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兰州文化变化最大、最突出的是士人文化。兰州士人文化在明清两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涌现出了大批士人（知识分子）。士人群体的构成仍然是两部分，本地（包括长期寓居兰州的外地人）士人的代表人物（包括清末士人，但主要活动在民国时期的）主要有：花鸟画家曹蓉江、五泉山人刘尔炘、一生追随中山先生的梁登瀛、中共甘肃特支创始人之一的张一悟、诗人王烜、教育家赵元贞、总纂《甘肃新通志》的杨思、谋求教育救国的杨清汉、书画诗词赋俱精的范振绪、诗词文精邃的杨巨川、诗书名流水梓、曾任甘肃民众教育馆馆长的柴若愚、西夏文研究的开拓者和实业家邓隆、书画名家裴建准、热心兰州教育和经济的牛载坤、回族名医马凤图、著名书法家魏振皆、金石与方志学家张维、农业经济学家张心一、植物分类学家孔宪武、考古学家何乐夫、打开中国大学女禁的邓春兰、敢于抨击时政的报人王定远等；外地人来兰的著名人士主要有：中共元老谢觉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由卓越的民主革命斗士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绪范亭、国画大师张大千、著名工笔重彩画家潘洁兹、爱国将领圆耀祖、兰州商界泰斗贺笑尘、著名教育家与西北师范大学的创建人李蒸、献身教育事业的黎锦熙、著名学者顾颉刚、兰州大学的创办者辛树帜、著名体育家与教育家袁敦礼、图书馆学家刘国钧、著名历史考古学家冯国瑞，以及茅盾、常香玉、郑君里、赵丹、叶露茜、王为一、张恨水、塞克、萧军、朱星南、王洛宾、范长江等作家、作曲家、戏剧家、新闻工作者。那时，在兰州集聚的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知识界的精英，对兰州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华北中原地区先后沦陷，交通被封锁，国际援华物资大部分由西北运进，甘新、西兰公路成为国际运输线，兰州则成为国际援华物资和援华人员的中转站，战略地位空前提高，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大批工业企业、科研教育机构、各类知识分子纷纷西来兰州，进行工业生产，从事教育科研，增强抗战实力；宣传抗战，动员群众；国际友人往来频繁，支援中国抗战。这一时期，兰州集中了一大批国内各行各业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有教授、学者、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新闻记者、演艺人员等，在从事各种抗日活动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包括士人文化在内的兰州一切文化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兰州虽地处西北偏远地区也未能幸免于难。清朝末年至民国前期，兰州政治风云变幻，士人文化面临着保守与进步的抉择，经历了前进与后退的严重考验。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反封建的近现代文化在政治舞台上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一方面，一些士人企图以传统的儒学思想反对、阻碍新政体的出现，如在辛亥革命后，兰州市的一些封建顽固士大夫和地方士绅在当地大量转发《尊孔论》，妄图复苏封建王朝。袁世凯上台后，又纷纷上“劝进表”；张勋复辟后，又闻风而动，准备朝贺。另一方面，先进文化在欢呼新政体诞生的同时，采取各种行动维护新政体。如1917年蔡大愚等领导的“甘肃护法运动”、“五四前后”由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兰州青年示威游行等。“潮流世界，浩浩荡荡，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在这一时期，部分士人因试图继续以落后的封建文化阻碍新的先进文化而被时代抛弃，如曾为兰州近代实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彭英甲，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陕西宣告独立后，便作为攻陕各军营务总办，积极参与攻打革命军。再如，对兰州地方的文教实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在兰州享有崇高威望，被列入皋兰先贤而为人铸像以祀的刘尔炘，1911年辛亥革命，他“遥戴皇恩，决不承认共和主义”，于是招募志果军300人，压制和防止兰州地区人民革命运动。中华民国建国后，才遣散其军。这件事给先生的历史留下了保守的一面。
但多数士人因能顺应时代潮流而成为兰州士人（即知识分子）文化的中坚力量，如李镜清、水梓、慕寿祺、王之佐等。
辛亥革命后，甘督长庚拒不承认共和，并兵分三路攻打陕西义军。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秘而不宣。李镜清、水梓、慕寿祺、王之佐等积极推动并倡组甘肃临时省议会，公推李镜清为议长，迫使长庚承认共和，撤回攻陕甘军，呼吁甘督赵维熙停止了对在天水宣布独立和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的黄钺的用兵等一些顺乎潮流的活动。再如进士出身的梁登瀛，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在中山先生身边助先生讨伐陈炯明叛乱，进行北伐战争，受到中山先生好评，称之“真不愧为吾党忠实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派宣侠父、钱泉到兰州，创立甘肃特别支部后，兰州士人文化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一些同情、支持和拥护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人、学者积极与共产党人交往，协助共产党人或公开或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
梁登瀛，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出生于甘肃榆中县金家崖梁家湾村。祖辈以种田为生，登瀛从小聪颖过人、好学不倦。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解元，即全省举人的第一名。清政府先后任他为兰州道尹、四川巴中道尹，均未到任，后留京任法部主事。
辛亥革命时，他积极拥护革命，1913年初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随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登瀛自担任参议员后，认真履行职责。时日本人在长春大肆抢劫，商人警士干涉，惨遭杀害。而当局媚日不闻不问。登瀛在参议会上依法质问袁世凯政府，袁世凯不得不过问，最后日本人才给中国死伤者给予赔偿。1917年，护法国会在广州成立，登瀛任国会副秘书，积极参加护法运动。他受孙中山先生的指派，暗中接洽甘肃革命事务。甘肃护法运动失败后，他逃往香港，由香港返回广州。在广州期间，登瀛曾和中山先生畅谈，认为只有建立革命的武装，才能彻底打败北洋军阀，实现三民主义，而地方实力派是靠不住的，军队只能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1922年恢复国会，登瀛回北京参加制订宪法工作，曾荣获国府颁赐的二等大绥宝光嘉禾章，并兼任国务院顾问。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时，20多位甘肃议员均接受贿赂，唯独王庚山、登瀛未贿选且持反对意见，登瀛并随即南下寻找中山先生。有人认为，梁登瀛也可能接受了贿赂，中山先生说：“梁登瀛是忠实的同志，必不为也。”
中山先生逝世后，登瀛退出政坛，1930年在北京逝世。政府要员送挽联者200余人，其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撰挽联曰：
反贿见中山荣同万里名洲绿野黄花埋烈骨；
弹奸传故国誉美千秋后世青天白日吊忠魂。
于右任挽联云：
议坛洒落抗风节；陇水凄凉失老成。
阎锡山挽联云：
久欲相逢他年我当独剪西窗细问粤中故事；
噩耗忽传此日谁料星陨北斗空怀陇上名流。
张一悟，兰州榆中县人，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918年赴京求学，上北大预科班。五四运动中结识了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兰州建立党组织。张一悟接指示后，很快在其家里（兰州市小仓子6号）组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为甘肃第一个中共党的地方组织，一悟任支部书记。在成立会上，张一悟说：“目前，国共合作，共同开展国民革命的形势很有利，但是，我们特支刚刚成立，党员只有几个人，我们的队伍很弱小。因此，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国民党左派和进步官兵，团结各界人土，应当是特支的首要任务。”接着便积极开展活动，秦仪贞、王陶、谈仲瑜、韩玉贞等一批有志之士陆续加入，渐成星火燎原之势。
1927年，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在甘肃组织“清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一悟连夜在五泉山嘛呢寺召开会议，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撤离，自己与秦仪贞等人于稍后离开兰州去西安，被派驻华县参加领导渭华暴动。1931年8月，他奉党组织委派赴山东济南以第一女子中学教务主任身份开展革命工作。1932年3月24日不幸被捕，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一悟坚贞不屈，于是以所谓“危害国民罪”被叛处死刑。后经邓宝珊向韩复榘求情才改判无期徒刑，以“政治要犯”监禁在山东第一监狱缝纫科“劳动改造”。在监狱里，一悟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职责，积极组织难友开展各种斗争，迫使敌人放松了对难友们的迫害。
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城中大乱，一悟在难友的帮助下逃回榆中。他一边养病，一边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筹措经费，帮助介绍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1年在兰州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