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三次经济改革
1979年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台湾经济再次受到冲击，工农业生产衰退，对外贸易萎缩。台湾当局为了缓解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开始进行第三次经济改革。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先后进行过两次较大幅度的经济改革。第一次是在50年代初，主要是实行币制改革和土地改革，加强统制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第二次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实行小幅度的开放，搞局部自由化，进行对外贸易改革，着重发展出口工业，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三次经济改革由于面对的问题不同，台湾当局提出以“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逐步实行全面开放，大力吸收外资和华侨资本，调整现有的财经政策和制度，鼓励自由竞争，健全市场调节机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按照台湾当局的解释，所谓“自由化”，即尊重市场价格机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所谓“国际化”，即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扩大经营活动空间，促进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所谓“制度化”，即制定一套合理的法规，用法制调节和控制经济运行。
这次经济改革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的内容主要是：
第一，在关税制度上，继续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解除高关税壁垒，逐步开放市场，允许外国商品在台湾市场自由竞争。1985年初，台湾降低了1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税率。1986年9月又对美国等国家降低351种纺织品原料和产品的进口税。10月又宣布削减3000多种产品的进口限制。1987年5月，台湾“财政部”又宣布，5年内将实质性关税降到5%，名目性关税降到20%。台湾当局企图通过关税减免，促进经济结构的改变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
第二，在侨、外资方面放宽限制，鼓励华侨和外国人到台湾投资和进行技术合作。如放宽外销与出资比例的限制，不再对外销数量作严格规定，取消合资企业中外资股权不得超过一半的规定；放宽对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投资业务与营运项目的限制，开放证券股票等十几种金融及其他服务业准许外国人经营；放宽对外汇管理的限制，允许外资企业利润与本金于投资届满一年即可结汇汇出等。
第三，外汇金融方面，逐步放宽对外汇的使用和管理。1986年8月，废除实施30多年的进口外汇“许可制”，改为“申报制”（即变事前审核为事后稽核）；1987年7月15日起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取消不准民间持有和自由运用外汇的限制。同时，推动以“利率自由化”为中心的金融体制改革，全部废除以往由“中央银行”通过行政程序官定利率的管制办法，改由高层自行调节，扩大各专业银行的企业自主权。健全货币市场，放宽对外国银行在台湾经营范围的限制，准许台湾银行在海外设立分行等。
第四，在财政税收方面，对财政预算、财政收支、公债发行等进行改革，将财政政策转向更有利于促进和稳定经济发展的“功能财政”。改革旧税制，1986年4月开始实行新的营业税制。1987年7月，台湾当局成立“赋税改革委员会”，着手进行赋税改革。
第五，产业方面，逐步取消政府对企业的不合理干预，鼓励自由竞争；解除设厂限制，取消民间投资的标准，除公用事业外，其余行业均允许私人投资；调整企业对外投资政策，放宽台资对外投资的限制；全面修订经济法规，严肃法纪，用法制调节和控制社会经济的运行。
第三次经济改革对台湾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86年和1987年台湾经济迅速复苏，并有所发展。1986年经济增长率创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对外贸易总额达639.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8%，其中出、进口分别增长29.5%和20.3%，贸易顺差156.1亿美元，比上年激增47%，创历年贸易顺差的最高纪录。年底外汇储备达460亿美元，比上年底的220亿美元增加一倍多。
台湾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等国。1987年，台湾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44.8%和12.9%。1988年，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总出口额的36%。台湾的对外贸易对象虽仍集中于美、日两国，但较前已呈分散趋势，对西欧各国的贸易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不断上升。
第三次经济改革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抵制和台湾当局对社会不安定的顾忌，不敢大幅度放开，因而进展缓慢。改革的结果更有利于外国大企业、大银行的资本输入台湾，台湾同美、日等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虽然台湾从中可以得到某些好处，但整个台湾经济增加了对外国资本，特别是美、日资本的依赖程度。同时，“国际化”、“自由化”使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广大工商企业面临更多的国际垄断企业的竞争，因而会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经济的“自由化”又进一步加速政治多元化。这些，都给台湾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二）《农地改革纲领》与农业发展政策的实施
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进行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使台湾农村的封建地主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以封建地主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逐渐变成了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的农业经济面临着许多困难：
第一，小农经济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小农经济对于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由于台湾工商业的急剧发展，那种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已远远不能适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不加以调整和改革，必将影响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随着6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重心转向工业生产，台湾当局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相对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采取牺牲农业的政策，实行“田赋征实”、“随赋征购”和“肥料换谷”制度，压低农产品价格，从而抑制了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在工业以双位数增长的同时，农业却出现了负增长，农业的缓慢发展拖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后腿。
第三，农民收入偏低，导致其务农意识淡薄，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更多的农民则以兼业的方式维持生计。农村劳动力趋于老化和女性化，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减少，从而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第四，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大量的农业用地被挤占或废弃，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公顷的耕地被用于开辟道路、兴建工厂、商店、住宅以及公共基础设施，有的年份甚至高达5000公顷以上，致使岛内可耕地日趋减少，地价急剧上升。由于土地增值迅速，许多靠近城市的农村小土地所有者认为，将土地投入农业生产不合算，宁愿让土地废弃而不进行耕作，有的在土地投机交易的吸引下，把土地高价卖给土地投机商，以致耕地荒废和被占用的现象十分严重。据调查，仅1975年，被废弃的农地就有1.2万公顷。
这些情况迫使台湾当局不能不考虑改良和发展农业经济的问题。因此，台湾当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于1980年2月宣布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并制订了土地改革计划，准备于1981年开始实行。
第二次土地改革计划主要有下列几项内容：①有计划地辅导小农户转业，由当局出资收购土地向专业农户转售，并向专业农户提供长期购地低利贷款；②根据不同的条件设计最佳农场与运销方案，有效利用各种资源；③提倡公民合力开发土地；④修订农业政策，制定新的土地法。
计划宣布后，即着手实施。1980年台湾“立法院”便通过了《农地重划条例》，台湾当局又设立“农地购置基金”。1982年11月，台湾当局制定了“第二阶段农地改革方案”（即“农地改革纲领”），进一步具体指导第二次土地改革。“农地改革纲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加强土地重划，为扩大农场规模和提高土地利用率创造条件。所谓“农地重划”，即在当局安排下，农民之间通过互换耕地，把愿意合作的农户的不规则或零散的小块土地连成一片，或者把准备机耕的农田地界划直。“重划”的重点是那些不适于农事耕作、排灌，以及不利于机械耕作的土地，把这些农地集中起来，办成标准农场或综合利用分配。
关于“农地重划”政策，台湾当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部分实行了。当时，由于第一次土地改革所形成的家庭农场式的农户经营模式潜力有限，并且劳动生产力低下，产品成本高昂，因此，台湾当局从1960年起，开始推行“农地重划”政策，将那些不规则的土地或零碎土地划零为整，在重划的土地上修建标准化农村道路和给排水系统、扩大地块面积，提高机械化的操作性。1960年以后，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农地重划工作：第一阶段（1960—1961），重划面积为4179公顷；第二阶段（1962—1971）重划面积为25.5万公顷；第三阶段（1972—1976）重划面积为3100公顷；第四阶段（1977—1980）重划面积为17290公顷。①在此基础上，1980年12月，台湾当局颁布了《农地重划条例》，作为各地进一步实施农地重划的法律依据。到1983年，台湾农地重划面积达到总耕地面积的38.5%。
第二，实行共同、委托和合作经营。所谓“共同经营”，即土地相毗邻的农民，或饲养同类禽、畜、鱼的邻近居民，自愿结合而共同经营。所谓“委托经营”，即自耕地面积过小或劳力不足的农户，将其生产过程的部分或全部作业委托于另一农户或其他农业服务组织经营。部分委托称为“代耕”，全部委托则称为“代营”。至于“合作经营”，则灵活多样，它包括农户间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和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进行合作。
第三，提供扩大农营规模的贷款，鼓励有能力的农民购买附近及转业农家的土地。为了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当局为农户提供购地贷款。从1980年起，由台湾“中国农民银行”为农民办理购地贷款，到1986年，共计贷出14.54亿元新台币，贷款农户为3392户。凡付足购地总价的20%者，均可申请购地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为15年，年利率为7.5%。这一购地措施为购地农户平均增加了47%的耕地面积。①台湾当局力图通过这一措施将土地所有权转移归并，逐步达到适度经营规模。
第四，大力推动农业机械化。台湾当局制订了农业机械化计划，并且设了相应的基金，要求适当降低农业机械的价格，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到1985年，水稻整地机械化程度已达98%，插秧、收割及干燥机械化程度分别为97%、95%、65%，每公顷使用马力数约1.68马力。
“农地改革纲领”的这些内容，也就是第二次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
为了顺利进行土地改革，台湾当局还修订了一系列的法令。这一时期，台湾当局修订的有关法令主要有《限制建地扩展执行办法》、《实施都市计划以外地区建筑管理办法》、《区域计划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实施区域计划地区建筑管理办法》、《山坡地开发建筑管理办法》等。
到1987年，台湾第二次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从第二次土地改革的背景和内容可以看出，它与第一次土地改革有很大程度的不同：第一次土地改革主要解决土地所有权分配不均的问题，将土地化整为零，摧毁农村中的地主经济，打破“大地主、小佃农”的局面；而第二次土地改革则是在以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下进行的，将土地化零为整，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形成“小地主、大佃农”的局面。
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台湾当局还采取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措施。如培训农业人才；为进修学习后的青年农民提供创业贷款；促进“农业升级”，发展现代化的农业；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等。
通过这些措施，台湾地区的农业结构有了改善，完善了农田水利设施，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农业经济获得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