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得”，是中庸的重要概念，语见《中庸》十四章：“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意思是：“有教养的人无论在什么处境之下，无论遭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从中获益，有所作为，并找到自己的快乐。”
一般人处富贵自得，处顺境自得，有的甚至洋洋自得。那么，处贫贱、处逆境能够自得吗？《论语》说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如此贫困拮据而能不改其乐，一定有他的理由。孔子说：“回之为人也，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原来，颜回“据于德”，“依于仁”，为实践明君子的德性而受苦受穷。他认为这种受苦受穷有意义，有价值，所以才“不改其乐”，这是一种自得之乐。
可见“自得”这种情绪，并不那么简单，它与自知、自信、自我追求联系在一起，它与发现、创新、自我实现、意义感或成就感联系在一起。至于“无入而不自得”，它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和人格的境界。所以孔子赞赏颜回说：“贤哉，回也。”“贤”，指君子人格。只有具有君子人格，才能无入而不自得。这就能理解古人为什么以“得”释“德”。
儒释道都讲“自得”。
（一）佛之自得：“随缘”
“缘起说”是佛教教义的理论基石。所谓“缘起”，就是说：世间上没有孤立不变的东西，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成的“果”。例如，世界上为什么有“我”这个人？近而远之，有父母之生养才有“我”，有师友之教助才有“我”，有环境与社会之存活才有“我”……在这许多因素中，有偶然的，有必然的，有自己可以控制的，有个人无法控制的，凑合在一起发生作用，才会有一个如此这般的“我”。任何事物都不会无缘无故产生，都有自己的缘。
“缘起”之“缘”，细分之，有涉及主体性质、成分的各种因，有体现同时或异时关系的各种“缘”。例如，“我”能够生而为人，在过去生（“过去生”佛经概念，是轮回之一环——笔者注）中，有宿世的缘，到人间来，还要有现世的“缘”，“缘分”到了才有“我”。按作用，“缘”可分出“因”与“缘”，一般内在的原因叫做“因”，外在的条件叫做“缘”。例如，种子是树木的“因”，土壤、阳光、空气、水分、肥料等很多因素是树木生长的“缘”。一切都依“因”、“果”之法则：“因”和“果”之间有一个“缘”，“因”所以能成“果”，一定要有“缘”。粗略言之，“因”与“缘”都称“缘”。
随着佛教深入民间，“缘”也成了口头语。久违的朋友邂逅相遇，萍水相逢的男女巧结良缘，凡此等等，人们会这样解释：“缘分呗！”一声缘分，自得之心油然而生。不过，口语中的“缘”多指好的事情，佛教教义的“缘起”则涉及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
“缘起说”有一定的真理性，它告诉我们，世间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因缘”关系，一切都不存在。比如说，“我”能活在世上，吃饭靠农民，穿衣靠工人，出行靠汽车、火车、飞机以及交通设施，一举一动都离不开社会和他人。假如没有这许多“因缘”，我们就不能生存了。人活着不容易，要感谢“因缘”，顺应“因缘”，而且自己的存在要成为社会与他人的“善因善缘”。持“因缘”论，怀“自得”心，生感恩念，就不会怨天尤人，就会随“缘”而乐。
1988年，前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到青岛参加佛事活动，偶遇整天下雨，随行的都怨天气不好，赵朴初却笑呵呵地写下《随缘》小诗曰：
难得一日晴，
又遇终朝雨。
晴佳雨亦佳，
好景随缘取。
遇到好天气，这是“缘”；遇到不好的天气，这也是“缘”。随和、大度，正确对待“缘”叫“随缘”。晴天有晴天的好，雨天有雨天的美，无论遇到什么场合都能以平常心情去看待，从中找到美好的东西，这种“随缘自得”的生活态度，容易得到快乐，容易得到知识，可以使人从环境中超越出来。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讲“随缘”是不是就可以在坏人坏事面前听之任之，或者攀高结贵，经营自己的关系网呢？在这方面赵朴初讲得明白，他说：
随缘不是攀缘，随缘有顺应成分，但它是“自性”，而攀缘是奴性，是为了非分利益攀缘附会。佛不舍弃众生，故有所不为，故讲随缘。
随缘不是攀缘，说得多好啊！
随着佛教的中国化，佛教教义中吸纳了儒家因素。“随缘”之中更重自性，更重自我开发。禅宗六祖惠能在《坛经·疑问品》中说：
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中庸》有“不愿乎外”，惠能有“愿东愿西”愿有怨义，但写作“愿”——笔者注）。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住处，恒安乐。
了自性，识身中净土；平常心，随住处，恒安乐，实质上是儒家的“素位”情怀。
（二）儒之自得：“素位”
儒家讲“命”。评价一个人的人生，常说他“命好”或者“命不好”。儒家的“命”颇似佛家的“缘”，不过儒家的“命”仅指生命中那些前定的、在冥冥中起作用的、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之外的、影响人生走向的基本因素，例如你出生于富贵之家还是贫贱之家，你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环境之中，人生道路顺与不顺……它的理论中没有无处不在的“因果网”。
《中庸》是儒家经典。《中庸》以“天命谓性”开篇，以“予怀明德”结尾，始终围绕“俟命”、“尽性”、“无忧”展开论述。
《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居心平易，守住本分，等待天命的到来；小人则不尊天命，希图徼幸，冒险行事，去妄求非分的利益。在“天命”面前，中庸主张顺应，主张安分守己。
这种观念是不是太消极了呢？我们历史地、具体地看每个人的命运，命运确实具有嘲弄人的力量。且不说大自然一场突发的灾变（例如地震，海啸，飓风，洪水，疾病）可以立时吞没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制造无数的伤残和苦痛。就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吧，个人在社会中不过是个“小水滴”，只能在社会需要中去寻找自己的一份“自由”，常常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一个“缺陷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只能安分守己，接受命运的安排。某些时候，例如一场大地震把你埋在废墟下，你只能“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寻找生机。
然而，《中庸》在讲“俟命”的同时，主张“尽性”与“无忧”。《中庸》说：“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自身。”
“尽性”，就是佛之“自性”，就是尽己之性，尽人事，尽主观努力，一心一意做好应该做的事，开发自己的潜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当好的运道来临时，及时抓住机遇，大展宏图；当命途多舛，遭遇不幸时，能正视现实，忍受磨难，积蓄力量，像树木在寒冬中忍受冰雪的摧残，从地底下吸聚力量，做好迎接春天的准备。这样做的结果是“无忧”。孔子说：“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中庸》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也与！”不患得，不患失，不怨天，不尤人，不援上，不陵下，无怨无悔，当然无忧。
“俟命”、“尽性”、“无忧”表现为“素位”的情怀：《中庸》十四章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素位”的“素”字，本义指本色（白色）的丝织品，用作动词或形容词，指质朴、忠实，按事物的本然去行动。
素位，首先要求每个人按职业职位本身的要求（岗位责任）去谋事、尽责。
职业职位体现了社会分工，应视之为“天命”的安排。有一本小书，名叫《每人只错一点点》，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真实故事。巴西远洋公司“环大西洋”号海轮是条性能先进的船，却在一次海难中沉没了，21名船员全部遇难。当救援船只到达出事地点时，有人从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记载着21名船员的留言：每个人都犯了一点错误，每个人都没有很好地负责，最终酿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这就是大家在死亡临近时做出的忏悔，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在航天史上，有因为一个螺丝的松动、一块保温板的脱落酿成惨祸的例子。所以“素位”的第一个要求，是安于自己的职分，做好自己的工作。
“素位”，其次要求每个人按自己的处境行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境；同一个人的处境也会发生变化。不管你处于什么环境，不管命运把你抛到什么位置，你都应该安时处顺，按自己的处境去行事。
有富贵的处境，就要做在富贵处境中应该做的事，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中国近代史上的富商陈嘉庚，他的亿万之资几乎全部用于办学，实现了他“教育救国”的理想，而他自己却过着平常人的生活。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一生以“产业报国”为宗旨，创办了世界一流企业。2008年，比尔·盖茨把自己680亿美元的资产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他们这样做就是“素富贵行乎富贵”。在他们身上，有的是“了自性，平常心”，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没有丝毫的为富不仁。
不幸而有贫贱的处境，就要做贫贱时所应该做的事。颜回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贫贱不移，贫贱时不改变操守，高高兴兴做力所能及的事，这就是“素贫贱，行乎贫贱。”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众志成城，这就是素位情怀。
如果命运把你抛向异国他乡，古人称为“夷狄”，你也应该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据《刘子·随时》篇说：“夏禹到裸国去就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并不是忘记礼，而是顺从习俗。墨子是主张节俭反对音乐的人，他去访问荆王却穿着锦衣，吹起笙箫。大禹和墨子这样做，不是违背本性，而是入乡随俗。《刘子·随时》篇说：“如果和世道不相投合，就是有精妙的学问，也会变得一无用处。”入乡随俗，立身行事以顾及多数人为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脱离群众”。
人生患难，这是自然之理。虽然身处逆境，而能随时做自己能做之事，这是“素位”最难得的方面。周文王被关在羑里时，就利用这种闲暇演绎《周易》，好像没有被拘禁一样。孔子被包围在陈国和蔡国间，却弹琴唱歌，好像没有被包围一样。犹太人心理学家弗兰克（Victor Frankl，奥地利人），1942年37岁时被希特勒党卫军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做苦力，随时有可能被处死，他却忘记了自己的生死，以一个职业心理学家的优势洞悉人在面临死亡时的心理现象。从不断死去的同伴身上发现了这样的规律：一个人失去生活目标会在折磨中很快死去；一个人懂得为什么要活下去，无论什么样的生活都能忍受；人在面对压倒一切的痛苦中，甚至在死亡的门槛上，也能发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表现出意志的力量和生命的尊严。他把自己的思想提炼成关键词，偷偷记录在纸片上。纳粹投降后他回到维也纳，很快创立了心理治疗的“意义疗法”，他的心理学报告轰动世界。以上这些人，是“素患难，行乎患难”的典型。
“素患难，行乎患难”需要很高的精神素养。
发动“西安事变”的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人身自由长期被蒋介石剥夺，天天生活在“危险”中，但他依然是百岁寿星。重要的一条是他襟怀坦荡，心底无私，笑对死神，无牵无挂。晚年他信仰佛学，学到了一些化解痛苦的智慧。他曾自夸：“即使明天早上枪毙我，今天晚上我一样睡个好觉。”
在中央电视台采访的2007年感动中国的杰出人物中，有一位专门从事石油催化剂研究的科学家。他的名字我记不起了。上世纪60年代他和铁人王进喜同时得了癌症。40年过去了，居然今天还活着，不仅活着，还创造了骄人的业绩。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奇迹。他笑着说：“我只想催化剂，不想别的。”问他现在怎么样，他说：“前列腺出现了癌症。”他停了一停笑着说：“不过，不要紧，前列腺癌转移得慢，我已经80多岁了。”整个采访过程让人感受到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他生命的支柱。要确切地分析这种精神的内涵似乎不大容易。是执著的追求？是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宽阔的胸怀？是，但似乎还远远不够。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死于癌症的病人中，75%是被吓死的。我相信这个数据，因为一个人不能“素患难，行乎患难”，是很难走出患难的。
“管却自己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素位必须守己。只有守得住自己的人才能素位；而守己必须知命。君子“知命”，所以有安静的、积极的“自性”，如此才能素位行事；一般人因为不知命，便生出许多劳忧苦恼。朱熹注《论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说，不知命则见利必趋，见害必避。行君子之道，则利可趋，而有不必趋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以今日市场经济而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乃为守身原则：当取者，不辞万千；不当取者，分文不受。若行险徼幸，不知天命，不择手段，迷失自己，则必然沦为小人或罪人。守己就是修身。孟子在谈到“俟命”时说：“修身以俟之。”（《孟子·尽心上》）他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就是“大丈夫精神”，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三）道之自得：“任自然”
道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由玄妙的“道”支配着。什么是道？说不清，道不明，但老子指出了一个方向：“道法自然”。只有与自然融合，虚心体道，才能悟道。人的生存法则是不兴福，不起祸，自然而然地活着，即庄子所谓“任自然”。在《庄子》杂篇二十三章《庚桑楚》有“任自然”的提法。对“任自然”，《庄子》外篇十五章《刻意》篇中是这样表达的：
圣人生随自然，死随万物；静时和阴气一样地寂寥，动时若阳气一样地运行；不兴福，不起祸；有了感触而后接应，外物逼来而后周旋；摒弃智慧与技巧，以顺从自然之常理。
庄子借用孔子的名义说“命”：“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对于“无可奈何”的事情，例如人的生死存亡，只能视之为命定的必然而“安之若命”，不必为之烦恼。这样，就能实现内心的和谐与宁静，进入“与物为春”的美妙境界。这是天人合一的高境界。
可见，道家的“道”，其作用相当于儒家的“命”以及佛家的“缘”；而“任自然”则相当于儒家的“素位”以及佛家的“随缘”。
“任自然”就是与物契合，与人亲和。据《老君本传》记载，老子坐着青牛拉的车，叫徐甲为他驾着，过函谷关，关令尹喜知道他是了不起的人，高兴地反复致意，请他写一篇文章，于是老子写了《道德经》上、下篇，共五千多字。老子去了大秦、安息、月氏、竺乾等国，异域方言甚至动物的语言他都学习。老子入乡随俗，其立身行事以顾及多数人为原则。他的生活方式是顺应，和儒家的“素位”、佛家的“随缘”是一致的。
庄子的妻子死了，他却敲着瓦盆唱着歌，这就是他所说的“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的一种表现。至今中国人把人之老逝称为“白喜事”。庄子《庖丁解牛》中的庖丁，虚心体悟解牛之道，因固然，事少功多，游刃有余，轻快自如地分解全牛。文章写尽解牛高手庖丁之自得。这是“任自然”的作用。
到了宋代，儒释道走向全面融合。新儒学——宋明理学吸纳了道家的“自然观”。例如，二程（程颐、程颢）《遗书》说：“自然的规律是真心普照万物而无心，圣人的常理，是以真情顺应万物而无情。所以君子之学，不如大公而无私，顺应事物的规律。”朱熹在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句时，说：“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这与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任自然”没有区别。
佛家讲“随缘”，儒家讲“素位”，道家讲“任自然”，作为人生智慧，三者是相通的，都可以归之于“无入而不自得”，用通常的说法就是“随缘自得”。一个人能做到“随缘自得”，就懂得了幸福人生的要诀。
（四）人生辩证法
以顺应和积极的态度对待命运与无常，以“悦纳自我”的心情对待自己的优点与缺点，以豁达的情怀对待事业的成败与得失，如此才会有“随缘自得”。这也是人生辩证法。
本世纪初，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三个儿子一度成为媒体上的热点。
金大中有三个儿子。由于金大中的原因，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非常不顺，有将近30年是随父亲在软禁、流亡和逃生中度过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不仅没有被压垮，相反，都通过自己的奋斗，事业有成：大儿子金弘一创办了韩国青年基金会，成为主席；二儿子金弘业参与亚太和平财团的创立，当选为副董事长；三儿子金弘杰考入美国依阿华大学，是研究东方国家政治的社会学博士。
然而，自从金大中当选总统之后，他们全变了，一个个不再谦逊、质朴和隐忍。2001年1月，大儿子因涉嫌与黑社会有牵连被调查；2002年10月，二儿子因贪污被判三年六个月的监禁；2002年11月，小儿子因受贿和逃税被判刑两年。
得了多少“好处”就会引发多少“麻烦”；相反，遭受多少“苦难”也能得到多少“报答”，冥冥中好像有一条平衡律。所谓“否极泰来”、“祸兮福所倚”。
事业成功，人生辉煌，容易骄奢淫逸，不知珍重，有的甚至走向反面，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并不限于金大中的三个儿子。《菜根谭》说：“有一乐的境界，就有一不乐相追随；有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
佛典《灵峰宗伦》认为：“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身体不求无病，无病则骄奢淫逸；做事不求无难，无难则以为世事易成，不知珍重……”
这种观点比较接近道家的“盈消虚长”的观点。懂得这番道理，就知道“素位风光”、“寻常饭菜”之安乐，它不仅可以使人从患难中崛起，而且能以平常心处富贵、处顺境、处荣耀。
这是幸福人生的要点，涉及每一个人。所以，当时网络上以“白痴弟弟和总统爸爸”为题开辟了“我也说两句”的专栏后，网民讨论得非常活跃。
“白痴弟弟”指韩国大富豪李昌纪的弟弟。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李昌纪一次向国家捐资4亿美元，成为挽救韩国经济的功臣。李昌纪出身贫寒，9岁失去母亲，11岁失去父亲，身边还有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白痴弟弟。为了养活弟弟和自己，他发誓要闯出一条路来，后来在拆船业领域中站住了脚跟，成为一代富豪。他在患难中崛起，与金大中三个儿子比较类似。不同的是，李昌纪始终“感谢白痴弟弟”，牢记患难对于人生的意义，他的《白痴弟弟的价值》一书，就体现了这种思想。他成为“素富贵，行乎富贵”的君子。而金大中的儿子因为父亲是总统而忘记了苦难，成为“行险徼幸”的小人。
网络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无非是要人们明了人生的辩证法。
懂得人生辩证法，就有了人生信念，才会懂得谦虚、谨慎、自律，如此才会以顺应和积极的态度对待命运与无常；以“悦纳自我”的心情对待自己的优点与缺点；以“素位”的情怀对待事业与人生，也才会有人生的快乐。
（五）患难自有其人生意义
人生患难，包括天灾、人祸和各种个人无法控制的遭遇，我们称之为“命”。命运会把你带到哪里，在人的一生中，很难逆料。但是有一条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对待患难应有的态度：人生有其意义，患难、逆境、挫折也应该有其意义。
2008年12月20日，在上海书城邂逅的读者见到著名作家王蒙。这位昔日的文化大臣，今日的文坛盟主，衣着平常，精神矍铄。看到他，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他是五十多年前的那个“大右派”。
1957年，王蒙因《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新疆。其时，他掉进了人生的最低谷，像其他许许多多“右派”一样，面对自杀和忍受折磨两种选择。王蒙拒绝自杀，选择前行。正是有了这样的境遇和选择，王蒙才有机会接触新疆的风土人情，与底层人民融合在一起，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使他在平反后写出了大量的好作品，因祸得福，成了一代文豪。王蒙的这些事，勉励人们直面生活中的苦难，比较典型的是首任上海京剧院院长京剧大师周信芳之女周采芹。
周采芹很小就去英国留学，40岁经营房地产失败，家产荡空，一文不名，她极端绝望。这时她在电视上看到了同龄人王蒙的故事，受到了激励，决心重新奋起。她进入美国大学学习，同时开始演戏。60岁进入好莱坞；据说，她以70多岁的高龄参加电视剧《红楼梦》的拍摄。
王蒙2008年12月来上海书城，带来了自己的新作《老子的帮助》与读者见面。他侃侃而谈，意气风发，说自己正着手写两部爱情小说。他说自己七十有四，看起来不到七十。而究其心理年龄，说五十也可以。谈到老子的帮助，他说：“他帮助我们智慧、从容、镇定、抗逆、深刻、宽广、耐心、宏远、自信、有大气量，有静心与定力。”
王蒙幸福吗？苦难对于王蒙有人生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挫折和失败也一样。人生难免有挫折和失败，应把挫折和失败看成一种磨炼，这样，才能活得更坚强。“失败为成功之母”，“患难出英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不起不跌，不成豪杰”……这些格言道出了这一真理。在追求目标时当然应当执著，但当失败已成为事实的时候，也应该从“失”中看到“得”，从“失败”中获取经验教训，不沮丧，不气馁，乐观豁达。爱迪生67岁那年，他经营的工厂被一场大火烧掉而濒临破产。爱迪生对家人说：“人往往因祸得福，旧工厂烧了也好，我们可以在废墟上建起更大更好的工厂。”爱迪生说他从不害怕和怨恨失败，他又说：“即使我摔倒在地上，我也随手抓回一把泥土。”——这是一种稳定而积极的心态：在得意之时，醒悟自身不足；在失败降临时，从中发现成功的起点；身处逆境，感受希望的召唤。
“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生不受大痛苦，不能产生大能力，无大能力不能有大担当。无论何种困难，坚忍受住，自会有转变。中国文化以“难经风浪”为人生大忌，因为人生的许多事情不经历是不可能通晓的，人的许多品质不经历挫折不可能形成。患难与逆境，佛家称之为“逆增上缘”，从反面鞭策人上进。有一个简单的例子：菜农的豆芽菜比自己在家里发的豆芽粗壮、爽口，为什么？因为菜农在豆芽上压一块木板，让豆芽在阻力之下顽强生长。历经这一过程的豆芽，根根坚挺壮硕，吃起来爽脆可口而无绵软的感觉。这个道理用在人身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逆境和压力之下出人才。孟子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像王蒙、爱迪生那样，虽然身处逆境绝境而能做自己能做的事，这正是他们成功的秘诀。这里最为重要的是“素患难行，乎患难”的精神，有这种精神，他才能于无可奈何之中安之若命，而尽其在己者；他才能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在处患难处逆境之中丰富自己。世界的丰富性是依照每个人心灵丰富性的程度而开发的。只有心灵丰富的人才能“无入而不自得”。
现代人喜欢谈论“人生快乐”，其实“无入而不自得”是人生快乐的高境界。快乐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在自己的坐标系里都可以找到快乐。在人生道路上，目标有价值，过程也同样有价值。真正的快乐在自己心中。不论什么东西来临，你都去体验它，发现生活的意义并进而享受它。当它走掉了，然后另外的东西来临，你又以一种清新的心去体验它、享受它。白天很美，夜晚也很美；晴天很美，雨天也很美……这不是人生快乐的高境界吗？日本人川端康成说：
我把我的工作当作人生，当作艺术，把流转无常看成人类命运，经常从中获得新鲜的感受，始终生活在谦虚诚实的情爱之中。
有这样的情怀，这不是人生快乐的高境界吗？而且，“无入而不自得”，与一个人的自知、自信、自我追求和心灵的丰富性联系在一起，与发现、创新、自我实现、意义感或成就感联系在一起，这是人生幸福最稳妥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