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兰州通过科举途径登上仕途的士子比明代大有增长，参加国家事务活动人数、范围，内容均较明代有所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事务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涌现出了像朱克敬、吴可读、卢政、周士俊、安维峻、王树中、王世相等一批循吏、能吏、良吏，其中的吴可读、周士俊、安维峻等还成为政界知名人士。
朱克敬，字螟庵，清代甘肃皋兰安宁堡人，思想家、文学家。早岁贫寒，流寓云贵，后至湖南，捐为龙山县典史。他关心民间疾苦，常至田间地头，体察民情。同治十年（1871年）客居长沙，曾受巡抚刘昆延聘，参与编纂《湖南省通志》，编修《龙山县志略》。晚年行医，忧心国事，议论时政，被人目为“狂士”，遭谗言指控，立案弹劾。一生交游甚广，与湘军重要人物和幕僚关系密切，同直隶杨翰、江西陈宝箴、浙江张修府、湖北黄文琛等交往甚密，尤其与著名洋务思想家、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涛交游30余年，友情颇深。他的文学思想仍是儒家的，认为“六艺皆源于圣道”。颇重视文学的功利作用，厌恶陈腐文风，其论说文质朴切理，笔记体语言流畅，文笔简洁，诗作或托物言志，或借景咏情，或感事抒怀，无不雄丽凄清，沉郁顿挫。他一生著述颇丰，计有《挹秀山房丛书》、《鹧言内篇》、《鹧言外篇》、《螟庵杂录》、《晦鸣录》、《浮湘访学录》、《螟庵诗录》、《螟庵学诗》、《螟庵丛稿》、《螟庵杂识》、《螟庵二识》、《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柔远新书》等。还撰有《历代边事汇钞》、《国朝边事汇钞》和《湘军志》等。未收入丛书的《通商诸国记》被辑入《小方壶舆地丛钞》。
他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已突破“夷夏之防”的陈腐观念，从洋务思想向维新思想过渡，如“国无大小，在能自立”、“师夷之长技所以制敌”、中国应以农为本，大力兴办洋务，派人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等，赞赏西方“国家大政，谋及庶人”、“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起”等；提出国内要“中外臣民各言得失……各献其能”的主张。提出可与西方各国互通贸易，“彼以通商为吞噬之口，我即用其术以御之”，提出“遣官开矿或招商合股”等主张，但终未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范畴。
清代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怜才类》中记有这样一件事：朱暝庵流寓长沙时，有一年到了年底，天寒地冻，由于贫穷，很难保暖，于是写了一首诗贴在门上，诗曰：“申椒零落菊英残，从古潇湘作客难。连日市门三尺雪，更无人记问袁安。”当时，正好威毅伯曾国荃回到老家，听到这件事后叹息说：“文人至此，我辈之责也！”急忙去拜访并赠钱十万。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朱又在门上贴了一首诗：“羔酒笙歌饯岁时，蓬门苔瘦得春迟。苍生莫问安危局，我且无聊尔可知？”有人告诉了巡抚，巡抚非常生气，准备把他逐出长沙。又有人劝解说：“这是名士固有的狂态，没有必要追根究底地去责备。”巡抚笑着说：“名士！名士！能辟谷乎？”朱克敬听到后，又写了一首诗：“名士原无辟谷方，贵人休替达人忙。冰山有我天公在，胜似人家沈部堂。”
朱克敬晚年患眼疾失明，目残学不辍，湘中名士多推崇备至，后贫病而殁。曾自拟墓志曰：“生无补于时，死无闻于后，既盲而学古无有，独以其盲传不朽。”
周士俊，甘肃榆中金崖人，清代进士。为广东长乐知县时，明查暗访，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上、中坊土著居民和外来客商之间的长期纠纷，使上、中坊恢复了祥和与安宁。同时，专门成立了巡逻船队，一遇水灾便出动为灾民保驾护航。制止了每年闹水灾时，当地恶少乘机打劫抢掠，打伤、打死灾民的不法行为。因此他爱民的美德便在长乐县城广为传颂。
其任番禺（今珠江三角洲北部）知县时，秉公执法，维护民族尊严，被称为“强项令”。番禺是当时广东省会，乔居的外国人很多，洋人势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官府。周一上任，便遇一宗争田诉讼案，经审理，将理曲者抓了起来。但总督却强令释放，声言是洋人打了招呼的。周据理抗争：“县令不是洋官，怎么能听洋人的指挥？！”硬是将理曲者处以杖刑。“总督怒其强项，撤任闲住”。
吴可读，清代甘肃皋兰（今兰州市）人，其祖籍是浙江处州，明初随扈肃庄王就藩而迁居兰州，世为耕读之家。据《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记载，吴可读年轻的时候倜傥自喜，不修边幅。有一年入京会试没有考中，于是留在京城等候下一次考试，实际上是因为迷恋一个妓女，难以别离。姐儿爱财，无奈资斧不继，同乡劝他移居关中会馆九天庙，陕甘一体，免费食宿，正好用功，没想到才住了三天，就又回到那个妓女居住的地方。待到身上的钱全部花光了，床头金尽，壮士无颜，同乡又不得不接济，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回到九天庙居住用功读书。吴可读再放诞豁达，也不能无惭，想想自己年逾不惑，学业未成，功名未立，有负老母殷切期望，不可为人。因而在九天庙中，好好用了一年功，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会试，中了进士，抽签到刑部当主事，晋升为员外郎。吴可读秉性耿直，不畏强暴，任御史时，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直言敢谏，直声震动朝野。其中最为有名的有两件事。一是关于外国使节朝见大清皇帝要不要行跪拜礼的事。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礼节规矩，不论朝中大臣还是平民百姓，朝见皇帝必须行三拜九叩的跪拜礼，历代如此。清王朝虽然是满族政权，但入关后，特别是康熙以后几乎全盘接受汉文化，也行三拜九叩的跪拜礼。但是外国使节见中国皇帝要不要行跪拜礼，历朝多有不同。朝中争论不休，相持不下，历时半年之久。吴可读直言上疏，请令各国使节觐见皇帝时不必强迫行跪拜礼，应当根据各国的礼俗行事，这样才能显示出大清的宽大胸怀，不可因为这些末节小事而损害了国家形象和国家的利益。这一奏章充分反映了吴可读不妄自尊大，平等待人，尊重他国、他族礼仪习惯的进步思想。二是请诛成禄的事。成禄是乌鲁木齐提督，其在任期间，沙皇军队侵略新疆，而其却畏敌如虎，听任沙皇侵略军从伊犁长驱直入乌鲁木齐，烧杀抢掠，自己则龟缩在甘肃高台，不敢到前线去。不仅如此，他为了自己的升官，却纵兵诬杀良民二百多人冒功请赏，实在是罪大恶极。对此，吴可读非常气愤，便上疏痛陈成禄的罪状，说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言词颇为激烈。但是清廷却有意庇护成禄，仅仅给了个免官监候的处分就算罢了。吴可读气愤至极，再次上疏，措词中大发戆劲，说是“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穆宗大怒，认为吴可读是欺他年幼，才敢如此顶撞，非要他脑袋不可。三法司会审时，刑部为了迎合皇帝，办了吴可读的死罪，但是，按照大清律法，定死罪是要全堂同意的，缺一不可。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计十三位堂官，一个个在奏稿上画行，画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就因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吴可读才保住了性命，降三级归里。吴可读劾成禄被降级处分后，当时人有《赠柳堂二十韵》，形容吴可读的风骨气概：“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传诵一时。吴可读回乡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对他十分礼遇，并聘请他为兰山书院的山长。
同治时吴可读复任为吏部主事。穆宗要吴可读的脑袋，吴可读却以死为他争嗣，无怪乎慈禧太后要说他“孤忠可悯”了。
事情是这样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穆宗同治皇帝去世，没有子嗣，慈禧太后为维护其专权，立其胞妹（醇亲王福晋）之子为帝，是为光绪，这一来，自己仍然可以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穆宗的嘉顺皇后不堪凌辱，服毒自杀，满朝文武无不起戒慎恐惧之心。这种以弟继兄的做法，虽然违背了大清王朝“以子传子”的祖宗旧制，但慑于太后淫威，朝臣虽多非议却不敢言。吴可读当时只是一个吏部主事的小官，却决定以死相谏，要求将来载湉生了儿子后，仍旧继承为穆宗之子，使“大统有归”。
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1879年4月25日），同治大葬，吴可读随扈而行。大葬完毕之后，返回途中，到了蓟州（今河北省蓟县），住在马伸桥三义庙内，在三义庙上疏后，从容自缢。自缢前，在上吊的白绫上写了一幅对联：“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本想结环自缢，但因三义庙年久破败，梁木朽折，因此改以服毒自尽，并写了一首题作为“柳堂氏感遇感怀，赋此俚言七律一首”的绝命诗，诗云：
回首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
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
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
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吴可读为了维护封建道统和大清王朝“以子传子”的祖宗旧制，安定宗庙社稷，以死相谏为同治立嗣。其实，在他生前同治皇帝并不喜欢他，而且常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其中有道不尽的恩恩怨怨。那么，吴可读又何以为同治如此深远地谋虑，又为自己想了一个以死相谏的笨拙办法？实在令一般人难以理解。因此吴可读的死，实在是人奇事奇。用一条性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于是社会清流在宣武门的文昌阁吊唁，在京的许多王公大臣、清流名士前来祭奠，满目都是情文并茂的挽联，翰林院编修黄贻楫的一副挽联：“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被人们广为传播。
吴可读在他的绝命诗和奏疏中预祝光绪生子，将来继承大统，谁知前星不耀，同治竟尔绝后，成为吴可读的泉下之憾。其实，他的这种想法只是固执的道统维护者的一种幼稚的幻想，即使慈禧太后答应了他提出的请求，同治将来也有了后，仍然不可能再继承大统。在中国历史上，此类小宗入主、以弟继兄、以叔继侄的故事甚多，谁见哪一个还江山来。尽管如此，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敢于以死相谏、以身殉道，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其事可嘉，其情可悯，因此《慈禧外纪》赞吴可读曰：“其功不可没也。盖其死也，实根于忠勇之天性，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血性之勇，士君子道义之勇也。其光明之怀，信道之笃，实令人仰叹不置。”
以死建言，在今天人看来，未免愚蠢，但在封建社会，却是骨鲠之士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吴可读有《携雪堂诗文集》传世，其中《携雪堂对联》部分收联87副，有他死谏前的自挽联：“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在京邸自题联：“万事未甘随俗转；一官辛苦读书来。”题兰州甘肃贡院联：“广厦万千间，地转长安，文运从来关国运；圣朝三百载，天生名相，将坛拜后又词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