那么就应数先生居首功，松坡次之。至于我呢？实确毫无功绩。”

这些当事人的评述，说明唐继尧的反袁活动已在暗中秘密进行着。

在对外联络方面，唐分多条渠道进行。派唐继虞、李宗黄赴上海与孙中山的代理人陈其美联系，恳请孙中山回国领导。其致孙函称：“我公撑天一柱，领袖群伦，切盼登高一呼，俾众山之皆应，片言信义，重九鼎以何殊……秉承一切，切盼赐以方针，俾有遵守。”派吕志伊赴南洋联络各埠华侨，筹募饷款。派杨纯五、李华英赴北京联系蔡锷。派刘云峰赴浙江，吴擎天赴两广，李植赴四川、杨秀灵赴湖南，李雁宾赴贵州，马一赴新疆等多方联络。

在军事方面，唐继尧认为既要有所准备，又不能在省内扩军稍露痕迹。乃由贵阳的王文华来滇，以贵阳编练三团省防军为名，请云南协助军械及干部人才。唐遂派李雁宾、卢焘、胡瑛等护送军械入黔，并参与编练军队。在省内派蕺翼翘为军士大队长，积极培养军事干部人才。又派詹秉忠赴会泽、巧家一带调查金沙江通往四川各渡口和各地方粮食供给的情况。

当各项工作准备得差不多之时，唐继尧从1915年9月11日至11月上旬，蔡锷尚未到达云南之前，已召开了三次策划倒袁会议。1915年9月11日，唐继尧密召军界中坚人士于混成团本部，宣示宗旨，“袁氏不安总统之位，早已有诸形迹。今杨度等公然设筹安会，倡君宪救国之谬论。顾吾辈以无数鲜血换来之民国，兹一旦为彼独夫夺而私之。是可忍，孰不可忍？愿天下英雄共图之，诸君期有意乎？”各军官闻之，皆慷慨愿效死命。唐公乃与诸军官先约定三事，共同遵守：（1）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2）整理武装，准备作战；（3）严守秘密。这是唐继尧反袁态度明朗后开的第一次会议。

10月7日，唐继尧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起义之时机。会议决定：（1）中部各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2）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3）海外华侨或民党接济饷糈时；（4）如以上三项时机均归无效，则本省为争国民人格计，亦孤注一掷，宣布独立。这次会议最终下定了护国起义的决心。为争取上述目标的实现，会议还决定派杨晓岗往江苏，赵直斋去广西，李仲初赴四川，杨秀灵赴湖南，吕天民赴南洋，分头联络反袁力量，共举大业。

11月3日，唐又召开第三次会议，宣称：起义布置亦大有头绪。唐在会上指出此举事关重大，要求大家外须有极镇静的态度，内须有积极之准备，还要严防奸细煽惑军心。同时，决定派邓中泰、杨蓁两支队（团）以“剿匪”为名，由昭通向四川进发。

唐继尧反袁态度明朗化后，由于他当时在云南的地位和作用，使他实际上成为云南护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云南高举护国大旗

1915年12月17、19两日，李烈钧、蔡锷先后到达云南省会昆明。此外，方声涛、熊克武、程潜、戴戡、韩凤楼、但懋辛、王伯群等各路反袁英杰也次第来昆，护国反袁的大联合形势已经形成，公开护国讨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2月21日，唐继尧又召开了第四次会议，邀请蔡锷、李烈钧等参加，商定起义日期、成立临时军政府，以及有关起义的事项。第二天，唐继尧、蔡锷又召开第五次会议。会上，唐、蔡、李等39人举行了歃血为盟的宣誓仪式，决定公开倒袁。12月23日，按商定计划，用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发出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杀“筹安会”六成员以谢天下。通电限定袁世凯在25日上午10时以前答复，否则将举兵讨伐。24日，蔡锷和戴戡又联名向袁世凯发出通电，对袁进行最后忠告，要他永除帝制。结果呢？利令智昏的袁世凯不予理睬，这更激起了云南各族人民和各种反袁势力的愤慨，一场大规模的护国运动终于拉开了帷幕。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起义的日子来临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向全国发表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并出兵讨袁，同时电檄四方，“声罪致讨”，希望给予响应。

通电发出，宣告云南独立并起义后，立即废除袁世凯政府在云南设置的将军和巡按使，恢复中华民国成立时的政体，设置中华民国云南军都督府。经反复协商，决定以唐继尧为都督，留守昆明，策应三军。蔡锷为总司令，率军出征。同时，对他们之间的指挥权宜作出三项规定：（1）关于军制军令凡涉总揽之事，只以云南军都督府名义行之；（2）蔡、李应聃任，来往文书用咨函；（3）对外文告唐、蔡、李三人同署名。

在宣布云南独立的同时，组成护国军三军亦随即出师讨袁。

“洪宪”皇帝梦的破灭

云南护国军的讨袁部署是这样的：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三个梯队进军四川，此军约六千人，装备精良、素质好，战斗力强，是护国军主力；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率两个梯队出兵广西，再进军广东；以唐继尧为第三军总司令，计划东出贵州，经湖南取武汉、荆襄。

为了支援讨袁，云南各族人民竭尽全力。全省各地各族青年纷纷踊跃参军，学生也纷纷投笔从戎，还有一些退伍士兵要求归队，短短数天，便使护国军兵力增加了两倍。不少平民百姓和工商从业者自动捐献财物，补充军饷。云南军都督府深感以一省之兵力、财力抗击袁世凯控制的北洋重兵，实在力不从心。但是为了争取护国战争的胜利，也采取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如设立筹饷局，提取省内各机关存款；裁并闲冗机构，节约开支；截留原上缴中央的盐税、海关税；动员各地绅商捐款，并分配了各县的捐款数额；暂时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将其办学经费移作军费开支；继续向海外华侨募捐，等等，共筹集了500万元军费。

这段时期里，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热忱十分高涨，昆明街头到处可见“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悬挂五色国旗。由于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护国军士气也十分高昂，战场上捷报频传。

云南护国运动使袁世凯惊恐万状，为维护其“洪宪”皇帝的宝座，他立即组织反扑。在北京新华宫丰泽园建立指挥机关——“临时军务处”，调集十万大军分兵三路进攻云南。第一路以马继增为司令，由湘、黔攻滇；第二路以张敬尧为司令，由四川攻云南；第三路以龙济光为司令，组成粤桂联军，由两广攻云南。同时，派人策动云南各地土司叛乱，做内应。

袁世凯的垂死挣扎是徒劳的，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护国军正义之师，经过艰苦奋战，战果辉煌。蔡锷指挥的第一军，在四川叙府、泸州、綦江三大战场，不仅挫败了北洋军南进的企图，还歼灭了大量敌军，攻占了四川不少地区。在湘、黔和桂、粤地区，护国军也节节胜利，不断打败北洋军。

护国军的胜利，北洋军的溃败，大大鼓舞了全国的反袁运动。首先，是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讨袁。继云南独立之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也相继宣布独立。四川、湖北、江苏、安徽、江西、陕西、山东、湖南等省的大部分或一部分也宣布独立。袁世凯的地方政权，迅速土崩瓦解。其次，在北洋军内部也纷纷反戈相击。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大小北洋军头目，也纷纷发表通电，要求袁世凯“推让治权，开诚布公，诏告中外”，劝其退位。

到了这步田地，对袁世凯来说真是众叛亲离，树倒猢狲散了。给予袁世凯致命一击，雪上加霜的还在于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众所周知，帝国主义是十分器重袁世凯的。他们从出卖维新派、镇压义和团的种种罪恶勾当中，看中了袁世凯是一个理想的代理人，一只忠实的走狗，于是便不遗余力地帮助他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支持他复辟称帝。到如今，鉴于中国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一致反对帝制，袁在军事上又节节溃败，北洋军将领纷纷反戈，袁氏在政治上已十分孤立的形势，再一意孤行支持袁复辟帝制，必将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掀起新的反帝浪潮，从而影响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于是，帝国主义也改变了态度，由支持袁复辟变为要求袁暂缓改变国体。1915年底，日、英、俄、德、意等国公使公开表示不接受使用“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这说明帝国主义决心抛弃这匹不中用的、再也不能为他们效劳的“老马”了。

全国爱国军民的讨伐，北洋军将领的背离，帝国主义的抛弃，使陷入四面楚歌中的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气病交加的袁世凯苟延残喘三个月之后，于1916年6月6日，终于在绝望中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的“洪宪”皇帝梦，做了83天之后终于破灭，轰轰烈烈的“再造共和”的护国运动也胜利结束。

护国功勋永驻

云南首义，席卷全国，再次推翻帝制，再造共和的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伟大历史功勋已永彪史册，有着重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护国运动的历史意义何在？

第一，当护国运动胜利结束之际，就有革命党人称之为“三次革命”。他们把护国运动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相提并论，视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个阶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这样肯定护国运动的历史作用的：“辛亥之结果，清室退位而止；丙辰之结果，袁氏取消帝制而止。”“武昌起义，而民国诞生；云南起义，而共和再造。”由此可知，如果说武昌起义推翻了帝制之后，革命得而复失，护国运动则恢复了共和制，阻止了历史倒退，促成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历史意义与辛亥革命一样，都是十分重大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护国运动，辛亥革命丧失的共和制的恢复，不是遥遥无期，也是需要相当时日。然而，这种历史倒退的现象却因有护国运动而只存在了83天，仅此而言，护国运动的历史功绩就是十分重大的。

第二，护国运动使民主共和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是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才会在袁世凯刚复辟帝制之时，便掀起巨大的反复辟活动，最后使其阴谋不能得逞。而护国运动的胜利则进一步强化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才会使以后张勋复辟的丑剧更短命，12天之后便夭折，乃至连段祺瑞这样的人物也自己装扮成“再造和共和”的角色。从此以后，帝制终于在神州大地上彻底寿终正寝，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这样的历史功绩，无论怎么评说，都应有护国运动的一份，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份。

第三，护国运动是由云南首先发动的。一个贫穷落后的边疆省区，无论其兵力、物力、财力都是难以与当时窃取了全国中央政府权力的袁世凯政权对抗的。但是，云南各族人民及爱国人士都义无反顾地发动了护国运动，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什么力量所驱使呢？那就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使然。中华民族之伟大，就在于当国家有难，民族灾难深重之时，总会有爱国的政治力量和人士挺身而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护国运动的原动力，也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云南率先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并取得了胜利，这是云南各族人民、各种爱国力量大联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英勇斗争的结果。这是云南历史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

第四，护国运动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进步运动一样，造就了一大批人，使他们像进行接力赛一样，把上一辈人的接力棒接下来，又继续向前飞奔，推动着中国历史不断前进。这集中表现在当时不少青年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投入了护国运动，在其中接受洗礼，锻炼成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他们接受了更为先进的革命思想，继续革命，终于成为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肩负起更为伟大、更为光荣、也更为艰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如朱德、刘伯承、贺龙、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从这个高度来讲，护国运动的历史功绩也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