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算是很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人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恩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咕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那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革命时代底文学
鲁迅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革命时代底文学》，我从前学矿学，叫我开矿，比叫我讲文学容易。我对于文学颇怀疑，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没有办法对付它们。那时候我就想：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是无聊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能杀人，受压迫的人开口讲几句，就要被杀；所以文学是不中用的。鹰捕雀，不声不响者为鹰，吱吱而鸣者为雀；猫捕鼠，不声不响者为猫，吱吱而叫者为鼠；结果，还是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做几篇文章，或能称誉于当时，或能得到几百年的虚名，那些都是没有用处的，对于现实，总是吃亏；所以我对于文学颇怀疑。我没有学过陆军，手中没有枪，虽然我从前学过一点海军；我手中只有一支笔，才有今天这一个题目。
文学家讲文学和革命有关系，但我以为其中关系，颇为寥寥，它们以为文学在革命中可宣传，鼓吹，煽动；但这些文字在文学中底价值很低，不成为高尚的文艺，因为纯洁的文艺作品，不受他人命令，不管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说出。革命与文学是有关系的，革命时代底文学比普通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色彩，小革命不成为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色彩。在此地听惯了革命，在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很害怕，讲的人很危险；其实革命并不稀奇，革命就是社会的改革，因为社会天天改革，人类就天天进步，人类天天进步，社会就天天改革，这样地循环不已，所以人类没有一刻不革命。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与猴子没有异样的，人类与猴子是表兄弟。为什么人类成为高等动物，猴子仍为猴子呢？这就是因为猴子不革命，——猴子用四只脚走路，一个猴子站起来，用两只脚走路，许多猴子就说：“我们的祖先一向是坐的，不许你站。”猴子不但不肯站起，而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一个人要站起，一个人要讲话，当时虽受反对，究竟它还要站起，还要讲话，结果它胜利了，大家模仿它。照上例看来，革命并不稀奇，凡是负责任，没有死亡的民族都天天在革命，虽然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现在分开三个段落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它有一种文学出现，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确是不少。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大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没有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这个民族没用，因为止于叫苦鸣不平。例如乡下人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官厅就知道分发冤单的方面没有力量再打官司，马上官司要归了结；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叫冤，压迫者对此觉得很放心。不中用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连苦也不叫了，这些民族成为沉默的民族，这些民族快要灭亡了：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除泰戈尔一人外），都没有声音了。富有反抗性，蕴藏全副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它的声音改变了，由哀音而变为愤怒之音，带有愤怒之音的文学出现，反抗就快来了；因为它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它要反抗，它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曾有此类文学；波兰、芬兰虽然复国，因为苏俄革命成功而使之复国，没有经过革命的阶段，因此没有此类文学。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波及，大家由呼声转之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再一层那时候民生凋敝，一心一德找面包吃而加紧革命，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打击，气得发昏，不能再唱所谓它们的文学了。有人说：“文学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当我在北京，穷得很，到处借钱，无有文学发表，到薪俸发放时，方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定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一部分人和他部分人斗争，非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底文学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破坏和新社会建设，都觉得有趣味，一方面对于旧的制度崩溃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讴歌。当社会没有改变时，以为社会应该改变，非毁灭社会反对社会不可，进步的文学倡出这番议论后，人们都表示同情，大家都实行破坏，信仰的人少，没有影响，信仰的人多，文学竞成为社会运动；运动起来了，社会改变了，所以讴歌革命。另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底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底文学，有些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社会虽是改变了，但社会上底旧人物很多，旧人物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它们底脑壳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这些人在革命时不革命，革命后反革命，因为革命时对于自己没有关系，对于自己没有损失，但是革命后，社会底一切都改变了，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回想旧时的舒服，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学，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它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怀旧唱挽歌，表示已经革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不会唱挽歌的。
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没有什么话可说，所以不看见这两种文学。但是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底文学，旧式的居多；因为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文学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不特如此，并且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只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仅有苏俄已经产生这两种文学。苏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皆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也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它已离开愤怒的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赞美新建设是革命进行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没有前例可知，无从考据，依我想来，平民文学快来了，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底结果。
现在中国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是给阔人富人看的；它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个才子出门遇见一个佳人，两个人很好，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生出差迟来，但终究团圆了，这样地看着，多么舒服；或者讲阔人富人怎样有趣和怎样快乐。前几年《新青年》载过几篇俄国小说，描写罪人在野外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不懂，难怪他们不知道天下有这样的下流人，因为它们住在高大的楼房里。如果歌诗描写车夫，就是下流歌诗；一出戏内，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戏。它们戏内的角色，只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状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欢喜，他们看了也很欢喜，我们没奈何，也只好替他们欢喜欢喜。直到眼前，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称之为平民文学，实质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底生活，假装平民底口吻而说的，因为眼前的文人都有钱，有的虽很穷，总得比工人农民富些，才能有钱读书，才能做文章；你们以为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而是冒充；这不是平民小说。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因为是老百姓所唱的。其实它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它们对于乡下底绅士有田2000亩，羡慕得不得了，每每拿绅士底思想，做自己底思想，绅士们惯咏五言诗、七言诗；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是五言七言，这是就格律讲，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中国底小说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没法奈何，只好称之日文学；谈不到革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现在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底思想，所以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假的。
诸君是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只有战余休憩时，拿本诗看看，觉得有趣。在革命时代讲文学，譬如农夫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荫蔽日，本可以坐在树阴休息休息，但是农夫一天到晚，耕作不息，只有在正午——12点钟时候，或者可以坐在柳树底下吃饭，此外没有甚么用处。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撵走了。他人以为文学至高无上，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不过是一种消遣品，无非民族底文学表示一民族的文化罢了。
我从前不过做了几篇文章，承诸位到此听讲；我呢，愿意听一听大炮的声音，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好听得多。我的演说只有这样多，感谢诸位好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