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道德观的关键是“天人合一”、“以人法天”，以之获得关于人道的绝对精神和基本善，从宇宙的统一完美中追求人格的和谐，并从中发展出“即民见天”的政治智慧、天人共存的生活智慧，以及天人融合的生命智慧。
（一）“天人合一”的生命情怀
德国人道主义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启迪着成千上万的后来人。他说：“头上是灿烂的星空，心中是道德的原则。唯有这两样东西，用永恒的新奇和日增的仰慕与崇敬，来充溢我们的心灵。”看来，康德经常仰望星空，在宇宙的神秘宿图中，康德感悟到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有着做人的庄严和生命的责任。其中有着“天人合一”的情怀。
2007年9月4日的《人民日报》在副刊上刊发了温家宝总理的诗《仰望星空》，诗文如下：
2007年5月14日，我在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钟厅向师生们作了一个即席演讲，其中讲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星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的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的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的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的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我们读温家宝的《仰望星空》，能升腾起天人合一的情怀，激荡着天人一体之自觉。
庄子说：“判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中华民族的美德来源于“达天德”，从天道中悟人道。只有仰望星空的人才能通天人、达天德。正如温家宝所言：“经常地仰望星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者为河岳，上者为日星。”（文天祥《正气歌》）广阔的胸怀，凛然的正气，是中华民族的灵魂状态和气质写照。立足大地，仰望星空，我们能从天地之道中获得中华民族的精气神，获得走向未来的姿态与尊严。
（二）“天地人”的三才思想
天人关系，细分之，是天地人的关系，古人称之为“三才”。中国文化中的“三才”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以人居其中、以人为本的大系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人事。（《内经·灵枢》）“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三才”是人类活动的三个必要条件。
中国文化的儒道两翼都注重天地人“三才”，但侧重点不同。
道家主张以天道贯穿人道，从天至人，以人合天，即所谓“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反对“瞎忙乎”、“瞎折腾”，做主观脱离客观的无益之事。
从阐述道家“养生”的《庖丁解牛》寓言可见。庖丁经过勤学苦练，悉心体悟，认识并掌握了牛的解剖规律（道），能以“有厚”之刀行于“无间”的牛体而“游刃有余”，“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是从天人合一（与物契合）中铸就的高超艺术，是“天成”。道家“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对大自然的“拜物教”，而是主张人的能动性必须与大自然的规律性一致，用天道来协调人的意志行为。所以庄子说：“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至人”、“圣人”是道家的理想人格。这样的人在天地之间挥斥纵横，不违天地之美和万物之理。
儒家的“三才”观则比较看重人。儒家认为，人是天地所生，是大自然的“灵秀”。孟子说：“天之所与我者，知性则知天”。（《孟子》）儒家天人观的致思途径是从人至天，以天合人，主张在顺应天地中尽可能多地发挥人的力量。儒家强调人的“尽性”、“尽心”，认为事业成功有赖于天提供的时机，地提供的便利，而最重要的是“人和”的力量；所谓天时无违、地利尽享、人和兴旺。
儒家的“三才”观发展到战国末期的荀子，则更重视人的世界主体性。荀子的《天伦》在主张“养备而动时”，“循道而不忒”的前提下，强调“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并指出“措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他似乎不大同意道家“无为”的思想。
从儒家“三才”思想，可以看出人的世界主体性的确立。大自然已成为人的大自然。应该说，即使是荀子的天人观，也并不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的仍然是在顺应中能动，在能动中顺应。
人与大自然本是对象性的存在关系，它们构成了世界的两个方面：没有人，世界就丧失了意义；没有世界，人类也不能存在，人类与世界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人的世界和世界的人”这一哲学命题的含义。儒、道从不同的侧面完善这一命题：一个重天道，一个重人事；一个取客观视角，一个取人本视角，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中庸》的“三才”思想虽然有点偏向儒家，但道家也能接受。因为《中庸》论述“三才”思想：从“至诚”、“尽性”出发，落脚在“尽物之性”。“尽己之性”可以理解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人之性”可以理解为调动周围人的积极性；“尽物之性”可以理解为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庸》较好地处理了天道与人事的关系。
中国文化的“三才”思想是大系统思维。大系统思想格局决定人类如何正确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既不允许贬损人自身的价值，也不允许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其时代意义在于，它引导人们以大系统的科学观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去克服“人类中心主义”。
（三）“即民见天”的政治智慧
从儒家的“天人”观生发出“即民见天”的政治智慧。中国文化认为，天道中有人心，人心中有天道，天人是相通的。天地无言，面对“无声无臭”的天，如何才能知道天道呢？方法很简单，只要看一看人的自然存在——芸芸众生的共同需要和共同意向，就知道什么是天道了。因为人是天地所生。人与天地有一种“全息”关系。《中庸》说：“思知天，不可不知人。”这种把“天道”“人心”统一起来的方法，实在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发明。它合乎逻辑，简而易行，体现着人本文化的真谛。
这一方法最简明的表达是“即民见天”。它出自中国最早的政治典籍《尚书》，它哺育着一代一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这些政治家、思想家们把“人”定位于“天地之灵秀”，说：“民，吾胞也；物，吾与也。”（张载）“民胞物与”是伟大的天人情怀。
“即民见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也是现代政治家的思想。例如，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将“天心民意”视为“万世通义”。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于理，即不迷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毛泽东“得人心得天下”之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一定联系。很明显，中国文化“通天人”的哲学视野是这一思想的源头之一。正是这一思想，使他成为伟大的人民领袖。
（四）“天人和谐”的环保意识
我们生活的世界，存在着人类、自然和技术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在这种关联中，如果人类单纯从技术出发去对待自然，人类与自然之间就可能成为一种有问题的关系，很难实现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
因为技术是人类文明并为人类服务的，如果听凭技术去征服自然，则不仅自然与人类成为问题关系，甚至连技术与人类也成了问题关系，这就是“技术的异化”。技术成了异化力量，反过来可以奴役人、祸害人。古语说：“人以巧胜天，天以直胜人。”“巧”就是技术，“直”就是报复。
相反，如果从“天人合一”出发去处理技术问题，人类、自然、技术三者关系可以是和谐的。
所以，上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讨论机器人伦理时得到这样的共识：机器人不能危害别人，不能危害人类，机器人当然也应该能够保护自己。这是以“人”的伦理规范“机器人”的伦理，防止“技术异化”。
中国人几千年前就认识到大自然与人类的统一和谐。庄子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荀子提出：人要“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孔子在《论语》中说自己“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就是说，捕鱼只用钓不用网，不射杀夜宿的鸟群和兽群。《荀子·王制》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几千年前的古人就规定了“禁渔期”，捕鼋鼍鱼鳖鳅鳣不用毒药，不妨碍其繁衍，不灭绝其种类。由此可见，中国古人“环境和谐”和“保护动物”的意识何等明确！这源于中国古人环保意识中的伦理精神。《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将伦理精神渗透到天地万物的“和生”、“和达”之中。《孟子·尽心上》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涉及各种伦理关系的相互依存，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
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又是互为中介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必然导致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和谐。有“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陶渊明）的和平宁静的田园生活，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的人际关系，才会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体验。
从另一角度看，在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体验中，也会陶冶和发展我们和平、仁爱的心理，这就是审美教育。
相反，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和人与自然的敌对关系也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秦始皇横征暴敛，残虐人民，建造阿房宫，砍光了大河流域的树木。使“负栋之木，多于南亩之农夫”，从此，“大河”便成了日渐浑浊、水灾频发的“黄河”。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结果是对大自然毁灭性的掠夺。只要将一己之利益（包括个人的、集团的、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置于全人类利益之上，竭泽而渔和以邻为壑之事将不会绝迹。例如尽管捕鲸的国际公约实行了很多年，有的国家仍打着科研的旗号捕鲸。
印度哲人奥修说：天人不和谐，社会不和谐，是因为人的内心是分裂的，而它的分裂被投射到社会里，会进而影响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引孔子的话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今天人类急功近利，破坏环境造成的后果，已证实了孔子的预言。
《庄子·胠箧》中的一段话对现代人意味深长：世人只知道追求外在的知识，而忽略了优化人的天性；只知批判别人的过错，不知省察自己的错失，天下岂有不乱之理？甚至还连带影响到日月的光辉，山川的精气，四时的运行。这些若受到蒙蔽和扰乱，即使那些走兽和昆虫，也会失去它们的本性。这实在是好智引起的大乱啊！
这句话揭示了心灵本体建设和科技人文化之必要性。只有“人和”才有“天和”，只有“人乐”才有“天乐”。人类一方面要改造自然，另一方面要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因为大自然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根本。人为地破坏自然界的和谐，也就失去了人同自然界的和谐。失和的自然界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报复的极端甚至会毁灭人类。中国古人“天人失和，必有妖孽”的思想，例如出了“暴君”或“奸臣”，天就报复人类以灾异现象——这种说法虽然没有脱离神秘和迷信，但孕育着环境伦理的正确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人类与自身命运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人类应该慎终追远，以人道主义的情怀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天人和谐，从心开始。在当代，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人类与自然界失和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于是，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宇宙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成为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在这种情况下，重温中国孔孟老庄关于天人和谐的哲理，对于认识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以及与人类自身利益攸关的共同体性质，对于建立地球公民伦理和环境法律，把世界变成美好的家园，或者有某些意味深长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