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兰州士人群体基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外地来兰士人，这一部分人一般是经由不同途径来兰州的，有的是随肃王来兰的士人，有的是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有的是随官府而来的幕僚；其居留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定居，有的长住，有的暂住，有的过路。另外，在肃王幕府中还吸收了不少学人，谈经论史，吁衡时局，撰文吟诗，著书立说等，曾在肃王府任宗学教授的周麟就是一位精通五经，学识渊博的饱学之士，理学家段坚，史学家聊让均出其门下。肃王移节兰州后，江南等省人迁居兰州者甚多，其中也有不少士人，致使外来人口大大超过了本土人口。据《皋兰县志》卷八《风俗》记载，兰州明时有一种叫“天涯望哭”的民俗，“四时及其先之生卒日，祭于木主，并奠于墓。春秋拜扫，男妇俱诣墓所，彭泽旧志以为重婚葬，崇墓祭。盖至今然也。除夕男祭于木主，妇哭于大门之内，说者谓有明之初，兰州人自江南等省迁徙丁口者十居七八，妇人除夕遥祭母家亲属，天涯望哭，遂成风俗”。这段记载说明，这是一个由移民而引发的新的春节习俗，自明代开始，大量江浙人因屯垦戍边，或因充军发配，或因探亲访友来到了兰州，并在这里扎下了根。因路途遥远，有些人再也无法回江南水乡，思乡之情无处发泄，尤其是那些想回娘家的妇女，于是只好在大年三十下午，在男人祭祀家族祖先的时候，触景生情，已婚妇女只好在院子哭泣一场，算是对遥远亲人的祝福。这一记载也说明明代移民兰州的人数之多，其中肯定有相当数量的士人，这就极大地改变了兰州的人口构成和文化构成。现在兰州的很多姓氏家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从南方迁来的。
人才的涌现是与整体文化素质提高分不开的。由于大量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外地人、特别是南方士人移居深入兰州，对兰州士人文化的影响力的确是很大的。中晚唐以后，南方的文化风气一直是十分淳厚的，普通百姓深受影响，就连强盗也对文化人心生仰慕。长江水利网2004年4月22日有一篇《文化重心南移》的文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唐朝时，南方诗人李涉途经九江，到皖口，夜遇强盗。强盗问：“什么人？”李涉的随从回答：“李博士。”强盗头目说：“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也不含糊，随口赋诗一首：“暮雨萧萧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这个故事足以说明南方文化风气之浓。由于外来士人的影响，再加上地方官员的大力提倡，兰州地区文化风气也开始逐渐浓厚，自明正统后，兰州士人通过科举考试，闻名知识界的越来越多，成为有明一代甘肃乃至西北地区士人群体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据《兰州市志·教育志》及其他有关资料显示，明代兰州学子登科甲者甚多，计有荐辟2人，进士28人，举人131人，各类贡生205人。另外尚有武进士、武举人多人。明正统七年的探花黄谏，能书善画，著有《书经集解》、《诗经集解》等多本著述。明景泰五年进士段坚，以理学著名，著有《柏轩语录》、《容思集》。其子段炅、侄曾孙段续、续子段补均获进士，被誉为“进士之家”。还有诤谏除奸的御史邹应龙以及进士彭泽等，都是兰州著名学者，著述丰富，影响深远。
据有关史志记载，有明一代，兰州地区共有30位本土士人撰写了71种著作，其中经学方面的有兰县徐兰《书经体要》等7种；历史方面的有兰县黄谏《帝王纪年纂要》等4种；军事方面的有兰州彭泽《西征纪事》等6种；医学方面的有兰州沈译《医方集要》等2种；农田水利、法律等方面的有兰州赵英的《修河类稿》等2种；个人诗文著作及其他方面的有42种，地方史志8种。当然，这仅仅是见于史志记载的，由于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无力刊刻印行而不传于世，而因手抄流传而散失，不为史志所记载者，为数当在不少。在被史志记载的这些著作中，除肃庄王朱楧命王府官员编纂的《金城志》、黄谏于明正统年间编纂的《兰县志》、文志贞编纂的《兰县志》、李泰在明弘治年间任兰州学正时编纂的《兰州志》，彭泽于明正德、嘉靖年间编纂的《兰州志》，王德成致仕后辑其父王化遗稿而编成的《兰州志》已损毁不存外，其余大多较为完好地保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