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刑场：从于谦，袁崇焕到谭嗣同》
漫步西四，已看不见高耸的牌楼了。自从这标志性建筑被拆掉之后，西四牌楼便简称为西四。它在明朝又叫西市，是处决死囚、或杀或剐的刑场。“西四牌楼者，乃历朝行刑之地，所谓戮人于市者也。”（杨士聪《甲甲核真略》）消失了的牌楼，很见过些腥风血雨的。昔日曾专门竖立一根比牌楼还要高的木杆，悬挂被割下的头颅示众。在那个时代，杀人是一种仪式，很有些热闹可看：辚辚作响的囚车，枷锁镣铐的罪犯，乃至赤膊上阵挥舞鬼头大刀的刽子手（故意露出胸毛）……“丑陋的中国人”，爱看热闹，首先是从看杀人开始的——他们不仅迷恋生活，对光天化日之下的死亡同样也充满了兴趣。
西四牌楼，见证过许多大快人心的时刻，譬如凌迟处死武宗时权宦刘瑾，“都人鼓舞称庆，儿童妇女亦以瓦石奋击，争买其肉啖之。”但不能否认，也制造过一系列千古惨痛的冤假错案。
漫步这矗立着广告牌、红绿灯、交通岗亭的十字路口，我首先想起了两个人：于谦和袁崇焕。这两位北京城古老的保护神，都曾以血肉之躯抗拒侵袭。悲哀的是，他们未能如愿以偿阵亡沙场，不约而同地死于自己抛洒血汗所捍卫的城市，死于被保护者的刀斧之下，上演了一幕幕的亲者痛、仇者快的漫长悲剧。于谦与袁崇焕并不是开始——岳飞的风波亭，可比西四牌楼早得多了。当然，他们血染闹市，并不代表悲剧的结束。
史学家说：崇祯杀袁崇焕，等于“自毁长城”。建长城很难，毁长城则很容易。毁长城无异于自杀——尤其当你拆除的是“血肉筑成的长城”，是良将与忠臣，就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这不是在挖自家的墙脚吗？带来的危机要严重得多，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首先从精神上开始垮掉了。
不管元之柴市口，明之西四牌楼，抑或清之菜市口，皆属老北京的交通要道。在闹市区行刑问斩，便于示众。
想起于谦与袁崇焕，再查找西四那消失的牌楼——我看见了风波亭的倒影。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骑兵在土木堡（今官厅水库地区）大败明军，俘虏了御驾亲征的英宗（北宋钦、徽二帝的替身）。后以英宗为人质，兵临北京城下，逼迫守军开门迎接“圣驾”。群龙无首，明之朝臣人心涣散，甚至主张避敌逃亡，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京师天下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并且拔刀出鞘：“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他说服了皇太后，劝请英宗弟弟朱祁钰继皇帝位（即代宗），遥尊落入敌手的英宗为太上皇。此举迫使瓦剌部死了挟持英宗骗占北京城这条心。
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不甘困守，大力主战，列阵于九门之外。他还亲自披甲持刀，一马当先冲出德胜门，与围城者拼杀，并且指挥炮火击毙数位敌酋。城关一带的老百姓见这位父母官亲临前线，深受鼓舞，再不愿躲在地窖里了，争相爬上屋顶，揭瓦片投掷慌不择路的敌骑。
连妇女儿童也临时组织成拉拉队，齐声呐喊助威……从草原袭来的骑士们哪见过这阵势，顿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虽然北京卫戍部队刚刚有数十万兵马覆灭于土木堡，但于谦集结余勇，兼而发动群众，硬是将瓦剌骑兵赶出塞外。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京师的军民确实把这位临阵不乱的“总司令”当作主心骨，甚至视为保护神。于谦救过北京城、救过明王朝一命。
英宗朱祁镇成了“多余的人”，被瓦剌部放回。在北京城的一座别墅（南宫）里颐养天年。他这人打仗不灵，搞政变却很有一套，于景泰八年（1457年）把病危的代宗赶下台（降为成王），夺回了令其念念不忘的龙椅，改元天顺。
“南宫复辟”后，一朝天子一朝臣，立有北京保卫战之功勋的于谦却面临灭顶之灾。英宗挺记仇的。他记住了自己被挟持为人质立于城下时，是于谦拒开城门的；也正是这个于谦，扶助朱祁钰为新主，而使自己人走茶凉。新账老账一起算，捏造了于谦“意欲迎立外藩”的“谋逆罪”，于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操刀问斩。“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仿佛老天爷也在替于谦鸣不平。至于劫后余生的京城百姓，更感激其救助恩情，夹道哭送。那是北京泪水流得最多的一个日子——估计皇帝驾崩，亦不过如此吧。更重要的：这泪水皆是自发地流出的，是一场心雨。甚至还有人自远郊赶赴西市，仅仅为了最后看于谦一眼，仅仅为了哭一场。他们冒险在刑场洒祭酒，烧纸钱，大放悲声。
不知道于谦看见这“行路嗟叹、天下冤之”的场面是什么心情。他是否也哭了？为百姓哭，为自己哭，还是为昏庸的皇帝哭？哭吧哭吧，哭出来舒服一些。代替岳飞哭，代替文天祥哭，代替方孝孺哭。
查抄于谦私宅，让制造冤狱者大失所望。别说谋逆的罪证根本不存在，连值点钱的家具或器物都没有。居室甚至不曾好好地装修，徒穷四壁。两袖清风的一代高官，留下的惟一遗产，就是堆满床头案几的经史与兵书。而他读这些书的目的，是为了报国的。这一回，连奉命搜查的“秘密警察”（锦衣卫）都哭了。
后来，明宪宗平反了这桩冤假错案，为九泉之下的于谦昭雪，将其故居改为“忠节祠”。
而今“忠节祠”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比于谦更冤的是袁崇焕。他在西市被凌迟处死，不仅无人哭送，而且遭到痛骂。磔刑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皮肉寸断。当这一代名将被千刀万剐时，心灵肯定比肉体还要痛苦，晃动在他眼前的是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市民们不明真相，视之为通敌卖国的“汉奸”，争相掏腰包买其肉而食之，以解心头之恨：“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明季北略》）
天启六年（1626年），镇守宁远城的蓟辽总督袁崇焕以弱胜强，击破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后金大军，取得“宁远大捷”。正是在这次战役中，努尔哈赤中炮受伤，不久后死去。其子皇太极时刻铭记着这“杀父之仇”。
三年后，皇太极绕开袁崇焕重兵驻扎的防区，由喜峰口突破长城，包围了北京城。袁崇焕风雨兼程自山海关外赶回增援，护驾勤王。又一轮北京保卫战打响了（与于谦指挥的那一次相隔约一百八十年），主角已是袁总督——此时他也像于谦一样，在战乱中升任兵部尚书。
袁崇焕率领的九千骑士，在长途跋涉之后，顾不上休息，直奔皇太极督战主攻的广渠门，与数倍于己的八旗军展开决斗。这一场刀枪交错的近距离混战，整整持续了一个白昼。袁将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轻伤不下火线，纵横驰骋，穷追皇太极之宝帐而不舍，如苍鹰扑兔，有常山赵子龙之风！“两肋中箭如猬，赖有重甲不透。”一尊怒发冲冠的战神，出现在广渠门外，吓得八旗军纷纷闪避。
袁崇焕，真乃敢死队员中的敢死队员——主帅能如此，还怕麾下的士兵不卖力吗？广渠门大捷，完全是凭勇气取胜的。另两处战场（德胜门与永定门），八旗军同样兵败如山倒。
皇太极终于意识到：有袁崇焕这个死对头在场，绝对啃不动北京城这个硬核桃，只好灰溜溜地撤回老家。
强攻不行，只能智取。皇太极设“反间计”，故意让战俘在放归前窃听到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的假情报。崇祯居然钻进了圈套，将自己的良将拉下战马，轻易地定罪：“袁崇焕以复辽自任，功在五年，朕是以遣员凑，无请不发。不意专事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入犯，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散遣。乃敌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僧入军中，坚请入城。敕法司定罪，依律，家属十六岁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配，朕今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释放不问，崇焕本犯置极刑。”
皇太极“借刀杀人”成功了。昏君崇祯将己方的一杆战旗给连根拔掉。
袁崇焕死得太惨了。“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比身碎千段更痛苦的，乃是忠臣蒙冤的心。他恐怕以为置身于噩梦之中：这就是我苦苦捍卫的城市吗？这就是我拼死保护的人民吗？满腔热血，没能流在杀敌的战场上，而流在自家的刑场上！
皇帝犯了一个错误？百姓犯了一个错误？历史犯了一个错误！
当然，历史同样也是受害者：袁崇焕的伤口乃历史的伤口，一直疼痛到今天，还会疼痛到永远。
明王朝最终葬送在崇祯自己手里。清廷移鼎北京，修明史，总算公布了内幕（把“绝密档案”给曝光了）。北京的民众才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摧残了自己的保护神，追悔莫及。
清亡后，立即有人在离袁崇焕旧战场不远的地方——广渠门内龙潭湖西侧集资修造“袁督师庙”。既然是庙，可见市民确实把袁将军奉若神明。
袁崇焕死后，众叛亲离，无人收尸。多亏他手下的一位佘姓亲兵，坚信自己的“老领导”非坏人，趁天黑将其残尸（实际上只剩一副骨架子）从西四牌楼背回自家的院落，加以掩埋。此举在当时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纯属民间行为的“袁崇焕将军之墓”在北京城里秘密地扎根了。忠实的亲兵在将军的墓前一如既往地守护着——仿佛将军还活着，正酣睡于营帐。他临死前又把这项任务托付给子孙：永远给袁将军守灵！代代相传。佘姓亲兵的后裔们，即是遵循祖先的遗训，更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一直不曾搬家、不敢卖掉祖传的私宅——后园里种植着一棵不断扩充着年轮的精神之树！
这一家人，一直在原地守候着。这一家人，替一城之百姓做着忏悔的事情。
强将手下无弱兵。袁将军自然伟大，这一家人也不简单——他们是自发组成的卫兵，永远的卫兵。
三百多年过去，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坟墓还是那个坟墓——可守墓人已传至第十七代了。
电视台采访了第十七代守墓人——一位叫佘树芝的老太太。她说这么些年来，经常有知情者慕名前来敲她家的院门，给袁将军上坟。主人总是热情招待，引领来宾去后园祭奠那位著名的死者。随着镜头，我看见了袁崇焕之墓——已用混凝土浇铸（如同堡垒），并且立有大理石墓碑。庭院打扫得很干净，可见主人很尽心尽职。
由于袁崇焕之墓、祠已列为供游客参观的文物保护单位，守墓人家族将移迁新居。佘树芝老人在墓前鞠躬、痛哭，跟祖祖辈辈生死相守的袁将军告别。
袁将军若活着的话，应该给自己世代相传的卫兵授勋。或者说，我们这座城市，应该给这有良知的一家人记功。一个平凡的家族（绝对属于“老北京”了），总算为历史犯下的错误做出了一定的补救。我视之为人民的代表，从精神上对冤死的英雄进行着永远的补偿。
在明朝以前，元朝，北京（时称大都）的刑场在柴市口（今东城区交道口）。
说起来，我知道柴市口，还是因为文天祥——这位写有《正气歌》的南宋状元宰相，正是在柴市口，实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最高理想。
文天祥战败后，经过“零丁洋”而被押赴大都兵马司狱中。元世祖忽必烈看重这个人才，让被俘的亡国之君恭帝出面当说客，希望文天祥遵君臣之道而投降。文天祥一见恭帝即泪如雨下，边哭边说：圣驾请回，圣驾请回！很艺术地处理了难题——既给了恭帝面子，又保持了自己的气节。
“君恩”不灵，便动用亲情。唆使文天祥沦落乐坊与妓院的宠妾及宝贝女儿，乞求其救助。文天祥肝胆欲裂，仍硬起心肠给“掌上明珠”回信：“阿爹救不得。”
最后，战无不克的忽必烈只好亲自出马，劝说这位文人：“我很钦佩你的忠烈。但你们的皇帝都归顺我了，你也不妨做我的丞相。我不会亏待你的。”文天祥不屑一顾：“我是大宋的宰相，哪能再为另一个朝廷服务！”忽必烈觉得还有商量的余地：“当两朝宰相或许有违你的观念，那么可否主管枢密院？照样能为老百姓做些实事嘛！”文天祥昂首回答：“一死之外，别无所求！”
黔驴技穷，忽必烈下令对文天祥执行斩刑。
那是至元十九年（1283年）发生的事情。当囚车驶往柴市口，老百姓纷纷赶来为忠贞不屈的文丞相送行，仅刑场周围就集合了一万余人。行刑官怕市民造反，锣鼓开通时一再宣称：“皇上有旨，只要文丞相肯降，立即收回成命，荣任本朝宰相！”文天祥戴着镣铐，神色坦然地来到刑场上，他问旁边的百姓哪一面是南方，百姓指给他看了。文天祥恭恭敬敬地朝着正南方拜了几拜，然后从容就义，时年四十七岁。（引自方彪著《北京简史》）
文天祥的碧血，抛洒在柴市口。文天祥的丹心，跳动在史书里。
清朝取代明朝后，将杀伐的刑场，由西四牌楼转移至宣武门外的菜市口。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菜市口被杀害的。谭嗣同走下囚车时曾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监斩官无言以对，只是投去杀头的令箭，让刽子手持刀上前。谭嗣同的头在被砍下前，还在高呼口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光绪皇帝主张变法革新，下诏令谭嗣同从速进京引见，参与新政。赐谭嗣同军机章京“四品卿衔”。他下榻在城南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然而他不坐轿子，总是步行穿过宣武门，到紫禁城去。他的任务是拆看各省的奏章和上疏，择善而从，批驳守旧。”（农伟雄语）变法失败后，他本有机会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逃离北京、流亡海外的（某国使馆的外交官数次登门请其“政治避难”）。然而他认定“中国的新旧两党非闹得流血遍地，国家才有希望”，故有以血自荐轩辕之志：“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倡也。有之，请自嗣同起！”
谭嗣同等六君子，使北京的菜市口也出名了。
《昆明湖：耶律楚材与乾隆》
昆明湖早先叫西湖的。跟杭州那座流淌着西施的眼泪的湖泊同名。大概因为它位于古城的西北郊，加上与屏风般的西山相连。中国许多地方，都有俗称西湖的水潭——起这样的名字较省事，也亲切。譬如雷州半岛的海康城西，原有罗湖，苏轼被流放到岭南时，曾与其弟苏辙在此日夜泛舟，当地人乃将罗湖易名为西湖，并模仿着修筑了苏堤与白堤。连县太爷也写诗纪念这位伟大的过客：“万里宦游来海国，一般乡景似杭州。”不管怎么说，是苏轼最早把西湖比作西子的。在这方面，扬州做得尤其聪明，在本地的西湖前加了个“瘦”字，以示区别。瘦西湖，瘦西湖，“减肥”之后，显得更楚楚动人了。
北京的这一座西湖，既不胖又不瘦，很本色。虽然苏轼不曾来过这里，但另一位大学者，耶律楚材，却看中它了，以此为葬身之地。今天的万寿山，当时叫瓮山，因而昆明湖又叫瓮山泊。耶律楚材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帝王之后，又曾任金朝国史院编修及尚书右丞。成吉思汗攻破金中都，首先想到了他，下诏书令其从军参政，并为之起了个“美髯公”的外号。这一代天骄曾指着“美髯公”告诉其子窝阔台（后来的元太宗）：“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耶律楚材为元朝服务数十年，有一半时间担任着中书令（丞相）之要职。他虽为契丹族人，却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晚年自号玉泉老人；随蒙古铁骑南征北伐途中，时常怀念故乡山水，写下“归隐西山五亩宫”等诗句。当公元1244年病逝于蒙古高原，遗嘱以马革裹尸运回燕京，埋葬在玉泉山下瓮山泊之滨。十余年后，元世祖忽必烈特意为其重修陵墓，建庙立像，隆重悼念这位开国元老。据说其时瓮山泊周围原来很荒凉，芦苇遮天，自从东岸增加了这处人文景观后，才变得热闹了。常有高官显贵、文豪墨客前来凭吊。
耶律楚材不仅会搞政治，还精通儒学和佛经，乃至辞赋。譬如他题咏玉泉山上著名的华严洞，刚柔并济，很有点苏东坡感叹“大江东去”的味道：“花界倾颓事已迁，浩歌延望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山横翠嶂架寒烟，野春平碧怨啼鹊。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
一朝天子一朝臣，明军攻占元大都，耶律楚材墓难免受到冲击，坟头被夷为平地，祠堂也焚之一炬。若干年后，沈德符记述：某贵族在西山盖房，挖地基时触及一古冢，掀开棺盖，见死者之头颅骨比常人大许多，又获石碑，方知此地埋着的是耶律楚材。看来玉泉老人不仅胡子长得美，脑袋也要大一号。不愧为智者也。王崇简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曾来此探访：“瓮山山下东南数十步有元耶律丞相墓……祠宇倾颓，尚存公及夫人二石像端坐荒陌。少前，二翁仲，一首毁，相传居人夜见有光，疑其怪而凿也。后一高阜，则公墓云。”清康熙戊申（1668年）又策马重游，但见“断垅渐平，耕者及其址，石像仅存下体，余皆荡然。三十余年来，问之土人，鲜知为公墓者。墓西去半里，圆静寺僧犹能言其处。嗟夫！石像何患于人？去之者以其妨耕也。念此十笏残基，再数年皆麦亩黍穗矣。”他很有点替黄泉之下的耶律楚材打抱不平的意思，借诗抒怀：“丞相遗坟知己稀，荒冈不似旧崔巍。空余祠址藏狐窟，无复苔纹绣石衣。耕叟驱牛依冢卧，东风流水落花飞。俯思一代名臣盛，徒有青山挂夕晖。”
今从颐和园东门，沿仁寿殿南侧前行至昆明湖东岸、文昌阁以北，仍能找见庭院深深的耶律楚材祠——北屋内陈列数米高的红土堆，即其遗冢。但已是乾隆年间重修的。乾隆造清漪园（颐和园之前身），在瓮山之阳挖出耶律楚材棺木，“培土为山其上以藏之”。并加盖祠堂三间，内供塑像及墓碑。乾隆对耶律楚材的评价颇高：“闻其为楚材之墓久矣，使阅时而湮灭无传，岂所以褒贤劝忠之道哉？”他还亲笔题诗：“曜质潜灵总幻观，所嘉忠赤一心殚。无和幸免称冥漠，有墓还同封比干。窀穸即仍非改卜，堂基未没为重完。擒文表德辉贞石，臣则千秋定不刊。”被成吉思汗倚为左膀右臂的耶律楚材，入土500年后，终于又赢得了一位隔世的知音——大清皇帝乾隆。
乾隆泼墨题诗，犹觉不过瘾，还让丞相汪由敦写一篇《元臣耶律楚材墓碑记》。命题作文？“瓮山之麓有元臣耶律楚材墓一区，岁久弗治，渐就芜没。会其地近别苑，所司将有所营建，上特命覆以屋三楹，俾勿坏，而敕臣由敦记之。臣谨按元史，楚材事太祖、太宗，历三十余年，时方草昧，一切定赋税，分郡县，籍户口，别军民，皆其所经理。尝谓治弓尚须用弓匠，治天下安可不用天下匠？遇所不便于民，必力争不少屈，至有厌其为百姓哭者。卒赖其规画，法制粗立，民得宁息。故论有元一代名相，必以楚材为称首。顾阅世久远，逐渐湮没，当日丰碑高冢已翳为荆蓁，几莫有过而问焉者。王士祯裂帛湖诗已有‘谁吊湖边耶律坟’之慨；而赵吉士寄园所记并云‘遭掘于摸金之手’。则此荒垄之仅存，其不致荡然磨灭尽也，难矣。乃一旦沐圣天子表彰培护，不唯不以在苑侧为嫌，更为之界以垣墉，盖以檐宇，较之贞珉绰楔而愈垂不朽，斯岂楚材当日意计所能及哉？昔唐元和中因白居易一言而为魏征子弟赎赐第，史册书之以为盛事。然此犹第加恩于本朝勋旧，而于前代无与也。我皇上乃施及于异代之臣，虽远至四五百年，犹为之表遗墟而存故迹，褒忠崇德之圣心，诚有度越前古万万者，固不徒以泽及枯骨广收恤之仁而已……”谈性正浓的汪丞相还继续由耶律楚材墓加以发挥：史书上都说耶律楚材精于法术、未卜先知，但他真的能预料到自己死后能获此殊荣吗？假如没遇见眷怀圣哲的乾隆皇帝，他还不是早被人给遗忘了吗？这既是楚材的幸运，又是天下所有人才的幸运。他的意思是：有了乾隆这位伯乐，古今中外的千里马都不用担心被埋没了。到底是御用文人，真会歌功颂德，表面上是在缅怀古人，却没忘记把当朝的“国家元首”也给大大地夸了一番。乾隆听到了，一定很开心。
早在金章宗时，御批的“燕京八景”，就包括“玉泉垂虹”（后被乾隆改作“玉泉趵突”）。耶律楚材是金朝遗臣，对作为西山支脉的玉泉山情有独钟，并且爱屋及乌，相中了玉泉山麓的瓮山泊。他迷信风水，把瓮山泊视为“宝地”，虽然当时此水并无富贵气象，只相当于荆钗布裙的村姑。但事实证明，他确实没有看错。
操劳了一生的耶律楚材，枕山醉卧、伴水长眠，终于可以无忧了。近半个世纪后，公元1292年，水利专家郭守敬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开辟水源以济漕运，使京杭大运河直抵大都城下（积水潭）。为保障新开凿的通惠河水流充足，特意引玉泉山诸泉及昌平白浮泉水汇积瓮山泊内，再经长河（高粱河）注入积水潭。因而瓮山泊带有京郊第一大水库的性质（犹如当代之十三陵水库），甚至影响着南北的漕运。瓮山泊之水，由大都西门水关流进积水潭，再向东南流入通州白河，流啊流，可以一直流到江南。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的西湖（瓮山泊），和杭州的西湖，还是有联系的，首尾呼应，摇晃着大运河的繁华梦。
北京的西湖，没有白堤与苏堤，却有一道长约10里的西堤，自麦钟桥始发，经龙王庙至瓮山西麓为止。沿湖筑堤设闸，本是为了蓄水并控制流速。可西堤也像白堤与苏堤一样成为听浪观景的最佳途径，元大都的风流才子们吟诗纪念：“凤城西去玉泉山，杨柳长堤马上游。”诗写得虽不咋的，毕竟给后人提供了若干信息：西堤较宽阔，有杨柳夹道，还可纵马驰骋。到了明朝，此风更盛。“每年四月赏西湖景”，成了北京市民一大风俗。“京城男女老幼西郊踏青，出西直门，过高粱桥，经西堤而云集西湖”（姚天新语），而堤上“茶篷酒肆，杂以妓乐，绿树红裙，人声笙歌，如装如应”。弘治七年（1494年），助圣夫人罗氏建圆静寺于瓮山，山上平添了佛国风光，香火旺盛。（很久以后，又有个叫慈禧的女人，借山势修筑了佛香阁）。万历年间，山脚下始有农民聚居：“瓮山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枯槔锄犁咸置垣下，西湖当前，水田棋布，酷似江南风景。”有人考证：此村落位于今颐和园乐寿堂附近，村左为耶律楚材墓，村右为瓮山圆静寺。
乾隆是个大孝子，选择瓮山泊修造清漪园，为母亲祝寿。他还将瓮山改称万寿山，西湖改称昆明湖，以烘托喜庆气氛。湖中最小的人造岛凤凰墩（面积仅百余平方米），系根据无锡惠山脚下大运河中的小岛黄埠墩“克隆”的，是其孝敬给母亲的礼物：“乾隆皇帝奉母下江南，路至黄埠墩时，因母偶感小恙停留憩息。其间，有当地寺庙里的僧人供奉斋饭，祈祷平安。回京后，乾隆皇帝即在水波荡漾的昆明湖中仿建了这座小岛，取名凤凰墩，以示怀念之情。尔后，又花费了大量精力装点这座小岛，使凤凰墩成为昆明湖中著名的一景。”（翟小菊语）凤凰墩上有供奉佛母神像的凤凰楼，与南湖岛上的龙王庙相映成趣，寄寓着“龙凤呈祥”、“帝后并配”之美意。乾隆又想写诗了：“诸墩学黄埠，上有凤凰楼。一镜中悬画，四时长似秋。山容格外秀，波态度前浮。何事三山远？还期羡游。”1830年，因公主多于王子，迷信的道光帝怕阴盛阳衰，下了拆撤凤凰楼的圣旨。“盖云龙为帝王之相，而凤乃后妃之兆，故去之。”他希望此举能改变大清帝国江河日下的尴尬局面？真够荒唐的。直到慈禧太后掌权，不仅花重金将清漪园改建为颐和园，还想在绣漪桥北湖内这荒凉已久的孤岛上恢复凤凰楼。她是个古老的女权主义者，早就期待着扭转乾坤，形成“凤在上、龙在下”的政治格局；如愿以偿之时，自然大力倡扬凤凰的精神，以显示后宫之力量。可惜，颐和园内需要“砸钱”的地方太多，很快就“超支”了，只好象征性地在岛上盖了座简陋的小亭子。不叫凤凰楼，而叫凤凰亭了。慈禧太后死去没多久，不仅大清帝国崩溃了，而且凤凰亭也应声而倒。“凤凰台上风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本是李白于金陵怀古的诗句，借用过来形容昆明湖里的凤凰墩，也挺合适。凤凰墩是凤凰台的袖珍版，犹如微型小说。
话题再回到乾隆那儿。乾隆不仅给西湖改名，还动真格的，从水利建设方面考虑，将水面向东拓展，并铲平西堤的北段，但保留了“旧有龙神祠”（这使龙王庙所处的堤坝成为南湖岛）。姚天新先生说：“昆明湖建成后，乾隆皇帝在湖中仿杭州西湖苏堤建筑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长堤，取名为西堤，并将原有西堤修整后改名为东堤。为记其沿革，乾隆皇帝在东堤岸边上建立了一座镌有‘西堤此日是东堤’诗句的昆仑石碑。从此，这条元明时期京城西北郊著名的‘西湖景堤’因乾隆造园而堤改名亡了。”幸好，将西堤改叫东堤，不会闹出把西施叫作东施（效颦的丑女）那么大的误会。如果说效颦的话，也是乾隆皇帝本人在效颦，让昆明湖模仿杭州的西湖，让昆明湖的西堤模仿西湖的苏堤。好在模仿得还不算难看。比那位只知道赶时髦、却没学会照照镜子的东施，高明多了。到底是皇帝，有一颗爱美之心，而且做得很到位，表现得很恰当很得体。乾隆这位伟大的“美容师”，给西湖（瓮山泊）做了“整容手术”，使之更漂亮、更有贵族气息了。正是从这一天起，西湖成了御苑里的风景（犹如天然去雕饰的民女摇身变作穿金戴银的公主），被高高的红墙围住，有勇猛的哨兵把守；普通老百姓，想看也看不到了，想看也不敢看了。“望西湖月半规”，“见西湖明如半月”——古书里的有关记载，都已是传说了。只能听一听而已。
昆明湖虽好，却被皇帝一个人所霸占了，圈为其私有财产。看来所有的皇帝，都很吝啬于与别人分享自己莫大的幸福。
到了慈禧太后的时代，更是如此。女人若霸道起来，比男人还厉害。她把昆明湖当作自家的金鱼池，以其为核心，盖起了花园别墅（颐和园），恨不得天天住在里面。她唯我独尊地在昆明湖泛龙舟、赏荷花、钓大鱼，一点也不觉得孤独？昆明湖，不觉得孤独？所谓养在深宫人不识，即其命运也。它也快成白头宫女了。
可以说直至大清王朝破产，中国的老百姓，才有权利、才有眼福一睹昆明湖之真面目。
《纳兰性德的渌水亭》
自古以来，北京多帝王，却少有大诗人。元大都的胡同里，出过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但基本上都是写散曲（近似于今之流行歌曲）的，带有勾栏瓦舍的媚俗气息，显得不够贵族。幸好，公元1655年，京西皂甲屯的明府花园，纳兰性德诞生了。他是权倾朝野的武英殿大学士明珠之长子。自小就养尊处优，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却迥异于一般的八旗子弟，心性高傲，渴望成为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当然，最终也如愿以偿了。
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18岁中举，22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正如他的师傅徐乾学（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所形容的：“从吾游者亦众矣，如容若之天姿之纯粹，识见之高明、学问之淹通、才力之强敏，殆未有过之者也。”他的老爹明珠，是康熙皇帝的大红人，独揽朝政，气势炽烈。而他本人，参加进士考试时，中二甲第一名：“叙事析理，谙熟出老宿上，结字端劲，合古法，诸公嗟叹，天子用嘉”。康熙当即选其为御前侍卫。“御殿则在帝左右，扈从则给事起居……吟咏参谋，备受恩宠。”康熙颇好风雅，每有吟兴，性德总能出口成章、随声唱和。君臣二人相处得很投机，也很有情调。康熙无论南巡北狩，譬如祭祀长白山、五台山、泰山，及游览苏杭，都喜欢带着性德在身边，旅途上充满诗情画意。性德随驾护航之余，总能不失时机地奉上《驾幸五台山恭纪》、《塞外七夕》、《扈从圣驾祀东岳礼成恭纪》、《秣棱怀古》、《江南杂诗》之类的诗词，给皇上醒酒、提神、解闷，令龙颜大悦。性德的陪伴，使霸气十足的康熙变得儒雅了好多，所谓近朱者赤也。
纳兰性德是北京城的李白，有清初第一大词人及清代词坛领袖之美誉。当年唐明皇召见李白，请其为杨贵妃写几首诗，李白提出的要求，是让高力士（宠宦）替自己脱靴子。高力士只好忍气吞声地照办。纳兰性德纵然没那么大的架子，但文武百官，从此再也不敢小瞧诗人了。在皇帝面前，献一首诗，似乎比上多少税还管用？“上（皇帝）有指挥，未尝不在侧……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汤泉及畿辅五台、口外盛京、乌剌，及登东岳，幸阙里，省江南，未尝不从。先后赐金牌、彩缎，上尊御馔、袍帽、鞍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属甚伙。中岁万寿节，上亲书唐贾至《早朝》七言律诗赐之。月余令赋乾清门应制诗，译御制《松赋》，皆称旨。于是外庭佥言，上知其有文武才，且迁擢矣。”当然，纳兰性德之进入文学史，并非仅仅因为沾了皇帝的光，还是要靠实力的。他二十几岁就出书了：《侧帽集》与《饮水词》。后人精挑细选，得342首，以《纳兰词》命名。即使在当时，也不乏文坛泰斗给予高度评价。顾贞观长叹：“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聂先称其“少工填词，香艳中更觉清新，婉丽处又极俊逸。真所谓笔花四照，一字动移不得者也。”丁澎的读后感：“读之如名葩美锦，郁然而新；又如太液波澄，明星皎洁。”至于陈维崧，更将其与李、李煜相提并论：“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此乃李白的精神。纳兰性德不可能达到如此纯粹的地步，无法拒绝“皇恩浩荡”，他还是捧着文房四宝上了天子的船。康熙爱读性德的诗词，经常赏赐给他金牌、佩刀、字帖等礼物，以充润笔的稿酬？抑或鼓励其多出歌功颂德的好作品？不管怎么说，清代文坛，纳兰性德算是一个拿到了“金牌”的诗人。然而，后人并未将其视作“犬儒派”或御用文人（像纪晓岚那样的），还因为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写给自己的，情感真挚、心态善良、语言优美（“真善美”都占全了）。尤其他的爱情诗，缠绵悱恻，感人肺腑，并不比唐之李商隐、宋之柳永逊色多少。纳兰性德为皇帝写过一些应试之作，但也仅仅逢场作戏而已，他更愿意向自己的爱人（原配卢氏、继室官氏）倾述相思之苦、之甜：“戏将莲抛池里，种出莲花是并头”，“偏是玉人怜雪藕，为他心里一丝丝”……他后来悼念亡妻的一系列词章，绝对是声声啼血、字字连心：“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月，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两处鸳鸯各自凉！真无奈，把声声檐雨，谱出回肠。”由此可见，纳兰性德的本性绝非官僚、财迷一类世俗小人，而是十足的情种。即使称其为清代的李白稍欠恰当，他也算得上是中国的普希金，爱美人胜于爱江山。普希金不也是如此嘛，爱美人胜于爱沙皇。
纳兰性德是尊敬康熙大帝的。但仅仅是尊敬，并不眷恋。他的骨子里，其实与视名利富贵如浮云的李白不乏相似之处。李白的伟大不仅在于其诗篇，还在于其对五花马、千金裘的贬斥（呼儿将出换美酒）。纳兰性德的内心，同样是一个清新超拔的隐士，只不过隐于市、隐于朝而已。并不见得就比隐于野、隐于山水来得容易。譬如当他颇受康熙青睐，成为御前一等侍卫官，王公贵族们皆预料这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必将得到进一步重用，走上仕宦而致将相的光明途程：“纳兰性德在内心深处，却与侍卫的上马从征、殿前宿卫的生活很不协调，他既苦于天涯飘泊，也厌恶金阶侍立。他鄙弃庸碌的生活，内心无比空虚，甚至想离开京师，放弃功名，到江南去过归隐生活。”（引自张宝章、严宽《容若葬于皂甲屯》一文）时人谓之“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皇气逼人的紫禁城，对于纳兰性德这样的真名士来说，是一个束缚个性的大鸟笼子；纵然是以金丝银线编制，同样意味着对翅膀的限制。他尊重皇帝，但更热爱自由。曾自称“不是人间富贵花”，以示对功名利禄的超脱与淡泊。
宦门一入深似海。这种苦闷的情绪长期折磨着清高的诗人，使之常有窒息之感。当然，纳兰性德是懂礼貌的，不好意思像陶渊明那样罢官，挂冠而去。但折腰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李白早就说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纳兰性德也是愁眉苦脸的。他去大觉寺烧香拜佛，吟咏道：“蝴蝶乍从帘影度，樱桃半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忘言。”真正的鸟儿，无法在笼子里颐养天年的。纳兰性德的灵魂，难以忍受紫禁城里的“无期徒刑”。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三十日，他因病辞世，年仅31岁。和诗鬼李贺一样，成了短命天才。我想，他患的是心病。心缺一块难再补。
纳兰性德死后，直至今天，仍有着众多的崇拜者。在旧社会，字字珠玑的《纳兰词》被公子哥儿、富家小姐争相传抄。自从进入网络时代，他的亡灵非但不显得落伍，反而搭上了快车：只需轻轻点击一下，就能打开一个叫“渌水亭”的网页——那是属于纳兰性德的“空中花园”。想不到新新人类们，会对这个古典的诗人感兴趣。有些网虫认为：17世纪的北京，既是康熙大帝的（他住过的紫禁城尚存），又是纳兰性德的（有渌水亭为证）。渌水亭本是纳兰性德在京西的别墅，因园内筑有一座乡野风格的茅亭而得名。主人最喜欢在这小亭子里纳凉、喝酒抑或会客，特意以《渌水亭》为题写过一首抒情诗：“野色湖光两不分，碧云万顷变黄云。分明一幅江村画，着个闲亭挂夕曛。”可见渌水亭是其灵魂的家园。两百多年后，周作人在八道湾的苦茶庵，多多少少模仿了渌水亭超然物外的风度。
乾隆年间的太仆寺卿戴璐，在《藤阴杂记》中提了一笔：“渌水亭为容若著书处，在玉泉山下。”纳兰性德曾以《玉泉》为题写诗：“芙蓉殿俯玉河寒，残月西风并马看。十里松杉清绝处，不知晓雪在西山。”据张宝章、严宽两位先生讲解：“这芙蓉殿乃是金章宗在玉泉山南坡玉泉附近修建的一座行宫，御河即玉河，是玉泉水流到昆明湖这段河道的名称，渌水亭即建在玉河岸边。”纳兰性德坐在亭子里，眺望玉碎宫倾的前朝遗墟，肯定无限感慨：再辉煌的功绩、再华丽的建筑，又能怎么样呢？最终还不是化作黄土一堆！这种虚无主义的思想，尤其流露在他写的《渌水亭宴集诗序》里：“此地四载白壁，何以人称击筑之乡？台起黄金，奚为尽说悲歌之地？偶听玉泉呜咽，非无旧日之声；时看妆阁凄凉，不似当年之色。此浮生若梦，昔贤于此兴怀；胜地不常，曩哲因而增感”。他原本约了一群文友在亭子里诗酒唱酬（古人聚饮时吟诗就跟咱们划拳似的），应该说很热闹的，可他本人却忽然倍感孤独，恐怕是又想起了什么伤心事。唉，这多愁善感的诗人哟，真称得上是“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想解也解不开。
纳兰性德虽然跟康熙皇帝关系不错，但他真正情投意合的朋友，还是文艺界的：朱彝尊、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菘、姜宸英……毕竟，大伙儿在一起更有共同语言，也更放松一些。而渌水亭，正为这一群风流才子提供了聚会的场所。纳兰性德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了一个松散而又团结的诗社。
渌水亭之所以脍炙人口，还因为纳兰性德在此写过一部叫《渌水亭杂识》的笔记。此书涉猎颇广，“说书画，论瓷器，话刻石，评古钱，赞古迹”——尤其对北京当地的一些名宅古刹，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其主要者有：燕山窦十郎故居、元代海子岸的万春园、明代李东阳故居、红螺山大明寺碑、呼奴山的白云观、德胜门外的千佛寺、魏忠贤建的药王庙、什刹海的光华寺、西山资福寺、西山功德寺、怀柔县城、怀柔钓鱼台、西山君子城、西山斋堂时、西山戒台寺、大兴县题名记碑、阜城门外的宫人斜、卢沟河畔的苻氏雅集亭等。”（刘豪语）
难怪某旅游类网站要以“渌水亭”为名呢。那些年轻的网民，不满足于对北京地理的认识，仅限于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之类旅游热点，他们更渴望探求纳兰性德所描绘的那一个北京，那一个快要失传了的北京。他们更渴望重温纳兰性德的心路与足迹。或许，《渌水亭杂识》里的北京，比当代导游手册所记载的北京，要更模糊、更遥远，但也更有诱惑力。哦，康熙大帝的北京，纳兰性德的北京，如今在哪里？
玉泉山下，曾荫庇过一代才俊的渌水亭，已无影无踪。我曾沿着玉河步行，找了多次，都没找到。
而《渌水亭杂识》里评点的某些古迹，也同样消失了。
纳兰性德给我们留下的是纸上的建筑。
什刹后海北河沿的明珠宅第，曾经门庭若市，车马喧哗。纳兰性德的青少年时代，他老爹正置身于权力的巅峰；因而他本人，作为明府的大公子，算是体验够了“高干子弟”的尊贵与荣耀。他在《渌水亭宴集诗序》中，描绘过这个钟鸣鼎食之家：“予家象近，魅三天临尺五，墙依绣堞，云影周遭。门俯银塘，烟波晃漾。蛟潭雾尽，晴分太液池光，鹤渚秋清，翠写景山峰色。”太液池（什刹海）、景山，开门即见，仿佛衬托富贵气象的道具。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如此耳。
然而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明珠家的后裔，不小心得罪了乾隆宠信的权相和（新时代的明珠），新账老账一起清算，家产被籍没。明珠的亡灵被打下十八层地狱，朝廷指责其贪财纳贿、卖官鬻爵（“簋不饬、货贿山积”）。而什刹后海的明珠旧第，被和霸占为别墅。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偏偏这和，又重蹈明珠之覆辙，乾隆一死、靠山一倒，即身败名裂。嘉庆帝将和别墅收回，赐给成亲王永。到了光绪年间，又成了醇亲王载沣的王府。
载沣的儿子溥任讲解醇亲王府的西花园：“正门三间，但终年封锁，经常由一个随墙门往来。进园后首先看到两座土石假山为屏障，循山口过小桥见竹林一片，中有方亭一座。依长廊而行有一六方亭，篆书额曰‘恩波亭’，此亭两面临水，因奉旨许引玉泉水进园，故命亭为‘恩波’。水由西引入，绕园一周，由东端流出园外。循长廊而前可直达南楼上。南楼前临水有明开夜合树七株，其中两株据园林学家鉴定为二百余年前的古木。”200余年前，恰恰是纳兰性德的时代。查纳兰性德《通志堂集》，确有《夜合花》（是其病逝前的最后一首诗）：“阶前双夜合，枝叶敷华荣。疏密共晴雨，卷舒因晦明。影随筠箔乱，香杂水沉生。对此能消忿，旋移近小楹。”因而“据此可确定为当年纳兰性德所手植”。纳兰性德咏“夜合花”后，大病一场，过了7天即然辞世。其好友在祭文中说：“夜合之花，分咏同裁。诗墨未干，花犹烂开。七日之间，至于兰摧。”
溥任早年常听说西花园即大观园：“因为曾有人认为《红楼梦》一书是写明珠一家之事。后经考据证实《红楼梦》是曹雪芹回忆自家往事，这个传说就成无稽之谈了。”
什刹海畔的明珠旧宅，虽和曹雪芹笔下的荣国府、宁国府“脱离了关系”，但纳兰性德身上，倒是有几分贾宝玉的影子。或者说，大观园的怡红公子身上，有几分纳兰性德的影子。当然，怡红公子除了会填词、组织诗社之外，还爱舔姑娘嘴唇上的胭脂。不知纳兰性德生前，是否有这嗜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纳兰性德跟贾宝玉一样的多情。否则，哪来那么多写香艳诗的灵感呢？或许，这是大清王朝公子王孙的“通病”？
好在八旗子弟中，还是出过几位伟大的艺术家的。譬如诗人纳兰性德，譬如小说家曹雪芹他们都生在金玉堆里、长在脂粉丛中，却耽于梦想，弄得自己很不开心，只好往纸上渲泄——一串串似是而非的呓语。但正是这一系列说梦的痴人，解剖了华丽的王朝的另一面：盛极必衰，乐极生悲，或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纳兰性德堪称那个时代悲观主义者的先驱，而曹雪芹则继承了这一遗产，并使之发挥到极致。不管怎么说，饱受诗书熏陶的曹雪芹，即使不是以纳兰性德为原型塑造了贾宝玉，但他肯定读过手抄本《纳兰词》的。我甚至认为：红学家们关注纳兰性德其人并没搞错，《红楼梦》本身，就近似于《纳兰词》的小说版，那种浮生若梦的情绪，在彼此间息息相通。完全可以把《纳兰词》，移用作《红楼梦》的解说词或画外音：“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渌水亭，是纳兰性德的“怡红院”或“大观园”。
纳兰性德喜欢去西山踏雪寻梅：“西山雪易积，北风吹更多。欲寻高土去，层冰郁嵯峨。琉璃一万片，映彻桑干河。耳目故以清，苦寒其如何？”若干年后，正是在西山脚下，破落贵族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被脂砚斋称为一部“哭书”。纳兰性德与曹雪芹，都是“泪尽而逝”的。从《纳兰词》到《红楼梦》，流的都是同一把辛酸泪。
连《清史稿》等书都记载了大学士明珠“广置田产，市买奴仆”，“田产丰盈，日进斗金”。什刹后海的豪宅，是其官邸。而皂甲屯（属今海淀区上庄乡）的明府花园，是其乡间别墅。皂甲屯村外，尚有纳兰氏祖茔（曾获“小十三陵”之称）。
明府花园始建于清顺治十一年，呈长方形，占地约50亩：“南面为正门，东西设便门，北面为更道后门，进正门，绕过大影壁，东面为车马库与马圈和田庄处。西面为坐北朝南多进四合院和跨院，为主人客厅及卧室，最西部为花园，园内广植花木。花园北部用清理河道的泥土堆积假山一座，上置茅亭一座，为观赏四周风景而设。环宅园西北部的河流，疏浚展宽后，用丈余花冈石条，衬砌了长达一里多的河道，两岸遍垂柳，并设五座石桥于河上，水道宽阔，可以行舟。”黄兆桐先生在重温别墅旧貌之时，没忘记提上一笔，“清代著名诗人纳兰性德曾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纳兰性德为明府花园锦上添花了。
村外的纳兰氏墓园，同样很气派，有树林、泉水与石桥。附近还有千年名刹东岳庙，被用作纳兰氏的家庙。《重修榆河乡东岳庙碑记》：“都城德胜门之北有榆河乡，中有皂荚屯者，或云昔日造甲处。其地平原，厚土木深，有相国明公与其嗣总宪揆文瑞公墓在焉。主穴迎相国之考妣，以故相国岁时瞻扫。”而纳兰性德，也与其妻卢氏合葬在这里。在他死后，与其同时期的诗人杜诏，登贯华阁，目睹纳兰性德30岁时小像，倍感凄凉，写下“风流休敦鸳鸯社，只是伤心皂甲屯”等诗句。并注明：“皂甲屯，其葬地也。”
据黄兆桐讲述：1972年，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于岱岩回皂甲屯探亲，听说村西在平整土地时挖出好几块汉白玉石碑，忙赶往现场，只见一片断砖残石，4米深的墓坑底部，两扇汉白玉墓门一立一斜。泛着红色的棺木长达4米，已被用作简易木桥。而石碑移置生产队办公室院内。走近细瞧，竟是纳兰性德的墓志铭。4年后，领市文物局有关人士前往，发现该碑已被用作台阶，有的字已经破损。“看到一代名人石刻遭此破坏，无不感到痛心疾首。当即从台阶上拆起墓志铭，并连同他夫人卢氏的墓志铭及朝珠等殉葬品和几十斤清钱，运回市文物局，并相应地给了生产队一些报酬。”黄先生呼吁：“我们在保护纳兰性德家墓志铭的同时，能否以纳兰性德庙为墓地，把散落在京郊皂甲屯周围的有关遗物搜集整理后，在那里建一座纳兰性德纪念馆呢？”如今，这座纪念馆经千呼万唤，终于面世了。
张宝章、严宽二位，早先也曾在海淀区上庄乡皂甲屯的大队部门口，发现过当做垫脚石用的纳兰性德及其夫人的墓志。卢氏的志石字面朝下，幸未损坏。而性德的志石面朝上，被长期踩踏磨损，有些字迹已模糊。刻有“皇清通议大夫一等侍卫佐领纳兰君墓志铭”，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昆山徐乾学撰文：“益肆力经济之学，熟读通鉴及古人文辞，三年而学大成。岁丙辰应殿试，各对凯切，书法遒逸，读卷执事各官咸叹异焉。名在二甲，赐进士出身。闭门埽轨，萧然若寒素，客或诣者，辄避匿。拥书数千卷，弹琴咏诗自愉悦而已……容若选送三等侍卫，出人扈从，服劳唯谨，上眷注异于他侍卫。久之晋二等，寻晋一等……”张、严二人感叹：“在十年浩劫中，纳兰性德的坟墓被掘开，宝顶被拆毁，棺材挖出时还看到棺壁被盗墓匪用利刃剜了一个不足一尺见方的小洞，贵重的殉葬品已被盗走多年，剩下的一些金银珠宝经过清理交给了文物部门；而那两块墓志铭却被生产大队充做队部的阶条石。从此，性德墓和纳兰氏祖茔便被夷为平地，栽种玉米小麦了。”
繁华总被雨打风吹去。幸亏，读后令人唇齿生香的《纳兰词》，并没有失传。其生命力，并不亚于玉米小麦之类农作物。
金启琮回忆，北京的掌故家、民俗学家金受申某日在安定门内酒馆喝酒，“见一洋车夫披破棉袄持一极精细之碗前来买酒。受申索其碗观看，见碗底有红印‘鸳鸯社’字样，极惊问：您家的坟地在皂甲村吗？车夫答是。（原来鸳鸯社系纳兰性德室名，受申既知又以坟地皂甲村印证得实，知车夫确为纳兰性德后人无误）遂与车夫攀谈，并叹息说：纳兰氏后人一至于此乎！为之唏嘘者久之。”看来纳兰性德的后裔，不仅不会写诗，而且改拉人力车，成体力劳动者了。这么说，天才确实是无法遗传的了？性德填词时，是否可能未卜先知，预料到自己家族的传人，往后也会落魄到这个地步？但若落在曹雪芹身上，绝对不会吃惊的。他说过：“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他看见（并亲身经验）了早夭的纳兰性德无法看见的萧条景象。曹雪芹虽未沦落到跻身贩夫走卒之流的程度，可他的心哟，分明比纳兰性德那卖苦力的后人要敏感得多，痛苦得多。
假如回到旧时代的北京，你可不能对街头巷尾的“骆驼祥子”们有任何轻视。没准某个车夫的祖上，曾经是某位王爷或某位大才子呢。别责怪其无能，有辱先辈的尊严。要怪的话就怪命运吧。命运，最会捉弄人了。
《香山脚下的曹雪芹故居》
假如我说自己在北京曾经邂逅曹雪芹，肯定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但不这么说，又无法准确地概括我的心情。
1992年系我移居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因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而在香山以东寿安山南麓的卧佛寺住了一星期。茶余饭后，去附近的植物园闲逛，不知怎么就撞见一幢古色古香的农家院落：老树昏鸦自不必提了，低矮的围墙下面，搁置着废弃的磨盘、碌碡之类，乃至半筐暗黄的老玉米棒子呀什么的……居然还有像模像样的门匾！这一看可不要紧，我浑身跟触了电似的——原来这深山里藏着的是曹雪芹纪念馆。曹雪芹，不就是写《红楼梦》的那个人嘛。说实话，中国的古典作家里我最崇拜的就是他了。
根据讲解员的介绍：此乃曹雪芹落魄时的故居，他默默无闻地藏身于这香山脚下的乡间，远离红尘，追忆繁华，撰写了洋洋大观的《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啊……至于是如何发现的，还缘自当地人修理老房子，铲掉墙皮，里层上面暴露出许多题壁的诗句，按照内容与字体来猜测，极有可能是曹雪芹的手迹。于是，纪念馆就这样落成了，还隆重地举行过开幕典礼——其惊喜不亚于发现了新大陆。看来红学家们焦头烂额地考证了200年，都不如老农的几锄头管用。由此可见，不管是脂砚斋，还是胡适呀俞平伯之流，一律是纸上谈兵，都不曾迈出书房一步。
我登堂入室，浏览一圈，不由得当真了，甚至从墙头残损的墨迹，读出无尽的辛酸。况且室内还煞费苦心地摆放着一盏生锈的油灯、几本纸张泛黄的古书（似乎信手一翻就会像蝴蝶的薄翼一样碎了），乃至一些年代久远的陶制器皿，仿佛都在证明着自己是曹雪芹使用过的旧物。
记得那是个冬天，暮色昏暗，更增添了庭院的萧瑟。我抬头望望逾越了断墙的老枣树，叶子都已经掉光了，只剩下黑铁般枯涩的树杈，在风中颤栗，书写着转瞬即逝的文字——莫非，它也曾经与那位清代的大手笔作伴，窥探过其奋笔疾书的身影？
以前读《红楼梦》，只关注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喜怒哀乐，很少考虑作者的一些情况。曹雪芹对于我，象征着一个声音、一种语气，或者说仅仅是躲在幕后讲故事的一个幽灵，虚无缥缈，不食人间烟火。可我无意间踏进他的书斋、卧室，走动在曾笼罩过他的梦想的那块屋顶下，才察觉他原本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他是要吃饭的——听说他因家境衰败，写《红楼梦》时只好整日里熬稀粥充饥，熬一大锅，放在窗户外面冻了，每顿切取一块加热……在曹雪芹故居，我东张西望，下意识地寻找那口贫寒的粥锅。我开始关心作家的伙食问题：一部豪奢华丽的《红楼梦》，原来都是用“坚硬的稀粥”（借用王蒙的小说标题）喂养的。或者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红楼梦》本身就是满满的一大锅八宝粥，文火慢熬，反复阅读，最后把读者的五脏六肺都快熬化了。随便从锅底里捞点什么，都够一个红学家吃一辈子的。
我摸了摸墙脚的土炕——久不生火了，已冰冷如铁。幸好搁在中央的炕桌还有点意思，油漆虽剥落了，却依旧四平八稳。想当年曹雪芹就趴在这样的炕桌上，盘腿打坐，就着一盏小油灯，一边呵气搓着手，一边断断续续地用蝇头小楷写下《红楼梦》。据说曹雪芹最穷时买不起柴禾烧炕取暖，经常在寒夜里绕着北京城跑半圈，跑得浑身发热了，再回到陋舍继续写作。一部书假若也有体温的话，《红楼梦》应该是忽冷忽热的吧——忽而锦裘玉食，忽而布衣草履；忽而富可敌国，忽而玉碎宫倾……用原书中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解注来形容最好了：“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如今北京市每年早春仍举办环城马拉松（虽然城墙早已拆了），跟曹雪芹并没有什么关系，可我无端地猜想：这是否正是曹雪芹长跑的路线？在我看来，他跑在队伍的最前面——正如其在文学史上的名次。
很庆幸这次会议地点选在卧佛寺，使我歪打正着地邂逅了曹雪芹故居。在想像中，我甚至邂逅了曹雪芹本人——一位在香山脚下隐姓埋名、著书立说的落难书生。如此一想，这座四壁透风的农舍便带有聊斋的感觉。曹雪芹，寂寞的时候，会梦见狐仙吗——梦见裙裾飘扬的幻影般的女郎？当然，曹雪芹和蒲松龄是不一样的，蒲松龄体会到的仅仅是没考上大学、无法出人头地的失意与愤懑（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狐狸哲学”有点相似），曹雪芹是从云梯上掉下来的，由富而贫，属于破落贵族，其感受到的世事无常要加倍地深刻（他是尝过葡萄的滋味的）——所以他怀有更多的疑惑：谁动了我的葡萄？谁动了我的奶酪？
话又说回来，曹雪芹梦见林妹妹（以及金陵十二钗），跟蒲松龄梦见狐仙（譬如婴宁、胭脂、红玉之类），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毕竟，都是旧时代的文人嘛，连梦想都会沾染上脂粉的痕迹。
在《红楼梦》第一回里，有如下的语句：“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脂砚斋就此评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假如这部“石头记”确实出自香山（青埂峰），那么我要把这座荒舍当作曹氏的悼红轩了。悼红轩的字纸篓虽然已倒空了，我依然在徒劳地寻觅那揉成一团抛弃了的心事，以及被打湿了的手帕。我端详着题写在墙壁的潦草字迹，不仅是为了重温一段旧梦，也是在查找曹雪芹的泪痕——书尚未写完，他的泪水就流干了。他是以泪洗面、以泪磨墨的吧？他是以泪为酒精、汽油——为助力的燃料吧？
曹雪芹与蒲松龄惟一的差别（也正是“悼红轩”与“聊斋”的差别），在于他对名利富贵不只有憎恨，还充满了忧伤与悼念。他以一部书的创作过程，为一个湮灭了的黄金时代召开了一场无声的追悼会。香山脚下的曹雪芹故居，在我眼中，自始至终洋溢着灵堂的气氛：遍地落叶，是寒风吹送来的挽联；而西山的落日，如同枯萎的花圈。曹雪芹在此哀悼自己家族的陨落——姗姗来迟的我辈，则是为了凭吊一位多愁善感的亡者（但愿这对他的痛苦能有一定的抚慰）……回到城里以后，偶尔能看见相关的文章——某些红学家对卧佛寺附近的曹雪芹故居是存疑的。尤其张中行，属于坚决的“反对派”：“康雍时期建筑，如畅春园内的，至今也片瓦无存，何以这几间小民房会如此长寿？漏洞一大堆，或说毫无证据，就以为曹雪芹曾伴其新妇（小说中的史湘云？）在这里卿卿我我，这轻些说是视梦为真，重些说是自己知道是梦，却希望他人视为真，连用心也成问题了。”他提及墙上的诗句绝大部分抄自《西湖二集》——这位写《红楼梦》的大手笔会这样拙陋吗？如何证明这就是曹雪芹亲笔手书？
我以为张先生有些言重了。对于一些美好的事情，我一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明知无法证实，内心还是期许着这样的精神寄托。哪怕是海市蜃楼或虚光倒影，也总比无枝可栖要好；人生，总有些感悟需要借助外物触发——即使这外物是假、是虚拟的，只要抒出的情是真的就可以。正如读《红楼梦》最受感动的人，一般都以为这是作者的自传，甚至直接将贾宝玉视为曹雪芹的替身。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这反而证明了小说本身的魅力。无论读者还是作者，都是需要当真的。俄国的托尔斯泰写到安娜·卡列尼娜卧轨，痛哭失声：“安娜死了。”曹雪芹若能活着坚持写完林黛玉的悲剧结局，估计也会哭的。你能说他们傻吗？作者若无哭腔，又如何叫读者落泪呢？曹雪芹肯定是住在北京的，也是死在北京的。《红楼梦》肯定是写在北京的。至于曹雪芹究竟是住在香山脚下，还是住在通州张家湾——又有什么关系？除了大内紫禁城，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留下其足迹。曹雪芹故居——即使是伪托，也总比空缺着要好。总应该尽早给大家提供一个怀念大师的地方吧。至于这地方是否确属大师购置的房地产，模糊点也好（也是一种美嘛），宜粗不宜细。正如许多传说中的古代名人衣冠冢呀什么的（小到西湖的苏小小墓，大到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都有类似的效果——给其崇拜者找一个坟头哭一哭。情感本身，远远比事实依据之类更重要，更真切。
以我个人为例：买门票参观了曹雪芹故居——哪怕它最终被证明为伪造的（出自旅游行业的策划），我也没觉得钻了圈套，更不会将之定性为“商业阴谋”。那几块钱花得还是很值的。不管对于我，还是对于曹雪芹，都是有意义的。毕竟，它使我产生了那么多的联想，那么多的感叹。毕竟，它也使九泉之下的曹雪芹听到了从人间传来的更多的唏嘘之声。明明是梦，好就好在隔着一层单薄的窗户纸——若彻底捅破了就很没意思。即使我上当受骗，也是心甘情愿的。况且，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骗局呀：告诉你饱经磨难的艺术家是怎么生存的，玉璞天然的艺术品是如何诞生的……即使无人骗我，我还愿意这样欺骗自己呢。这不叫欺骗，而是演绎。
在那个万木萧索的冬天，我相信自己邂逅了曹雪芹——枯涩的心灵发出一粒新芽，痒痒的感觉。我与自己所崇敬的大师的灵魂擦肩而过。他都走得很远了，我还频频回头看他，看他的背影。是我梦见了他，还是他梦见了我——为什么我的脚步无比沉重，思绪却无限飘忽？香山脚下的这座农舍，究竟出自曹雪芹的梦境，还是来自我的幻觉？我担心它随时会像影子一样消失。正如每次合拢《红楼梦》，我都意识到自己被大观园拒绝了——书中的人物，生活得比我还要真实、还要丰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在我死后，他们还会同样地活着，还会一遍遍地重演着悲欢离合——就像每天都会在天空准时出现的月亮一样。他们按他们的方式活着。他们才是不朽的。
其实，人生的一切经历都带有邂逅的性质，都是偶然。譬如，我与一个人的邂逅，与一部书的邂逅，与一座城市、一座村庄的邂逅，与一条路、一棵树、一眼水井的邂逅，与一只蝴蝶的邂逅——包括与一个梦的邂逅……只要遇见了（甚至只要想起、只要记得），就是缘分。因为更多的人、更多的事物将注定与我无关，与我南辕北辙。而一旦邂逅（哪怕仅是瞬间），就构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构成记忆沙漏里的颗粒——可以打破秩序，却无法剔除。
那怎么能轻易地否定曹雪芹不曾与香山邂逅呢？不曾与卧佛寺里高枕无忧的大佛邂逅呢？不曾与这古老的村落邂逅呢？
怎么能否定：他不曾与我邂逅？
邂逅，原本有多种方式。包括一些神秘的心灵感应。
我怀念曹雪芹，并不站在红学家的角度——我既不会“索隐”，又不懂考古。所以，我不仅对香山脚下的“曹雪芹故居”持宽容态度，甚至对在北京城南仿造的大观园也很感兴趣——按图索骥，将小说里的潇湘馆、怡红院、蘅芜苑、绛芸轩等等，照搬到现实中，而能保持各自的建筑风格，是很需要动点心思、下点功夫的。让《红楼梦》的热心读者们，身临其境地在这“赝品大观园”里逛逛，读书而有所参照——总是件有益无害的事。大不了，就把它当作古典文学教学用的沙盘或模型嘛。总比将大观园一直藏在云里雾里、分不清东南西北要好！作为人，不仅爱幻想，也是很渴望美梦成真的——尤其《红楼梦》，堪称所有美梦中的美梦。连好读书的毛泽东都承认：“中国古典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转引自陈晋著《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这座大观园是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见缝插针营造的，面积有限，在气势上肯定无法跟小说中（以及读者想像中）的大观园比拟。相当于缩微景观吧？它的另一项意义在于：使大观园作为地名出现在北京的地图上。小小的梦乡。据说其原址本是一片农民的菜地。我想，种瓜果、种蔬菜，再挣钱，也比不上种出一座大观园。毕竟，《红楼梦》在我心目中，属于绝佳的精神食粮——虽然不能喂饱我的胃，却能滋补我的心灵。
曹雪芹是北京人，读者却常常忽略了他与北京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关系，恐怕因为《红楼梦》不仅仅属于北京，更属于整个中国，属于全世界；不仅仅表现了家庭史抑或清代的鼎盛时期（乾隆王朝），更表现了永恒。在这一点上，曹雪芹是后世最著名的京味作家老舍也无法超越的。虽然老舍写了伟大的《茶馆》——平民化的“大观园”。
曹雪芹与老舍同属“北京满洲人”（或称北京旗人），只不过年代不同罢了。记不清曹家算哪一旗，反正老舍是出生在“正红旗下”。他们二人，称得上是另一种性质的八旗子弟——与世人印象中豪奢傲慢的八旗子弟相比，绝对算“另类”了。他们既不提笼遛鸟，又不唱戏捧角，而热衷于写小说，是少有的文学家。当然，曹雪芹比老舍要更多一些贵族气质，毕竟他是阔过的——这就像贾宝玉与骆驼祥子，虽然性别相同，却风格迥异，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
人们根据食粥、寒夜奔走、徒穷四壁之类传说，认定曹雪芹命苦，有点像“文革”中遭受冲击的“黑五类”子弟。其实他是吃过满汉全席、享过种种艳福的——否则他如何逐一描绘大观园里的“高消费”（山珍海味、画栋雕梁以及穿金戴银），如何再现美女如云？假如纯属虚构的话，那他的想像力可就惊人了。别的不说，从《红楼梦》里，将描写饮食的情节抽出来，足够编一本供五星级饭店使用的菜谱。非美食家不能著此书也。以此类推，曹雪芹还基本具备服装设计师、建筑学家、戏剧导演、诗人、琴师乃至娱乐记者的素养。这可都是靠温柔富贵乡里泡出来的，非道听途说或三两天的熏陶所能造就的。公子虽然落难，富翁纵然破产，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呀。
在这方面，我又很赞成张中行的观点：“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不会像诗文中描画的那样穷。文人，张口阮囊羞涩，闭口贫无立锥，也只是说说好玩而已，如果真衣食不足，那就连写阮囊羞涩、贫无立锥的力量也没有，况八十回的锦锈大书乎？所以所谓文穷而后工，穷只是未大富贵，却必须执笔半日，到食时还有，哪怕是粗茶淡饭，送上桌面。还不只是粗茶淡饭，见于诗文，他也不少喝酒，显然，不名一钱是办不到的。还可以看看他的朋友，敦氏弟兄等都是中上层人物，他的情况会下到底层吗？”我想，曹雪芹再尴尬，也会比大清帝国垮台后破落的旗人境遇要稍好些。令其有切肤之痛的并不完全是物质，而更多的存在于精神层面上——譬如爱情的失落、亲朋的离散。就像在高鹗续写的结局中，贾宝玉遁入空门，绝对不会是经济的原因，绝对不至于为躲债而离家出走。
说实话，当我第一眼看见卧佛寺附近的曹雪芹故居时（尚不知其假），头脑首先浮现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云游的怡红公子。我下意识地念叨：贾宝玉呀贾宝玉，原来你躲到这里了。让我好找啊！古刹如林，人海茫茫，原来你投奔的是卧佛寺呀！
在《红楼梦》结尾，贾宝玉和一僧一道飘然登岸而去，口中作歌：“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他所隐居的青埂之峰，原来就是香山呀。
我正要为查找到贾宝玉的下落而高兴——一瞬间，梦又醒了。这曹雪芹故居，跟贾宝玉又有什么关系？说到底，贾宝玉不过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或许，在潜意识里，我把曹雪芹的生活当作贾宝玉的延续了。贾宝玉是曹雪芹对前世的回忆？
贾宝玉离开大观园之后，就去卧佛寺当和尚了，就躲在香山脚下写回忆录了……这纯粹属于我本能的想像。我被自己的想像给戏弄了。
说到底，我是被《红楼梦》给迷住了。我把太虚幻境当真了。
甚至忘掉了是非与虚实。
我是把艺术当作真理了。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
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热播，使这位清代的大学士颇有点“咸鱼翻身”的架势，仿佛又活了过来。虽属“戏说”的风格，却把人物形象塑造得很传神。“再现”也罢，“误导”也罢，总之使老百姓备感亲切。真实的纪晓岚究竟是什么模样——似乎已不重要了，活跃在荧屏上的是他两百年后的替身，吸引着我们的眼球。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清宫戏”络绎不绝，在热了皇帝、热了格格之后，终于轮到文人了。让大家瞧瞧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风流倜傥。
于是，纪晓岚给人留下了“嘴快”（伶牙俐齿嘛）的印象。耍贫嘴，是北京人一直很擅长的。纪晓岚虽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献县，可长期生活在天子脚下（官至礼部尚书），怎么也算半个北京人，这方面的功夫一定也不弱。其实他的眼与手也是极快的（绝非光说不练之徒）：乾隆年间主持编辑蔚为大观的《四库全书》，用13年时间，将3万6千册的《四库全书》浏览了一遍（相当于如今出版社的终审），并且亲自执笔撰写出200卷《四库全书总目》，概括了各书的内容提要及相关材料，比当代创作了《谈艺录》、《管锥篇》等等的钱钟书（有“文化昆仑”之誉）要辛苦多了。他口才究竟如何，我无缘领教过。我只知道他堪称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可电视剧偏偏要把他拍摄成“大专辩论赛”冠军的样子。这简直是北方的唐伯虎了，只不过以一口京腔取代了那江南才子的吴侬软语。
我最早知道纪晓岚这个人，是因为年少时读的《阅微草堂笔记》（在南京杨公井的古籍书店买的线装本），有六朝笔记小说之风，但似乎更富于人情味一些。作者在我心目中是个怪人。那种在山青水秀、窗明几净间写写画画的隐士生涯，很令我景仰。我盼望日后也能有这样一处可以获得精神上绝对自由的“自己的房子”，起个好听的斋名，每天都在屋顶下做着自己想做、爱做的事情：赏花、饮酒、在烛光下写诗抑或雪夜闭门读禁书呀什么的。
我居然没有留意阅微草堂究竟在哪里，在我想像中，它带有桃花源或乌托邦的性质。一个人的桃花源，一个人的乌托邦。
这就是我对纪晓岚其人的原始感觉：一位古老的隐士。这种直觉应该说并没有欺骗我。他确实是个隐士，只不过隐于市、隐于朝罢了，而非隐于乡野。据说只有大隐才能修炼成这番境界。
纪晓岚（1724年-1805年）名昀，是乾隆皇帝的大红人，社会地位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文化部长。历朝历代，很少有几个作家能爬得这么高。可纪晓岚并不“犬儒”，在奉命辑录《四库全书》之余，他也常有“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时候，他的创作自由尤其体现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这是与公文、奏折、演讲稿风格迥异的一部奇书，剔尽了御用文人或宫廷诗人的虚伪与媚俗。
有一年夏天，诗人野夫作东，请若干朋友聚餐。我按其指示的路线，打一辆黄色面的抵达宣武区珠市口西大街路北的晋阳饭庄。落座后，野夫笑问：“你们猜这晋阳饭庄是怎样一块宝地？”见无人应答，他又笑了：“这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呀！”不知别人听了感受如何，我的心是怦然跳动了一下。什么？这就是阅微草堂？阅微草堂原来在这里？
是我找到了阅微草堂，还是阅微草堂找到了我？
就像是梦境一般，我居然坐在了纪晓岚的家里。而且有饭吃，有酒喝。有没有搞错呀？
酒过三巡，我以找厕所“走肾”为由，溜出觥杯交错的包间，在宅院里转了转——仿佛为了验证虚实。这是一所两进深的四合院，古风犹存，跟一般的餐馆确实大不一样。尤其餐厅所处的位置，据说原是纪晓岚的书房，曾悬有“阅微草堂”匾额，如今已换成启功手书的横匾，上有“阅微草堂旧址”六字。看来确实是真的。纪晓岚的书房可真够大的，足够摆十几桌酒席呢。真正是多功能厅呀。纪晓岚夜读时，是否有红袖添香，我不清楚。但我们聚饮时，确实有穿旗袍的女服务员侍立一旁，殷勤地斟酒。纪晓岚当年是否曾预想到，日后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而且是在他家的屋顶下？这幅画面，简直比他热爱的志怪小说还要“志怪”。风声雨声读书声的阅微草堂，竟然演变成公开营业、迎宾送客的饭馆，回荡着点菜、猜拳、罚酒的喧嚣。有什么办法呢，都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这座古建筑的历史可追溯到清雍正初年，系奋威将军岳钟琪（岳飞的后裔）之府邸。后来归纪晓岚所有——不知是单位分配的，还是他用稿费买下的？他将其命名为阅微草堂，意思是可以看到翠树的地方。朱漆大门，至今仍遗留有两棵古槐。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使我下意识地联想到杜甫的草堂。只不过一座在北京，一座在四川。而主人的境遇也大相径庭：一个是皇家的笔杆子，一个是饥饿艺术家。由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我又联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纪教授，是否能理解为秋风所累的杜诗人？
在这院子里，原先有间船形的屋子，纪晓岚称之为“岸舟”，并题写了匾额悬挂。纪晓岚本人，也早早就靠岸了：先是中进士，后升任协办大学士……风调雨顺地走上仕途。但从其对“阅微草堂”的命名来看，内心深处也不无陶渊明式的隐逸思想——但可能只是想想罢了。在现实中，他终生都把皇帝当作最值得依靠的大码头。
纪晓岚之后，阅微草堂屡易其主，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先是一个叫黄安涛的人买下这名人住过的二手房，后几经转卖，至民国年间又陆续为姓刘的盐商、京剧名旦筱翠花等人拥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曾重金购置，与余叔岩等同仁在此组办“国剧学会”、“国剧画报社”、“国剧传习所”，院内的空地是搭了戏台的。纪晓岚若地下有灵，可以侧耳倾听梅老板的好唱腔。
大约在1958年，阅微草堂经翻修后，成为国营的晋阳饭庄，专卖山西菜。
为赶一场饭局，我与阅微草堂不期而遇。失敬了，失敬了！
趁别人没注意，我虔诚地斟了一满杯白酒，悄悄泼在地下。这是敬给纪晓岚先生的。
老舍也这样干过吧？至少，他曾怀有类似的心情。有诗为证：“驼峰熊掌岂堪夸，猫耳拨鱼实且华。四座风香春几许，庭前寸丈紫藤花。”这是老舍坐在前院的那架紫藤前写下的。他多次来晋阳饭庄就餐，总喜欢选择紫藤掩映的那张桌子。我特意打量了一番那个位置：空空的座位，久已不见老舍的身影。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还会回来吗？
这架藤萝也是有典故的。它和后院的那株海棠，据传说皆是当年纪晓岚亲手种植的。
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是值得怀疑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相信的。包括这花，包括这树，包括这人。
在晋阳饭庄饮酒，我潜意识里总以为是纪晓岚请客。
《慈禧太后的颐和园》
说起老北京的戏楼，不得不提及颐和园仁寿殿北花台后面的德和园：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
这绝对属于“皇家大剧院”了，始建于光绪十六年（1891年），是慈禧亲自下令在清漪园（颐和园前身）怡春堂旧址上修造的。林语堂在讲述颐和园时，也未敢忽略这座戏楼：“在园中不计其数的建筑物中，包含着一座三层的戏台，一个设有铁制转藏轮的亭子和庭院。这是为慈禧太后建成的一处绝妙居处，位于一片美丽的石庭之前，装点有一对铜鹤和其他摆设，最讲究的是从特定角度、位置上观览景致时可见出的匠心。”
占地面积3851平方米的德和园，主体建筑自然是那层层皆可表演的三层大戏楼（高21米），附属建筑则有两层扮戏楼（化妆间）、看戏廊及庆善堂。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正面对大戏楼的颐乐殿。颐乐殿正中即是太后的“雅座”，她在执扇、端茶的宫女侍候下，摇头晃脑、旁若无人地看戏——所有的戏目都是特意为她安排的专场演出。可真会享清福啊。所谓的德和园，其实是一个人的剧场。所有的演员都是跑龙套的。真正的主角，坐在看台上呢。
这个老女人独自看戏，是感到热闹呢，还是感到寂寞？这恐怕就是万人之上，惟我独尊的感觉：连寂寞都不愿与别人分享。她哪是坐在看台上，分明是坐在云端，抑或坐在月亮上——
像偷吃了灵药的嫦娥一样。陪伴嫦娥的是伐木工人吴刚和一棵桂花树。陪伴慈禧的是太监李莲英和一根雕龙描凤的拐杖。
据说慈禧看戏的戏单，皆由南府总管商选后，交李莲英呈送慈禧御览。姚天新先生曾描述：
“慈禧是个戏迷。她不仅能改戏，而且还能编戏，对戏剧有一定的修养。当大戏楼排演新剧时，慈禧曾‘坐戏楼中，仔细推敲，终日无倦容。其见有应当改正之处，则即刻饬太监传知后台，一经改正，则自觉生色不少’。”可见她对“文艺工作”管得还挺细，时有“最高指示”。她赞赏的戏目计有：《群英会》、《定军山》、《芭蕉扇》、《铁弓缘》、《穆柯寨》、《金山寺》……这是她一个人的“样板戏”。
戏楼底层下面挖有一口深井和五座水池，一方面可增强演唱的共鸣效果（最原始的音箱），另一方面，当剧情需要用水烘托气氛（譬如《罗汉渡海》中鳖鱼喷水，或要喷出水柱的龙灯），随时可借助压水机自井中汲水。空中还有配合演员表现特技动作的滑车五部。由此可见，大戏楼的技术装备（包括音响、布景）在当时还是极先进的，堪称全国一流。
慈禧太后挪用二千四百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建造了自己的超级大别墅：颐和园。仅修筑德和园，就历时三年，耗资七十一万两银子。颐和园多了个大戏楼，戍边的北洋水师就少了艘铁甲舰。慈禧太后，你就尽情地糟踏去吧。会有你好看的时候。
为了赶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慈禧的六十大寿）之前竣工，德和园的工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可战争的步伐迈得还要更快一些：这一年的七月，中日甲午海战打响了。
大戏楼虽然平地而起，为给太后庆寿需款而让道——卡紧裤腰带“停购舰艇两年”的北洋水师，却全军覆没。
设施先进的戏楼，和装备落伍的海军，恰成鲜明对比。慈禧太后的错误在于：她把舞台上的气氛看得比战场上的气氛还重要。
当昆明湖的荷花争香斗艳之时，远处的黄海水面，漂散着帝国海军的断桨残橹。这是戏外的戏。这是简直非人力所能设计的悲剧布景。
这一年，慈禧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尴尬的一个生日。血腥的甲午风云大大地抵销了北京城里的喜庆场面。日本人用轰鸣的炮声为中国的老太婆呈上一份沉甸甸的“贺礼”。而大清帝国的海疆，像堆满奶油的生日蛋糕一样被轻易地切开了。
原定在德和园给慈禧庆寿的那场演出，被推迟了。然而仅仅在第二年的九月初三，慈禧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她的注意力又由脆弱的边防转向了歌舞升平的戏楼。她在颐和园里看戏，一看就是十三年。
在我眼中，慈禧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商女”——不知亡国恨。她在德和园十三年共观看二百多场戏，花样繁多，内容各异——其实都不过是《玉树后庭花》的翻版。她在大清帝国的后花园，翻唱了一曲悲哀的老调。
慈禧：紫禁城里天字第一号的票友。热爱文艺，本身并没有错，但她确实不适宜治国。
果然，1912年，苦苦撑持的大清帝国终于像草台班子一样垮掉了。曲终人散，只在颐和园里留下一座冷冷清清的大戏楼。
中国，在出过喜欢歌舞的陈后主、喜欢填词的李后主以及喜欢书法的宋徽宗之后，也出过一个喜欢戏曲的慈禧太后。
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兴建颐和园，游山玩水，搭台看戏，这当然算假公济私。她恐怕也不是没有一点儿惭愧。考虑到应该象征性地为海军事业做点什么，于是下令营造了一条数十米长、两层楼高的巨大石舫，停泊在昆明湖水边。“老佛爷”经常坐在上面赏荷、品茶、纳凉、会晤大臣与使节，私下里估计将这般皇气逼人的石舫视为帝国海军的旗舰。旗舰都如此笨重，那么整个海军还有什么指望呢——同样也不过是一种摆设。我每次逛颐和园，看见这条又大又傻的石头船，总觉得可用作覆灭了的北洋水师的墓碑。其实，当时的中国，也像这“假冒伪劣”的石头船似的，徒有其表，毫无灵魂，只能处处挨打，连闪躲的力气都没有。
慈禧不曾视察过海军，更不曾去海防督战，只是乘坐高价进口的豪华游艇在昆明湖上转悠过一圈：“有一次慈禧太后弄来了一条游玩的汽船游湖，船游一周达四英里长，但她后来却没有再游——也许是她买不到零部件吧！”（林语堂语）场面确实挺滑稽的。不仅整个北洋水师都樯倾楫摧（有些军舰上的炮弹都因过期而打不响了，只好束手就擒），连太后私人的游艇也抛锚了。
面对颐和园里的大戏楼，我就想：慈禧太后戏曲方面的鉴赏力，对这个国家的战备不仅毫无帮助——相反，还阻碍了她及时发现海防的破绽。当颐和园里好戏连台之时，世界上发生的变化更充满戏剧性，愈演愈烈：继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又有八国联军长驱直入，自大沽口登陆，最终攻占北京——吓得慈禧逃到西安听秦腔去了。这真用得上白居易《长恨歌》里的词句来形容：“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这招人恨的慈禧——十足的“女昏君”！可仅仅恨你，又有什么用呢？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就这样无法更改地写下了。
“摇摇欲坠的清帝国，由于已无学习的能力，确已衰老，渐渐消亡。顽固愚昧的女人已完全彻底地腐败。自从北京灾难性地沦陷，她本人逃往西北的西安时，已头脑僵滞、闭目塞听了。她于1902年返回北京，仍顽固不化，心中无悔，再一次将皇帝软禁在瀛台。中国人对君主立宪制的渴望又持续了十年，直到他们的耐性已被耗尽。在1908年，慈禧太后终于驾崩。”
（引自林语堂《辉煌的北京》一书）慈禧不死，被缚的中华民族就无法解脱。好在这幕冗长的悲剧总有剧终的时候。
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是一个时代的女主角——可惜属于丑角、属于反面人物。她在颐和园里看戏时，是否也垂着一道昏聩的帘子？这珠光宝气的帘子，甚至无法用作那段耻辱的历史的“遮羞布”。它反而使耻辱愈加明显。
圆明园是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园内那残留的西洋水法是难以磨灭的耻辱柱。1900年，八国联军本想部分毁掉颐和园，不知为何又改变了主意。颐和园在战火中幸存了下来，可在我眼中——不过是另一座圆明园，是我们民族的又一个伤心之地。至于德和园内的大戏楼，则是慈禧太后本人的耻辱之柱。她的阴魂被捆绑在上面。
我想像中的慈禧，体态臃肿，脸色蜡黄，留着长长的指甲，附庸风雅而又斤斤计较。她对内是泼妇（有人称之为“光绪的那位母老虎似的婶娘”），对外是娼妓（虽未卖身，却卖国了）。
刘半农曾将慈禧与赛金花并称为晚清史上的两大“宝贝”，只不过一个在朝，一个在野；
一个卖国，一个丢脸。
在德和园的大戏楼，我大大咧咧地逛了个来回，很不恭敬地吊了个怪腔怪调的嗓子——也未遭到门卫制止。我很希望慈禧能听见后人对她的讽刺。
慈禧太后是当时保守势力的头面人物，她挡了民族自强、发展的道。好大的一块绊脚石哟。
而慈禧太后的大戏楼，同样也挡了历史的道。中华民族曾经在这里摔了个大跟头。伤疤犹在。
甲午海战期间，慈禧太后不曾亲临前线，慰问与强敌对垒的水兵——以鼓舞士气；她只是坐在风平浪静的颐和园里，读读快马驰送的战报而已。颐和园是其心理上最安全的大后方了。
可不久以后，颐和园也会变得不安全。
早在1886年北洋水师的第一次阅兵式上，慈禧也是缺席的——李莲英大总管作为其代表，出现在黄海。慈禧以为，她的威望与恩泽可以通过自己的亲信来转达，但她确实选择错了对象。我以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北洋水师隆重出台的开幕式，居然是由一位缺乏阳刚之气的太监来剪彩的——那么，它即使有再多的炮艇，也不过是外强中干的道具。据说，在彼岸密切监视着这一动向的日本海军将领，由此而看轻了大清帝国的威力：“这一细节令东乡平八郎和他的同僚们大笑不止，在他眼中，实在是对封建帝国面临正在逼近的海洋文明的尴尬处境的一种精辟的图解。他时常将这个典故挂在嘴边，来培养他的兵士们对那个巨大的敌人的蔑视。他甚至在刘步蟾来访时当面表达了这种蔑视，因为他已经毋须考虑后果了。”（祝勇语）
其实，当时的整个大清帝国，都阴盛阳盛。女人当政——况且这女人爱的是顺民而非猛士，爱的是权力而非武运，爱的是园林而非江山。至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有阳具的李莲英：惟慈禧的马头是瞻，以本应购置军火的公款赞助老佛爷的“房地产生意”——以讨其欢心，在强虏面前却又一味地避战求和。他战败后签署的《马关条约》，相当于为自己亲手创建的北洋水师拟定了一纸墓志铭。
慈禧笑纳了海军的孝敬，来实施颐和园的土木工程。她从这笔巨款里抽了点零头，在园内修建一座“水师学堂”——似乎是给北洋水师的“回扣”。有此一举，她就可以问心无愧地挥霍了。这高挂着的“羊头”很明显是个幌子。试想，帝国的水兵地位再高，又怎敢在御园里荷枪实弹地操练？不管是琅琅的读书声还是激越的号角声，都会扰了老佛爷的清梦。看来他们只能屏息静气地上课、蹑手蹑脚地演习了。况且，昆明湖再深，也载不动巡洋舰呀！更甭提打靶了。颐和园里的亭台楼阁珠光宝气，件件都是昂贵的易碎品。
查阅颐和园大事记，确有“海军衙门呈进火轮船”一项，让人以为是在添置“水师”训练的船只。可实际上，这造价极高的现代化轮船上连炮座都没有，仅仅是御用的豪华游艇。“水师学堂”里的实习生，根本不敢指望登上其甲板。他们顶多只能远远地观摹一番其外型轮廓以及戏水的风采。昆明湖的柳浪熏风，只会磨损与削弱水兵的尚武精神——他们趁早还是别练了。在这里，钓钓鱼还行。所以，北洋水师的炮塔，最终比鱼竿还要脆弱、且于折断。
林语堂提及的“慈禧太后游湖的汽船”，其实不只一艘，而是整整六艘——快接近特混舰队的规模了。1862年，恭亲王奕忻替神机营向德国购买枪械，订单里居然包括游船一项——这是他献给西太后的礼物。翔凤号及作为僚属的“他坦儿小汽船”，先是锚泊于中南海，后运往颐和园。1886年，又从海关关税中拨款进口了以捧日、翔云、恒春命名的三般洋船。1907年，以一万吨再生盐作为交换，从日本获得了最先进的永和号（神户川崎造船厂制造）。这一切都是“以备太后巡幸之用”。前五艘船，1900年曾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慈禧虽逃之夭夭，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颐和园被洗劫，水面的游轮也成了侵略者的撒气筒。事后，仅修理锅炉机器、电灯及重新装演，就花去国库里的十九万八千一百七十二两白银。
这昆明湖里的船队，完全是靠金钱码起来的。慈禧却很少使用。屈指可数的几次中，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故：慈禧邀一班亲戚朋友共游，驶近龙王庙一带，御船竟然搁浅了（由于轮机出现故障）。慈禧的尴尬可想而知了，因为在场的还有美国记者卡尔（《慈禧写照记》之作者）
龙王居然也跟西太后过不去！这使之游兴大扫。
还有一次事故则更危险：“光绪三十一年（1905）浴佛节（四月初八），慈禧乘舟赴园，顺道前往万寿寺拈香。二轮在广源闸倒船时，忽听闷雷一声，翔云轮机爆炸。轮船公所无奈，只好将‘翔云’轮弃在一边，拈香毕，改用翔凤、捧日纤舟入昆明湖。”（引自焘纯、建明《火轮联翩游昆明》一文）看来大清帝国不仅无法成功地指挥沿海的舰队，连内湖的游艇都驾驶不住。出战的海军败绩累累已无可争议，而慈禧在自家的养鱼池里居然也会“翻了船”，险象环生——由此亦可知其颓废的国运。一切的一切，都够倒霉的。
从中我们还可了解到，翔云、翔凤承担着为龙舟充当“纤船”的任务：“每年立夏一过，慈禧即赴颐和园避暑。斯时，一队龙舟便从西直门外的倚虹堂溯长河而上。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前，龙舟皆用人工背纤，是年遣去纤夫，改用火轮。行舟时，由头船分出两条纤索，一系翔云，一系翔凤，火轮鼓于前，御舟拖于后，俗称‘凤引龙’，又称‘龙凤呈祥’。”但自慈禧那次受惊之后，“凤引龙”的奇观便从长河上销声匿迹了。
豪华装修的游艇，竟然只是在给龙舟拉纤——这昆明湖上的“纤夫”！慈禧思想上的保守亦可见一斑：她不习惯现代化设施，还是喜欢坐在古老而缓慢的龙舟里；她对现代文明惟一的依赖，不过是借助几分引。据说“捧曰”、“翔云”、“恒春”新船入关即运往福建船政局改造外观，使之面目全非，抵京后，慈禧一眼看去仍嫌洋气未尽，命人彻底修改；将原有的沙发、桌椅全盘否定，换成“宫装”。这一系列游艇，依旧是传统的龙舟的翻版——只不过多一具马达而已。就像大清帝国，虽然被迫也搞起洋务运动（“师夷之技以克夷”），但骨子里还是落后于时代的游牧民族，对骑射文明念念不忘，主张闭关锁国。
西太后的观念，并不比早生其一千年的辽代萧太后进步到哪儿。萧太后坐镇北京时，至少还知道挖一条三里河，作为输导交通的运河。西太后一生中最大的建树，不过是修造了颐和园——而这纯粹是留作个人享乐的。
所以，西太后虽赢得了昆明湖，却输掉了黄海（甲午战争）。大清王朝虽获得了一座华丽的园林，却丢掉了江山。
除了每年一度的“拉纤”之用外，更多的时候，慈禧的小小舰队仅系在岸边，点缀风景。长此以往，自然要生锈、腐朽、失灵乃至报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虽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游轮制造水平，其实并不比人工划桨摇橹的古老龙舟进步到哪儿——当然，也不比同样泊在昆明湖边的那条石舫灵活到哪儿。有什么办法呀，谁叫它们从属于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女船长！它们也只能伴随着她折腾、失陷、沉沦——成为她无数牺牲品中的一件。
昆明湖：一座早已冻结了灵魂的“不冻港”，一座并不能带来安全感的“避风港”。
八国联军的铁蹄践踏颐和园时，大搞“打、砸、抢”，不仅损坏了昆明湖的小舰队，甚至连乐寿堂（慈禧住所）、仁寿殿、庆善堂门前消防蓄水的大铜缸，也全部毁掉（如今摆设的皆是后来铸造的赝品）——惟独留存下来的是排云殿前的四口铜缸，因体积重而未被劫走，但一律都砸破了。至今仍然能看出修补的痕迹。砸破的铜缸可以修补，受伤的人心都是无法修补的。颐和园蒙受的耻辱并不比圆明园少到哪儿。
颐和园里除了戏楼、石舫、游艇之外，还有着慈禧太后的影子——几乎无所不在。毕竟，这里曾经是她一个人的庄园。昆明湖与万寿山，是慈禧精心设置的盆景与假山石。
慈禧在紫禁城垂帘听政，确实有几分女皇的气象——难怪当时有两位洋记者合写了一部叫《女皇治下的中国人》的书。可她一旦回到颐和园，即彻底恢复成女地主的模样：今天听戏，明天划船；今天打鱼，明天晒网；今天拆东墙，明天补西墙……颐和园，是慈禧太后的自留地，是她在北京城仿制的“避暑山庄”。康熙大帝去承德避暑山庄，是为了围猎、练武。慈禧在自己的“避暑山庄”里，则歌舞升平，玩物丧志，整天盘算着怎样把国库里的银子搬到自家的地窖里。
她为什么不想一想：国门垮了，后院必然要遭到波及，也会失火——即使这深宅大院再豪奢，再辉煌，又有什么用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慈禧太后不惜代价地营建山重水复的颐和园，等于是在替大清帝国自掘坟墓。
这恐怕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坟墓了。
《绍兴会馆里的鲁迅》
在老北京大大小小的数百所会馆里，我最早听说的是绍兴会馆。因为它和鲁迅先生有关。
1912年，鲁迅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外省青年迁往北京，就落脚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一住就是7年。鲁迅跟绍兴会馆挺有缘分的：30年前他降生于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家府邸，祖父周福清点翰林，恰巧在京中的这家会馆待考候补。鲁迅无意识地追随了老祖父的足迹。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三、四十只臭虫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咬得他无法安眠，只好挪到大方桌上去睡。不知那期待着金榜题名的祖父大人，是否也曾遭受过类似的“款待”？绍兴会馆的臭虫，因为吸过一位大文豪的血，也就出名了。
当时鲁迅仅仅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挂着闲职（当个小科长呀什么的），终日生活于苦闷与彷徨之中，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蛰伏”期：青灯黄卷，愁眉苦脸。他经常夜饮。一街之隔的广和居，一年中就去了多达20余次。（叶祖孚曾听一位在广和居遗址附近居住了数十年的老大妈讲述：“这里还常来参观的人，有日本来的，他们说要瞧瞧鲁迅吃饭的地方。”）借酒浇愁愁愈愁，鲁迅或许是从那时候真正理解了阮籍、嵇康之流的魏晋风度，理解了黑暗年代里人性的挣扎？前来访谈的钱玄同发现鲁迅案头堆满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责怪他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鲁迅环顾闷热的陋室：“中国原本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铁屋子。假如这座铁屋子万难破毁，里面又躺着许多熟睡的人们，这些人最终都要被闷死——在不知不觉中由昏睡转入死亡，谁也感觉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声喊叫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让他们尽管醒来却依旧无可逃脱，让这些人知道痛苦和将死的悲哀，而你又无力拯救他们，这究竟是仁慈，还是残忍？”（引自钮岱峰著《鲁迅传》）
绍兴会馆里那些颓败的老建筑，使鲁迅产生了这个著名的关于“铁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死亡。恰恰是绍兴会馆的寂寞与压抑，打造出一位未来的呐喊的战士。绍兴会馆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原名“山阴会稽两邑会馆”，主要招待山阴、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鲁迅来的时候，科举制度已废弃了，但他们仍然能嗅闻到封建的残余，旧中国那腐朽的气息。他知道自己病了。他知道整个中国都在生病。1916年10月，姨表兄弟阮久孙自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绍兴会馆的鲁迅，说是被人追杀，并且写了遗书——学过医的鲁迅，知道这位惶恐癫妄的亲戚患了“迫害狂”类精神病。他通过一个人的遭际而窥察到一个时代的病情。于是创作了《狂人日记》——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写出《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等等。绍兴会馆，是鲁迅早期作品的摇篮，它也最清晰地目睹了这一代文豪从抑郁、沉沦到觉醒的过程。可以说，鲁迅是到了绍兴会馆之后，才成为鲁迅的，在此之前他仅仅是文学青年周树人——一个逃婚的外地人，一个不会搞人际关系的失意的小职员，一个毫无斗志的悲哀主义者。
鲁迅在绍兴会馆，先住在藤花馆（院内的那根花枝招展的古藤曾被他写入小说），又迁入补树书屋——原有棵开淡紫色花朵的楝树，不幸折断，就补种了一棵槐树，故名。钮岱峰在《鲁迅传》里写道：“补树书屋毕竟太古旧了。严密少窗的北方民居有时以阴凉见长，而在真正的闷热来袭之时，却显出更加深重的压抑憋闷感。这儿壁虎很多。周树人发现它并非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五毒之一。在夏天里，他甚至养起了壁虎，养在小盒子里，而生法捉一些蚊蝇之类喂它。抄写石碑疲倦的时候，周树人往往会受不了老屋的闷热，到古槐树下手摇蒲扇纳凉。”传说这棵古槐吊死过某财主的姨太太，因而许多人对补树书屋敬而远之。鲁迅却不怕。在我想像中，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颇像聊斋里的落魄书生，背井离乡，寄宿于荒宅古庙，虽无红袖添香，潜意识里却并不畏惧美艳如梦的狐仙造访。他在树阴下摇动着芭蕉扇，是否还闻见了那隐形的佳人吹气若兰？我曾经说过：在弱不禁风的书生们（包括蒲松龄）身上，幻想就是一种战斗，就是饱经磨难的生命力的体现——尤其是对于善与美的幻想。鲁迅比蒲松龄进步的地方，在于他幻想之余，还学会了直面人生的惨淡，直面现实中的丑与恶。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逃避与妥协，最终还是选择了对抗，选择了梦碎后的出击。
继钱玄同之后，刘半农也去补树书屋看望过鲁迅，发现他仍在临摹《六朝墓志》，便问他为何执迷不悟？鲁迅这次的回答要清醒得多，积极得多：“这不过是在吃鸦片而已。不过就要吃完了。”果然，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写投枪与匕首一样的小说、诗歌乃至杂文。
鲁迅住藤花馆时，北侧的嘉荫堂住着好友许寿裳兄弟二人。总算有个伴，可以一起去广和居聚餐，去琉璃厂淘书。当他从家乡来信中听说同仁范爱农溺水而死，便怀疑他是因社会的黑暗而自杀。范爱农身上的那种绝望仿佛也传染给他了。他连忙冒着倾盆大雨去嘉荫堂找许寿裳兄弟，以缓解内心无限的悲凉。
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上班，下班，拿薪水，付房租，吸烟，喝酒，读古书，练毛笔字，发牢骚，养壁虎（这可比八旗子弟养鸟、养蛐蛐另类得多）。
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没有爱情，不修边幅，郁郁寡欢，甚至会想到死（在床褥下藏有利器）。孤独的根子在他心底埋下了，无法自拔。他曾经跟许寿裳透露：我搜集和翻译这许多书，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替代美酒和女人。后人恐怕难以想像：铁骨铮铮的鲁迅，居然也曾有过如此脆弱的一面——在绍兴会馆，生活着一个颓废而陌生的鲁迅。
当然，鲁迅也正是在绍兴会馆面壁、磨剑、修炼并探求真理的。从自我封闭的铁屋里爆发出一声惊世的呐喊。一个沉默寡言的漂泊者，居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男高音。
绍兴会馆是个好地方啊，是培养斗士的温床。在鲁迅搬进来之前，一位叫徐锡麟的老乡也曾在这里住过。仅仅相隔6年。徐锡麟回到南方后，于1907年刺杀安徽抚巡恩铭，发动安庆起义。失败后，心脏被剜出祭恩铭，又供恩铭和保镖们煎炒后分食。徐锡麟是跟秋瑾齐名的绍兴烈士，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不可能不想到这位悲壮的乡亲（当然也会想到“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女侠）。他在《狂人日记》里批判旧中国人吃人的现象：“从盘古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麟）。”而他的另一篇小说《药》（以革命者夏瑜被砍头为背景），则很明显是哀悼秋瑾的。
徐锡麟生前曾为绍兴会馆（时称山会邑馆）慷慨捐款——其时他担任安徽巡警学堂副办。在会馆内镌刻捐款者名单的石碑上，能找到徐锡麟的名字（鲁迅肯定关注过）。只可惜这块石碑，十几年前失踪了。
1917年，应鲁迅的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聘请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员。周作人抵达北京即雇一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与自己的兄长会合。哥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一其乐融融的情景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而周作人的日记也写道：“至四时睡。”
鲁迅帮周作人在补树书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来我往，频繁走动，而且经常一起会见共同的朋友。兄弟俩并肩在北京创业，多多少少抵消了长期折磨着鲁迅的孤独感——周作人的到来，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鲁迅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绍兴会馆时期，也是周氏兄弟关系的黄金时代。“从1917年开始，在绍兴会馆，两颗文化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高收入……”（阿忆语）于是，他们合力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喜迁新居。
鲁迅是1919年11月21日搬离绍兴会馆的。他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在这漫长的暗夜般的7年里，他像一只成蛹的蚕，艰难而执著地咬破束缚着自己的厚重蚕茧壳，咬破无边的夜幕，最终蜕变为一只自由的蝴蝶（或者说是扑火的灯蛾）。他一生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韧的战斗”，其实从绍兴会馆时期就开始了。
在绍兴会馆，寝食不安的鲁迅酝酿了自己的未来。
在绍兴会馆，鲁迅还是一柄藏在混沌的鞘里的宝剑，但已经常作壁上鸣。他的个性渐露端倪：叛逆性格，批判精神，以及烈士风度。至今在我心目中，鲁迅仍是个老“另类”。
与其后期的坚强、稳健与成熟相比，鲁迅早期的脆弱、孤独与稚嫩甚至更令我感动。绍兴会馆时期，鲁迅还是一个旧时代的青年的影子，是困顿无奈的弱者，是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是运行在地层下、尚未爆发的岩浆——当他终于拥有活火山的发言权之后，就彻底告别了寂寞，告别了苦涩的青春。
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哀声叹气，借酒浇愁，黯淡无光，衣冠不整，反而显得无比真实。而这些，恰恰是历史喜欢删去的内容。
与光辉夺目的太阳相比，我更喜欢猜测月亮背面的风景：是野草丛生，还是一片荒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