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发展的经过
（一）事件背景介绍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约旦为据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因过激行动，使得约旦国王胡赛因于1970年9月下令将PLO武力驱逐，由此引发了约旦内战。在被称为“黑色九月”事件的内战中，PLO成员多被杀害，剩余成员被迫转移至黎巴嫩贝鲁特。内战对PLO造成重大打击，并因此视胡赛因国王为叛徒，对其进行强烈反抗。此后，PLO中最大的派别法塔赫因对以色列斗争的失利，结成了秘密恐怖组织，即“黑色九月”。这个激进组织是由愿意为萨达姆·侯赛因而死的人所组成的民兵组织，直接受总统府管辖，而不归军队指挥。其组织头目是阿里·哈桑·萨利迈和穆罕默德·尤素福·纳杰尔。“黑色九月”声称：任何以色列人都是绝对的仇敌，任何到以色列旅游的游客都是敌人，任何搭乘以色列和美国客机的人都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霎时间，阴云密布，恐怖事件接连不断。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也成为“黑色九月”制造事端、表达诉求、扩大影响的绝佳舞台。
1972年的第20届奥运会在联邦德国的慕尼黑举办。作为希特勒起家之地，慕尼黑为此背上了法西斯的黑锅，他们努力借助奥运会摆脱纳粹主义的阴影，有节制地放松安检就是为了重塑战后德国民主国家的新形象。这为“黑色九月”的恐怖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
（二）恐怖袭击的策划与准备
1972年7月15日，“黑色九月”领导人阿布·达乌德、阿布·伊亚德与阿布·穆罕默德在罗马一家咖啡馆会面，看到一份阿拉伯文报纸说巴勒斯坦青年联盟两次要求组织代表团参加慕尼黑奥运会，都被国际奥委会拒之门外，阿布·穆罕默德说：“既然他们不让我们去，我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方式去？”
两天后，达乌德就前往慕尼黑正在建设中的奥运村勘察地形。开幕式两天前的8月24日，伊亚德带着一男一女和五个一模一样的皮箱从阿尔及尔飞抵法兰克福。海关官员只打开了女士的箱子，装在里面的只有内衣。随后在一家饭店，达乌德、伊亚德等人将皮箱内的东西组装起来，原来是6支AK-47步枪和两架冲锋枪。当天达乌德就乘火车将武器运到慕尼黑，寄存在火车站，此后又运来两支AK-47和一批手榴弹。
很快，达乌德和一个到慕尼黑探亲的叙利亚女子出现在奥运村，他们谎称是一群巴西运动员的熟人，借机了解了奥运村房屋布局。当他们到达第31栋楼时，遇到以色列代表团一位褐色皮肤的姑娘，一番攀谈之后，姑娘陪他们参观了以色列代表团所住的复式套房。
“黑色九月”还从黎巴嫩难民营挑出6名巴勒斯坦青年进行训练，重点是徒手格斗。奥运会开始不久，他们两人一组，利用假护照抵达慕尼黑。当夜，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房间内，达乌德把8个绘有奥运标志的行李袋装满了子弹、手榴弹、食物和急救用品，还准备了蒙面的尼龙长袜、绳索和保持清醒的药物安非他明。21点，他们在火车站一家饭馆集中。一切准备就绪。
（三）袭击过程
8名“黑色九月”武装恐怖分子在9月5日清晨4时10分闯入慕尼黑奥运村。奥运村仅用2米高的栅栏围住，没有摄像机，没有探测器，也没有路障，门口仅有几个保安，也没有配备武器。恐怖分子假装是喝酒晚归的运动员，轻松地翻越栅栏进入了奥运村。
4点25分，恐怖分子将万能钥匙插进了康若里大街31号1号房间的门锁里，房间里共住了7名以色列运动员。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德首先发现了问题，他跳下床，试图用身体顶住渐渐被推开的门，同时提醒同伴注意并前来帮助。之后的几秒钟内，恐怖分子试图将门推开，双方使出的力气扭弯了金属门框和铰链。这使同室的另一位举重教练有时间破窗逃走。但另外四名教练被恐怖分子控制住了。随后，恐怖分子又撞开了3号房间，一名轻量级摔跤运动员贾德·祖巴里逃脱，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和举重运动员约瑟夫·鲁马努在与歹徒搏斗的过程中被枪击身亡。
凌晨5点左右，恐怖分子未能找到住在其他房间的以色列运动员，就关押着抓获的9名人质，并与赶来的警察进行谈判，他们提出了三个条件：要求释放200名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巴勒斯坦囚犯；要有架飞机，从德国出发飞往第三国；他们需要有在埃及着陆的许可证。
15个小时以后，劫持者的要求获得准许。恐怖分子挟持人质乘直升机飞往机场，准备转乘大客机飞往第三国。
他们在机场落地后，意识到德国警察已经作好了攻击准备，形势危急，就把9名以色列人质全部杀光，并引爆手榴弹炸毁了直升机。在那次灾难中，有17个人丧生，包括人质、恐怖分子和警察。
恐怖袭击事件导致奥运中断了34个小时。9月6日上午，奥运会继续进行。主办方在第20届奥运会主体育场举行了追悼会，悼念死去的以色列人。当时的德国总理勃兰特表情肃穆出席悼念仪式。圣火在体育场燃烧，8万观众默哀3分钟。
二、联邦德国政府应对恐怖袭击的措施
在恐怖分子闯入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后双方近半个小时的搏斗中，负责奥运村安全的警察只接到了有关康诺里大街31号附近“有人打闹”这一含混不清的报告。直到两个死里逃生的以色列人分别跑到韩国和意大利代表队的住处打电话报警。
凌晨5点，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弗雷德·施耐伯在睡梦中被报警电话惊醒，慌忙组织人员应对危机。
5点30分，在双方对峙当中，“黑色九月”下了最后通牒。慕尼黑警方收到了恐怖分子的英文信，他们要求在9点以前释放被以色列政府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西德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然后派三架飞机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目的地，最后期限为5日上午9点，过时便开始杀害人质。德国政府对“最后通牒”作出了反应，表示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但必须就细节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德国警方欲争取时间，为冲进31号楼营救人质作好准备。
上午9时，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第20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道默发表联合公告，宣布从9月5日下午起暂停全部比赛。
11点，以色列政府奥运村市长Walther Trger、联邦德国国家奥委会主席Willi Daume、警察局长兼第20届奥运会安全总长Manfred Schreiber、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Bruno Merk和联邦内政部长Hans-Dietrich Genscher表示愿意以自己去交换人质，但恐怖分子拒绝了这一要求，只是把截止日期延长至12时。
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电话里与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商谈了10分钟，以色列总理正式拒绝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但同意考虑将人质转移到埃及开罗再进行谈判的建议。随后，以色列总理立即命令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负责人兹维·扎米尔，让他马上飞赴德国处理这一事件。但是德国政府拒绝了以色列方面派遣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的请求，声称德国当局认为自己能独立解决此次人质事件。
下午警方又提出派13名警察沿暖气管道爬进楼的计划。但是，穿着运动服的警察刚开始拆屋顶通风口，就发现自己的动作正被电视台向全世界直播，屋里的恐怖分子也看到了直播节目，计划被迫终止。
下午2点，国际奥委会授权国际奥委会埃及籍委员艾哈迈德·图尼与恐怖分子谈判：在释放人质条件下，保证恐怖分子安全离境，并支付给他们巨额资金的提议遭到拒绝，但是谈判有效地延后了恐怖分子提出的最后答复期限，恐怖分子将其改为当晚10时许，用两架直升机将恐怖分子和人质运往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Fürstenfeldbruck）空军基地，然后转机前往埃及开罗。
警方原拟乘换机之机营救人质。当时在机场布置了5名狙击手，其中3名布置在信号塔上，1名躲藏在地面一辆维护车辆后，最后1名躲在地面的水管障碍物背后。德国方面的报告称有4到5名恐怖分子，但其实恐怖分子一共有8人。
22：30，恐怖分子到达机场，在机场中停靠了一架波音727客机，警方打开探照灯照亮现场（事后被认为光线仍不足以帮助狙击手辨认目标），恐怖分子头领伊萨前往检查飞机，而人质则继续留在直升机内。警方原计划在机组人员中混入警察协助消灭1～2名恐怖分子，但没有接受任何反恐训练的机组人员最后拒绝帮助执行并在行动开始前全部撤离了客机。当恐怖分子头领发现波音客机内没有任何机组成员时，他立即折回直升机。这时躲在水管后的一名狙击手首先开火，此时约为11时。由于狙击手们没有无线电通信装置，没有夜视装置和头盔，且人数也落后于对方，狙击行动完全失控。恐怖分子中2人被打死，1人重伤，其他恐怖分子迅速躲到直升机下方和后方，并打灭了尽可能多的机场照明设备。由于之前的错误，直升机的停机方向和位置未正确按照计划执行也造成了狙击手的视觉范围被阻挡。
由于恐惧，一名恐怖分子开始向第一架直升机内的人质开火，并让其他2名恐怖分子走出掩护。他跳出去的时候留下了一枚手榴弹。此3名恐怖分子均被狙击手射杀。但接下来的爆炸炸死了直升机内的所有人质。第二架直升机的5名人质同样在战斗中全部死亡，直升机被引爆。
直到凌晨1点30分，警方才击毙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
三、案例分析与评述
慕尼黑惨案是奥运史上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悲剧，它揭示了极端的民族宗教冲突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为后来的奥运会举办国提供了前车之鉴。作为第20届奥运会的举办国，德国政府在安全保卫和危机处理方面至少存在下列问题。
（一）麻痹大意，缺乏预警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安全管理相当松懈，以至于警察甚至没有在奥运会场出现，当时的奥运会场只有2000名毫无武装的安全官带着特殊设计的装备履行职务。有节制地放松安检是为了重塑战后德国民主国家的新形象，然而德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实际上，恐怖活动并不是不可预见的，当时的中东局势异常紧张，三次中东战争皆败的巴勒斯坦人，将劫持飞机、绑架人质、炸弹爆炸当作一种新的武器来使用，并流露出威胁奥运会安全的企图。然而德国安全部门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分析不足，忽视了恐怖主义的崛起，既未制定防止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预案，更未进行相应的演练。在奥运会举办前，39岁的德国警方心理学家乔治·西伯尔博士根据对从爱尔兰共和军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各种派别的研究，详细地设想了26种情况，多数以奥运村为背景，包括绑架、劫持人质、武器走私、劫机和遥控炸弹，甚至包括一架被瑞典右翼集团雇用的喷气飞机坠入一个拥挤的奥运会体育场。其中第21种情况就是：凌晨5点，十几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翻过奥运村围栏，闯入以色列代表团住所，杀死一两名人质，要求释放以色列狱中的同伴，并提供飞机送他们到阿拉伯国家。即使无法达到目的，他们也会把奥运会变成一场政治示威。这个预言惊人地准确，可是被主办方忽略了。
（二）信息管理失灵
在获知恐怖分子绑架以色列队员后，德国就此与以色列政府有过沟通，希望以色列接受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条件。但以色列政府素来坚持不和恐怖分子和谈，要求德国方面自行处理，甚至准备在紧急情况下派遣特种部队自行营救。于是，当时的德国政府陷入了困境。
德国安保部门试图让13名警察假扮成运动员模样，从导热管中爬入出事大楼。可惜电视台现场直播的行为，让营救半途而废。可以说，缺乏信息管理意识，是这场营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在政府信息公开普遍成为一项法定义务的今天，大部分国家的信息自由法都规定这类一经披露就会导致执行程序受到干扰的信息也不能公开。德国警方在采取行动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防范信息的过早公开，让德国政府的营救行动被恐怖分子了解得一清二楚，进一步刺激了恐怖分子要鱼死网破的意图。
在最后的武力解救阶段，德国的失败也与信息管理不灵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前警方认为只有5名恐怖分子，于是派出了5名狙击手。显然5名狙击手无法在第一时间击毙8名恐怖分子，却为恐怖分子杀害人质提供了机会，导致营救工作陷入被动。
（三）营救人员缺乏专业训练，营救计划粗陋，措施简单
当恐怖分子同意乘直升机离开奥运村，然后换乘民航客机飞往第三国后，德国警方准备在恐怖分子由直升机换乘民航客机时动手。他们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用埋伏好的狙击手进行伏击，二是安排17名警察装扮成机组人员登上民航客机，试图做最后努力。然而这两套方案都过于粗陋，计划不周，人员不精。化装成机组人员的17名警察并未受过特殊训练，心理素质极差，在距直升机抵达还有最后15分钟时闹出内讧，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无异于自杀的行动。警察们还抱怨说他们所穿的民航制服不齐整，毫无疑问会引起恐怖分子怀疑。负责现场指挥的警官让大家举手表决，17名警察一致主张放弃行动，集体撤离。
就这样，最后一线希望都落在5名狙击手身上，可惜这5名阻击手中2名来自巴伐利亚防暴警察队，另外3名是慕尼黑警察局的官员，都从未受过狙击训练，不过是喜欢在周末玩玩枪的“业余选手”。况且狙击手既没有精准的狙击步枪，又没有穿着防弹背心，也没有夜视仪和对讲机，因此，第一轮攻击中只有3名狙击手开枪，这使恐怖分子有时间躲藏起来，将9名人质全部射杀。
慕尼黑惨案深刻地揭示了传统的治安管理手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反击现代恐怖主义活动的需要。在事发当月的26日，德国成立了反恐特警队。此后，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反恐特种部队，对恐怖活动的应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四、思考与讨论
1.慕尼黑奥运会的安全保卫措施存在哪些问题？
2.应对恐怖袭击与普通的治安应急管理有什么不同？
3.简述建立专业反恐队伍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