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云章
应该说，我与高良佐著《孙中山先生传》有些缘分。45年前，我当了中外知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陈锡祺教授的研究生，陈师要求我多读书，在给我开的一长串需读参考书目中，就有这部传记。我好不容易从中山大学旧书库中找到了这个孤本，读后颇有所获。我向陈师汇报了读后感，那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举批判资产阶级之时，陈师刚经历过“拔白旗”的批判，但他仍然对我说：“很好！这部书确是写得较扎实，有特色，值得一读。”本着这一深刻印象。我于上世纪90年代参与主编《孙中山辞典》（199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就约请存有此书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一位先生撰写此书的介绍条目，列入该辞典的《孙中山研究论著、史料汇编简介》中。再过10年，同窗老友刘纬武先生转赠我一本刚翻印出版的此书；不久纬武又介绍我与此书著者的贤嗣高宁人先生见面。高先生向我介绍了其父长期孜孜于从事国民党史和孙中山研究的艰苦阅历。高宁人先生又从上海到广州，告以此书将再版，望我写一篇“序”。面对前辈硕著，岂敢言“序”，但作为与此书长期结缘的热心读者，写点读后感，却也情不可却，义不容辞。
这部孙中山传记之所以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孙传联翩纷出之后，仍然令人注目，仍须再版以飨读者，主要是因为它具有至今还值得回味的如下特色。
首先，著者虽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也较好地理解到时代潮流、社会环境和伟人言行的互动关系。此书的第一章就明确表述，孙中山之出现是“因为时会之所以转移，潮流之所激荡，自然会诞生出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做新时代的开创者”；孙中山之所以适应时代潮流和人群需要，决心改变现状，改造中国，是“他到处静默地观察，便发生了改造中国的宏愿，终究因他所处的环境发展了他领袖的精神……他这种救国救民族的志愿，潜伏在他的意识之内，有一种压力似的逼迫着他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前进”。而当他成为一位革命开创者之后，又以他的非凡智慧和能力，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这种正确的治史观，贯串于全书之中。基于此，著者没有囿于党派之见，谈论孙中山言行的上述特点时，毫无忌惮地引述马克思、列宁的类似情况作比照。
其次，著者本着他自定的治史须“根据事实。加以论述”和“实录直书”的原则，在撰著此书前，利用其先后师事研究国民党和孙中山历史多年并卓有成就的邵元）中、黄季陆先生，以及著者在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长期工作的条件，广泛地阅读了有关孙中山的已刊和未刊的史料；对不清楚之处，还请人作了实地调查：对一些问题还做了认真考证。如此辛勤笔耕，历时20年。其写作提纲亦广泛征求同行意见，数易其稿。写作时，又对所搜集整理的大量史料，结合与孙中山有关的一些人的论述，多加比较研究、核实利用。这就是使得这部传记与同时期出版的其他孙传相比较，显得立论有据，比较扎实，内容也较为丰富。
再次，由于著者对孙中山抱有无限崇敬的心情，而又作了长期研究，因而这本传记写得比较系统，其中不少精到论述，特别是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轫和早期思想的演进，写得较细致，而且很富感情，基本上勾画出了孙中山的言行特点和早期形象。而著者的生动、平实的笔调，又增添了此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诚然，孙中山研究是不断深入、发展的。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各类档案、报刊资料的大量发掘与整理，与孙中山有关的人物、事件的各种结集陆续有出版，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推陈出新，因而使孙中山的文集、年谱、传记、论文以及各种资料结集纷纷问世，有如百花竞艳、各极其致，真是日新月异，美不胜收。于此回眸前此有关著作，自必有其时代局限和缺陷。又由于此书是在许多中外重要史料尚未充分发掘的情况下撰写的，因而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人际关系，缺乏更完整、更清晰、更准确的论述，孙中山的形象和内心世界也就展现得不够完整。此书由于种种具体原因未能将立论的史料标明出处。又使这些立论不够明白和有力。著者对孙中山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但孙中山是人而不是神，在那样错综复杂、诡谲多变的情势下，有其缺点和错误自是难免，但此书极少指出，更欠剖析。尽管如此，此书诞生于战乱年代，能写得如此有特色，历久而未衰，迄今在孙中山研究学术史上仍保有一席地位，确是难能可贵。现此书在久已绝版很难找到一阅的情况下将予再版，对读者自是一件乐见幸事。
2005年6月于中山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