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炎黄部落的源头，一至于今日56个民族的大家庭，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有其核心理念，那就是“中和”。
（一）中华民族的“中”理念
“中”，甲骨文写如左一，指一个整体的正中位置。中华民族的“中”理念，发端于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农业文明。
中华民族居住在亚洲东部，西阻高山，东临大海；从北至南，几大水系东西贯通而以黄河长江居其中。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环境整体，其中尤以黄河长江流域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农业发达，文明发祥最早，文明程度最高。所以，繁衍生息在这里的黄帝部落，炎帝部落，以及少昊氏、太昊氏部落，以蚩尤为酋长的九黎等部落，都认为自己处于天下之“中”。以至后来的商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甲骨文等远古文字有“中土”、“中州”、“中原”的记载。优越的生存环境和文明的向心力使居住在周边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也都以此为中心，远如鲜卑、匈奴、羯、氐、羌、吐蕃、回纥，近如元朝的蒙古族，清朝的满族。从远古开始的几千年间不断在这片号称“中原”的广袤的土地上冲突、融合。这是农业文明的向心力。
就农业文明本身而言，农最重时，可以种则种，可以收则收，农事必依时令，才有收获。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使中国人讲“时中”，重时令，重节气。中国农业文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自然经济，是那些依山傍水，聚族而居或几姓家庭聚居，以农牧副渔为生活来源的自然村落经济。在这些自然村落中，人们朝夕相处，关系密切，祸福共之。人们的物质生活依赖自然条件，而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协调好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以天人合一、仁学理论为中心的中庸文化便适应人们的需要而形成并发展，它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完善，经过众多哲人的深思熟虑，其理论形态已相当完备和彻底。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被尊为“圣哲”，而孔子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原因。
中国王朝文明发轫于夏、商、周，而第一个辉煌的朝代是周。周代实行分封制，周天子把以京师（国都长安、洛阳）为中心的辖区称为“中国”，因为这里不仅是地理位置的中心，也是号令四野八荒诸侯的权力中心。随着战国七雄问鼎中原，秦始皇统一中国，楚汉中原逐鹿，刘邦建立大汉帝国，“中国”成为帝国疆域的泛称。《中庸》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声名洋溢乎中国”等句。宋代石介著有《中国论》。所以，中国名“中”不是偶然的。
中华民族的“中”理念在阴阳、五行哲学中深化。“一阴一阳之谓道”，而身不离道，所以中国古人要求事必兼两，理必用中。五行哲学则以相杂、相生、相克明确客观事物的有序与复杂。五行指物质上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五行以土为中。与此相配的，例如：空间上有“东西南北中”，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色彩上有“白青黑赤黄”以黄为中；音乐上有“宫商角羽徵”，以宫为中，等等。存在是一体的，任何事物必有居中的要素。古代中国人重视“中”。
发明舟车、衣裳的部落首领轩辕以自己居天下之“中”，又有黄皮肤，居黄土地，所以以黄色为中色，自称“黄帝”。
“黄”，甲骨文作，与甲骨文“中”字类似，像一个人立于“方框”（大地）的中心。《说文》：“黄，地之色也。”金木水火土“五行”配五色，各居不同方位，其中“土”居中央，配黄色，所以甲骨文“黄”取象于人立大地之“中”。古代中国许多典籍记载这种“黄中”的观念，如《左传·昭公十二年》：“黄，中之色。”《白虎通义·号篇》：“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中国人自远古就有“黄色情结”。
中华民族的“中”理念在行为关系的认识中升华。
“中”，古又写作，像射箭正中靶心。正中靶心，表示人与箭与靶的行为关系之“中”。至今河南人在表达“对不对”、“正不正确”这个意思时，问“中不中”，回答是“中”（zhòng）或“不中”。
“中”作为哲字概念始于政治伦理。据说，四五千年前黄帝之后的中原部落首领尧传位给继承人舜时，教导他“允执厥中”——部落大事决策，例如战争和迁徙；处理部落事务，例如劳动分工和劳动成果分配，要中正，要公正。舜如何呢？《中庸》说他“好问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尚书·盘庚》记商代盘庚迁都，民众反对：盘庚劝告臣民“各设中于乃心”，考虑问题不要偏颇。“设中”成为相互理解的思想方法，相当于今日所谓“换位思考”。
给中华民族的“中”理念奠基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元典《周易》。《周易》始于何时？史学家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这应该是可信的。周文王被商纣王囚拘于羑里时演绎出六十四卦的《易经》。《易经》的哲学体系是“三才两用而备于中”。“三才”，指天地人。“两用”，指阴阳互动，所谓“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刚曰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是《易》的主导思想：凡是背离“和中”的状态，都是危险的卦象，都是应该避免的。《周易》从“素其位”讲“用中”，讲“刚中”、“柔中”；它不仅重视人事遭遇本身，而且重视个人在整体中的势位，以此求得“免过”、“无咎”、“趋利避害”，实现“天人”、“人际”、“人性”、“人生”的和谐状态。《易经》的思想体系不是凭空发生的，据说在此之前，夏有《连山》，商有《归藏》，其内容后世虽已失传，但是可以想见，它与《周易》是有继承关系的。
《周易》作为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管理思想，使西周成为古代皇朝文明中的第一个亮点。西周不仅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空前完备，经济生产空前发展，而且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空前活跃。
生活于春秋乱世的孔子，以恢复和重建西周的“秩序”社会为己任。他青年时代研究西周的“礼学”，“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中年时代研究以文武、周公为表率的“仁字”，例如他这样赞赏周公：“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荀子·儒效》）这是典型的中庸之德。“仁学”是礼学的升华。晚年的孔子研究易学，以至“韦编三绝”。孔子和儒门子弟赞修孔子和儒家的《易传》，为学习《易经》的心得型作品，然而又有自己体例，所以历史上一直沿用“赞修”一词。《易传》，阐发《周易》“三才两用而备于中”的哲学思想。据刘大钧先生统计，在《彖传》《象传》中，“中”有29种提法，可见“中正”是其主线。孔子“易学”是礼学、仁学的升华。
存在是相对的，有左就有右；存在是一体的，有左有右就有中。个人要求存在于社会，人类要求存在于宇宙，其活动须取其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中”。孔子在赞修《易传》和他的教学活动中阐发他的“中”理念，所谓“道之以中德，齐之以中音”（《国语·周语》）。孔子评价《诗》之首篇《关雎》，说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成为审美标准。“事行失中则为奸事，知说失中则为奸道。”（《荀子·儒效》）将“中”作为伦理生活的德性，于是便有了“无过与不及”的中庸之道。孔子是标举中庸之道的首要人物。为了传述祖训，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成为儒家伦理哲学的本体概念。
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极端化的专制政治，大一统的秦帝国仅仅存在了15年便一朝覆亡。西汉初期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实行“自然无为”的社会管理，其哲学基础是“黄老”。“黄老”是道家哲学的“托名”，“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当时人们还未认识到庄子与老子的本质联系，故言道家不言“老庄”，而另外扯出一个“黄帝”。
扯出黄帝，是因为当时已经流行《黄帝内经》、《黄帝外经》等典籍。《黄帝外经》今已失传，不知所云，而《黄帝内经》是医学宝典，至今仍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其实《黄帝内经》也是战国医家托名之作。《内经》说些什么呢？《内经》认为人的健康是阴阳、气血、经络、脏腑等系统的有机动态平衡。它告诉人们如何顺应自然，如何像天地中万类那样春季生，夏季长，秋季收，冬季藏，在与外环境（自然）平衡协调的基础上实现内环境（身与心）的平衡。它把人的健康视为一个整体，既有身体问题、心理问题，又有环境问题，它讲究的是综合的全方位的治理。这些思想与老子《道德经》中的思想相通。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他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内经》的思想与《周易》“三才两用而备于中”是一致的。“中”就是平衡，就是“无过无不及”。《周易》的目标是“免过”、“无咎”；《内经》的目标是：“治未病”，“防患于未然”。
上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西汉《黄老帛书》，据学者唐兰考证，此书为东汉后即已失传的《黄帝四书》，其思想内容切合西汉初期情况。《黄老帛书》中有“执道”、“循理”、“审时”、“守度”、“雌节”五大原则，明显地贯穿着“中”的哲学理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佛教有龙树的“中观”派。公元401年，鸠摩罗什来华精译龙树的《中论》；僧叡作《中论序》为之阐扬；南朝齐梁之际僧朗南来弘扬《中论》，被誉为“弘中道之极致”（江总持《栖霞寺碑》）。由于中国人的“中”意识、“中”情结，使佛教“中论”的种子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佛徒梁武帝萧衍从《礼记》中推出儒家经典《中庸》，并结合佛教“中论”阐扬，撰写了《私记制旨中庸文》。儒与佛的融合，在儒家，促成了宋明性理之学；在佛教，弘扬正理，批判邪教，通过执两用中，求同存异，有效地解决了佛理内部各家说法的差异和矛盾，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其极致是禅宗。
精研佛理的宋代大哲学家程颐这样解释“中”：“中者，天下之正道也”。这一解释与《易传》“文明以健，中正以应”相同，也与佛教释“中观”即“正观”相吻合。从直观上看，未有中而不正，正而不中者。于是，“中正”二字成为中国人道德的最高价值标准。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将“超凡入圣”之人赞为“大中至正归矣”，于是“中正”之上又加了“大”、“至”的形容词，意思是说，不偏不倚，极为公正。这是对一个人的文化价值的最高礼赞。
这种价值取向，使得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无论贤愚善恶，都乐于把自己归于中正。“范文正公”“曾文正公”这些谥号且不论，就连唐代昏君唐宣宗也以“大中”为年号，被朱元璋赶下台的蒙古族元顺帝也以“至正”为年号，清末太监李莲英这个龌龊之人，在自己的墓道里也留下“通幽向明昭千古，大中至正固千秋”的对联。至于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蒋介石名“中正”，在早年或者有理想的成分，但他死后的“中正纪念堂”匾额题出“大中至正”，却是滑稽可笑的吹捧。有真茅台才有假茅台，这正是文化的魅力。据台湾《中国时报》2007年12月6日文章，陈水扁要拆除“大中至正”的牌匾。舆论批评陈水扁，说他针对的不是历史问题的是非善恶，而是要在台湾斩断中华文化之根，为“台独”张目。文化是几千年的积淀，是斩不断的。
（二）中华民族的“和”理念
中华民族的“和”理念发端于音乐与烹调。和，古写作，像一个人在吹奏乐器。《尚书·尧典》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说文》：“龢，相应也。”这说明“和”字的本义是指不同的音声融合成美妙动听的音乐。“和”字的意义又从音乐推广到烹调，上面的“和”字像一个人端一盆羹汤，所以春秋时期的晏婴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足，以泄其过。”“和”的这种含义就像今天中国人吃“火锅”，今日北方方言仍称“调料”为“调和（huo）”。
中华民族的“和”理念从对事物和合现象的认识中深化。例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古称“河”，被古人寓以“和”的意义。
古人造字，除了字形上的考虑，还有音义的相互发明，所以汉语有“声训”的释义方法，如“政者正也”“德者得也”等等。所以，从古同音字中可以发现许多文化信息。“河”与“和”是古同音字，据段石羽《汉字中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河”有“和”义。“河”为什么有“和”义？这恐怕有人文和地理两方面的寓意。就地理而言，河是和合细流而成，故李斯《谏逐客书》说：“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黄”是中，“河”是“和”，黄河被古人寓以“中”“和”的意义。
和，作为哲学概念，根据文字记载，可以追溯至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国语·郑语》记载他批评周幽王专制（“抟同”）时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又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它举了“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合十数”组成“百”“千”“万”“亿”“兆”等例子说明“和实生物”。
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晏婴在批评齐王宠信佞人梁丘据时明确地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他说：“君（指齐王）所谓可，据（指梁丘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史伯、晏婴说的是同一个哲理：同与异是不相容的，和与异是相容的；异质事物和合在一起，在一定条件下能创化出新事物，此所谓“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同则不继”最简单的例子是光有男人或光有女人都不能繁衍生育。不说“同”，即使“近”也不好，如近亲繁殖就会退化。所以，所谓“和”，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几种异质事物合在一起形成的统一。例如，水泥、沙子、卵石、钢筋和水几种异质事物配比在一起，可以形成坚固的钢骨混凝结构。所谓同，则是单一、孤立、没有矛盾。例如，在水中加水，仍为水。当然，参与“和”的各个有差异的事物必须有“实质性的”关联，而不能“油是油，水是水”，它们必须能够相互调节，相互制约，泄其过，济其不足。这也是“和实生物”中“实”的含义：相济相成创新，“以他平他谓之和”。
先秦各家都重“和”。
墨家以“非战”为宗旨，实践“和平主义”。
道家主张一种“道法自然”（《老子》）的“天乐”与“人乐”（《庄子·天道》）：“天乐”就是天人和谐，“人乐”就是人人和乐相处。老子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知道“和”的人就懂得宇宙恒常的法则，这种人是“明白人”。
老子把世界上万事万物看作阴阳之“和”（阴阳的统一体）。他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阴阳代表着事物内部对立的两方面，例如善与恶，美与丑，刚与柔，进与退，开与合，生与死，强与弱，雌与雄，明与暗，等等。只有对立的两方面“和”，事物才能存在。
这种思想影响了儒家。《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由孔子赞修的《易传》有“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集大成者荀况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孟子“天时、地利、人和”三才思想是对“和”文化绝妙之发挥。董仲舒说：“刚柔与和，三而成物。”“三而成物，天之经也”（《春秋繁露·基义》）。儒家把“和”作为生成事物的一个要素。
将“和而不同”纳入道德范畴的是孔子。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能把不同类型的人团结在一起，而小人沆瀣一气，排斥异己。和而不同，是中庸文化的关键词，它既是儒家理想的人格品质，也是思考和处理社会问题的方法。在社会管理的方针上，孔子说：“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所以儒家向往“天清地泰、和乐光明”的社会，人人素其位而引，发挥适当的作用，彼此没有冲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太和”景象。由孔子赞修的《易传》说：“太哉乾元……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不仅是人类社会之和，而且是整个宇宙之和，个人身心之和。
“和而不同”在文化问题上的运用，是儒家“道并行而不悖”的文化主张。它据此处理与道家学派的矛盾，消化吸收道家的理论成果。后来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它在与佛家、道家展开理论争辩的同时，通过融道融佛，不断丰富和改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创立宋明理学。
因为“中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儒释道必然走向融合：不仅有融合了佛、道的宋明性理之学，而且有融合了儒、道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的各门各派，都以“因缘和合生物”为佛理，讲“众生之和”，其极致是禅宗。在这一过程中，中庸之道也有了新内容，《菜根谭》就是融合儒释道的新版中庸。
前面提到的中医宝典《黄帝内经》，不仅以“中”哲学指导养生，而且以“和”哲学来理解身体健康：有病就是阴阳不和，治病就是调和阴阳，病愈则是阴阳调和。中药的方剂是“君臣佐使”四者的配合：治主症的主药叫“君”；辅助君药治疗主症或主治兼症者叫“臣”；配合君臣或抑制君药臣药毒副作用者叫“佐”；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者叫“使”。一服中药就像一个“小朝廷”，和而不同，相互配合而又各自发挥作用。
中华传统建筑有一种“和”魂。以中国宫廷建筑的典范故宫为例，它体现了“和”文化：故宫中轴线上建有前三殿，前三殿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又名养心殿）。太和，和之至，象征天清地泰，喻人与大自然（天人）之和；中和，喻人间和谐，人伦之和；保和，心态和顺，身心之和。
由“和生”而“和达”，涉及天人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艺术层面、应用层面。正如《中庸》所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和”文化几千年积淀，使得中华民族的“和”意识如此强烈：《淮南子·汜论训》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阴阳调，日月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
刘向《说苑·敬慎》说：“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家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曰：“和为贵”；曰：“和气生财”；曰：“和气致祥”；曰：“家和万事兴”；曰：“满腔生和气，随地起春风”。现代上海是商业竞争之地，而上海人又都爱喝一种称之为“和酒”的黄酒。其辞集中了“和”：和，和谐，协调也。和气生财，和气致祥。夫人之处事，以和为贵。相容互携可纳百川，合众力终成大器矣，今得佳酿，和美可人，温而不火，强身健体，深得相融之道，谓之和。
（三）“中和”理念和中华文化
“中为大本”，“和为达道”，可是，“中”与“和”又有什么关系呢？
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气也者，阴阳二气相搏而中者也。“冲”即“中”。古汉语常将“折中”写成“折冲”，将“中和”写成“冲和”，例如成语“折冲樽俎”。例如《菜根谭》：“得天地冲和之气，识人间淡泊之真。”其所以将“中”写成“冲”，是表现“中”而“和”的动态过程，就像化学反应中有能量和物质转换一样。两种物质要能够进行化合反应，一是取决于反应物间的相互关系，二是取决于“温度”、“压力”等反应条件。只有在两方面都“中”（zhòng），才能“中和”出新物。
序篇0中庸和中国人0在我们的伦理生活中，“中”与“和”犹箭之与靶。善射者屏声静气，以其要领瞄准靶心，发而中节，得射之“和”。“中”与“和”是一个过程，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中”是“和”的手段，“和”是“中”的功夫。所以中医既讲“中”又讲“和”。孔子和《中庸》开始把“中和”作为一个复合理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国古人认为阴阳变化由于“中和”。中国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以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识，在《答李太卿书》中就这样论述过中国文化中的“中和”理念。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变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阴阳之道，在天为寒燠雨旸，在国为礼乐刑赏，在心为刚柔缓急，在身为饥饱寒热，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其分，未尝不为灾。是故过寒则为春霜夏雹，过燠则为秋华冬雷，过雨则为淫潦，过旸则为旱燎。礼胜则离，乐胜则流；赏僭则人骄谥，刑滥则人乖叛。太刚则暴，太柔则懦；太缓则泥，太急则轻；饥甚则气虚竭，饱甚则气留滞；寒甚则气沉濡，热甚则气浮躁。此皆持一而不变者也。善为之者，损其有余，益其不足；抑其太过，举其不及，大要归诸中和而已矣。”
在中国几千年人文文化史上，“中和”作为“大要”能持久而无形地发挥作用，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原因，是它与“庸道”或“庸的精神”结合在一起。
《说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同源字典》以“庸”、“用”同源。“从庚”是什么意思呢？甲骨文“庚”字取象于双手持禾打谷之形；《说文》训“庚”，“象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庚庚，植物籽粒坚实貌。
古文字是文化渊源的活化石。有了古文字提供的信息，我们就能理解古人对“庸”字的解释：《尔雅·释诂下》：“庸，劳也。”原来“庸”字的本义指日常劳作与功劳，所以古人又有“民功曰庸”的解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默默奉献”。可见，千百年来人们把“中庸”理解成平庸、保守、不求上进、浑浑噩噩，实在是大误解，丢掉的是中庸的真精神。这使得中庸成了吃起来香闻起来臭的“臭豆腐”，许许多多中国人潜意识中有“中庸”的位置，却不敢承认自己“中庸”。因为他们认为“中庸”之“庸”是庸俗，是无能。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件事情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就难。这需要扎扎实实，不厌其烦的“平常心”和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的“强矫气”；否则就会有始无终，一事无成。所以《何晏集解》释“庸”为“常”，朱熹释“庸”为“不差异可常行”，程颐释“庸”为“天下之定理”“不易之谓庸”。试想，一个人做事无常心，无定力，无恒劲，他还会有苦劳和功劳吗？华夏文化从源头上就倡扬“庸”精神，《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上古神话反映的就是这种民族精神。
将“中和”理念应用于日用常行的伦理生活，就是“中庸”。“中和”与“中庸”对举，“中和”是体，“中庸”是用。“中庸”是孔子的发现，是儒家的哲学。中国文化的三家：儒讲“中庸”，讲“人伦之和”；佛讲“中观”，讲“众生之和”；道讲“中道”，讲“天人之和”。中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
（四）“中和”理念和中华民族
中国田野考古的大量发现证明：我古先民——亚洲东部的黄种人在号称“中土”这一片广袤的地域以“中”为本，以“和”为务，以“庸”为用，以“诚”为神，创造了自己的“中和”文化；以这种“中和”文化之向心力融合出泱泱大国。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发现千余，遍布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云贵高原。
新石器文化遗址已发现七千多个，分布在更为广大的地区。
石器文化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形成河洛、江汉、海岱等史前文化区；又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统合、发展，形成华夏文化共同体，经两汉、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积淀出秦陇、荆楚、巴蜀、青藏、吴越、闽粤、辽阳、西域等许多地区性文化，并在总体上融合为中华文化。
大量事实证明，中华文化是以炎黄文化为核心，经过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和多维发展而形成的，其形成经历了斗争与融合的艰难曲折的漫长历史过程。
文化的融合，使中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一样重和合、吉祥（求圆满），有的有龙图腾；有的还有“阴阳”五行概念，有占卜行为；有如同长沙马王堆汉墓所描述的“天上”、“人间”、“地狱”三界意识等。例如云南纳西族，和汉人一样重“和合”，他们说“人”是“天上美妙的音乐和地上吉祥之气的结合”，这与儒家、道家的“三才”思想，“阴阳和合生物”的思想，本质上没有不同，只是有自己的一些个性。这就说明了中华民族为什么具有强大的文化内聚力。
中华文化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儒释道是中华文化思想。三家各有主张，各有特点。但是它们都有着“中和”的共性。儒释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偶有学术之争，但从没有“教派”冲突。在四川大足，在湖南大庸及全国许多地方，儒教的圣贤豪杰，道教的各路神仙，佛教的头陀菩萨可以在一个屋檐下共享人间烟火。“中和”理念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即便是藏传佛教也是如此。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公元8世纪，现代藏族同胞的祖先吐蕃人吸收了已在中原生根的大乘佛教，与由印度传入西藏的密宗及原始宗教融合而成“喇嘛教”。喇嘛教陆续形成“宁玛”、“萨迦”、“噶举”、“格鲁”等教派，公元15世纪以后，格鲁派由西藏向内地发展，逐渐成为传统教派，一直延续到今天。藏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巨人梁启超先生，以他对儒学、佛学、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渊博知识，于1902年首次以“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描述中国境内民族大家庭的事实。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说：“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的烦忧错杂。”梁启超从这种民族竞争融合的理念出发，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这一概念。他可能感觉到这一说法没能点明华夏文化的主导作用，1902年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梁启超这一“中华民族”概念的发现，正中国人下怀，使国人耳目一新，顿觉“汉人”、“唐人”、“华夏”等名称明显地以偏赅全，而外国人对中国人“支那”、“震旦”、“大秦”等称呼包含贬义。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多元性、融合性的事实，即中华民族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等所有民族构成。梁启超的说法获得了中国人的一致认同，它凝练着民族精神，提升着民族力量。有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激越的《国歌》。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起初是民族图腾，一种特殊的动物神，据1987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的消息，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属仰韶文化系统，距今六千余年）发现1.78米的“华夏第一龙”。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甘肃甘谷县西坪，在山西汾陶寺等许多地方出土过“玉龙”、“龙纺彩瓶”、“龙纹彩盘”等，距今约五千年。并且，从古代文献可知，不仅炎帝、黄帝、尧、太皞、鲧、禹等崇拜龙，而且构成今日一些少数民族的当时的胡越、羌氐等部族也都崇拜龙。例如，我到云南参观傣族的“泼水节”，听工作人员介绍，泼水节来源于浴佛节。说佛祖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有九龙喷水，洗浴佛身。所以，每当庆祝佛诞节的时候，就要举行泼水活动。这大约是中国化了的佛教故事。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大自然中并没有与“中华龙”体用特征一致的龙，“中华龙”是中华民族“中和”文化理念的产物。龙到汉代基本定型：“角如鹿，头似驼，眼如鬼，项似蛇，腹如蜃，鳞似鱼，爪如鹰，掌似虎，耳如牛”（郭若虚：《图画见闻录》）。其肢体器官的均衡对称，其飞腾雄姿的气韵风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主体精神。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一样，把幼年时期的图腾——龙的风神气韵继承、延续、发展至今，乃至永远。
“有生有制美在中和”（《尚书大传》）。中华文化特有的“中和”价值观和中华文化多元发生、多元并存和多元发展的历史事实，培育着中华民族无处不在的“中和”理念。中和理念，使中国人向往“天清地泰，和乐光明”，政治上向往“小康”、“大同”。这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成功的文化根源。
中之与和，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活的价值理想，与时俱进，随事而行，它是动态的。例如，为统一香港、澳门和台湾而实践“一国两制”方案，这只在中国才会有。中国国体的“中和主义”是中国人的法意识。这种法意识是从黄帝尧舜禹、夏商周，至汉唐、宋元、明清逐渐发展起来。“中和”是中国人心底最深的奥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