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奇异的时代终于到临了。在德彰公去后的一年。他所招募的第二批移民又要出发了，他们雇定的一只二千吨的轮船“格兰诺去”号，已在澳门停泊着准备启行。在这急迫的时候，是孙先生能否出洋的一次重要关头。这倒像有神的启示一样，在这时候。孙先生的母亲杨太夫人，忽然想起了她的大儿子在海外的一切。在她慈爱的怀念中，她决定要到檀香山去看一看她大儿子的一番盛况。才能安慰了她老人的心。孙先生抓到了这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很有理由地要求他母亲带他同去，达成公是没有话可以阻止了，这久抱宏愿的孙先生，因此开始离开了故乡，走出了国门，而远涉重洋了。
这是民国纪元前三十四年（公历1878年）的事情。时正当孙先生十三岁的时候，他从水道到澳门；这是他父亲早年旅居的地方。他见到繁荣的景象，淫佚的气氛，虽然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但他从天才的感悟和经训的涵养，他便和他父亲一样地厌恶这一切的一切，他竟不愿上岸去观望，就径自走上了“格兰诺去”轮船。
这是他第一回的离家；在这汪洋万顷的大海上，尤其是见所未见；浩荡的沧海，蔚蓝的天空，海水与天空相连，茫茫地一望无边。轮船很快地开行，冲起了白沫的浪花，那浪花冲到船上所发出的回声，像巨兽的雄吼，和着海风声中不断地传送，这伟大的景象，更扩展了他的胸襟，他对于未来的热望，像这轮船鼓着轮子一样地不断地前进。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一个人从小在黝暗辽远的地方长大成人，忽然一天给人家带到了高空中去看日出。他该怎样地惊奇！他的感觉像婴孩般自由、无染。他的智慧却像成人般的成熟，孙先生就有这样的情形。他在这航行生活中，那船上精巧的机械和奇异的汽涡，自然引起了他的注视和探索的兴趣；但使他感触最深的，便是船上的铁梁；这是横贯着船的两边，使它更加坚固的。在他看起来，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他想这么重的一个梁，要多少人才可以把它装配好？他又想到发明铁梁的天才，和应用机械的方法，都表现了外国人的聪明，他立刻觉得中国像一只停摆的钟，应当亟待修理，而使这只钟适时地走动。他虽还没有看到我们本国长城的伟大，古代工程的奇伟，所以惊异这几个铁梁，但是他在幼年的脑海里，已经深深地觉得中国文化停滞状态，正需要新的推动的机枢，因此那船上几个平常的铁梁，也不能避掉他的注意，他的感觉是怎样的锐敏啊！
但是第二个奇异的印象，又触动了他的感觉，这就是海葬水手的一回事情。这一天有一个船上的水手，忽然病死了。在他的尸体刚冷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他缝在一只很粗的帆布袋里，放在甲板上，再把铁塞在里头，以增加它的分量，又用一面颜色鲜明的旗包着这布袋。丧钟响了，船主从一本小书中读了几句，怦然一声，水花四散，这水手的遗体已到海中去了。
他那时因为不知道船主所诵读的是《圣经》，又因为不能说英语，不知道这是一种英国的风俗。他看见他们对于死者这样的残忍，心里很觉得反对。这船主有什么权力可以把尸体抛入大海中呢，他这样地在暗想。依照他的礼教观念看起来，这样的对于死者轻忽，是有渎神明的，是野蛮的葬仪。他开始发现外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道德观念，而外国人是这样的残忍而野蛮，他觉得他将要到一个与中国礼教不同的地方去了，在满怀的希望中，不免有些惘然了。
船上满载了中国侨民，但是在他们的中间，找不着一个亲密的朋友，他只有和慈爱的母亲讲话。可是严重的教训压在他的心头，他老是不断地独自思索着。他从奇巧的机械的应用上，赞叹外国人的好处。但以传统的道德观念来判断，他又反对外国人的残忍野蛮，这样矛盾复杂的思潮，充满了他幼小的脑海里，他那时不想有一个具体的解答，他想在未来的实际事物的研究中，必定能够发现一个真理的。在这二十余天的航海行程中，他除了陪着母亲浏览着海洋的风景，或者在甲板上玩耍以外，他大部分的思想，就浸润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中了。
太平洋上的大小岛屿，星罗棋布，一个个都好似在欢迎着轮船的开来，从船上远望，都可以隐约地映到眼帘。帝国主义的列强，为要拓展他们的势力，正在这许多岛屿上将出演好看的把戏；火药的气味，已经蕴藏在海水的波浪中。但一个刚从村塾中走出来的少年，他没有地理的知识，不了解世界的形势，他的注意力所及的，只在他所处的轮船上，这是因为他的年龄和知识所限，谁都能料想的，然而他这一次出洋，是他一生历史转变的起点，是无可疑义的。据爱德华说：“游历是增加革命运动发展的一种因素，他说：纽约人到过德国的威斯巴顿以后，就要批评本地的萨剌拓加的瀑泉。德国人见过纽约城的夜景，对于柏林夜间的幽暗，便表示不满。美国的国会议员，在英国下议院诘问时间（Question Hour）旁听以后，便开始对其本国政府在宪法上行政部与立法部的分离，表示怀疑。英国人在美国的平等社会中经历了以后，一定失掉他的几分对上议院的尊严。因为一个社会的制度在远处看，或在另一民族当中看，总有些不同的。”The Nation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Chap。Ⅲ）这是很对的，一个人走出了自己的国门，回顾本国的情形，总是有很多感触的，况且那时满清政府的一切设施，在孙先生早有不满意的感觉，所以一到外洋以后。当然更增加他革命的决心，岂止是一些轻微的批评概念。此后孙先生在太平洋往来的次数，不知有多少，简直是从游历而变为漂泊，他自己说过：约计每二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以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遍。但是他伟大的抱负，就在这生涯中展开。中外历史上因游历而影响他的事业和思想传播的例子很多，就以近代论，法国哲学福禄特耳的游历，在法国革命前政治思想的发展。是有显著的影响。卢梭的《忏悔录》是在英国著作的。俄国人在1917年大革命前一世纪，革命党领袖，也都是足迹遍全球。列宁当未执政前几月还侨寓在瑞士；同时托洛斯基的通讯处是美国的布隆克斯。五十年前，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游踪，也踏遍了全欧。就拿马克思来说吧，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生活，就完全消耗在亡命里面，时而甲国，时而乙国。所以伟大人物的造成，绝不是偶然的，但他们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极曲折的生活中磨炼出来，尤其是像流荡的游历生活，对他们都是很有益的。因此，孙先生这一次出国，在他生活史上是最重要的一页。他此后每一次走过太平洋，遥望着黯淡衰落的祖国，和虎视鹰瞵的列强。我们相信，一定有每一次不同的感觉，他伟大的抱负，革命的志愿，也许在这太平洋上几次往还中更坚决而确定起来的，但这一个初次见面的印象，当然永留在他的脑海里，这是他伟大生活发轫的纪念！
轮船直向南方开行，很迅速地前进，孙先生伟大的经历。也开始勇猛地进展。他到达檀香山的时间，大约是在纪元前三十四年五月，正是广东初夏的季节，但那边已在酷热盛暑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