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77年，邓小平在复出后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这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在大会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邓小平更是自告奋勇提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他说：“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用诗人的语言宣告：“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此后，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复查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广大知识分子解脱精神枷锁。
在甘肃省委的高度重视下，1978年盛彤笙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政治名誉和科研一级工资待遇；中国科学院恢复了他的学部委员职务。1984年，中国农科院兰州兽研所党委全面认真地对盛彤笙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复查，如关于他在德国参加留德同学会、关于参加国民党、关于兽医学院与“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合作进行兽疫防治、关于成立“国立兽医学院应变委员会”、关于参与签名“反共宣言”等问题，在1949年以后多次受到审查，使他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精神上的压抑实在无以言表。他对兽研所党委的复查结论几乎字斟句酌，写了大量的补充材料和说明，以期还历史本来面目。最后，兰州兽研所党委在反复征求本人意见后，作出了如下结论：
“盛彤笙同志在1930至1933年在南京和上海上大学期间，曾多次掩护过我党地下党员，在德国留学期间，曾参加我党外围组织，并经常用结余经费，捐赠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为抗日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解放后，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忠诚、热心于党的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经所党委会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会议讨论决定：盛彤笙同志历史清楚，以上问题，属一般性历史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盛彤笙同志进行群众‘专政’、抄家、丑化、严刑逼供是错误的。对盛彤笙污蔑不实的材料全部予以销毁。对原1972年12月29日所作的‘关于盛彤笙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应予撤销”。
盛彤笙看后，在“复查结论”上郑重地写下“同意”二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上面复查的这些问题，我们在前面已叙述了事情的缘由，这些问题犹如一块巨石压在他身上整整30年，现在终于掀去，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政治帽子被摘掉了，档案中的不实材料也被清理销毁。在今天这样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很难想象这些问题对他造成的伤害，在“四人帮”肆虐的年代里，谁的档案里如果有“历史复杂”、“海外关系”这样几个字，就足以让你处于绝望的境地。阴霾终于过去，他以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兴奋，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到未来的工作中去。
在举国一致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大背景下，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盛彤笙出席了这一盛会。
开幕式当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彭真、邓颖超、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王任重、薄一波、陆定一等出席了会议，会见了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同出席大会的全体学部委员合影。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邀请参加会议的全体学部委员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座谈会，胡耀邦，万里、方毅，谷牧、宋任穷、姚依林、彭冲等同志出席座谈会。其具体情况，盛彤笙在记事本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1981年5月20日，上午10时，中央书记处接见，胡耀邦同志讲话。他认为这次大会选出新的领导机构是我国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在介绍了全国形势后，谈到党中央对科学家的两点期望：第一，深入生产实际找任务；第二，以主人翁的姿态干工作。宋任穷在座谈会上发言，强调科学教育工作要从幼儿和儿童教育做起，这是我们科学事业发展的基础。姚依林在发言中表示，经济计划部门要和科学界密切合作，使今后的经济工作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
在这次大会上，盛彤笙还聆听了方毅院长所作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指出现在的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最高决策机构，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是党和政府依靠科学家的具体体现与组织保证。学部工作要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是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更多的成果，作出更大的贡献。第二，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中国科学院对党和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起到参谋作用。第三，希望学部委员在科学技术同社会经济的结合上，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传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
参加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受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亲切接见，被邀请参加中南海的院士座谈会，在时隔20多年后的这一系列重大活动，使盛彤笙备受鼓舞。他的耳边还不时响起邓小平的话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革命事业需要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科学事业同样需要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觉得，这些高瞻远瞩的话语真是说到大家的心里，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有用武之地。
1957年反右后历经磨难，屡受挫折，虽饱读诗书，学贯中西，长期以来却难有作为、少有建树的经历，使盛彤笙深感必须给知识分子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有一个用武之地。1982年8月，江苏省委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省委拿出了一个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十四条”，决心为全省知识分子办好14件实事，如职称、待遇、入党、住房、子女就业、专业对口、平反冤假错案等，这使与会人员备受鼓舞，会上反应热烈，发言踊跃，但大家也担心这十四条措施能否尽快兑现。此时，盛彤笙以他那一贯的直言快语在座谈会上说：
“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江苏省就有75万，占全国的七分之一，说明江苏是个人文荟萃、人才济济的地方。也说明了江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任务繁重，把江苏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做好了全国七分之一以上的工作。大家对这十四条热烈拥护，希望能尽快实现，不要拖延。因为很多中老年知识分子担心自己现在已五十多岁，再拖延个三五年或七八年，就已经进入老年人的行列，即令政策落实，他们能发挥作用的时间也有限了。
这就使我想起来汉朝一个叫颜驷的人的故事。颜驷是汉武帝宫中一个专管皇帝乘坐车辇的郎官，有一天，汉武帝乘辇在宫中巡游，遇见了颜驷，看见他须发皆白，衣衫褴褛，就问他怎么这么大年纪才做上一个郎官呢？颜驷启奏武帝说：‘我从文帝时就做郎官了，但是文帝重视文人，而我却是学武艺的；到景帝时，重用老臣，而我当时还年轻；现在陛下（指武帝）却又重视年轻人，而我已经老了，所以三代不遇。武帝听了之后很怜悯他，总算给他升了级。
这种情况也许到现在还不是完全没有。南京某高校有一个教师去世，我去参加追悼会，据我所知，这位教师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时就已经是讲师了，抗战胜利回到南京后不久就升了副教授，可在追悼会上，学校领导宣读悼词，才知道这位70多的教师仍然还只是个副教授，他的遭遇同颜驷颇有相似之处。
由此可见，一些中年知识分子担心等不到这些条文的落实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希望作出决定后要尽快付诸实施，该晋级的晋级，必要时还可以越级，不要有百分比的限制，不要一年只能提升百分之几，使得许多早应提升的人迟迟得不到提升，还在等待之中。只要够资格，合乎条件的就都要提升。提升后工资也应当相应增加，不能只提级不加薪，那样仍然是画饼充饥，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王勃的千古名言道尽了人才难为世所用、所容的悲剧。盛彤笙以他长期以来所特有的强烈的人才意识，以及用人时不我待，求贤若渴，举之以诚，用之以信的博怀卓见，切中了当时在重用知识分子上的种种积弊，其胆识气魄，难有人及。在他发言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他说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在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下，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治局面。广大知识分子迎来了政治的春天、科学的春天。
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全面落实，盛彤笙进一步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与关怀。1980年1月，盛彤笙参加了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接见了与会的农业科学家。1981年国家实施学位制度后，盛彤笙受命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小组召集人。1978年后，他被聘为国家科委农业生物学科组成员，并担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微生物学会人畜共患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学术职务。中共中央组织部1985年8月27日专门给江苏省委发出文件：“经研究，同意盛彤笙按副省长级待遇”。江苏省委同时给他分配了一套省级干部的住房。
“东隅已逝，桑榆未晚”。政治上的充分信任，工作上的放手使用，加之在历史上还他以清白，使这位老科学家振奋不已。在北京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小组召集人会议的1983年元旦当日，盛彤笙在记事本上写下了当时的心情：
“是日天朗气清，晴空万里，人在北京；高登八达岭而充好汉，下探地下宫而访幽灵；宿愿得偿，余心大快。记此数语，以留鸿爪。”
此时他虽然体弱多病，但非常珍惜这一宝贵时机，向组织一再表示“俾能奋其余生，为四化尽其绵力”。他在晚年之时，在智慧之光熄灭之前，又干了一件精彩收官之作，也翻过了他浓墨重彩的人生中最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