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十二大”的召开，“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的通过
从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到1978年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为早日结束海峡两岸分裂的局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79年以前，鉴于国外武装干涉，中共中央对台湾同大陆统一问题采取的方针是武力解放为主，辅之以和平解决。1979年以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调整了对台湾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的方针。
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享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的卓越贡献，举世公认。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尽管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于长久分裂。近三十年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国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如果能尽快结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在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我们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提出“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文告还建议海峡两岸实行通邮、通商、通航。此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论述这一问题。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①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②海峡两岸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建议实行“三通”（通邮、通商、通航）；③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④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⑤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⑥台湾地方财政遇到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⑦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意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⑧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⑨统一祖国，人人有责。①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阐明了和平统一台湾的战略构想。他指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需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对大陆构成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纷纷出台各种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
1979年元旦，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指出，“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爱国一家。我们相信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胞，必将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更大的努力。台湾终究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同胞和祖国亲人团聚的心愿一定会实现。”
1981年10月，交通部出台了关于两岸通航的五项决定：①准备从上海、厦门、广州开往台湾基隆、高雄港的客运班轮，为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学术、文化、体育、交流和旅游、探亲、访友等交往活动提供便利条件；②准备货运班轮从沿海港口开往台湾港口，发展海峡两岸的商业往来和物资交流；③台湾船舶在海峡航运或渔船作业，如遇海难需要救援时，我海上救助单位和船舶将随时前往救援，同时将为台湾船舶到大陆沿海港口避险提供方便；④欢迎台湾交通部门和航运界人士来大陆港口参观和度假；⑤随时准备同台湾交通部门和航运界协商大陆与台湾的通航事宜，具体时间、地点愿意商量。
1981年10月，民航总局出台了关于两岸通航的三项决定：①大陆民航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飞往台湾各城市的航班，为台湾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进行学术、文化、体育交流和探亲、访友、旅行以及发展贸易提供方便条件；②台湾民航飞机在飞行中如遇有紧急情况，可到大陆各民航机场降落起飞，大陆机场将提供一切安全保障和服务设施；③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准备随时与台湾航空当局进行通航谈判，具体时间、地点可互相商定，在通航协议未达成前，建议先在空运企业之间互相实行业务代理，合作处理客运、邮运、货运等业务。
1981年10月，为推动海峡两岸医药界的交流，国家医药管理总局作出了四项决定：①欢迎台湾医药界同行与祖国大陆积极开展中药材、中成药、化学药品等贸易，互通有无，相互支持；②欢迎台湾医药界同行与祖国大陆开展医药科学技术交流，特别是中药学术和科研技术的交流，共同努力，发扬祖国医药遗产；③欢迎台湾医药界和工商界来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医药生产和科研事业。④台湾地区如发生灾情、疫情，大陆医药供应部门可以随时支援。
1981年10月，邮电部作出了关于两岸通邮通电的六项决定：①准备通过海运和空运，开通大陆到台湾的直达邮路，实行直接交换邮件；②随时准备通过卫星开通北京至台北的直达电信电路；③凡是国外经大陆转寄转退台湾的邮件、邮袋和结算单等，继续负责转寄、转退到台湾；④台湾同胞目前通过其他途径寄到大陆的邮件和发给大陆的电报、打给大陆的电话，继续负责查找、投递和接通；⑤欢迎台湾邮电同行来大陆探亲、访友、参观和讲学，并进行邮电业务、技术和邮电情报交流；⑥准备随时同台湾邮电部门就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通邮、通电事宜进行谈判，具体时间和地点可互相协商。
1981年10月，为了加强两岸气象部门之间的联系，中央气象局作出了五项决定：①随时准备与台湾气象当局商谈建立气象通信联系有关事宜，以便直接地及时地交换气象情报；②中央气象台、福建省气象台，除继续做好对台湾和台湾海峡天气预报广播服务外，欢迎台湾气象台与中央气象台、沿海各省市气象台进行正常的天气预报会商，凡遇到危及台湾海峡渔民与和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台风、寒潮、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均可直接会商，欢迎台湾气象台站参加台风联防活动，以提高灾害性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保护渔民及海峡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作出贡献；③欢迎台湾气象界人士与沿海各省市气象科学研究机构合作，对彼此关系较大的灾害性天气，如台风生成、路径规律及寒潮、大风等天气，共同进行研究，欢迎台湾与大陆直接交换气象书刊和资料；④建议台湾气象学会参加中国气象学会及其下属各个专业委员会工作，参加中国气象学会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中国气象学会已经决定为台湾气象界保留理事名额，建议及早推荐人选；⑤欢迎台湾气象当局派遣官员来大陆考察气象工作，交流气象工作经验，共商全国气象工作的发展大计。
1981年10月，为了推动两岸关系的改善，国家海洋局作出了六项决定：①随时准备与台湾海洋工作部门建立联系，交换海洋调查和科学研究的资料；②欢迎台湾海洋科学家来大陆参观、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共同研究发展祖国海洋事业的方针；③随时准备与台湾海洋调查研究机构合作，进行中国海以至大洋的水文气象、生物、物理、化学、地质及有关海洋资源等方面的科学考察活动，并在船只和装备方面提供方便；④国家海洋局所属沿海各调查研究基地随时准备迎接台湾海洋调查船前来访问、停靠、补给和避风；⑤随时准备与台湾海洋工作部门商讨，共同组成代表团，参加国际有关海洋方面的组织和学术团体召开的会议和活动；⑥欢迎台湾海洋工作者参加中国海洋学会，参加中国海洋学会举办的学术活动。
1981年10月，文化部作出了关于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的六项决定：①欢迎台湾文化界人士和艺术团体到大陆来演出；②欢迎台湾文化界到大陆来拍摄电影；③欢迎台湾美术家在大陆举办展览或参加大陆的各种展览会；④欢迎台湾文化界人士和同胞到大陆来观摩各种文化艺术活动；⑤愿意和台湾文化界一起进行各种学术交流，互相学习、共同研究祖国的民族文化；⑥欢迎台湾文化界人士到大陆来参观访问、探亲访友和旅游。
国家水产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海关总署等单位，都作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相关规定。文化部、全国青联、全国学联等单位，分别邀请台湾文化界、体育界等人士来大陆访问或参加有关活动等。这些措施表明了大陆和平统一祖国的诚意。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和各界人士，通过多种形式，呼吁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改善海峡两岸关系。1981年10月9日，北京各界隆重集会，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国共两党进行谈判，进行第三次合作。他说：“台湾问题，纯属我国的内政。这个问题要由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已经有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和抗日的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现在为什么不可以为建设统一的国家而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呢？诚然，过去两次合作都没有延长下去，但是任何公正的人不能不承认，两次不幸的分裂都不是共产党方面挑起的。我们不想在这里算旧账，让过去的一切都成为过去吧！而且让过去的教训使今后的合作做得更好吧！”“现在我们提出的建议，对于台湾方面没有任何不公平、不安全的地方。如果台湾方面还有不放心的问题，也不妨在双方谈判中提出来研究解决。由于长期隔阂而存在着某种不信任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触、不交谈，怎么能消除隔阂、建立互信呢？……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台湾当局，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而且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妥善安置。树高千尺，叶落归根，难道蒋经国先生就没有故乡之情？就不想把蒋介石先生的灵柩移到奉化蒋氏墓地来？”“我今天愿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闵先生、孙运璇先生、蒋彦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蒋纬国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请宋美龄女士、严家淦先生、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陈立夫先生、黄杰先生、张学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邀请台湾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
1982年7月24日，与蒋经国曾有过密切关系的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劝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和谈建议，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该信全文如下：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湾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留名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无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无须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旨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言。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此信公开发表后，蒋经国迂回地给予了回应。在廖信发表三周后，蒋经国以远居美国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义公开回信给廖承志，以长辈的口气劝廖承志继承父志，向台湾“投诚”。
1984年1月，邓颖超在纪念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台湾当局学习孙中山，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为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她说：“孙中山先生生前多次强调：中国历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和人民意向的主流。他还反复阐述国家统一和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关系。他说：‘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过去，国共两党进行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和抗日的大业，收回了台湾，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今天，我们的伟大民族和国家，仍然面对着一个发愤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像前两次一样，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以国家利益为重，消除因国共两党分裂而造成的炎黄子孙的隔绝状态，来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呢？”“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暂的插曲。孤悬海外，受制于人，这种局面终究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从，不难立决。”在此前后，在其他的一些场合中，邓颖超多次发表讲话，对台湾当局进行劝导和说服，希望台湾当局能够促成两海峡两岸的接触和合作。1984年2月16日，宋美龄发表了《致邓颖超公开信》。在信中，宋美龄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希望在台湾”，要求邓颖超规劝大陆“迷途诸君”，“再次信服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否则将“永受万世唾骂”。这封信是由台湾的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秦孝仪起草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台湾当局对大陆和平统一中国的态度。
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及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在台湾岛内，在海外侨胞、台胞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对台湾当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国民党当局一方面仍然禁止两岸“三通”，攻击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另一方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开始逐步调整策略和做法，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到1980年下半年，国民党当局对台湾和大陆统一问题采取顽固反对的态度，把统一问题作为“政治禁区”，不准民间谈论，对主张统一的人进行打击。1979年1月3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中共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宣称：“绝不能信，也绝不能上当。”1月11日，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声明，攻击中共在“玩弄统战阴谋”，“迷惑世人”，企图“松弛台湾的斗志，为军事进攻创造条件”，“是30年前和谈的故伎重演”。4月4日，蒋经国以“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名义，在国民党内部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三不政策”。他说国民党同中共的关系，将“根据过去反共的经验，采取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立场。他强调说，这不惟是“基于血的教训”，作为今后“不变的政策”，且“更是我们反制敌人最有力的武器”。7月，孙运璇在“国家”建设研究会上说，台湾不能与中共接触，任何接触都会被说成是台湾接受地方政府的立场。1980年国民党当局还发出通告，禁止外籍商船直接往返于大陆和台湾各港口；台商不得与大陆直接贸易等。
1980年，台湾岛内各界人士要求缓和海峡两岸关系，实现正常往来，以及和谈、三通的呼声日益强烈。在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开始调整策略，在口号和说法上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提出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1980年6月9日，蒋经国在一次会（“扩大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说，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台湾“已经为此作好了实验和准备”。7月，孙运璇在一次会上说：“我们不是不能坐下来和中共谈，而是必须坚持我们的先决条件。”
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中国国民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蒋经国主持了会议，并以《艰苦卓绝，继往开来》为题致了开幕词。他在讲话中顽固坚持“反共拒和”的立场，声称“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决不改变”，与中共“绝不谈判、绝不三通，不怕使用武力”；同时表示反对“台独”。“行政院长”孙运璇作行政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修订案》、《中国国民党政纲案》、《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复兴中华文化，贯彻民主法治，促进政策建设案》、《贯彻复兴基地民生主义社会经济建设案》、《强化党的组织，加强党的行动，激励全党同志服务牺牲精神，结合全民心力案》六大决议案。
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50人、候补中央委员75人，蒋经国连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大会还选举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227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26人。4月6日，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严家淦、谢东闵、孙运璇等27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蒋彦士为秘书长，梁孝煌、马英九、邵恩斯为副秘书长。
这次大会主要有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确定了蒋经国提出的“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通过了《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试图以此来统一国民党内部在大陆政策问题上的认识。这个议案是本次大会的中心议题。该案攻击中共及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声称“三民主义救中国”，“共产主义祸中国”，提出要大陆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保障“私有财产”，实行“自由经济”，“与国际资本技术合作”，还要求中共放弃“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制度”，“放弃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对人事进行了调整。
国民党“十二大”坚持“反共拒和”的立场和“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这次会议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军事反攻”和“武力统一”的口号，提出以“三民主义”即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表明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某些变化。
（二）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松动
国民党“十二大”以后，国民党虽仍然坚持偏安拒和的立场，但迫于形势和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现实的做法，以改变被动局面。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开始有了松动。
第一，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作为“十二大”后国民党的中心任务，并多次重申“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
第二，对大陆的称谓进行调整。国民党到台湾后，一直称中国共产党为“匪党”，称祖国大陆为“匪区”，称祖国大陆人民为“匪区人民”。这种称谓不断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在国民党“十二大”上，有部分代表提出改变对祖国大陆的称谓问题。会后，国民党中央对此进行了专案研究，决定作出调整。1981年7月16日，国民党大陆工作会主任白万祥宣布调整对祖国大陆的称谓：①为使台“澎金马复兴基地”全体军民建立敌情观念，巩固心理防线，仍称敌人为“共匪”，其政权为“匪伪政权”，对“匪酋”则直称其名；②在海外，国际之间，则循一般国际惯例称为“中共”、“中共政权”，但绝不承认其国号，也不使用其国号；③对大陆“心战”和宣传上，无论图书、文字、音乐均称其为“中共”、“邓小平先生”、“中共军队官兵们”等，而无不妥字眼使之受到伤害。
第三，国民党放宽在统一问题的宣传上的限制。这一时期，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就两岸统一问题纷纷发表看法。1981年10月2日，台“行政院长”孙运璇在台湾“立法院”答询时说：“中共抛出的九点建议表面上相当具体”，“中国的前途应以全中国人的意愿为根本，依循全民认可的宪法程序来决定”等。1982年6月，孙运璇在“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上发表《中国问题与中国统一》的演讲，对中共的称呼不称“共匪”，而称“中共”，对大陆未称“匪区”，对和谈则提出台湾“不惧怕谈判”，但不会在“恐惧中”去谈，对统一问题提出“差距缩小论”。他说，只要大陆和台湾“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自然会渐趋成熟，到那个时候，统一的障碍自然就会缩小了。”同月，蒋孝武②任发行人的《自由中国之声》杂志还提出了“中国统一三阶段”的主张：第一阶段，“双方进行改革，消除统一的障碍”；第二阶段，“通商、通航、通邮”，“人民相互交流，相互认识，寻求共识”；第三阶段，“双方可以进行商谈，由人民选举代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选，制定宪法，完成中国的统一”。1984年10月，以蒋纬国为名誉会长的台湾“中华战略学会大陆研究会”发行的《大陆问题参考资料》，在“中共文件介绍”栏目首次全文刊出胡耀邦1981年10月《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该刊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援引胡耀邦阐述大陆有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开列有“邀请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的蒋经国等14人的名单。这一时期，台湾的一些报纸杂志纷纷发表文章，要求国民党当局放宽关于大陆新闻报道的封锁，真实地报道大陆情况，同大陆进行“有限度”的贸易、旅游来往。
第四，国民党当局对两岸民间交流、人员接触及贸易往来的限制有所放松。1984年，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宣布，台湾人员在“国际学术、科技、体育、文化等方面的会议和活动中”，“可以与大陆人员接触”。这是台湾当局对两岸民间接触的明确表态。在通邮方面，大陆信件经香港寄往台湾，国民党当局由禁止转为辅导。1983年以后，台胞转道来大陆探亲、观光、经商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国民党当局由原来的严厉盘查改为不过分干预。1984年初，国民党当局首次宣布，台湾非官方人员在海外与大陆人员相遇时，可遵循“不回避、不退让、不畏缩”原则同大陆人员接触。1984年，台湾当局放宽了对转口进入台湾的大陆产品的限制，默许民间通过转口形式与大陆进行通商。1985年4月，台湾“经济部长”李达海明确表示对两岸转口贸易“不干预”，使转口贸易明朗化。同年12月，台湾“新闻局长”张京育首次强调：只要台湾报刊对大陆的报道“平实、客观”，当局“没有任何特别的限制”，进一步放宽了有关大陆言论的控制尺度。1985年1月，台湾“邮政总局”将邮戳上的“中华民国台湾”更改为“中国台湾”。
随着两岸关系的松动，台湾海峡的局势也逐渐缓和。1982年后，台湾的军事战备等级由4级下降为5级，对靠近金门、马祖岛屿作业的大陆船只不再抓扣。
在国际上，台湾按“不逃避、不退让”的原则参加各种国际活动。从1980年7月以后，台湾与大陆同时参加民间国际会议活动增加。台湾当局在国际活动中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不再强调“国号、旗号”。1984年7月，国民党当局接受改名安排，台湾运动员以“中华台北”名称与大陆运动员一起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
1986年前后，台湾岛内围绕大陆政策问题的议论掀起高潮。4月间，高雄市议会通过一项提案，要求台湾当局准许外省人士与大陆亲人通信，“以慰亲情”。这项提案在社会上引起共鸣，一些非国民党籍人士和报刊，要求台湾当局采纳高雄市议会的建议，并检讨现行的大陆政策。国民党到台湾后，实行戒严统治，断绝两岸人民的一切往来，使无数亲人不能团聚，书信不能往来，造成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大悲剧。许多在台湾的大陆籍人士思念家乡，思念亲人。著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1962年在台北曾赋诗一首，表达了思念家乡的心情：“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1987年以后，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当局“三不政策”，要求与大陆“三通四流”（即通商、通航、通邮；经济交流、文化交流、科技交流、体育交流）的呼声进一步高涨，特别是要求开放、返乡探亲的情绪更为强烈，成为不分省籍、超越党派的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呼声。1987年5月，一批大陆籍退伍老兵和退休的公教人员发起成立“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要求台湾当局允许回乡省亲；文化学术人士要求开放大陆“书禁”，使海峡两岸人民进行正常的文化交流；经济界人士则要求两岸进行经济交流。这些都对台湾当局产生了压力。
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国民党当局的“大陆政策”更加松动。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华航”）B198号波音747货机机长王锡爵，因思念在大陆的亲人和对台湾的现实不满，驾机在从泰国飞往香港的途中转航直飞广州白云机场，要求与亲人团聚，在大陆定居。机上还有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及22万磅物资。此事被称为“华航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于3月致电台湾华航，邀其迅速派人来北京商谈有关飞机和机上所载货物，以及随机的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二人的处理问题。台湾当局非常被动，他们既害怕中共借“机”搞“统战”，又怕处理不好不得人心。最初曾决定不与中共“正面”直接接触，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全权处理”。11日，中国航空公司再次致电台湾华航，表示这“纯属业务性会谈”，地点也可以商谈。之后，华航于13日宣布：“决定由该公司驻香港分公司代表在港与中航洽谈”。经过4次商谈，最终达成协议。5月23日，双方顺利完成货机、两名机员及货物的交接手续。两航谈判在国际社会和台湾岛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认为“打破了两岸敌对双方30多年来的沉默”，“实质上跨越了不对话的界限”。
华航事件后，1986年6月10日，台湾“行政院”发布训令，正式允许其驻外人员可在“不退让，不回避”的原则下，参加有大陆人员参加的侨团集会。这意味着台湾驻外人员同大陆人员接触的层次扩大到了官方驻外人员。
1987年7月24日，台湾“行政院”决定：逐步放宽“大陆不宣传共产主义的非政治性出版品进口管制”；台湾出版业者在经过向“新闻局”申请核准后，可印行大陆有关科技、艺术及史料、文献等出版品；大陆出版品必须经第三地区进口，并以繁体字在台湾重印；台湾当局开放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允许台湾学者以民间团体名义赴大陆参加学术会议。
1987年9月18日和28日，国民党中常会五人专案小组①两次开会，就民众赴大陆探亲问题进行讨论，10月14日通过了李登辉提出的五人专案小组有关民众赴大陆探亲问题的研究结论报告，其基本原则为：①“反共国策与光复国土”的目标不变；②确保台湾安全，防制“中共统战”；③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规定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的亲属者，得登记赴大陆探亲。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内政部长”吴伯雄宣布关于台胞赴大陆探亲的实施细则：从11月21日起，凡符合规定条件者，均可向台红十字会登记赴大陆探亲；探亲以每年一次为限；除有特殊原因外，每次停留不得超过三个月；探亲须由第三地转赴大陆等。此后，又开放大陆人员赴台探亲。1987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说：热情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台湾同胞与大陆旅客享受同等待遇，可到各地自由参观旅游。同时，台湾当局还准许台商组团赴大陆考察，默许台商同大陆直接贸易或投资设厂。在台湾当局有限度开放探亲等往来后，立即在台湾各地出现了“探亲热”，来大陆探亲的台湾同胞一批接一批。在“探亲热”的影响下，“观光热”、“通商热”、“考察热”、“出版热”、“采访热”、“电影热”等也在台湾兴起。大陆也相应出现了“台湾热”。
（三）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1984年2月14～15日，中国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台北召开。会议的议程有四项：①推选国民党内第七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②改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③对国民党籍“国大代表”作政治任务提示；④听取党务及施政报告。
蒋经国主持开幕式并讲话，要求全党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努力，号召促进国民党的新生、简化国民党的组织、扩大国民党的作为，并强调国民党员必须“忠党报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作党务工作报告，指出要扩大“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积极推进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发展与友好政党的关系。会议通过了《对出席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党籍国大代表五项政治任务提示案》。
会议推举蒋经国为第七任“总统”候选人，李登辉（时任台湾省主席）为“副总统”候选人。这次会议还改选了国民党中常委，免去了王升、林金生和蔡鸿文的中常委委员职务，新增加了郝柏村、连战等8名中常委。改选后的中常委台籍人士增加，更年轻化，“技术官僚”出身的财经人士成为主流。
1984年2月20日至3月25日，台湾当局在台北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023人，其中有国民党代表895人，青年党代表50人，民社党代表28人，无党籍人士代表50人。蒋经国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声称“绝不与中共妥协，壮大实力，主动出击，推动仁政在大陆登陆”。大会最主要的议题是选举第七任“总统”和“副总统”。最终，会议选举蒋经国为“总统”，李登辉为“副总统”。
李登辉权力的上升，表明“台籍精英”在国民党政权中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