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徐葆耕在《清华精神生态史》一书中，曾经对知识分子的责任作过这样三重意义上的表述，即“知识分子”、“爱国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继承、创造和传播知识（真理）；“爱国知识分子”是用自己的知识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公共知识分子”则是在关乎社会、人类、自然的重大事务上要代表公共利益发言，张扬公平正义，为失去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讲话。盛彤笙在一生中，以自己的行动完满的践行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向世人交出了辉煌的答案。
在欧洲的留学和“游学”，使盛彤笙看到了畜牧业对强壮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深感自己的同胞终生辛劳，每人所能享用的资源却极其有限，民众的生活，一直停留在非常困乏的状态，民族的健康尤其蒙受了很不利的影响。学业有成后，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山河破碎的祖国，兴办教育，传播知识，培养现代畜牧兽医科技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扑在畜牧业生产第一线，为的是“使人民不但能过足衣足食的日子，而且要能过美衣美食的日子”。解放初期，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家畜产品作为人类最好的衣食原料，用毛呢和皮革所做的衣服鞋帽，要比用布褐所做的温暖舒适美观耐用得多，在食物中间，家畜家禽以及它们所产的乳卵，乃是人类最好的养料，其品质远远超过其他的食物，因为肉卵乳酪中的动物性蛋白质对于我们人类的身体的营养价值，要比植物性的蛋白质高得多。事实证明，凡是以动物性产品为主要食物的民族，身体要比以植物性产品为主食者健康得多，我国各兄弟民族和汉族人民体况的对比，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除此而外，动物性食品对于人类智力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在‘从猿到人’中便已很明白地指出了：‘肉类食物在差不多完备的状态下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这种为脑髓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输送到了脑髓里去，脑髓就因此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形成起来了。假若不肉食，人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现在人民革命事业已经在广大的国土上获得了胜利，革命的目的原是为着改善我们生活。使大家因此发展畜牧、增加畜产、防治家畜疾病、增进人畜的健康，不但已成为我们今后建设工作中的重要经济任务，也将为整个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政治任务，是需要我们来大力推进的。”
许多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校友时隔60多年后，还记得老院长当年的欢迎词：
“我们学习兽医科学，就是要增加皮毛乳肉的产量，使全国同胞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让全国的人每天有半斤奶、一枚蛋，每人有一件毛衣、一双皮鞋，大家都能享受畜牧业之惠，希望同学们坚韧勇敢地担当起来。”
简言大义，听者莫不激情澎湃，心潮起伏，决心刻苦学习，将来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
1957年，盛彤笙在反右中蒙冤落难，身处逆境，但他对国家的发展以及学术界的现状始终是密切关注，思虑万千，只要有机会就会直述己见，积极进言。
解决吃饭问题，是千年万古的一件大事，也是历朝历代都头疼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的悲惨景象，更是使取得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粮食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这些方针和警言，一直在提醒全党对农业、对粮食不能掉以轻心。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全国上下围着粮食转，倾全社会力量去抓粮食生产，就逐渐构成了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的基本思路。
盛彤笙十分清楚，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但他觉得仅仅局限于粮食生产，六亿人民搞饭吃，实在有失偏颇。“条条大路通罗马”，解决吃饭问题，应有不同的着眼点，不同的思路，也应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他觉得，加速畜牧业的发展，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但“以粮为纲”是毛主席确定的国策，是一种正统的指导思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和动摇。当年，任何一种新的思路，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会被看着是路线斗争的产物。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将整个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造成了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使人民生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作为一个学者，盛彤笙深感有责任向党向政府建言。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1963年，他刚刚摘去“右派”帽子不久，但仍打入“另册”，如言之不慎，就有可能出现新的政治风险，重蹈身败名裂的覆辙。但盛彤笙没有顾及自身的得失，他在北京全国农业科学规划会议、全国政协会议和甘肃省政协会议上奋力陈词，力主加速畜牧业的发展。他认为，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以粮食为主，动物性食品少，应当逐步改变。中国人的动物性食品消费量属于世界最低行列，而粮食消费量属于世界最高行列之中，粮食越吃越多，而乳肉越来越少，陷于恶性循环。只有向畜牧业进军，加快畜牧业的发展，丰富我们的肉蛋奶等食品，改进我国人民的食物结构，使蛋白质的需要趋向于满足，营养水平才会显著提高，体质将大为增强，吃饭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他的这一发言在全国政协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全体委员的热烈鼓掌欢迎。可惜这些真知灼见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实在是“不合时宜”，自然未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要挑战一种国策，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有很多人还是认为发展畜牧业需要大量的粮食，人吃的粮食都不够，怎么能拿出粮食来发展畜牧业，来改变食物结构，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文革”中，“以粮为纲”，更是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各种政治口号喊得震天响。许多地方为了种粮，毁林开荒，治河造地，围海造田；提出粮食要“上纲要”（即亩产400斤），“过黄河”（即亩产500斤），“跨长江”（即亩产800斤）。许多做法不仅没有把粮食搞上去，反而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说的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但实际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其他各业的发展处处受到限制。特别是“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后，对个人有点生产资料皆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在农村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因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共产党人的理论，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消灭私有制”。并提出共产党人要实行两个决裂：与私有制决裂，与私有观念决裂。于是，有的地方规定农户每家只能养3口猪，禁猪民族养5只羊，或10箱蜂，超过的就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有的甚至规定私人不但不能养任何大牲畜，连奶羊也属于禁养之列。曾经一名农村孕妇偷偷养了一只奶山羊，公社干部得知后，找上门来，非要让杀掉或卖给供销社。更有甚者，工作组还追到养羊户家中，搞“杀羊批资”，“与资本主义决裂”。在他们眼中，就是要将家庭畜牧业和饲养业彻底摧毁，直至在整个社会上取消一切私有财产和8级工资制，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由于反复折腾，以至于解放多年来，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仍然吃不饱肚子。许多“文革”前夕毕业工作的大学生调侃自己为“6328部队”，因为他们每月63元工资和28斤定量的标准，十几年来都没有任何改变。
“文革”后期的1973年，农业部在兰州召开了一个全国畜牧兽医规划工作会议，盛彤笙根据我国生产、生活情况及世界畜牧业发展的趋势，在会上提出了80年代应重视发展城市畜牧业的设想。他列举了很多当前城乡人民群众物资匮乏、生活清苦的例子。解放20多年了，城里人的粮油和肉蛋奶还要凭各种票证供应，广大农村对肉蛋奶更是一种奢望，饭菜里不见一点油花，中国人为什么老老小小盼过年？就是因为只有等到过年时才能吃一、两次肉。他认为，合理利用城镇的资源条件，在城镇周边建立较大型的奶牛场、养猪场、养鸡场等，特别是发展生长期短、肉质增长速度快的养禽业，增加食物中肉、蛋、奶的比重，才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体质的根本之道。
自古天才皆超前，超前即被视异端。但凡有点超前的看法，一般情况下，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目光是短视的，是现实的。他的这些设想，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在“文革”那个不正常的年代，却因人废言，招来一些人的反对甚至批判。有的人还是用根深蒂固的“极左”思维来看待他的发言，一说要改善生活，就认为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享受的思想反映；有的说他“看不到大好形势，给社会主义抹黑”；其中一些年轻的同志还坚持认为我国的畜牧业和兽医工作仍应以役畜与大家畜为主，对他的发言不屑一顾。对种种的不理解甚至非议，盛彤笙只得以一笑置之。改革开放后我国畜牧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养殖业的兴起，无一不证明了盛彤笙当年的战略目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说：“真正的远见就是透过混乱的现实，看到未来世界的模样”。盛彤笙就是这样一个富有真正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家。
20世纪80年代初，当盛彤笙看到报纸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多制饼肥”和“积极扩大秸秆还田”的措施时，他在这两句话下面用铅笔画了一条粗粗的黑线，在空白处写道：“我敢大胆地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将各种油饼、秸秆直接作为肥料埋进地里，无异于直接将动物可以利用的蛋白质埋进地里，实在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浪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农业调整的重要一环》中提出，“搞好农业合理布局，使农林牧副渔各得其所”。他认为，按照这种说法，牧业只能到“牧区”去搞，在农区和林区都不能发展畜牧业，这种提法貌似公正，实则是排斥畜牧业。他将自己的看法写成书面材料，投寄农业部和《人民日报》社，亮明自己的观点，希望今后在文件和权威报刊上不要再出现类似这样的偏差，以免误导下面的实际工作。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从1949年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盛彤笙对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作过多次深刻的思考：农业和畜牧业的比例应该是多少，粮食与肉蛋奶比例又应该是多少，发展畜牧业饲料应如何解决，餐桌上食物构成的荤素比例应如何搭配？这些问题经常萦绕在他的心中，也成为他与许多友人讨论交流的话题。他始终坚持发展畜牧业，改善食物结构，才能强壮一个民族的理念，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以一个科学家的理论勇气，利用各种会议，抓住所有机会，建言陈词，大声疾呼。不管“世与我而相违”，也不顾及是否合乎领导的“口味”，他觉得，在公共事业发生危机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挺身而出，敢于担当，在关乎社会的重大事务上，代表公共利益发言，说出另一种声音，才能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盛彤笙以后不论在领导层、或是在学术界普遍受到尊重，敢于仗义执言不能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