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T。P。墨菲/文王中强/译杨晓霖/校
引言
在《小说面面观》中，E。M。福斯特提出了著名的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的人物分类理论。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划分之所以著称，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对于原本难以解释的东西作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即读者倾向于接受和信任原本让人感到非常可疑的人物，例如奥斯汀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那位养尊处优的伯特伦夫人。福斯特提出，这段与伯特伦夫人相关的话语帮助她实现了从扁形人物向圆形人物的转变。然而，除了这位英国小说家提出的这个观点之外，另一种不同的观点更能自圆其说。实际上，这个不同解释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有助于我们探明小说话语中还没得到应有重视和充分研究的一个层面，即存在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的“等值关系”（Leech and Short，320）。本文旨在阐明这样一个论点，即福斯特为了论证小说中存在圆形和扁形人物之分所引用的这段话，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意义重大的修辞策略的一半；这个修辞策略就是叙事者刻意提升并在修辞上升华了人物话语的冲击力。我希望证明，这种提升效果和与其恰好相反的修辞效果——即对人物话语的刻意贬低或拙劣模仿，在许多小说中（尤其是简·奥斯汀本人的小说）相互映衬，比比皆是；这是奥斯汀的拿手好戏之一，而这一点却被福斯特明确地否认了。作为本文分析的结果，我得出的结论是：福斯特强调人物的“圆形性”，其实是误读了关于伯特伦夫人的这段话的真实意义。在对这一场景进行解读时，这位英国小说家（福斯特——译者注）遮蔽了一些让小说读者更感兴趣的东西。本文下面将试图拨开这团迷雾，把这些东西阐释清楚。
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的区别
1927年春季，福斯特接受邀请，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持一年一度的克拉克讲座，在那里他做了一系列讲演。在讲演中，这位英国小说家认为小说人物可以分为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对于福斯特而言，扁形人物，从其极简极纯的形态来看，是“围绕着一个单一化观念或性格塑造的”小说人物，真正的扁形人物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他将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麦考伯夫人作为扁形人物的一个例子，这位扁形人物反复说着“我不会抛弃麦考伯先生”（Forster，73）。在福斯特看来，扁形人物就是17世纪的“滑稽人物”（humours），或者现在所谓的“类型人物”或“漫画式人物”（73）。与此相对照，圆形人物是“必能在令人信服的方式下给人以新奇感”的人物（80）。言下之意是，圆形人物更加复杂，也更能代表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经常说的“普通人脑海中深刻和复杂的东西”（75-80）。扁形人物虽然缺乏深刻性和多面性，但他们却不应该被排除在小说之外。事实上，在福斯特看来，扁形人物也有其特定的优势。他们“易于辨认”，“便于记忆”；一本构思复杂的小说需要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出入其间，两者相互衬托（74-75）。尽管如此，扁形人物不像“圆形人物那样作用巨大”，他们“在实现喜剧效果时最有用”（77）。在对从扁形人物过渡到圆形人物这个问题进行论述时，福斯特集中笔墨分析了奥斯汀笔下的伯特伦夫人这个有点让人难以信服的例子。实际上，福斯特对伯特伦夫人进行评论的意图是为了圆满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奥斯汀笔下的人物每次登场都给我们带来一种微微新鲜的愉悦感？而狄更斯的人物带给我们的却仅仅是重复的乐趣？为什么她笔下的这些人物在对话中结合得如此自然，相互衔接却不留痕迹，丝毫没有做作之感？答案可能有以下几个：抑或是因为她与狄更斯不同，她是位真正的艺术家；抑或是因为她从来不屈尊使用漫画式人物；等等。但最好的回答是：尽管与狄更斯笔下的人物相比微不足道，但奥斯汀的人物组织得更严密周到”（79，黑体文字为作者的强调）。在福斯特看来，伯特伦夫人是圆形人物，因为“（奥斯汀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是圆形的，或者说具有圆形的潜势”（78）。尽管如此，福斯特认为，在整篇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里，伯特伦夫人是个绝对的扁形人物。在大部分时间里，她看起来“就如同她的狗一样简单”（78）。如其他扁形人物一样，伯特伦夫人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总结：“我很友好，但是绝不想劳烦。”（78）他接着论述道：
但在小说的结尾，灾难发生了。她的两个女儿都遭受不幸，在奥斯汀的世界里，那是最糟糕的不幸，远比拿破仑战争更不幸：朱丽叶私奔了；玛利亚的婚姻不幸福，也和她的情人跑了。伯特伦夫人的反应是什么？小说中，描写伯特伦夫人反应的句子很重要：“伯特伦夫人没有深刻的思考，但是在汤姆斯爵士的引导下，她对所有的重点都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因此，她看到了眼前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严重性，但她自己也不想，也不让范妮开导她，让她别净去想那些不名誉、不光彩的事情。”
这是很强硬的措辞，这样的措辞过去常常使我担心简·奥斯汀的道德感是不是失去了控制。对于罪愆之事和暗昧有伤风化之事，她自己可以（当然她也这样做了）抨击斥诉，适时引发埃德蒙多和范妮各自内心深处的苦恼，但是她有权让平静如水、慢条斯理的伯特伦夫人大动肝火吗？这难道不像让一只哈巴狗披上三张脸，然后让它看守地狱之门吗？难道她不应该保持她的贵妇形象，在沙发上正襟危坐，平静地说：“朱丽叶和玛利亚这些烦心的事儿，真是糟透了，让人伤透了脑筋。可是，范妮又去了哪儿？我又跳了一针？”（78）
这确实是很强硬的措辞，而我认为福斯特的观点并没有对此作出最佳解释，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解读在两个可能的选择中（即《曼斯菲尔德庄园》这本小说里的叙事者实际所说的话与福斯特为证明“伯特伦夫人是扁形人物”而为其塑造的形象），只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选择，即仅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仿拟伯特伦夫人直接引语行为（即“我很友好，但是绝不想劳烦”这句话——译者注）的例子。但在福斯特想象出来的这个例子中，有些东西缺失了。我认为缺失的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汤姆斯·伯特伦爵士和范妮·普莱斯之间的直接引语对话。然而，无论在《曼斯菲尔德庄园》叙事者的讲述中，还是在福斯特提出的替换式直接引语，这位两位人物的插入性直接引语对话都没有出现。因此，福斯特那番高论产生的总体效果是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开，使其不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通过伯特伦夫人和其他两个人物进行直接引语对话这个形式，奥斯汀能否真让伯特伦夫人这个扁形人物向“圆形性”迈进一步。此外，福斯特看似风趣的解读也产生了另一个“效果”，即叙事者如何高超地使用“受监控话语”达到某种非同凡响的效果这个问题因此游离在了批评兴趣之外；这里的“受监控话语”是对伯特伦夫人对话中的典型性格起到提升作用的一种话语解述。这一点确实很遗憾，因为叙述者对“受监控的话语”的使用恰好可以用来解释福斯特先前的疑惑：《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这个时刻，使用受监控话语来代替直接引语，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福斯特觉得发生了一些令人不解的东西。
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正统概念
在经典著作《小说文体学》中，杰弗雷·里奇和迈克尔·肖特提出：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最基本的语义区别是：当一个人使用直接引语来转述别人所说的话时，他是逐字逐句地引用；而在间接引语中，他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别人所说的话。（318）他们提供了如下两个例子：
（1）He said，“I’ll come back here to see you again tomorrow。”
（2）He said that he would return there to see her the following day。（319）
对于这两位文体学家来说，以上两个不同说法的主要区别是在语法形式上，如去掉间接引语两边的引号，加上从属连词that，改变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将动词时态向后回推到主句的时态以及改变动词的方向等（319）。当然在另一层面上，正如肖特和里奇所说，当叙事者使用间接引语时，“产生的效果是……，报道者作为阐释者来报道他人对话，而不是逐字逐句原封不动地把别人的话再说一遍”（320）。因此，正如两位作者看到的那样，间接引语式的报道更为复杂。“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的不同意味着我们不能把话语的不同再现方式仅仅看作同一命题在句法上的变体。他们之间的‘等值’关系本质上是相当弱的。”（320-321）里奇和肖特还分析了他们所提出的术语——“言语行为的叙事转述”（narrative report of speech acts），他们认为通过这种转述形式，一种“比间接引语更间接的话语从形式上获得了可能性”（323）。在里奇和肖特看来，“这后一种形式（即言语行为的叙事转述——译者注）只需通过转述已经发生的言语行为（或多个言语行为）就能实现。在这种形式里，叙事者不必承担毫无偏差地传达人物话语内容的义务，更无须精确按照人物话语的遣词造句来转述”（323），虽然读者“在阅读中遇到一连串间接引语语流时，不可能自动将其还原成直接引语里的原话”（320）。当然，这也无关宏旨：对于里奇和肖特来说，“言语行为的叙事转述”的适用范围相对较窄——“（这种形式）适用于概述对话中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旁枝末节，比如在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中：‘达西先生从餐具间走出来，脖子裹得严严实实，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用一种悔过的口气向他们谈起自己感冒的经过。大家都给他出主意……’。达西先生……走出来……’和‘向他们谈自己感冒的经过’帮助我们看清了言语行为转述的真实情形。这个言语行为的转述方式使我们得以将它和其他行动等量齐观。”（324）于是，里奇和肖特得出结论，提出可以把这类转述话语的解述理解为一种行动方式（form of action），而不是话语。这样，这个话题就得到了有效解决。
尽管里奇和肖特表示对“言语等值”问题感兴趣，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成为他们主要的研究领域。而且，许多研究者——虽然不是全部——都对这个话题刻意保持沉默，他们跟随里奇和肖特，认为“等值”关系不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Finch and Brown；Fludernik；Wales；Sotirova；Gunn）。对于等值关系研究缺乏兴趣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等值关系”并不真正存在。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就是这一流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虚构作品中，自由间接转述背后不存在“本源的”直接引语。对这位批评家来说，“被假定从某个‘本源的’话语‘衍生出来’的那些言词话语（即间接引语——译者注）实际上并不是以某个‘本源’版本为基础的二手改写版本，其实这些言词话语自身就是本源，因为不管是阅读所谓‘衍生出来’的言词话语，还是倾听‘人物亲口说出的话语’（即直接引语——译者注），通过这两种方式读者获得了等量的信息”（McHale，256）。与这种通行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等值关系”确实存在。但是，这种等值关系并不体现在麦克黑尔所谓的虚无缥缈的“本源”中，而是体现在它能帮助特定读者使用受监控话语来设计自己对直接引语的解述。这些解述，包括福斯特提出对那位绝对“扁形人物”伯特伦夫人进行论证的那个直接引语解述的例子，都可以作为特定读者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形成自己对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的“等值关系”的例证。
受监控话语的用途
术语“受监控话语”指的是叙事者出于任何修辞或个人语言特色考虑对小说中某个具体人物的话语进行的转述或解述，它不是一字一句地直接引用小说里的某个人物的实际口述之语。正如肖特和里奇所说的，当叙事者使用间接引语的时候，“产生的效果是……，报道者作为阐释者来报道他人对话，而不是逐字逐句原封不动地把别人的话再说一遍”（320）。但是，与里奇和肖特所言相反的是，在一些琐碎而无关宏旨的句子中，叙事者对特定人物话语的解述或监控，很少以一一对应的形式出现。而且，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要提出在叙事话语中与受监控话语相关的几个最有趣的例子几乎都不能还原成这样两个句子：其中第一句用来代表人物的话语，第二句用来通过叙事者的个人语言特色再现这个“中立”或者“客观”的话语，并在语法如时态、人称、视角上根据第一句作出相应的调整。
事实上，受监控话语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我们识解两个或者多个人物之间不等值的信息关系。因此，受监控话语的最不明显，但也许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它有意压制了话语交流的个性本质（参照Leech＆Short，328）。使用监控话语，叙事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人语言来过滤特定人物的话语形式。这样，叙事者可以跳开特定人物，直接包揽话语传达，潜在压制了那些让特定人物听起来与众不同的话语出现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受监控话语赋予了叙事者一种选择权，可以提升或降低那个人物的典型话语形式，使他（她）趋向或偏离小说占主导地位的言语或思想。这样，受监控话语就在人物的直接措辞和叙事者带有倾向性和选择性的话语监控之间制造出复杂的语义关系。毫无疑问，对受监控话语的有选择性的使用，读者反应不一，虽然大部分读者有可能接受叙事者所提供的个人语言风格和意识形态框架（Gunn；Mcintire）。叙事者在使用受监控话语过程中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将想象出来的这个直接引语场景的一个过滤后的版本呈现给读者。这样一来，使用受监控话语产生的一个主要的效果就是有一个或多个人物从对话场景中被暂时移除。结果，在那些通过受监控话语形式表现出来的话语场景中，读者不可能完全重构主要参与者的原话以及他（她）在对话中所起的作用。
在某个特定的对话场景内，在叙事者对不同引语风格的混合使用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最简单的受监控话语形式。一般来说，这种言语引述风格的混合使用往往采用这样一种形式，即叙事者首先对第一个人物的话语进行直接引述，接着对第二个人物的话语采用受监控话语模式进行转述。在这类例子中，叙事者要求对两个人物的话语进行不等值处理。在某些情况下，这就意味着第一个人物的直接引述话语相对于随后的受监控话语发生了信息降级变化。在韩礼德提出的关于已知信息和新信息的术语中，信息降级指的是一个人物话语形式被迫失去其新信息性的过程（Halliday，296-298；Beaugrande and Dressler，171-178）。例如，在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中，扒手“闪得快”（Artful Dodger；音译为阿特福尔·道奇——译者注）对他掌握的江湖黑话“beak”这个知识的卖弄（仅仅作为罕见用语的一个例子）就是被叙事者紧接其后使用的受监控话语降了级。
“走了七天，”小绅士叫了起来，“喔，我知道了，是铁嘴的命令吧？不过，”他见奥立弗显出迷惑不解的神色，便又接着说，“我的好伙——计，恐怕你还不知道铁嘴是怎么回事吧。”
奥立弗温驯地回答，他早就听说有人管鸟的嘴巴叫铁嘴。（62；黑体部分为作者的强调）
在这个场景中，扒手“闪得快”具备奥立弗·特维斯特所不具备的词汇知识。然而，因为使用黑话被排除在了大众化的通俗英语之外，所以，对于小奥立弗来说，不了解“beak”黑话中的含义并不意味着他在对话上的失败。既然使用这个黑话违反了格莱斯的清晰准则（maxim of clarity；合作原则中的准则之一——译者注），那么，从叙事本身所使用的个人语言和意识形态出发，受监控话语的使用间接唤起读者注意到这句话在表达上的偏差。通过这种方式，受监控话语一来起到了维护奥立弗的尊严的作用，二来也表明了对这个词汇的无知丝毫不能说明小说主人公在其他方面或总体方面的失败。当然，受监控话语有时候也可以用来产生相反的效果。在狄更斯早期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叙事者监控了另一位人物的话语，但没有监控奥立弗·特维斯特：
“先生，你是不是要买一口棺材？”奥立弗天真地问。
一听这话，慈善学校学生立刻现出一副狰狞可怕的样子，宣称倘若奥立弗以这种方式和上司开玩笑的话，过不了多久就需要一口棺材了。（43，黑体部分为作者的强调）
在对话中，诺亚·克莱博尔（Noah Claypole）对奥立弗天真地说出来的“棺材”这个词不由分说地曲解，恰好暴露了这个慈善学校男孩的妄想狂个性和报复狂心理。诺亚把它理解成为了奥立弗打着玩笑的幌子对自己进行的威胁，而事实上，对于奥立弗——这个索尔伯利先生天真无邪的新员工而言，这真的只是个问题而已。在这个例子中，克莱博尔在受监控后没有意识到“棺材”这个词的普通意义，这是对他的词汇知识和社会知识的贬低。
使用受监控话语来提升人物的话语，时常与恭维和赞扬关系密切、如影随形。赞扬别人是礼貌的表现：受到赞扬的人物看来不错，但是，为了使自己看上去不那么自负，受到赞扬的人总免不了要谦虚推脱一番。因此，叙事者怎样转述受赞扬人物对赞誉之词的反应常常是个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基于这个原因，叙事者有时会在展现一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的赞扬和这个被称赞人物对赞语的反应时，不使用直接引语，而使用受监控话语。在乔伊斯的《死者》中，当弗雷狄·马林称赞朱莉娅姨妈声音好听的时候，叙事者就使用了受监控话语来展示她的回应：
“我刚才还在对我母亲说，”他说，“我从没听见您唱得这么好，从没有听见过。没有，我从没听见您的嗓子像今天晚上这样好。好！现在您信吗？是真的。我敢用名誉担保，是真的。我从没听见您的嗓子那么清亮，那么……那么优美和清亮，从没听见过。”
朱莉娅姨妈把自己的手从他手中抽回来，大方地笑了笑，轻轻说了些不敢当的话。布朗先生把手向她伸过去，手心摊开，用一种演出主持人向听众介绍一个天才演员的架势对近旁的人说：
“朱莉娅·莫坎小姐，我最新的发现！”（220-221，黑体部分为作者的强调）
在这段话中，叙事者使用了受监控话语来提升朱莉娅姨妈相对于弗雷狄·马林、布朗先生间关系的地位。换言之，叙事者提升了使用受监控话语形式转述话语的这个人物，而牺牲了用直接引语转述话语的另一个人物。受监控的话语还可以避开无聊、枯燥的对话对人物造成的影响，不让人物因此变得低俗不堪。以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四支舞跳完了，加布里埃尔走开去，来到远处一个屋角里，弗雷狄·马林的母亲在那儿坐着。她是一位矮胖、虚弱的白头发老太太。她的嗓音跟她儿子的一样，有点儿发噎，所以她稍微有些口吃。人家已经告诉她弗雷狄来了，说他差不多是完全正常的。加布里埃尔问她渡海峡时情况怎样。她跟她出嫁的女儿住在格拉斯哥，每年来都柏林玩一趟。她温和地回答说，她渡海峡时平稳极了，船长对她非常照顾。她还谈起她的女儿在格拉斯哥住的房子多漂亮，谈起他们那儿所有的朋友们。当她在唠唠叨叨地说的时候，加布里埃尔在力图把他和艾弗丝小姐的一场不愉快的片断从头脑里清除掉。这个女孩，或者说女人，不管她是什么吧，当然是个热心人，可是说话做事总得看个时候才对。（216-227；黑体部分为作者的强调）
为了能够让加布里埃尔静思他和艾弗丝小姐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叙事者通过监控弗雷狄·马林母亲的话语使加布里埃尔从对话交际中脱身而出。如果叙事者把母亲的话直接说出来，加布里埃尔就会给人心不在焉和漠不关心的印象，他就成为对别人的话充耳不闻，只关心自己难处的无礼之人。在压抑加布里埃尔本人在对话中所起的作用的过程中，乔伊斯牺牲了马林的母亲，却维护了加布里埃尔的尊严。
当然，在转述话语时，受监控话语往往会“失真走样”，就读者而言，受监控话语的这种走样变形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使然。比如，乔伊斯的短篇小说包含了以下对话交际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叙事者转述了狂热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艾弗丝小姐对加布里埃尔评论文章的赞扬：
等他俩又到了一块儿，她谈起大学的问题，于是加布里埃尔感到自在多了。她的一位朋友把他评勃朗宁诗歌的文章拿给她看。她就是这样发现这个秘密的：但是她非常喜欢这篇评论。
后来她突然说：
“噢，康罗伊先生，您今年夏天到阿兰岛（阿兰岛：爱尔兰岛东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小岛名）来做次短途旅行好吗？我们要在那儿住整整一个月。去大西洋里呆一呆可真美呢。您一定要来。克兰西先生要来的，还有基尔肯尼和凯斯林·卡尼。格莉塔也准会觉得美极了，如果她来的话。她是康诺特人（康诺特：爱尔兰的一个省）吧，是吗？”
“她老家在那儿，”加布里埃尔简略地回答。（215；黑体部分为作者的强调）
在这段话中，叙事者一开始使用受监控话语转述了艾弗丝小姐听起来非常友好善意的话语，然而，接下来当艾弗丝小姐向加布里埃尔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她的邀请夏天去爱尔兰西部的阿兰岛（Aran Isles）度假时，叙事者却改用了直接引语。这里对话语进行监控的目的是使加布里埃尔对艾弗丝小姐称赞的回应从对话中消失：读者只能对之加以想象。在这个例子里，叙事者对引语形式的选择是有动机的。从使用受监控话语转向使用直接引语有效地将两个人物之间的共同兴趣“背景化”了，而这种“背景化”恰恰是为了使他们之间的分歧“前景化”，或者说重新将聚光灯投射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上来。当然，有时候也可能同时对多个人物说出的话采用受监控话语的形式。在以下这个例子中，信息在明显平分秋色的情况下进行竞争，那么，对话语进行监控可以用来传达对人物言语上的羞辱这样一个信号：
“但愿我们的教会也有这么个规矩，”布朗先生坦率地说。
他听说那些修士从来不讲话，早上两点多就起床，夜里睡在自己的棺材里，感到惊讶。他问他们这么做是为什么。
“那是修士会规定的，”凯特姨妈坚决地说。（229；黑体部分为作者的强调）
在这个例子中，叙事者首先用直接引语来引出布朗先生的话。接着，有关“那些修士从来不讲话，早上两点多就起床，夜里睡在自己的棺材里”的信息被监控了。结果是，说这话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叙事者使用口语化的个人言语风格转述了布朗先生对修士们的这种习惯的质疑，而这种措辞风格与这种有教养的精准叙事话语格格不入。最后，叙事者为了呈现出凯特姨妈的回答，又回到了直接引语。这样，叙事者通过对布朗所说的话进行有意的精心监控，巧妙地凸显出布朗对天主教的浑然无知。
受监控话语和消失的人物
在《死者》里，叙事者自始至终一贯采用的策略之一就是把注意力从格雷塔·康罗伊身上引开。叙事者这么做是“蓄势待发”，为在临近小说结尾的时候向读者揭示一个惊人的秘密做铺垫：加布里埃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真正理解他的妻子。比如，使用受监控话语来表现凯特和朱莉娅之间的第一次直接对话交流，就可以作为这个宏观叙事策略的一个例证：
凯特和朱莉娅马上蹒跚地从幽暗的楼梯上走下来。她俩都吻了加布里埃尔的妻子，说她一定被冻得要死要活了吧，又问加布里埃尔是否跟她一道来了。
“我在这儿，跟邮件一样准时呢，凯特姨妈！上楼吧，我这就来，”加布里埃尔在暗处大声说。（201；黑体部分为作者的强调）
在这段话里，格雷塔·康罗伊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不仅要问，对于这两个姐姐的询问她是否作出了任何回应，或者是否使用任何身体语言予以回应呢？这一点读者不得而知。里奇和肖特在谈到叙事者将“对话当中相对不太重要的部分”处理为间接引语时，提供了以下例子：达西先生从餐具间走出来，脖子裹得严严实实，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用一种悔过的口气向他们谈起自己感冒的经过。人人都给他出主意……，（242；黑体部分为作者的强调），实际上，在这个受监控话语中，叙事者出于类似的动机采取了这种策略（将读者的注意力转移，为小说发展到后面揭示某个惊人的发现做铺垫——译者注）。在巴特尔·达西忽然和人群中的其他人说话之后，这里使用受监控的话语是用来恢复读者对他的同情。假若同样的对话通过直接引语形式表达出来，达西看来就没有通过受监控的话语表达出来那么举足轻重。事实上，受监控话语的使用是达西传递信息的要求：为了恢复他的尊严，叙事者必须缩短再现这个情形所需要的叙事时间。但是，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巴特尔·达西先生患了感冒这个事实，而是大家对他感冒了这件事情的集体反应究竟如何。这时，通过使用受监控话语，叙事者模糊了“人人”的身份。结果是，读者无从获得许多原本非常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其中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有这些：“人人都给他出的这些主意”是相互补充的还是相互矛盾的？客人们郑重其事还是虚心假意地给他出主意？而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又是：这群人当中到底是谁发的话？
每次叙事者使用受监控话语时都会涉及信息的相对流失，这就让我们急于想知道为什么小说作者总在第一时间诉诸这种技巧。为什么不使用直接引语来简单转述对话交流情况？正统的解释告诉我们，使用受监控话语只是用来传达不重要的信息，这再自然不过了。这个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无异于告诉我们叙事经济原则总会根据引语情景的要求作出恰当的调整。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于一些与这种理想的适时调整观明显相悖的话语情景又作何解释呢？让我们看看从《死者》里节录出来的这段直接引语对话：
见大家都已做好出发的准备，她便送他们来到门口，在那儿道了晚安：
“好，晚安，凯特姨妈，谢谢您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快乐的夜晚。”
“晚安，加布里埃尔，晚安，格莉塔！”
“晚安，凯特姨妈，真太感谢了。晚安，朱莉娅姨妈。”
“噢，晚安，格莉塔，我没看见你呢。”
“晚安，达西先生。晚安，奥卡拉汉小姐。”
“晚安，莫坎小姐。”
“晚安，再一次祝您晚安。”
“大家都晚安。一路平安。”
“晚安，晚安。”（243）
设想一下，如果叙事者总想避免呈现对话中那些不重要的旁枝末节，那么，上面这段话就应该被大大节略或者被统统删除。事实上，这里叙事者（颇费周折地使用直接引语呈现这么多人物互道晚安的情景——译者注）是想让读者上当，制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么多的“晚安”旨在透露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信息呢？很明显，根据信息语流的重要程度的要求进行适当调整这个观点，即直接引语总用来呈现具有内在重要性的话语，而受监控的话语只用于传递相对不太重要的信息，不能充分解释叙事者为什么作出某些重要的文体选择这个问题。要对受监控话语和直接引语之间、相对不重要的引语和高度重要的引语之间的转换问题进行研究，必须将整个叙事话语的总体目标作为研究的重要依据，因为作为整体的叙事话语目标有时要求叙事者通过某种形式引语的使用，给读者埋下一个伏笔，这意味着一些完全不重要的信息可能被凸显出来（即使是暂时性的），而关键信息却被模糊化了。
与里奇和肖特提出的“相对不太重要信息”这种解释不同，本文正在阐释的观点是：在达西先生出现的那个场景里，受监控话语是用来为读者埋下伏笔的。使用受监控话语的第一个效果是轻微提升达西先生的粗言俗语，第二个效果是让格雷塔·康罗伊消失。为什么叙事者在这里使用受监控的话语来实现双重效果呢？叙事者在受监控话语和直接引语之间，倾向于使用受监控话语的原因是：如果叙事者允许达西先生直接讨论感冒，那么格雷塔就得用言语回应，这不仅使达西显得有些冗长无味，而且读者的注意力也不可避免地会吸引到格雷塔·康罗伊的情绪状态上去。很明显，叙事者不想只字不提达西感冒的事。如果只字不提的话，那么这个场景所负载的象征性价值就丧失殆尽了。此处一个看似矛盾但又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达西先生患了感冒和格雷塔对此的回应这两个信息确实至关重要——但是，叙事者却不希望读者马上对此有所察觉。实际上，当读到小说结尾处——格雷塔回到酒店后告诉加布里埃尔达西的歌声勾起了她对一个在雪夜抱病去她窗下道别，结果感染风寒，离开人世的初恋男孩的痛苦回忆时，读者才恍然大悟，发现叙事者前面所埋下的伏笔；而假如叙事者采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展现以上两个场景，读者必定将太多注意力投向达西先生和格雷塔·康罗伊，那么，读者读到结尾处体验的那种出其不意的感觉就会大打折扣。因而，此处受监控话语并没有用于转述对话中相对不重要的旁枝末节，受监控话语是让格雷塔·康罗伊消失的一种策略，《死者》的叙事者让这些看似不重要的话语通过受监控话语产生了重要的效果。
提升埃尔顿先生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他们的车几乎还没有穿过敞开的院门，接近前面的马车，她便发现自己的想法被打断，她的手突然被紧紧抓住，埃尔顿先生实际上是猛烈地向她求爱：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公开了他自认为肯定心照不宣的感情，他表达的既有希望……又有畏惧……又有崇拜……声称假如受到她的拒绝他随时准备以死殉情。不过，他以一种大胆地恭维自己的口吻说，他热烈的依恋之情、无比的爱心和空前的激情不可能任何效果都没有产生。简而言之，他下定决心，要她尽快认真地接受。（奥斯汀，引自格拉汉姆·豪克的《文体》第34页；黑体部分为作者的强调）
在《文体和文体学》一书中，格拉汉姆·豪克对关于埃尔顿的这段文字进行了解说，他提到：“在这段话里，陈述的形式是客观叙事，作为事实被陈述出来的叙事；但是，黑体部分却背离了这种事实陈述——它们是对埃尔顿所说原话的一种解述；话里话外这种带有个人习气并有悖常理的话语既不是简·奥斯汀的，也不是爱玛的，而是埃尔顿的。”（34-35）豪克对于这里所采用的受监控话语形式的分析是准确的。然而，对豪克来说，叙事者在小说的这个特定时刻使用受监控话语似乎没有明确动机。据豪克分析，叙事者原本可以不费周折地采用直接引语形式将这段话表达出来。事实上，对于黑体部分的文字，这位评论家真的推导出了他认为与原文对等的直接引语：“我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向你表白，”埃尔顿说：“你肯定心照不宣地明白了我对你的情感，我敢大胆地恭维我自己说，我热烈的情感不会没有效果。”（35）豪克用对等的直接引语来阐明使用受监控话语在意识形态上的含意。通过自创出一个与受监控话语等值的直接引语，豪克做到了什么？通过压制一些最让埃尔顿难为情的语句，这位文学评论家提升了埃尔顿！他只解述了埃尔顿受监控话语原话中很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向你表白，”埃尔顿说：“你肯定心照不宣地明白我对你的情感，我敢大胆地恭维我自己，我热烈的情感不会没有效果。”而这段话中通过多次使用省略号表达出来的那些并非无关宏旨的重要信息，如“公开了他自认为肯定心照不宣的感情，他表达的既有希望……又有畏惧……又有崇拜……声称假如受到她的拒绝他随时准备以死殉情……无比的爱心和空前的激情”等却被压制了。那么，从这个看似钻牛角尖的对照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对于我来说，这给了我们一种启示，那就是在这位评论家（指豪克——译者注）看来，对自由间接引语文体的正统解释与对叙事者受监控话语行为的认可是密切相关的。在上面讨论的这段话里，受监控话语的使用起到了提升（尽管有嘲讽之意）埃尔顿先生噼里啪啦那一大串口无遮拦、有失体面的言语交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豪克自己作出的直接引语解述折射出了叙事者自己对埃尔顿先生发表的言论的讽刺性提升——只是与叙事者相比，豪克更进一步地挽回了这位醉意朦胧的绅士的体面和名誉。
豪克的直接引语解述听起来比《爱玛》叙事者本人对人物——埃尔顿先生更留有情面。豪克直接引语的解述恰好把让埃尔顿先生体面尽失的那部分——埃尔顿夸张自负的求婚方式以及这种将虚礼和愚蠢“兼收并蓄”的表达方式——省略掉了。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特定的对等关系例子具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特点：豪克为埃尔顿先生所说的话提供的这个直接引语实际上比原文的间接引语更短，而不是更长。然而，看来很明显的是，豪克之所以选择以信息缩略的方式用直接引语对原文进行再解述与当初小说作者之所以让小说叙事者选择受监控话语、而非直接引语，两者的理由是一致的：小说家和评论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为埃尔顿保持尊严”这个动机的驱使。换句话说，选择受监控话语而非直接引语是受了动机驱使的，通过这种选择，叙事者将挽回处于这种令人无地自容的胡搅蛮缠的场面中的埃尔顿的一点尊严。这样一来，尽管假如叙事者选择直接引语对话形式来呈现当时的场景可以制造丰富的戏剧性效果，但是，叙事者却有意放弃了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样做同时会造成另一种实际效果——埃尔顿的地位会因此被贬低，同时，爱玛本人的地位也会不可避免地被贬低。于是，这里实际上正在论证的是在《爱玛》这部小说的阶级等级框架内，就像这个例子所示，当两个人物同时出现在这个场景中，使用受监控话语的主要用途是为了保持这两个同阶层人物的尊严。埃尔顿先生的地位要求他的话语总是维持一定水平的体面和尊严，即使在他举止行为表现得相当粗鲁的时候，都要维护这种尊严。此外，小说中对爱玛自身的地位也有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种纠葛也可能让她颜面尽失。这正是豪克异乎寻常地为维护人物尊严用直接引语解述原文的受监控话语让人兴致徒增的原因所在。这位评论家的解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话语形式在帮助实现叙事者所追求的小说目标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然而，小说原文对埃尔顿先生话语采用的监控和豪克用直接引语进行的解述两者同时将爱玛在这个对话场景中的反应一股脑儿抛到了脑后。受监控话语的用途是适时地让爱玛消失，直到尴尬场面结束。当然，在福斯特他们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套用他的话就是“不像狄更斯，（奥斯汀）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她不会屈尊使用漫画化的人物，等等。”而事实上，奥斯汀恰恰屈尊使用了漫画式人物。
对哈丽叶·史密斯的降级
佩里先生曾经去戈达德太太那里诊视一个生病的孩子，纳什小姐见过他，他对纳什小姐说，昨天离开克雷顿公园时曾见到埃尔顿先生，极为惊讶地发现埃尔顿先生正在去伦敦的途中，虽然今晚是桥牌俱乐部聚会的日子，可他计划明天才回来，以前他可是一次也没有错过这种聚会。佩里先生努力劝阻他，说他是最好的桥牌手，没有他的出席大家该多么失望，竭力劝说他推迟一天行期，可是没有奏效。埃尔顿先生决意要走，说是为了一个特别的原因，他要去办个事务，任何事情都不能诱使他推迟。那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使命，他本人负担的任务是保护一件极为珍贵的物品。（奥斯汀，45）
这是一个通过使用受监控话语大幅降低人物话语新闻价值的例子。由于完全没有低一阶层的其他人物在场，叙事者对哈丽叶·史密斯的故事进行重述显得有些动机不明、指向不清和语法逻辑性不强。这段话表现出对叙事典型风格的明显降级处理——也是对哈丽叶·史密斯自己的直接引语的降级。这段文字所展示出的语篇信息自始至终具有一级信息性，这就要求读者投入较多的注意力对其进行大量连贯性重建和解读工作（Beaugrande and Dressler，141-146）。这就意味着为了理解这段文字，读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事实上，叙事者在整个受监控话语中采用了一种复制仿拟的方式再现了哈丽叶·史密斯的直接引语。这段有意思的话本身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叙事者总是避免呈现对话中相对不太重要的旁枝末节这个观点的反例。但是，《爱玛》中的叙事者为什么用了那么长的篇幅来间接转述那些被认为完全不重要的对话？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这是徒增哈丽叶·史密斯话语的新闻性的最有效方式。通过监控哈丽叶的话语，叙事者降低了她不得不传递的信息的等级，并暗示从认识论上来说这是不可靠的，实属谣言和道听途说，只是语焉不详地自说自话了一通。从这个角度来看，哈丽叶·史密斯孩子般的兴奋和无知暴露无遗；与此同时，受监控话语也维护了听她那一通话的人的尊严。再一次，这样一个场景又被凸显出来：那些听哈丽叶说话的人似乎消失了。事实上，在这个场景中，人物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叙事者似乎在暗示读者，哈丽叶·史密斯陈述的话语是在无意中被听到的，而不是在正式场合被听到的。这似乎在告诉大家，叙事者此时处于在房间的某个地方，但是又和哈丽叶离得不够近，所以听得不是那么真切。换句话说，叙事者看上去随时都有可能和其他人物一起消失。
在这个例子中，哈丽叶不确定的社会地位很容易被圈定成为制造喜剧效果的目标角色之一，而其他人物不容易落入这个圈中。正如叙事者最初告诉读者的：
哈丽叶·史密斯是个生父生母不详的私生女。几年前某人将她送进戈达德太太的学校，最近有人将她的地位从普通生提高为寄宿生。这便是她人所共知的身世。除了海伯里的几个朋友之外，她没有什么见过面的亲戚。此时，她到乡下拜访几个同窗学友后，刚刚返回。（13）
这里话语形式的不确定性也是先前那段受监控话语的一个特征。事实上，最初，对哈丽叶·史密斯身世背景的粗略描述恰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时叙事者可能放弃了对她不得不说的话的责任。从小说精英人物的立场来看，她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完全没有必要照顾她的脸面，或为她消除可能的尴尬局面而煞费苦心。这段别具一格的受监控话语没有在反思性评论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叙事者已经放弃了对哈丽叶·史密斯的整个身世经历的责任（参照Jordan，36-6；Natarajan，145）。与叙事者概述爱玛和简·菲尔法克斯的身世背景时字斟句酌的严谨措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对哈丽叶·史密斯进行介绍时叙事者采用了一种受监控话语的独特形式，即一种让读者难辨真伪的传言式话语（参照Finch and Casey）。
豪克，福斯特和受监控话语
在一篇重要论文《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叙事和对话》中，格拉汉姆·豪克为关于小说语态和责任的话题设立了有趣的立场。事实上，这位英国评论家指出小说式的话语语流让读者遇到了一系列困境，这些困境与他们正在阅读的信息的有效性相关。比如，对叙事语态和人物话语的根本划分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最终对一篇小说所“说”出来的话语负责：“小说中的问题部分是由不同语态造成的。但是，更为尖锐的问题是小说作品的不同部分占据了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层次，本体论与叙事者让他自己担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问题相关，而认识论与叙事者消失、人物的话语被简单的复制这个问题相关联。”（201）读者怎样能理解一部小说？读者怎样分辨出各种不同引语形式的相对真实性问题？或者简单地说，读者怎样确定声音和责任的问题？正如豪克所说：“在没有任何关于当时标准话语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在缺少语言学家能够接受的证据的情况下，小说的读者几乎不知不觉地给小说人物话语做了标记，如这些话语是顺其自然的还是刻意而为的，是自命不凡的还是粗俗浅薄的，或者都不是。读者能这么做是因为有文本内部关系可依。他其实没有将人物的话语和作品之外的某个标准作比较，而是把它们与作品自身内部所设定或隐含的标准作出了比较。”（215）尽管如此，福斯特对伯特伦夫人那段话语进行的“长篇累牍”的讨论足以证明区分语态和责任的任务并不轻松。然而，到目前为止，原因应该已经水落石出了。
福斯特本人处理伯特伦夫人话语得以突然提升这个难题所采取的解答方式是错误的。如狄更斯一样，奥斯汀也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她的人物有时也会“演戏”；在她的小说中，叙事者确实有理由“屈尊使用漫画式人物”。换句话说，有时叙事者在叙事中有对这个或那个人物或抱以同情、或抱以敌意的需要。这就意味着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叙事者监控了人物话语：有时候通过过度恭敬地呈现话语的方式实现，有时候又通过模仿嘲弄话语的方式实现。福斯特用来引出“扁形人物”概念的那段话被当做对话中相对不太重要的旁枝末节的例子提了出来，然而，那段话实际上是在提升养尊处优、考虑不周的伯特伦夫人，虽然略显唐突而又颇费周折。这个受监控话语的实例实现了一种高度意识形态操纵，当福斯特对此进行分析时，就如豪克遭遇到埃尔顿先生时一样，他笔下留情，对人物做了无辜推断——因为这是叙事者要求他这么做的。然而，与福斯特所暗示的信息形成对比的是，这段话最显著的不是关于伯特伦夫人这段话说了什么。相反，这里最显著的是这段话对汤姆斯爵士和范妮·普莱斯所说的话只字未提。如果我们回到小说原文的语境中，在上下文信息更充足的情况下来观察这段话，这一点就会更明显：
跟范妮讲讲那件可怕的事情，讲一讲，伤心一阵，这是伯特伦夫人仅有的一点安慰。她所能得到的全部安慰，就是有人听她说，受得了她，说过之后又能听到体贴同情的声音。并不存在其他的安慰方式。这件事没有安慰的余地。伯特伦夫人虽然考虑问题不往深处想，但是在托马斯爵士的指导下，她对所有的重大的问题还是看得准的。因此，她完全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既不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行和丑事，也不想让范妮来开导她。
作为受监控话语，这段话，尤其是把福斯特省略的部分恢复之后，变得更像是源自伯特伦夫人头脑中的一种真实自我意识行为，而非一系列受监控话语交际，而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注意的。然而，这段话之所以有效果，并不是因为伯特伦夫人因此瞬间获得了圆形人物的特性，而是因为汤姆斯爵士和范妮·普莱斯的圆形人物地位从未被怀疑过。如果你愿意，现在可以考虑一下为这段“令人惊讶”的受监控话语匹配一个字面上完全对等的替换句子，而不是模仿式的替换句子。设想一下如果《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叙事者将伯特伦夫人的转变以一系列直接引语的形式逐渐呈现出来，这样的叙事轨迹将不可避免地毁坏所有与她养尊处优、事不关己的形象相关的幻觉。反过来，正如福斯特所正确指出的，这也会使得在“小说读完之后”伯特伦夫人不能重新回到“扁形人物”当中。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段话语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但是，这段话语最好不被当做用于阐明福斯特关于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区分的例证提出，而更适合作为奥斯汀为了达到小说目的成功驾驭等值关系的例证。
（原载Narrative，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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