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笔名宗淹，江苏泰兴人。5岁入私塾读书，15岁东渡日本求学。1904年转赴英国留学，1911年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后回国。辛亥革命后，先后参与创办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北大地质系、中国地质学会等机构，组织并参与过数次大规模的地质考察活动，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和古生物的开创人和奠基人之一。“五四”运动爆发后，开始涉足政治。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努力周报》，鼓吹“好政府主义”，大力提倡“少数人责任”。1923年，作为科学派的旗手，挑起“科玄论战”。1926年，应孙传芳之邀，就任凇沪商埠督办公署全权总办。193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御侮，提出以“坚决抵抗”和“有条件妥协”为核心的“低调”抗日策略，1933年访苏归来后，思想发生变化，同情共产主义，主张“新式独裁论”。1934年，辞去北大教授职务，任国民党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在地质勘探中不幸中毒病逝。
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的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你要不相信，请你看看张君劢的《人生观》（《清华周刊》）！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但是打的是玄学鬼，不是张君劢，读者不要误会。
玄学的鬼是很利害，已经附在一个人身上，再也不容易打得脱，因为我们打他的武器无非是客观的论理同事实，而玄学鬼早已在张君劢前后左右砌了几道墙。他叫他说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起于良心之自动而决非有使之然者也”、“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而且“初无论理学之公例以限制之，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假如我们证明他是矛盾，是与事实不合，他尽可以回答我们，他是不受论理学同事实支配的。定义、方法、论理学的公例，就譬如庚子年联军的枪炮火器，但是义和团说枪炮打不死他，他不受这种火器的支配，我们纵能把义和团打死了，他也还是至死不悟。
所以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我要证明不但张君劢的人生观是不受论理学公例的支配，并且他讲人生观的这篇文章也是完全违背论理学的。我还要说明，若是我们相信了张君劢，我们的人生观脱离了论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还成一个什么东西。
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
我们且看他主张人生观不受科学方法支配的理由。他说：
“诸君久读教科书，必以为天下事皆有公例，皆为因果律所支配。实则使诸君闭目一思，则知大多数之问题，必不若是之明确。……甲一说，乙一说。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此何物欤？曰，是为人生。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
然则张君劢的理由是人生观“天下古今最不统一”，所以科学方法不能适用。但是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求他统一的义务。何况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安见得就是无是非真伪之一可求？不求是非真伪，又从哪里来的标准？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
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事实复杂的当然不容易分类，不容易求他韵秩序，不容易找一个概括的公例，然而科学方法并不因此而不适用，不过若是所谓事实，并不是真的事实，自然求不出什么秩序公例。譬如普通人看见的颜色是事实，色盲的人所见的颜色就不是事实。我们当然不能拿色盲人所见的颜色，同普通人所谓颜色混合在一块来，求他们的公例。况且科学的公例，惟有懂得科学的人方能了解。若是你请中国医生拿他的阴阳五行，或是欧洲中古的医生拿他的天神妖怪，同科学的医生来辩论，医学的观念，如何能得统一？难道我们就可以说医学是古今中外不统一，无是非真伪之标准，科学方法不能适用吗？玄学家先存了一个成见，说科学方法不能适用于人生观；世界上的玄学家一天没有死完，自然一天人生观不能统一。但这岂是科学方法的过失吗？
张君劢也似乎觉得这样列举有点困难，所以他加以说明：“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律相绳也。”试问活的单是人吗？动植物难道都是死的？何以又有什么动植物学？再看他下文拿主观客观来分别人生观同科学：
“物质科学之客观致力最为圆满；至于精神科学次之。譬如生计学中之大问题英国派以自由贸易为利，德国派以保护贸易为利，则双方之是非不易解决矣。心理学上之大问题，甲曰知识起于感觉，乙曰知识以范畴为基础，则双方之是非不易解决矣。然即以精神科学论，就一般现象而求其平均数，则亦未尝无公例可求，故不失为客观也。”
学生物学的人谁不知道性善性恶，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同是科学问题，而且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但是他说他是主观的，是人生观，绝不能施以一种试验，以证甲之是与乙之非！只看他没有法子把人生观同科学真正分家，就知道他们本来是同气连枝的了。
科学的智识论
不但是人生观同科学的界限分不开，就是他所说的物质科学同精神科学的分别也不是真能成立的。要说明这一点，不得不请读者同我研究研究知识论。我们所谓物，所谓质，是从何而知道的？我坐在这里，看着我面前的书柜子。我晓得他是长方的，中间空的、黄漆漆的、木头做的、很坚很重的。我视官所触的是书柜子颜色、形式，但是我联想到木头同漆的性质，推论到他的重量硬度，成功我书柜子的概念。然则这种概念，是觉观所感触，加了联想推论，而所谓联想推论，又是以前觉观所感触的经验得来的，所以觉官感触是我们晓得物质的根本。我们所以能推论其他可参感触觉官的物质，是因为我们记得以前的经验。我们之所谓物质，大多数是许多记存的觉观感触，加了一点直接觉官感触。假如我们的觉观的组织另外一个样子的，我们所谓物质一定也随之而变——譬如在色盲的人眼睛里头蔷薇花是绿的。所以冒根①（Morgan）在他的《动物生活与聪明》（Animal life and Intelligence）那部书里边叫外界的物体为“思构”（Construct）。
什么叫做觉官的感触？我拿刀子削铅笔，误削了左手指头，连忙拿右手指去压住他，站起来去找刀创药。我何以知道手指被削呢？是我的觉神经系从左手指通信到我脑经。我的动神经系，又从脑经发令于右手，教他去压住。这是一种紧急的命令，接到信立刻就发的，生理上所谓无意的举动。发过这道命令以后，要经过很复杂的手续，才去找刀创药上，我晓得手指的痛是刀割的，刀割的最好是用刀创药，我家里的药是在小柜子抽屉里面——这种手续是思想，结果的举动是有意的。手指的感觉痛，同上刀创药，初看起来，是两种了。仔细研究起来，都是觉观感触的结果。前者是直接的，后者是间接的，是为以前的觉官司感触所管束的。在思想的期间，我觉得经过的许多手续，这叫做自觉。自觉的程度，是靠以前的觉官感触的多寡性质，同脑经记忆他的能力。
然则无论思想如何复杂，总不外乎觉官的感触——直接的是思想的动机，间接是思想的原质。但是受过训练的脑经，能从甲种的感触经验到乙种，分析他们，从直接的知觉，走到间接的概念。
我的觉官受了感触，往往经过一个思想的期间，然后动神经系才传命令出去，所以我说我有自觉，旁人有没有自觉呢？我不能直接感触他有，并且不能直接证明他有，我只能推论他有。我不能拿自己的自觉来感触自己的自觉，又不能直接感触人家的自觉，所以研究自觉的真相是很困难。玄学家都说，自觉的研究是在科学范围之外，但是我看见人家受了觉官的感也往往经过一个期间，方才举动。我从我的自觉现象推论起来，说旁人也有自觉，是与科学方法不违背的。科学中这样的推论甚多。譬如理化学者说有原子，但是他们何尝能用觉观去感触原子？又如科学说假如我们走到其他的星球上面，苹果也是要向下落；这也不是可以用觉观感触的。所以心理上的内容至为丰富，并不限于同时的直接感触，和可以直接感触的东西——这种心理上的内容都是科学的材料。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观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有什么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的分别？又如何可以说纯粹心理上的现象不受科学方法的支配？
科学既然以心理上的现象为内容，对于概念、推论，不能不有严格的审查。这种审查方法是根据两条很重要的原则：
（一）凡常人心理的内容，其性质都是相同的。心理上联想的能力，第一是看一个人觉观感触的经验，第二是他脑经思想力的强弱。换言之就是一个人的环境同遗传。我的环境同遗传，无论同什么人都不一样，但如果我不是一个反常的人——反常的人我们叫他为疯子或痴子——我的思想的工具是同常人的一类的机器。机器的效能虽然不一样，性质却是相同。觉观的感触相同，所以物质的“思构”相同，知觉概念推论的手续无不相同，科学的真相，才能为人所公认。否则我觉得书柜子是硬的，你觉得是软的，我看他是长方的，你看他是圆的，我说二加二是四，你说是六，还有什么科学方法可言？
（二）上边所说的，并不是否认创造的天才、先觉的豪杰。天才豪杰是人类进化的大原动力。人人看见苹果从树上向下落，惟有牛顿才发明重心吸力；许多人知道罗任治的公式，惟有爱因斯坦才发明相对论；人人都看《红楼梦》、《西游记》，胡适之才拿来做白话文学的教材；科学发明上这种例不知道多少。但是天才豪杰，同常人的分别，是快慢的火车，不是人力车同飞机。因为我们能承认他们是天才，是豪杰，正是因为他们的知觉概念推论的方法完全与我们相同。不然，我们安晓得自命为天才豪杰的人，不是反常，不是疯子？
根据这两条原则，我们来审查概念推论：
第一，凡概念推论或是自相矛盾，科学不承认他是真的。
第二，凡概念不能从不反常的人的知觉推断出来的，科学不承认他是真的。
第三，凡推论不能使寻常有论理训练的人依了所根据的概念，也能得同样的推论，科学不承认是真的。
我们审查推论，加了“有论理训练”几个字的资格，因为推论是最容易错误的。没有论理的训练，很容易以伪为真。杰文斯（Jevons）的《科学原则》（Principles Science）讲得最详细。我为篇幅所限，不能详述，读者可以求之于原书。
我单举一件极普通的错误，请读者注意。就是所谓证据责任问题。许多假设的事实，不能证明他有，也不能证明他无，但是我们决不因为不能反证他，就承认是真的。因为提出这种事实来的人，有证明他有的义务。他不能证明，他的官司就输了。譬如有一个人说他白日能看见鬼——这是他的自觉，我们不能证明他看不见鬼，然而证明的责任是在他，不在我们。况且常人都是看不见鬼的，所以我们说他不是说谎，就是有神经病。
以上所讲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知识论。用哲学的名词讲起来，可以说是存疑的唯心论（Skeptical idealisn）。凡研究过哲学问题的科学家如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詹姆士（W。James）、皮尔生（Karl Pearson）、杜威，以及德国马哈（Mach）派的哲学，细节虽有不同，大体无不如此。因为他们以觉观感触为我们知道物体惟一的方法，物体的概念为心理上的现象，所以说是唯心。觉官感触的外界，自觉的后面，有没有物，物体本质是什么东西：他们都认为不知，应该存而不论，所以说是存疑。他们是玄学家最大的敌人，因为玄学家吃饭的家伙，就是存疑唯心论者所认为不可知的，存而不论的、离心理而独立的本体。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贝克莱（Berkey）叫他为上帝；康德、叔本华叫他为意向；比希纳（Buchner）叫他为物质，克利福德（Clifford）叫他为心理质，张君劢叫他为我。他们始终没有大家公认的定义方法，各有各的神秘，而同是强不知以为知。旁人说他模糊，他自己却以为玄妙。
我们可以拿一个譬喻来，说明他们的地位。我们的神经系就譬如一组的电话。脑经是一种很有权力的接线生，觉神经是叫电话的线，动神经是答电话的线。假如接线生是永远封锁在电话总局里面，不许出来同叫电话答电话的人见面，接线生对于他这班主顾，除去昕他们在电话上说话以外，有什么法子可以研究他们？存疑唯心论都说，人之不能直接知道物的本体，就同这种接线生一样：弄来弄去，人不能跳出神经系的圈子，觉官感触的范围，正如这种接线生不能出电话室的圈子，叫电话的范围。玄学家偏要叫这种电话生说，他有法子可以晓得打电话的人是什么样子，穿的甚么衣服。岂不是骗人？
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
读者如果不觉得我上边所讲的知识论讨厌，细细研究一遍，再看张君劢的《人生观》下半篇，就知道他为什么一无是处的了。他说人生观不为论理方法所支配，科学回答他，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他说“纯粹之心理现象”在因果律之例外；科学回答他，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他再三的注重个性，注重直觉，但是他把个性直觉放逐于论理方法定义之外。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中里涌出来的”。（参胡适之《五十年世界之哲学》）他说人生观是综合的，“全体也，不容于分割中求之也”。科学答他说，我们不承认这样混沌未开的东西，况且你自己讲我与非我，列了九条，就是在那里分析他。他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科学答他说，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
关于最后这个问题，是科学与玄学最重要的争点，我还要引申几句。
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
玄学（Metaphysics）这个名词，是篡辑亚里士多德遗书的安德龙聂克士（Andronicus）造出来的。亚里士多德本来当他为根本哲学（First philosophy）或是神学（Theology），包括天帝、宇宙、人生种种观念在内，所以广义的玄学在中世纪始终没有同神学分家。到了十七世纪天文学的祖宗伽利略（Galileo）发明地球行动的时候，玄学的代表是罗马教的神学家。他们再三向伽利略说，宇宙问题，不是科学的范围，非科学所能解决的，伽利略不听。他们就于一千六百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开主教大会，正式宣言道：
“说地球不是宇宙中心，非静而动，而且每日旋转，照哲学上神学讲起来，都是虚伪的……”
无奈真是真，伪是伪；真理既然发明，玄学家也没有法子。从此向来属于玄学的宇宙就被科学抢去。但是玄学家总说科学研究的是死的，活的东西不能以一例相绳（与张君劢一鼻孔出气）。无奈达尔文不知趣，又做了一部《物种由来》（读者注意，张君劢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归入他的人生观！），证明活的东西也有公例。虽然当日玄学家的忿怒不减于十七世纪攻击伽利略的主教，真理究竟战胜，生物学又变做科学了。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连玄学家当做看家狗的心理学，也宣告了独立。玄学于是从根本哲学，退避到本体论（Ontology）。他还不知悔过，依然向哲学摆他的架子，说“自觉你不能研究，觉观感触以外的本体，你不能研究。你是形而下，我是形而上；你是死的，我是活的”。科学不屑得同他争口舌：知道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
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
读者诸君看看这段历史，就相信我说玄学附在张君劢身上，不是冤枉他的了。况且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对于伯格森哲学的评论，读者可以看胡适之的《五十年来世界之哲学》。他的态度很是公允，然而他也说他是“盲目冲动”。罗素在北京的时候，听说有人要请柏格森到中国来演讲，即对我说，“我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要请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骗巴黎时髦妇人得来的，他对于哲学可谓毫无贡献，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
然而平心而论，柏格森的主张，也没有张君励这样鲁莽。我们细看他说“良心之自动”，又说“自孔孟以至于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可见得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魂灵，一齐钻进张君劢的“我”里面。无怪他的人生观，是玄而又玄的了。
玄学家单讲他的本体论，我们决不肯荒废我们宝贵的光阴来攻击他。但是一班的青年上了他的当，对于宗教、社会、政治、道德一切问题真以为不受论理方法支配，真正没有是非真伪；只须拿他所谓主观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来解决他。果然如此，我们的社会是要成一种什么社会？果然如此，书也不必读，学也不必求，知识经验都是无用，只要以“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张之”，因为人生观“皆起于良心之自动，而决非有使之然者也。”读书、求学、知识、经历，岂不都是枉费功夫？况且所有一切问题，都没有讨论之余地——讨论都要用论理的公例，都要有定义方法，都是张君劢人生观所不承认的。假如张献忠这种妖孽，忽然显起魂来，对我们说，他的杀人主义，是以“我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张之，以为天下后世表率”，我们也只好当他是叔本华、马克斯一类型的大人物，是“一部长夜漫漫的历史中秉烛以导吾人之先路者”；这还从何说起？况且人各有各的良心，又何必有人来“秉烛”，来做“表率”，人人可以拿他的不讲理的人生观来“起而主张之”，安见得孔子、释迦、墨子、耶稣的人生观比他的要高明？何况是非真伪是无标准的呢？一个人的人生观当然不妨矛盾，一面可以主张男女平等，一面可以实行一夫多妻。只要他说是“良心之自动”，何必管什么论理不论理？他是否是良心之自动，旁人也当然不能去过问他。这种社会可以一日居吗？
对于科学的误解
这种不可通的议论的来历，一半由于迷信玄学，一半还由于误解科学，以为科学是物质的、机械的。欧洲的文化是“物质文化”。欧战以后工商业要破产，所以科学是“务外逐物”。我再来引一引张君劢的原文：“所谓精神与物质者：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其结果则试验室与工厂遍国中也。朝作夕辍，人生为机械然，精神上之慰安所在，则不可得而知也。我国科学未发达，工业尤落人后，故国中有以开纱厂设铁厂创航业公司自任，如张季直、聂云台之流，则国人相率而崇拜之。抑知一国偏重工商，是否为正当之人生观，是否为正当之文化，在欧洲人观之，已成大疑问矣。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务外逐物之感。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
这种误解在中国现在很时髦，很流行。因为他的关系太重要，我还要请读者再耐心听我解释解释。我们已经讲过，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凡是真的概念推论，科学都可以研究，都要求研究。科学的目的是要屏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单简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讲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张君劝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
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诸君只要拿我所举的科学家如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詹姆士、皮尔生的人格来同什么叔本华、尼采比一比，就知道科学教育对于人格影响的重要了。又何况近年来生物学上对于遗传性的发现，解决了数千年来性善性恶的聚讼，使我们恍然大悟，知道根本改良人种的方法，其有功于人类的前途，正未可限量呢？
工业发达当然是科学昌明的结果之一，然而试验室同工厂绝对是两件事——张君劢无故的把他们混在一起——试验室是求真理的所在，工厂是发财的机关。工业的利害，本来是很复杂的，非一言所能尽；然而使人类能利用自然界生财的是科学家；建筑工厂，招募工人，实行发财的，何尝是科学家？欧美的大实业家大半是我们的督军巡阅使，出身微贱，没有科学知识的人。试问科学家有几个发大财的？张君劢拿张季直、聂云台来代表中国科学的发展，无论科学未必承认，张聂二君自己也未必承认。
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
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种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没有功夫细讲。读者可以看四月份《读书杂志》胡适之批评梁漱溟“东西文化”那篇文章。我所不得不主的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是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这一段历史，中国人了解的极少，我们不能不详细的说明一番。
欧洲原来是基督教的天下。中世纪时代，神学万能。文学复兴以后又加入许多希腊的哲学同神学相混合。十七十八两世纪的科学发明，都经神学派的人极端反对。伽利略的受辱，狄卡儿的受惊，都是最显明的事实。伽利略的天文学说，为罗马教所严禁，一直到了十九世纪之初方才解放。就是十九世纪之初高等学校的教育依然在神学家手里；其所谓科学教育，除去了算学同所谓自然哲学（物理）以外，可算一无所有。在英国要学科学的人，不是自修，就是学医。如达尔文，赫胥黎都是医学生。学医的机关，不在牛津，圜桥两个大学，却在伦敦同爱丁堡。一直到了《物种由来》出版，斯宾塞同赫胥黎极力鼓吹科学教育，维多利亚女皇的丈夫亚尔巴特王改革大学教育，在伦敦设科学博物馆、科学院、矿学院，伦敦才有高等教育的机关；化学、地质学、生物学才逐渐的侵入大学，然而中学的科学依然缺乏。故至今英国大学的入学试验，没有物理化学。在几个最有势力的中学里面，天然科学都是选科，设备也是很不完备。有天才的子弟，在中学的教育，几乎全是拉丁、希腊文字，同粗浅的算学。入了大学以后，若不是改入理科，就终身同科学告辞了。这种怪状一直到二十年前的作者到英国留学的时代，还没有变更。
英国学法律的人在政治上社会上最有势力。然而这一班人，受的都是旧教育；对于科学，都存了敬而远之的观念，所以极力反对达尔文至死不变的，就是大政治家首相格兰斯顿。提倡科学教育最有势力的是赫胥黎。公立的中学同新立的大学加入一点科学，他的功劳最大，然而他因为帮了达尔文打仗，为科学做宣传事业，就没有功夫再对于动物学有所贡献。学科学的人，一方面崇拜他，一方面都以他为戒，不肯荒了自己的功课。所以为科学做冲锋的人，反一天少一天了。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同神学的战争，可算告一段落。学科学的人，地位比五十年前高了许多；各人分头用功，不肯再做宣传的努力。神学家也改头换面，不敢公然反对科学，然而这种休战的和约，好像去年奉直山海关和约一样，仍然是科学吃亏，因为教育界的地盘，都在神学人手里。全国有名的中学的校长，无一不是教士；就是牛津、圜桥两处的分院院长，十个有九个是教士。从这种学校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政治上势力最大，而最与科学隔膜。格兰斯顿的攻击达尔文，我已经提过了。近来做过首相外相的巴尔福很可以做这一派人的代表。他著的一部书叫“信仰的根本”（The Foundation of Belief）依然是反对科学的。社会上的人，对于直接有用的科学，或是可以供工业界利用的科目，还肯提倡，还肯花钱；真正科学的精神，他依然没有了解，处世立身，还是变相的基督教。这种情形，不但英国如此，大陆各国同美国亦大抵如此。一方面政治的势力都在学法律的人手里，一方面教育的机关脱不了宗教的臭味。在德法两国都有新派的玄学家出来，宣传他们的非科学主义，间接给神学做辩护人。德国浪漫派的海格尔的嫡派，变成忠君卫道的守旧党。法国的柏格森拿直觉来抵制知识。都是间接直接反对科学的人。他们对于普通人的影响虽然比较小，对于握政治教育大权的人，却很有伟大的势力。我们只要想欧美做国务员、总理、总统的从来没有学过科学的人，就知道科学的影响始终没有直接侵入政治了。不但如此，做过美国国务卿、候补大总统的白赖安（Bryan）至今还要提倡禁止传布达尔文学说。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伦敦举行优生学家嘉尔登的纪念讲演，改造部总长纪载士（Gedds）做名誉主席的时候居然说科学知识不适用于政治。他们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们的张之洞，要以玄学为体，科学为用。他们不敢扫除科学，因为工业要利用他，但是天天在那里防范科学，不要侵入他们的饭碗界里面来。所以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这和前清的经师尽管承认阎百诗推翻了伪古文《尚书》，然而科场考试仍旧有伪《尚书》在内，是一样的道理。人生观不能统一也是为此，战争不能废止也是为此。欧战没有发生的前几年，安基尔（Norman Angell）做一部书，叫做《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用科学方法，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详细证明战争的结果，战胜国也是一样的破产，苦口的反对战争。当时欧洲的政治家没有不笑他迂腐的。到了如今，欧洲的国家果然都因为战争破了产了。然而一班应负责任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却丝毫不肯悔过，反要把物质文明的罪名加到纯洁高尚的科学身上，说他是“务外逐物”，岂不可怜！
中国人的“精神文明”
许多中国人不知道科学方法和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误以为西洋的科学，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庚子以后，要以科学为用，不敢公然诽谤科学。欧战发生，这种人的机会来了。产生科学的欧洲要破产了！赶快抬出我们的精神文明来补救物质文明。他们这种学说自然很合欧洲玄学家的脾胃。但是精神文明是样什么东西？张君劝说：“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我们试拿历史来看看这种精神文明的结果。
提倡内功的理学家，宋朝不止一人，最明显的是陆象山一派，不过当时的学者还主张读书，还不是完全空疏。然而我们看南渡时士大夫的没有能力、没有常识，已经令人骇怪。其结果叫我们受野蛮蒙古人统治了一百年，江南的人被他们屠割了数百万，汉族的文化几乎绝了种。明朝陆象山的嫡派是王阳明、陈白沙。到了明末，陆王学派，风行天下。他们比南宋的人更要退化：读书是玩物丧志，治事是有伤风雅。所以顾亭林说他们“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益之说。”士大夫不知古又不知今，“养成娇弱，一无所用。”有起事来，如痴子一般，毫无办法。陕西的两个流贼，居然做了满清人的前驱。单是张献忠在四川杀死的人，比这一次欧战死的人已经多了一倍以上，不要说起满洲人在南方几省作的孽了！我们平心想想，这种精神文明有什么价值？配不配拿来作招牌攻击科学？以后这种无信仰的宗教，无方法的哲学，都被前清的科学经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不曾完全打倒；不幸到了今日，欧洲玄学的余毒传染到中国来，宋元明言心言性的余烬又有死灰复燃的样子了！懒惰的人，不细心研究历史的实际，不肯睁开眼睛看着所谓“精神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肯想想世上可有单靠内心修养造成的“精神文明”；他们不肯承认所谓“经济史观”，也还罢了，难道他们也忘记了解那“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荣辱”的老话吗？
言心言性的玄学，“内心生活之修养”，所以能这样哄动一般人，都因为这种玄谈最合懒惰的心理，一切都靠内心，可以否认事实，可以否认论理与分析。顾亭林说的好：
“……躁竞之徒，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五经，则不愿学；语之以白沙阳明之语录，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
我们也可套他的话，稍微改动几个字，来形容今日一班玄学崇拜者的心理：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科学，则不愿学；语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学，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
结论
我要引胡适之《五十年世界之哲学》上的一句话来做一个结论。他说：
“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科学方法，我恐怕读者听厌了。我现在举一个例来，使诸君知道科学与玄学的区别。
张君劢讲男女问题，说“我国戏剧中十有七八不以男女恋爱为内容”。他并没有举出什么证据；大约是起于他“良心之自动，而决非有使之然者也”。我觉得他得出的问题很有研究的兴味。一时没有材料，就拿我厨子看的四本《戏曲图考》来做统计，这四本书里面有二十出戏，十三出与男女恋爱有关。我再看《戏曲图考》上面有“刘洪升、杨小楼秘本”几个字，想到一个须生、一个武生的秘本，恐怕不足以做代表。随手拿了一本《缀白裘》来一数，十九出戏，有十二出是与男女恋爱有关的。我再到了一个研究曲本的朋友家里，把他架上的曲本数一数，三十几种，几乎没有一种不是讲男女恋爱的。后来又在一个朋友家中借得一部《元曲选》，百种之中有三十九种是以恋爱为内容的：又寻得汲古阁的《六十种曲》，六十种之中竟也有三十九种是以恋爱为内容的！张君劢的话自然不能成立了。这件事虽小，但也可以看出那“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人生观是建筑在很松散的泥沙之上，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我们不要上他的当！
[说明]此篇原载于1923年4月《努力周报》第48、49期。
①冒根（1866—1945），美国遗传学家，胚胎学家。
