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九”起义是云南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就其群众基础之深厚，武装起义时间早而范围广，夺权斗争较为彻底和影响深远等方面而言，在辛亥革命中都是相当突出的。
昆明“重九”起义
1910年至1911年间，昆明与全国的形势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时机已趋成熟。
河口起义、永昌起义失败后，云南革命党人并未停止战斗，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反而一浪高过一浪。1910年底掀起了反对英国侵占片马的斗争；原已发动的反对英、法掠夺云南七府矿权的斗争，更加高涨。正当上述斗争方兴未艾之时，又传来了“列强在法国巴黎集议瓜分中国，清政府再次卖国”的消息，更是火上加油，人民群众愤怒到了极点。湖北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革命党人摩拳擦掌，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大干一场，从而加快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为了准备和部署起义，云南革命党人在昆明先后召开了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殷承、沈汪度、张子贞、罗佩金、黄毓成、雷飙、谢汝翼、韩凤楼、李鸿祥、黄毓英、黄永社等14人，都先后出席这五次会议，共同筹备昆明起义。经五次会议协商后，作出以下重大决定：（1）推举蔡锷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2）起义日期定于宣统三年九月初十午前三时（即1911年10月30日凌晨3点）。（3）攻击计划是：由唐继尧率14标第一营（附炮兵第一营火炮6门），由南门进攻云贵总督署。由刘存厚率第二营（附炮兵第二营火炮6门，机枪8挺），消灭财神庙之巡防第二、第四两营，占领南门城楼，然后协助唐继尧攻占总督咨署。由雷飙率74标第三营，随蔡锷统领为预备队策应。由李根源、李鸿祥等率驻北校场的73标攻打五华山和平政街军械局。
当革命党人暗中积极部署起义计划时，以云贵总督李经羲、新军第19镇统制钟麟同、镇总参谋官靳云鹏等为代表的云南反动势力，对云南革命党人在新军和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似乎已有所预感，也加紧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防范和镇压。
第一，将陆军小学堂总办李烈钧调出云南。李烈钧在保卫片马和收回七府矿权斗争中，表现十分积极，被李经羲等人认为可能是云南组织和发动革命的危险人物。在武昌起义前，便以命他代表云南前往北京参观北洋军的秋操为名，将他调离云南。
第二，使罗佩金脱离部队和离开昆明。李经羲等认为罗佩金的活动十分可疑，他所统带的74标官兵思想也极不稳定，种种迹象表明罗可能是革命党。于是李经羲与军械局总办唐尔锟密谋，以派遣罗前往越南接运军火为名，使他脱离部队，离开昆明。后来，罗佩金采取表面遵命，暗中滞留昆明的办法留下，参加了“重九”起义。
第三，企图枪毙黄毓英。黄毓英在73标中开展革命活动，引起了钟麟同的注意。钟准备将黄逮捕，并立即枪毙。由于蔡锷以湖北枪杀军官激成事变为由，竭力加以劝阻，黄毓英才免遭毒手。
第四，重点防范和整治73标第三营，此营革命气氛浓烈，革命党人活动十分活跃，被李经羲、钟麟同视为隐患，决定严加防范和整治，准备撤销其管带李鸿祥的职务。他们打算以命令李鸿祥去富民、武定招募新兵为名，撤其职务，并将其营由昆明调往昭通驻防。
第五，准备收缴其不可靠的新军武器，实行大换防。将这些部队调离昆明，让滇南等地的巡防营进昆明填防。
第六，增调军队，加修工事，加强对总督衙门和军械局等要害部门的防御。
由此可见，革命和反革命的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自的准备与防范工作，形势十分严峻，充满了火药味，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
起义终于提前爆发！
按原计划，李根源、李鸿祥等人指挥驻北校场的73标和蔡锷、罗佩金、唐继尧等人指挥驻巫家坝的74标于1911年10月30日深夜同时起义。但是，当驻北校场的73标第三营的革命党人黄毓英等人奉李鸿祥之命，于当天黄昏派士兵搬运子弹准备起义时，被值日连长唐元良（北洋派军官）发现，并进行追究。争吵中，革命士兵开枪打死了唐元良等人，起义遂提前行动了。
李根源、李鸿祥等率起义军冲破北门进入城内，按原来的部署向圆通山、五华山、军械局三大目标发起进攻。由于起义提前，74标尚未行动，使敌人得以抽调兵力加强北面的防线，73标的进攻遭到了敌人强大火力的阻击，多次冲击均未奏效，战斗形成对峙。
蔡锷、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等人得知73标提前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向昆明城内前进，由东南而直扑总督署（今胜利堂）。谢汝翼、庾恩旸、刘云峰也率炮兵沿东、南城墙列炮布阵，向五华山、总督署等处开炮。
昆明“重九”起义就这样全面展开了。
经一夜激战，起义部队先后攻占了巡抚衙门，巡警道署、盐道署、粮饷局、电报局、大清银行等政府机关。只有总督署、五华山、军械局三个地方的敌人还在负隅顽抗。但此三处已成为被起义军分割包围，孤立无援的据点。鉴于军械局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起义军便采用挖地道填送炸药办法，攻下了军械局。五华山的敌人见大势已去，也纷纷溃退。占领五华山后，各路起义军相互配合，对总督署发起总攻击，并攻占了这个敌人最坚固的据点。10月31（九月初十）昆明“重九”起义获得全胜。
昆明“重九”起义的功勋是伟大的，它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252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有力地支援了武昌起义，为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作了贡献，是辛亥革命在全国少数民族众多的边疆省区中最早爆发的起义。
昆明“重九”起义的胜利，是云南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英勇斗争的结果，是革命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据统计，昆明“重九”起义中有150余名官兵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300余名革命官兵负伤或致残。他们的历史功绩当永远彪炳史册，与日月共存，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
云南全省光复
云南辛亥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省武装起义的范围相当广泛，遍及三迤重镇。
张文光领导的腾越起义比昆明“重九”起义还要早3天。
滇西重镇腾越（今腾冲）革命基础甚好。早在同盟会成立时期，孙中山便派胡汉民、居正、秦力山等赴缅甸仰光，建立同盟会分会，开展革命工作。随后，居正、秦力山又由仰光进入云南干崖地区活动。他们在干崖土司，后来的同盟会傣族会员刀安仁的支持下，结识各方志士，发展革命力量。后来，杨振鸿也在腾越地区发展同盟会组织。腾越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文光，就是由杨振鸿介绍吸收入盟的。
1908年永昌起义流产，杨振鸿积劳成疾病逝后，张文光等革命党人继续在腾越联络同志，进行革命活动。为壮大革命力量，张文光以同盟会骨干为核心，创建了外围组织“自治会”，有骨干50余人，会员数千人，遍及腾越、永昌、龙陵等地的各个阶层中，成员有学校师生，农民及一些会党分子，为1911年的起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张文光与滇西革命同志刀安仁、刘弼臣等分别会同或致函协商后，决定于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六）正式起义。这天午后2时半，张文光从干崖刀安仁处取出孙中山颁发的印信及《革命方略》，赶往腾越，立即到城外的指挥部五皇殿部署起义。
张文光率领起义的骨干分子誓师后，决定于当日晚9时起义。届时，张文光命陈天煜率部前往陆军驻地，说服其张桐营长反正；命钱泰丰、李光斗前往第四防营驻地，劝其曹管带起义；命彭萤、方涵、周缵、薛朗前往防军第五营驻地，说服其管带谭某归顺。各路革命军受命后分头行动，张文光亲率敢死队准备策应各军。
陈天煜部率先接触张营，张桐开枪拒降。起义部队猛攻张营，击毙张桐，攻占城南道署。钱泰丰等的劝降活动也遭到拒绝，便击毙曹管带，四防营官兵全部投诚。钱泰丰率部乘胜追击，攻打城南军装局。彭莫等率部至第五防营驻地，管带谭某越墙逃走，该营不战而降。张文光率部直取镇署，清军总兵张嘉钰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镇署被起义军占领。从晚9时战斗到深夜12时，各署局均被占领，腾越起义成功。
腾越“九六”起义胜利后，立即建立了革命政权——“滇第一军都督府”，由张文光任滇西都督，总理一切军政事务。军都督府布告国民，宣称它完全遵循孙中山《革命方略》制定的政纲及将来之治国大计。起义军严守纪律，既不伤害人民，又保护外国领事侨民，使腾越城市井然，百姓安定。腾越胜利，波及滇西，至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四日），永昌、龙陵、永平等各府、厅、州、县及十余土司边地都纷纷响应，宣布起义，隶属滇第一军都督府。
腾越“九六”起义，不仅推翻了清朝在腾越地区的统治，而且率先在云南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因此，其云南辛亥首义功不可没。
临安起义是云南辛亥革命中的又一重大事件。
临安（今建水）是滇南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辛亥革命前夕，在这里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较量也很突出。云贵总督李经羲在临安城布有重兵把守，共有三支军队驻防。第一支是以罗鸿逵为标统的新军75标，下辖三个营，共有官兵分驻临安南北校场；第二支是巡防营；第三支是由临安富商朱朝瑛为广西左江道龙济光招募的民军，共三个营400余人，分驻临安四城楼，观音仓等处。反革命武装实力是相当强大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党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首先是同盟会员赵又新（原名赵复祥）利用李经羲委任他做75标教练之机，在驻临安新军的三个营中，整肃风纪，剪除陋习，使军队面貌大为改观；他本人的威望也因此上升，为士卒翕服，为日后在新军中发动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赵又新还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在临安要起义成功，必须要得到富商朱朝瑛的支持。于是，赵又新通过各种途径做朱朝瑛的工作，其中包括写匿名信劝朱不要把民军带往广东给龙济光，并向其“隐示革命意”。最后，终于把朱朝瑛争取到革命营垒中来，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与民军开始有了联络。这时，云南讲武堂19名特科班毕业生分到75标见习。赵又新认为讲武堂学生必定具有革命思想，于是秘密约见他们。从此讲武堂见习生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相互配合，在各营士兵中进行革命鼓动。这些工作，为临安起义打下了坚实基础。
11月1日（旧历九月十一日）驻临安新军得到省城“重九”起义的消息。赵又新与朱朝瑛等人商议后，决定于当晚起义。为了让新军顺利进城发难，朱朝瑛等分别前往驻防四城楼的民军驻地，秘密传令：今夜新军入城，当开城欢迎，勿放枪。违者，惩以军法。
部署好之后，11月1日夜10时，驻校场的75标第一、二营同时发难，宣布起义，并立即向城内发动进攻。起义部队到达南城时，却遭到了守军的袭击，城上枪弹如雨。赵又新命人砍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入城。两营起义官兵入城后，先后攻下了临安府府署和75标本部等军政机关。结果，知府吴昌祀和标统罗鸿逵逃走，起义军占领了府署和标本部。驻北校场的第三营，其管带见大势已去，向起义军投诚，巡防营官兵闻风归顺。至此，临安全城光复。
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建立了“南军军政府”。赵又新推朱朝瑛为统领，自任副统领，以佴致中为参谋。南军军政府成立后，一面致电省军政府，报告临安光复情形；一面电函临安所属各县及开广、思普、元阳一带，劝其守军反正。同时，还招募新兵，弹压土匪，并打算进攻蒙自。
然而，清王朝在滇南的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其统治的覆灭，千方百计地做垂死挣扎。以蒙自关道龚心湛为首的反动势力，组织反动武装向南军军政府反扑。龚心湛表面上派人赴临安表示赞同起义，暗中却调集个旧、开广的巡防营攻击临安，形势突然险恶。但是，赵又新、朱朝瑛等南军军政府领导人临危不惧，有效组织反击，打败了敌人的反扑，龚心湛兵败出逃。
正当滇南形势顺利发展之际，12月3日蒙自新军突发兵变，进行叛乱。叛军攻占军械局、道署等军政机关，将储银抢劫一空，还抢商号、烧洋行。驻越法军也企图乘机入侵云南，滇南形势又趋严峻。
此时，云南军政府一面与法国领事交涉，阻止法军入侵，一面派罗佩金赴蒙自处理兵变。罗佩金到蒙自后，以“设宴饯酒”为名，捕杀了叛乱首恶。至此，滇南兵变平息，新政权得以巩固。
云南军都督府的建立
“重九”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就在“重九”起义成功的当晚（10月31日），蔡锷召集起义重要将领唐继尧、刘存厚、殷承、雷飙等人，商议组织新政权。
1911年11月1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在昆明五华山原两级师范学堂所在地，正式宣告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一个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地方政府在“彩云之南”诞生了。
云南军都督府设置一院三部。一院为参议院，三部为参谋部、军务部和军政部。
参议院直属军都督府，是参议军事、政治的首脑机关。由军政部总长李根源兼任参议院院长，有席聘臣、游万昆、吕志伊等参议官23人。参议官由都督选任。
参谋部主管军事上的一切计划，其职能包括作战、调遣、谍查、测地等事项的规划。由殷承任参谋部总长，刘存厚、唐继尧任次长。下设作战、谍查、编制、兵站、辎重弹药、炮兵材料、测地等七部，分别由谢汝翼、张子贞、韩凤楼、李凤楼、顾品珍、刘德坤、李钟本为部长。
军务部主管军备上的一切事务，相当于现在的后勤部，其职能包括筹饷筹粮、军医、军械、兵工、制革、被服等的筹划。由韩国饶为总长，张毅为次长。下设四局三厂，四局是筹备局、粮饷局、军医局和军械局；三厂是被服厂、制革厂、兵工厂。
军政部主管内政上的一切事务，其职能包括财政、民政、外交、实业、学政、巡警、审判、民团等事项的处置。由李根源任总长，李曰垓、唐继尧（兼）任次长。下设民政、外交、财政、学政、实业五个司。
军都督府还设置秘书处处理日常事务，由周钟岳任处长。
从上述参议院院长、参议官以及各部总长、次长的名单中，人们不难看出，其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员（或革命党人）。这一组织结构，足以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云南军都督府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其领导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这一情况与武昌起义后所宣布独立的各省中，政权大部分落入立宪派、旧官僚、反动军官手中的状况相比，云南军都督府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革命政权。
云南军都督府成立时，宣布了它的施政纲领，认真地贯彻了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军都督宣布它的宗旨“在于铲除专制政体，建立良善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它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共和国体；定国旗为赤旗，心用白色“中”字（后奉中央政府之命改为五色旗）。云南军都督府还同时发表了《滇军政府讨满洲檄》，重申“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同盟会纲领，并声称：“有渝此盟，四万万同胞共击之。”在辛亥各省起义的宣言或檄文中，重申同盟会十六字纲领实为罕见。这也足以说明云南辛亥革命与其他省区的革命相比，是比较彻底的。
云南军都督府建立后为了巩固新政权，除了坚决肃清清王朝反动势力外，还采取若干措施协调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起义后，由于种种原因，起义军和革命党内部存在相互火拼或叛乱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腾越张文光部与驻大理反正新军的对抗和蒙自兵变。这种情况，若不及时处理，是很难巩固革命政权的，面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对抗、火拼与兵变，云南军都督府采用先派大员外出巡阅，作实地调查整顿的措施加以解决。迤西方面派李根源为西防巡阅使，妥善解决了腾榆（大理）冲突。迤南方面如前所述派罗佩金为南防巡阅使，瓦解了蒙自叛军，将叛军首犯缉拿正法。这些措施，使辛亥革命后的云南迅速肃清了各种反动势力，获得了革命在全省的巩固和统一。
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一扫清朝旧制，在内政外交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云南政局焕然一新。
在对外关系上，军都督府照会英、法两国驻昆领事。照会主要内容有七：“一是贵国官吏人民严守中立；二是贵国火车不得代清政府运输军队，并代运军用物品；三是贵国官吏人民生命财产本都督府承认确实保护，但如违第二条，则此条取消；四是贵国向与清政府所订条约仍有继续效力；五是贵国此后有关中国的云南省一切交涉事件，须直接（与）本都督府（交涉）方为有效；六是贵领事应咨回本国承认云南独立；七是本政府对于贵国有未尽事宜，再随时照会办理。”这个照会的精神在于不准外国干涉云南革命，必须承认独立后的云南新政权，必须与清政府在云南的势力断绝往来；同时也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前提是不能干涉中国革命，至于未废除不平等条约，则表现出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这一个复杂问题，它有待于革命后的中央政府来解决。因而，有专家评论云南军都督府时说：这七项外交原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既是强硬的，也是有分寸的”。
在内政方面，军都督进行诸多改革，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提高效率，倡导廉洁。规定政府机关从阳历5月1日起必须准8时上班，迟到者罚扣月薪，每迟到10分钟，罚扣月薪1%，以次递推。办公时不能随意会客，只能在规定时间内会客；若有紧急事件，可随时会商，但须由秘书处安排。蔡锷带头身体力行，在其办公桌背后，贴有纸条：“鄙人事冗，除公事外，请勿涉及闲谈”。云南军都督府办事效率之高，成为“南北各省之冠”。
军都督府还规定不得请客送礼，兼差人员概不兼薪，不得受贿和侵吞缺额饷银，不得挪用教育经费，不得在非星期日宴客，一席之费，不得超过5元，等等，违者处罚，力图廉洁。警察厅长在非星期日宴客。请蔡锷首座，蔡锷接到请柬后，在上面批示：“违背功令，罚薪半月。”此后，“闻者募不诧异发噱，而奉令唯谨”。
第二，更换人事。从军都督府各部、司、局的重要负责人，到地方行政长官，都任命革命党人或同情革命的人士担任，将一批贪污腐败的官吏撤职。在军队中也任命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为军官。
第三，整理财源，节俭开支。军都督府采取厘税收入点滴归公，开设富滇银行，编制预算决算，发行救国公债等措施来解决财源。又在公务员中两次减薪，节俭开支。
第四，整顿工商业。针对昆明商界每日开业晚，“不特于事业难期发达，实于卫生上诸多碍”的陋习，军都督府规定自阴历九月初一起，各商店必须每日早7点钟一律开市。违者，每迟开半小时，罚金二角。在工矿业上，先整顿盐务、矿务，同时设立省模范工厂，举办劝业工厂等，开拓市场。在交通运输上，也有所规划。
第五，在教育方针方面，主要措施是改造私塾，普及小学教育，新增学堂120所；在曲靖、昭通、永昌、丽江、普洱、蒙自设初级师范6所，培养师资；选派留学生100余名赴欧美及日本留学。
这些改革措施使得辛亥革命后的云南在一段时期内，“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序上之整严，实为南北各省之冠”，“财政上不甚困难，金融机关甚形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