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
在一个大教室里，如果你周围有熟人、朋友，也有你不认识的人。当要求每一个人与四周的人握手致意时，人们将怎样想怎样做呢？有的热情，有的勉强；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有的就只找认识的人，否则就不愿做……
握手应该人人都会吧，既不需要知识、阅历，更与智商技能无关，但质量仍然参差不齐，因人而异，就因为握手的对象不同时，你的心态不同了。
成功人士善于调控心态。因为他们知道心态是人情绪和意志的控制塔，是心态决定了行为的方向与质量。荀子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意即“心”，是身体的主宰，是精神的领导。
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又说：“兵强于心而不强于力。”这都是在强调心态的极端重要性。生活中随时可见不同的人对同样一件事持有不同的看法，并且都能成立，都合逻辑。比如同样是半杯水，有人说杯子是半空的，而另一个人则说杯子是半满的。水没有变，不同的只是心态。心态不同，观察和感知事物的侧重点就不同，对信息的选择就不同，因而环境与世界都不同。心态给人带上了有色眼镜和预定频段的耳机，人们于是只看到和听到他们“想”看和“想”听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境遇并不完全是由周围的环境造成的。
文天祥被俘后，元朝统治者费尽心机劝降，均告失败。于是重枷大镣，把文天祥囚禁起来，企图通过肉体折磨使他屈服，一关就是四年。
文天祥所处的牢房，是一间低矮狭小、昏暗潮湿的小屋，老鼠成群，恶臭四溢；夏秋之际，度日尤为艰难。“或时日杲杲，或时雨淋淋。方如坐蒸甑，又似立烘。水火交相禅，益热与益深。酷罚毒我肤，深忧烦我襟。”
但这种肌肤之痛，文天祥等闲视之，丝毫没有动摇报国的坚强意志。他在被囚中吟哦不绝，以诗歌作为斗争的武器，“如精钢之金，百炼而弥劲。”
文天祥最终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实践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大誓言。后人赞道：“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这就是文天祥的心态，文天祥的选择。
而犹太裔心理学家弗兰克在二战期间曾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三年，身心遭受极度摧残，境遇极其悲惨。他的家人几乎全部死于非命，而他自己也几次险遭毒气和其他惨杀。但他仍然不懈地客观地观察、研究着那些每日每时都可能面临死亡的人们，包括他自己。日后他据此写了《夜与雾》一书。在亲身体验的囚徒生活中，他还发现了弗洛伊德的错误。作为该学派的继承人，他反驳了自己的祖师爷。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
在一个大教室里，如果你周围有熟人、朋友，也有你不认识的人。当要求每一个人与四周的人握手致意时，人们将怎样想怎样做呢？有的热情，有的勉强；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有的就只找认识的人，否则就不愿做……
握手应该人人都会吧，既不需要知识、阅历，更与智商技能无关，但质量仍然参差不齐，因人而异，就因为握手的对象不同时，你的心态不同了。
弗洛伊德认为：人只有在健康的时候，心态和行为才千差万别；而当人们争夺食物的时候，他们就露出了动物的本性，所以行为显得几乎无以区别。
而弗兰克却说：“在集中营中我所见到的人，完全与之相反。虽然所有的囚徒被抛入完全相同的环境，但有的人消沉颓废下去，有的人却如同圣人一般越站越高。”
有一天，当他赤身独处囚室时，忽然顿悟了一种“人类终极自由”，这种心灵的自由是纳粹无论如何也永远无法剥夺的。也就是说，他可以自行决定外界的刺激对本身的影响程度。因此“什么样的饥饿和拷打都能忍受”。“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高僧一年四季只穿件单薄的衲衣而无严寒酷暑之苦；高士伟人镇定自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趋于后而心不惊”；关羽中毒箭，华佗为其无麻醉刮骨，铮铮有声，而关公一边接受“治疗”，一边谈笑风生，与人对弈。这完全验证了“幡动？心动！”的禅门机锋。说到底环境对人的影响程度，完全取决于自己；如何看待人生，也完全由自己决定，由我们的心态决定。
正如安东尼·罗宾所说：“除非我的意识同意，否则任何事物都无法影响我！”
心态使人做出超常的行为。战国时卫国有一个叫弥子瑕的人，因为长得俊美而深得卫王宠爱，被任命为侍臣，随驾左右。有一次，弥子瑕因为母亲生病，就私驾卫王的马车回家探视。按当时卫国的法律，私下使用大王车马者，当处以斩断双脚的刑罚。
卫王知道此事后，不但没有处罚弥子瑕，反而称赞他：“子瑕真孝顺啊！为了生母的病，竟然忘了刑律。”
又有一天，弥子瑕陪同卫王游果园，弥子瑕摘下一个桃子，吃了一半，另一半献给卫王。卫王高兴地说：“子瑕真爱我啊！好吃的桃子不愿独享，献给我吃。”
多年以后，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王就不喜欢他了。有一次，弥子瑕因小事不慎，卫王就生气地说：“弥子瑕曾经私驾我的车，还拿吃剩的桃子给我吃。”在数落弥子瑕的罪状之后，就罢免了他。
卫王对弥子瑕同一桩事情前后的不同态度，就是因为卫王的心态不同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爱屋及乌”，这些不平常的举动，就是心态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